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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陸許多中國人以當“快樂的豬”為最高理想，可以說這也是一種宿命；或者說，這有“文化即命運”的某種歷史必然性。
已故作家王曉波先生曾著文論及東西方文化差異，他認為西方重物質而中國重精神。他的觀點筆者沒有太搞懂，對他的結論頗感迷惑。筆者自忖：是否因為西方人重視物質生活的舒適便利，中國人有“精神勝利”的怪僻，才有如此之推論？但歐美民族自古以來宗教情緒很濃，文化普及，所以有重視內心生活的傳統。他們非常執著於普世價值和終極意義，他們認真對待宗教和道德；特別是把誠信作為人格尊嚴的核心，他們毫不含糊。中國沒有宗教——，所謂本土宗教的道教，是一個巫術成分甚多而理論形態發育不良的准宗教，追求“長生不老”以及所謂“神仙術”、“養生術”、“房中術”是道教的主要內容。中國民族深受壓迫，文化很低，所以極少內心生活，精神麻木，對子女玉帛的嚮往，乃是國民的全部心思。“父做高官子狀元，繞家千頃盡良田；魚池花果樣樣有，嬌妻美妾個個賢；雕樑畫棟龍鳳間，倉庫積聚盡金錢；天長地久人不老，富貴榮華萬萬年。”這首古代打油詩，淋漓盡致地把中國人的現世主義的人生觀和盤托出。中國人固然講道德文章，但多半是停留在口號上，並不認真實行。中國人的人生目的是享受物質，乃是不爭之事實。魯迅曾多次指出中國人只有獸性的欲望而沒有“主義”，這是一大國民劣根性，似乎很少有人對此表示質疑。王曉波先生為何張冠李戴呢？筆者百思不得其解。
中國人沒有理想、只有欲望的國民性，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甚至許多外國人也發現中國人是精神跛腳鴨，例如俄國探險家普爾熱瓦爾斯基論中國說：“親自看見長城所經過的地方，看看險峻的群山，峭壁和深澗，是值得為這龐大的建築驚歎萬分的；但是，北方野蠻人的逼攻並沒有被這個人工障礙物所粉碎，因為城牆那邊的中國沒有另一種和更堅固的防禦——即人民本身的精神力量”。並非中國民族生來就是低劣民族，而是嚴酷的等級和專制制度、特別是文化專制主義高壓統治漫長達幾千年，人民本身的精神力量幾乎已經化為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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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即使古代，並非所有的中國人都沉溺于“獸性欲望的滿足”。中華民族曾經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極大地豐富了世界文化寶庫，儒家學說的精華乃是人類智慧寶藏。儒學精華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精神命脈，它造就了中華民族的脊樑和勞動人民的美好精神品德，因而世代相傳，綿綿不絕。
儘管儒家道德的糟粕因為有帝王專制制度的推波助瀾而使中華民族蒙受悲劇命運，但是中華民族精神之所以始終沒有斷脈，除了源于中國人所特有的土地情結，惡劣的自然和社會條件下的求生本能所形成的生命力之外，更在於儒學精華的維繫，例如孔孟聖人的一些言論所蘊涵的入世思想、民本思想，為仁思想等等對社會精英所產生的影響力和感召力；還有儒家“忠義”道德鑄就了歷代朝野民間仁人志士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為民請命、舍生求義的精神，雖然歷史上具有強烈民族責任感並獻身於社會改革的正直之士並不很多，且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悲劇命運，然而他們的身影卻能夠一代又一代接連不斷地出現，他們是民族脊樑。
然而共產黨執政以後，全面徹底地毀滅民族文化傳統的精華，而以封建傳統文化的糟粕強化共產極權政治體制和文化專制，使中華民族精神命脈幾近於斷根，尤其是毛澤東的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簡直是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的催命符。文革中被共產黨處決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臨死前夕，曾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鐘，他說：“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份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事實正是如此。
