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民黨”一詞是來自“解放”初期，是誰發明的並不重要，主要是針對當時的蔣政權的腐敗、無能而定名，到底他刮了老百姓多少金銀財寶，我無法統計，作為我是那個時代的親身經歷者必然有發言權。就以我的家庭為例，雖不算典型，倒還算是夠得上“品牌”的“官僚”家庭。
我父親行大黃存輔，（評不上官僚，只能算是個小小的官吏罷了）。曾任川軍名將李家玉的駐京代表、二叔黃仲翔黃埔二期畢業後在南京國民黨中央党部任軍人科科長、另外一個叔叔是國民黨航空軍官學校一期畢業，後任飛行大隊隊長、機場場長等職，可以說這兩個叔叔都是高人一等、官職險要；家裏不說三妻四妾，至少也擁有串串丫鬟。
然而我這“刮民黨”的家庭裏只有我們家用了一個丫鬟；二叔因為官位到那份兒上了，家裏有個司機、副官還兼打雜，一個丫頭、一個廚師；只有當空軍這位叔叔家裏也跟我家一樣，僅請了一個丫鬟。
說起這丫鬟，在“解放”後，共產黨要她站出來揭發我們，是否像黃世仁那樣虐待過她，他說：“太太（我母親）給她女兒買衣服必然要買兩件，因為也要給我一件，對我就像親生女。”好啦，她這一說把她應該屬於受壓迫的窮苦人身份說掉了，沒當上居委會的積極分子。
十年浩劫期間紅衛兵來抄我們家，在窮困潦倒的“官吏”家庭裏什麼都沒炒出來，惹怒了紅衛兵們，決定挖地三尺，結果什麼也沒挖出來，紅衛兵們老羞成怒，將我父親帶走，關進牛棚裏批鬥：“你二兄弟跑臺灣去之前留下來的黃金、槍支、電臺在哪里？”最後把家父鬥死在牛棚。當時我因右派關押在農場就業勞動改造，聽此噩耗黯然銷魂。
聯想起“解放”前夕，家父因病住進華西醫院。在一個深夜裏，我二叔黃仲翔貿然來看望家父，不是看望而是道別，他淩晨就要起飛赴臺灣，其中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只有一個兒，就把他交給我帶走，我一定把他當成親生兒看待。”家父躺在病床上有氣無力地回答他：“你們走，我們這家人跟共產黨沒有恩怨，我會同他們友好相處。”為什麼他會出此“進步”語言，那是他從1948年起就在收音機裏專門收聽延安電臺，他從那個時期起，就迷上了毛澤東。雖然二叔並不知道他已染上了“紅色的誘惑”，但臨別時對家父的敬言至今還蘊蓄在我腦際深處，他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望大哥慎重對待。”
二叔從上個世紀20年代就與共產黨打交道，連這點成竹之心都沒有那還成什麼“刮民黨”的高層官員。家父迷信了毛澤東一系列虛假宣傳，到頭來死無葬身之地。因為當時我家窮困到繳納火葬費的錢都拿不出來，母親只好說：“送給你們，隨便怎麼處理都行。”
如今，清明時節人人都在上墳，獨有我以長歌當泣來悼念我家父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帶來的惡果！
我二叔去台後，明知老蔣不會怎樣重用他，（因為在“西安事變”中他和我姨父曾況情發表過一些“親共”的言論。）他深知獨裁者的陰險毒辣，準備退居美國隱居，但腰上無萬貫，怎樣登陸那自由王國。湊巧碰上方超（國民黨在成都最後一任的警察局局長）的侄兒方靖華，在他手上借到一筆錢才敢赴美，在邁阿密定居。
通過我二叔到臺灣後所暴露出在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實情，我有感於：“刮民黨”呀“刮民黨”，“共產黨”的名字不是“刮民”，可現在全世界各大銀行都有他們官員的巨額存款。原因就是“刮民党”絕大多數官員不懂得發揮其做官的權利、不懂得與商人勾結、不懂得挖國家金庫裏的錢。“刮民党”的貪官太少了，還掙得一個“刮民”的招牌，實在有點冤。現在有句：“無官不貪”的時尚語，看來這“刮民”應該辦理個遷移手續，這樣才名副其實。
刮民的貪官們，要慎重考慮，若想中國共產黨儘早垮臺，那你們就更瘋狂的掠奪國家財富，不知羞恥的喝老百姓的血吧，到時候，法網恢恢疏而不漏，你們必然要接受人民的審判，不管你逃到哪里，都要抓獲歸案繩之以法；你們的結局必然是這樣，用毛澤東當年騙“刮民党”軍政人員的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即成拂”。他是個天下第一大詐騙犯，中國的老百姓淳樸善良，絕不能與他同日而語。
這是我真誠地希望中國老百姓不能再受“刮民”者魚肉。我們要呼籲、我們要爭取人的生存權，生存得像個真正做個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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