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區（具體位址隱去）有一座國家大型水庫，興建於上世紀60年代初。當時建設水庫動員了當地社會全部的力量，也佔用了大量耕地，使這個本來就貧困的丘陵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愈加窮途末路。因為經濟的滯後，使群眾交農業稅也成了困難，再加上有些地方官員濫加攤派使農民的生活更加拮据。每年政府的第一次徵稅，老百姓都能很好的繳納，如果有第二次攤牌也會比較順利的徵收。但是如果有第三次，老百姓不但不會拿錢，而且會用鋒利的尖刀伺候收稅人員，大規模的群體抗稅事件也因此而發生。從順從的繳稅到暴力抗稅，從零到爆發，中間沒有任何過度，抗爭，博弈。
還有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新聞，發生在雲南7-19警民衝突事件。事件致使兩人死，41名民警和19名群眾受傷，9輛車被砸毀。事件的根源在於膠農和企業以及政府之間長期的經濟利益糾紛。當地的盛產橡膠，近年來天然橡膠持續走俏國際市場，橡膠的價格不斷攀升，但是與膠農簽訂了購銷合同的企業，卻不根據橡膠的市場價格調動收購價格。這個狀況在當地存在了幾年，政府一直在袒護企業一方。民怨持續在底層發酵，終於釀成了7月19號的重大警民衝突。
這中間存在一個值得思考的地方，民眾的利益長期被侵犯，權益一直被壓制，但是爆發大的衝突以維護自身權益的事件，總是在遭受不公正對待的很長一段時間以後。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狀況？筆者認為因為這其中存在這一個沉默的大多數，而且這個沉默的大多數在中國廣泛存在，形成了一種生態，一種文化。民眾在遭受權益侵害的初期，因為各種原因不容易聚集大規模的民氣，在權益被持續侵犯，令這個沉默的大多數人都變得再也忍無可忍，再也找不到繼續沉默的理由的時候，大規模的抗爭維權運動才會爆發，這是這一種連鎖反應，爆炸效應，也是一種跟風而上的運動。大多數人漠視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往往會泯滅其他有心抗爭的人爭取權利的信心。只有在這個沉默的大多數打破沉默，勇敢的站出來之後，事情才會有所改觀。
這個沉默大多數的存在，我認為主要有下面兩個原因。
得過且過的國人心態。這可以從中國的文化生態中找到原因。林語堂早就說過，“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階層, 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裏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中國有一種文化是對權利的迷信，具體表現為崇上媚權和恥下笑貧。如果權利是被公權力或者是數倍實力於自己的勢利所侵犯，在中國對於這種侵犯保持默然態度是非常盛行的，假使有人打破這種默然以己之力去反抗侵犯，這種人會被人視為傻子。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旁觀者，更是標準的沉默大多數。在中國對其他人遭受不公正待遇，鮮有人會出來主持公道，聲援受害者。每每有人因為自身的權益受侵害時，為引起他人關注，不惜採取極端如跳河自焚等手段。但是這些人對待其他人的權益受害時，也鮮有人出來堅持正義。廣泛的漠視和縱容，為廣泛的侵犯民眾權益事件的發生，提供了土壤。比如某個地方的黑幫勢利長期盤踞，當地居民每每能達成黑勢力願望，再比如某個地方一項非法的稅收被長期攤牌，當地政府卻能每每順利收繳。中國人維護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首先需要國人自己打破自己得過且過的心理狀態。
行政權利對維權發起人的壓制。 在中國發生的民眾維權事件屢屢被行政權力量強行壓制，政府為了避免維權事件所引發的負面反彈，為了穩控社會環境，屢屢對維權活動的發起人動用一切手段，迫使其放棄維權活動，這種現象被某些人形象的稱為“斬首行動”。在媒體報導不通暢，行政權利不受監督的大環境下，這些維權運動的發起人很難去突破行政力量的壓制，如果維權活動的發起人放棄維權，這些維權中流砥柱的撤離，會造成維權活動群龍無首，維權活動最後會難免無疾而終的命運。如果維權運動的發起人不向政府妥協堅持維權，那麼很容易被地方的官員動用非法手段使其失去自由。維權活動發起人的失去自由，對普通維權參與者是一種很強烈的威懾。這是一種強烈的示範效應，如果這種情況發生，維權活動的參與者難免會作鳥獸散，集體放棄維權。
種種原因造成中國存在這樣一個龐大的沉默群體。這個沉默大多數的存在，為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阻滯作用。試想一個對自己和他人被侵權，而集體保持沉默的民族，怎麼能成為一個爭取自由公正等公民權利的載體？在一個沉默大多數構成的社會中，公權力的徇私和舞弊會更容易的推行。在沒有相當的勢利與利益侵犯者去抗衡的基礎下，會造成利益持續被肆無忌憚的侵犯。只有民眾能集體的打破沉默，集體的依法去維護自己權利，集體的不放棄權利，才能推動權利維護運動的發展，達成一個沒有權利被公然侵犯而無法維護的和諧社會。但是民眾集體打破沉默的過程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每一個有良知有擔當的人共同努力，我們需要從現在開始為民眾集體放棄沉默而大聲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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