例如，人應該有敬畏，從而使自己有所約束，這是人的精神需求之一。在古代儒學體系裏，天地君親師是全民敬畏的物件，但這些卻被共產黨的“興無滅資”、“破四舊”等等運動徹底剷除了。在現代社會，信仰、價值、情義、良心、審美、真理、人格、道德，都是約束人心的精神力量，二十世紀的很多中國人都被這些美好的精神所吸引，所感召，然而這一切都被共產黨的文革徹底掃蕩了。共產黨令人民敬畏權勢，但這不是精神力量，而是利益所在；是共產黨對人民實行鎮壓和欺騙以保障它的特權利益而產生的恐怖效應。因為政治的核心是權力，而權力的本質正是利益。正由於此，人民對共產黨的極權在敬畏的同時，是深惡痛絕和敵視鄙視。
當文革終於成為過去之後，共產黨卻拒絕向民族、向歷史謝罪，而是以不惜代價地發展經濟、號召民眾不擇手段地發財致富，來轉移人民對它的罪惡的問責。在經濟飛速發展、道德堤壩無形崩潰而社會財富滾滾流向權貴手中的背景下，在中國根深蒂固的等級特權和官本位觀念（即天下萬事萬物，無不有貴賤等級之分；掌握財富和享受利益的多少，取決於權力的大小和等級的高低）愈加深入人心、倍加強化熾盛，官權如脫韁之馬，腐敗不可遏制。於是光怪陸離的消費品奢侈品，五花八門的垃圾文化，種種玩物喪志的生活方式的全面登陸，立刻分散了人們對腐敗的注意力。結果造成腐敗毫無顧忌地氾濫，道德淪喪、人性墮落、信仰崩潰、價值錯位。“快樂的豬”應社會潮流而來，歷史無法抵擋。可以說，從大躍進文革到改革開放，是中國人的靈魂在血水裏浸泡過一道之後，又被放進堿水裏浸泡。中華民族所受的災難，莫此為甚。
任何民族，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會有道德淪喪的人，然而在中國今日社會，尤其是在官場、商場和知識界，寡廉鮮恥的規模和程度，為古人和外國人匪夷所思。生活其中，真不知是世界末日來臨，還是歷史發展的一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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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言，今日中國人爭當“快樂的豬”有歷史文化傳統方面的原因，而共產黨的統治，党文化的洗腦，更使中國人的心靈和精神遭受雪上加霜的荼毒，可以說這是今日中國人爭當“快樂的豬”的政治原因。同時還要看到，如今的共產黨允許中國人在物欲領域施展手腳，但是人生更大的空間則被所謂四項基本原則隔絕，那是四堵高牆，中國人不得逾越。四堵高牆之內，聲色犬馬，金錢美女，任人拼搏。而自由價值觀，民主制度，誰也不得窺探。這四堵高牆還在越壘越高，因為共產黨懼怕歷史真相大白，害怕人民知道它的歷史之後，會對它興師問罪。共產黨要人民遺忘歷史。為了鉗制言論，封鎖資訊，它不知投入了多少財力物力。西元四世紀的米蘭主教安布羅斯說：“沒有比腐蝕心靈、束縛意識更可惡的事了。”但是共產黨最熱衷於此道，並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壟斷權力。
改革開放三十年，共產黨拒絕人民分享權力，為了維持自己壟斷權力享受特權利益的地位，它一要防止人民知道它的過去，二要讓老百姓繼續相信共產黨是人民的公僕的鬼話，為此目的，它拼命控制輿論，宣傳謊言，壟斷公眾話語權。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大多數中國人只好面對物質生活“悶聲發財”。然而對絕大多數民眾來說，“發財致富”雖然似乎只有一尺之遙、令人垂涎三尺、可就是永遠不能得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財富落進權力者的腰包；問題在於不可能有公平競爭，權力是註定的贏家。在物質生活領域裏，共產黨的禁忌和限制正在越來越少，因為他們自己正在越來越貪婪。
一方面，已經蛻變為利益集團的共產黨出於它的自私動機，在因勢利導中國人走進物質主義的泥潭；於是引誘國民追求聲色犬馬，創造欲海橫流的時代，是它的最佳選擇。另一方面，既然民主自由價值觀被共產黨斷然否定，自古以來只有獸性欲望、沒有“主義”傳統的中國人也樂於認同今日的共產黨：一切向錢看，當“快樂的豬”。共產黨提出為建設小康社會而奮鬥，那就是一面花裏胡哨的號召國民做“快樂的豬”的令旗，也著實讓許多國民著迷。
現在可以這樣概括：在漫長的封建帝王專制統治時代，中國老百姓如魯迅所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迴圈；在共產黨極權時代，毛澤東視老百姓為磚瓦和螺絲釘、“黨的馴服工具”，毛之後是鼓勵老百姓做“快樂的豬”。中國人從未得到“人”的地位，乃是一以慣之的，而現實是傳統的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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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人爭當“快樂的豬”也有經濟原因。九十年代，在付出生態惡化、資源枯竭、腐敗蔓延、道德崩潰的高昂代價下，中國經濟高速發展，GTP驚人地增長，社會財富空前積累；同時科技的日新月異和社會財富的迅猛激增，為人提供享受物質生活的方式和奢侈品的種類如原子裂變似的不斷花樣翻新。滾滾紅塵，花花世界，吸引人們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遂成時代潮流，不可阻擋。當年毛式一窮二白貧困饑餓禁欲的社會主義，使國民對物質的欲求長期壓抑在潛意識裏，一旦“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開放經濟而政治體制改革原地不動，於是《一千零一夜》裏的那個故事就又上演了：禁錮在小瓶裏沉埋在海底的魔鬼，被漁夫無意中打撈出來又好奇地打開了瓶蓋，結果魔鬼一躥而出，現出龐然大物的原形，再想把它收服，已不可能。
本來生產力大解放經濟迅速騰飛使全體國民對物質生活的改善產生強烈渴望，那也無可厚非；然而由於信仰的嚴重缺失、烏托邦理想的自動瓦解、道德的徹底崩壞和價值的極端錯亂，結果經濟火爆和社會財富激增導致華夏大地出現人心失控、物欲橫流的可怕景象。往昔窮奢極欲的帝王，也未必勝過今日的權貴和富豪。缺乏精神信仰而對財富長期饑渴的中國人，一旦經濟奇跡出現而主旋律號召發家致富，有權者怎能不獅子大張口、長鯨吸百川？普通民眾怎能不爭先恐後地當“快樂的豬”？
財富一旦同愚昧聯姻，其對社會的破壞力將是無與倫比的。經濟崛起把人民驅趕進爭當“快樂的豬”的溝壑，它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意味著什麼，那是不言而喻的。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民族墜入“快樂的豬”的淵藪，它對整個世界意味著什麼？對此，恐怕最樂觀的政治家也會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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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人爭當“快樂的豬”也還有現實原因。人口激增，就業艱難，經濟失衡，生存壓力迫使中國人、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全副身心地應付飯碗問題，一旦飯碗有了著落，特權勢力和暴富闊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們順理成章的追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快樂的豬”自然成為他們的人生目標。當小有財力或驟然暴富後，他們馬上及時行樂，超前消費，無非是聲色犬馬，子女玉帛。因為共產黨給他們創造的時代只能使他們如此。要讓他們聆聽帕斯卡兒的“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人最崇高的歡樂就在於思想”、茨威格的“對我來說，腦力勞動是最純粹的快樂，個人自由是這個世界上最崇高的財富。”這些理念對今日中國青年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海外奇談。
共產黨在消滅了傳統道德、禁錮了現代理念之後，對民眾、尤其是對青年也提出了一些他們僥倖希望有號召力、有吸引力的精神思想，試圖凝聚人心。毛澤東有“老三篇”，鄧小平有“五講四美三熱愛”，江澤民有“三講”，胡錦濤有“八榮八恥”；然而種種的嘩眾取寵的精神文明建設，最後都變成蒼白而脆弱的宣傳。正如學者指出的，這類宣傳只不過造就了徹底偽化的道德說教和最野蠻的利己主義同時存在的局面。道德宣傳一方面成為黨組織、企業與個人的包裝，另一方面成為大眾鄙夷的對象。人們一方面主張毫不寬容的道德完善，另一方面以徹底的投機精神看待萌芽中的市場交易活動，對契約毫無尊重甚至玩弄社會公正概念。社會的敗壞，民族精神的墮落，莫此為甚。
近年來共產黨或明或暗地鼓噪民族主義，想以此來收拾人心。奧運火炬在海外傳遞的那些畫面，就很能說明問題。然而民族主義是一種粗鄙的東西，可以說它是一個潘朵拉盒子。因為民族主義是竭力使本民族保持優勢，在滿足自己利益時不考慮、甚至損害其他民族的利益。一些人的民族主義只會激起另一些人的民族主義。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十分危險，特別是如果它控制了青年一代的意識。這是一種冷酷無情的和令人喪失理智的情感。在今日中國，民眾因受專制制度的壓迫，對社會有種種的不滿，但沒有任何管道合法表達，因而在潛意識裏形成難以排解的鬱悶，一旦共產黨鼓勵和煽動民族主義，以為民族主義可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用以救世，誰能保證民眾的鬱悶不借機傾瀉而出、造成共產黨始料不及的結果？事實上，他們的實用主義已經多次使自己陷於窘境。
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灰飛煙滅之後，黔驢技窮的共產黨為了控制人民的精神，撿拾民族主義作為旗幟，可見共產黨的饑不擇食、不惜飲鴆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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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腐敗向深度和廣度蔓延，爭當“快樂的豬”已然成了中國人的自覺選擇。在今日中國，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害，只要自己日子過得快樂，那麼社會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的種種黑暗醜惡現象，完全可以不必關心，可以視而不見。那些還眷顧社會正義的人，不僅不被尊重，而且遭到恥笑，陷於孤獨。人們對強權俯首貼耳，對弱勢群體冷若冰霜，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油瓶跌到不扶，三錐子紮不出一滴血。天長日久，人人見怪不怪，習以為常，習非成是了。分明是“快樂的豬”，卻自以為是最有體面的人，這真是今日中國人的大悲哀啊！
拋棄了革命幻想的中國人現在都變成了現世主義者，大家在物欲橫流的沼澤地裏享受著快樂，然而，失去了對社會正義熱烈維護的激情，失去了對美好心靈信仰的執著追求，失去了對普世價值和終極意義的探究，失去了康得所說的“有兩種偉大的事物，我們越是經常、越是執著地思考他們，心中就越是充滿永遠新鮮、有增無減的讚美和敬畏，那就是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和我們內心的道德法則”，那樣的話，人怎麼能自以為是高於動物的社會存在？怎麼能感受到因為擁有尊嚴、人格、道義、情操、良知、信念而產生的人的高貴？沒有這些，人活著只是行屍走肉，酒囊飯袋；即使衣食無虞、日夜縱情聲色，充其量也是“快樂的豬”。人活到這地步，生活在一個沒有正義、虛假無處不在的社會，人會得到真實的快樂麼？
有一部當代小說《滄浪之水》，寫出了今日中國知識份子變為“豬人”“狗人”的全過程。既寫了一些人在變化過程中靈魂的掙扎，和更多的人在變化時的得心應手，也寫出了這種“豬狗”化的社會必然性。《滄浪之水》反映了今日中國社會最深刻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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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豬”以沒有信仰為特點。哲人說，沒有信仰的人，我們只能在他的兩眼裏看到貪婪、卑怯、諂媚、兇狠。這是確實的，因為眼睛是心靈的窗戶。筆者相信，善良仍埋藏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只是被灰垢深深污染，被党文化扭曲荼毒；要它再度放射美麗光彩，還有待時日——當中國的黎民百姓終於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的時候。
馬丁·路德·金有言：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取決於它的國庫的殷實，也不取決於它的城堡的堅固，或是公共設施的華麗，而在於它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於人們所受的教育、人們的遠見卓識和品格的高下。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中國有驕人的經濟騰飛，有載人飛船，有原子彈，但是卻沒有道德，沒有“真正的力量”，這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這是中國並沒有受到國際社會的真正的尊重的原因。有人說，公共場所最能表現人的素質，在海外許多地方的公共場所，中國人的形象是糟糕的——誰都知道，能去海外考察觀光的，乃是中國有檔次的人，他們是有資格代表中國人的整體風貌的。說他們的言談舉止有如“快樂的豬”，恐怕並不是辱沒中國人。
“快樂的豬”以物質享受為人生的一切，它蔑視精神。而歷史昭示，重義輕利固然迂腐，但輕義重利、甚至只求蠅頭小利，只能亡國。甘地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一個敗壞的社會一旦物質替代了精神，甚至鄙視精神的時候，最大的歷史悲劇——哀莫大於心死——也就上演了。那就是“有政治而沒有原則，有財富而沒有勤奮，有商貿而沒有道德，有娛樂而沒有良心，有教育而沒有品德，有科學而沒有人性，有崇拜而沒有獻身”。這不正是指今日中國的現狀麼？
今日中國社會，到處是“快樂的豬”，這被宣傳為是太平盛世景象。然而，對一個偉大的民族而言，正是“哀莫大於心死”的最大的歷史悲劇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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