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六四”的平反問題是我多年以來一直頗為關注並很想探討的內容。最近看到一些作者撰寫的文章，我也想談談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思考。
首先，需要澄清一個概念。即本文中所說的“六四”，實際指的是發生在1989年的那場以學生為主的爭取民主的運動。準確地說，對這場運動稱之為“89學運”或“89民運”較為適宜。而“六四”應該是指中共當局在1989年6月4日對參加“89民運”的學生和市民進行的血腥鎮壓所造成的那場慘案。以“六四”的稱謂來代替“89學運”或“89民運”的稱謂，概念上不夠準確，容易產生混淆和誤解。但既然許多文章已經習慣了這樣稱呼，我也就“入鄉隨俗”。本文亦暫且採用這一名稱，只是對“六四”二字加上引號。
對“六四”平反問題的思考之所以必要，在於為“六四”平反的價值和意義並不完全在於“六四”自身，並不僅僅在於為“六四”正名，或者為“六四”的參加者尤其是死難者及遭受打擊迫害者恢復名譽；而更重要的在於，對“六四”以及和“六四”有關的一系列問題的看法，實際上關係到對中國民主事業、民主運動一系列根本原則性問題的看法。對“六四”平反問題的思考，不僅有助於我們澄清對“六四”的認識，而且有助於我們澄清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許多原則性問題的認識。
一、“六四”平反問題思考脈絡與架構
“六四”平反問題不僅是一個現實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理論問題。這是一個初看起來似乎比較簡單,但深入探討卻會發現竟然有些複雜，需要全面地、詳細地加以梳理才能得出較為合理和準確結論的問題。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平反“六四”的三個前提。
“三個前提”指的是在考慮“六四”平反問題(譬如應當不應當平反、如何平反等)以及實施平反之前,首先需要清理的三個根本觀點,亦是在思想認識上首先需要解決的三個先決條件。即:
1．對“六四”這場運動性質的總體判斷與評價；
2．由誰來實施、主持平反?
3．以什麼為依據和標準來實施平反及衡量平反工作的品質和效果?
第二個層次------平反“六四”的兩個層面。
“兩個層面”指的是對“六四”實施平反所涉及的兩個範疇。當年中共當局對“六四”的定性和處理即是通過這兩個層面或其中之一實施的；今天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考慮當然也離不開這兩個層面，並須以此作為考慮其他細節問題的基礎及框架。即：
1． 政治的層面；
2． 司法的層面。
第三個層次------平反“六四”的四個要點。
“四個要點”指的是在司法的或政治的層面中,確定及實施平反時必須考查清楚並解決好的四個具體環節或曰方面。即:
1．是否存在需要平反的問題?
2．平反的物件或曰客體，即給誰平反?
3．需要否定、推翻什麼樣的定性或結論?
4．應當重新確立什麼樣的定性或結論?
二、第一個層次------平反“六四”的三個前提。
“三個前提”是指我們對“六四”以及對“六四”的平反問題在總體上及根本性的原則問題上首先必須理清的三個思想認識及觀點。
“三個前提”不僅關係到我們對“六四”平反一系列具體問題的看法，更是對平反這個問題宏觀的、總體的把握；而且，也不僅僅是對“六四”平反本身的認識和觀點，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們在中國民主化問題上的根本觀念和思想．因此，它是指導我們關於“六四”平反問題的總的思想原則．
作為前提和先決條件，它主要不是指導或制約有關平反的細節，而是決定平反的根本性的、方向性的、原則性的問題．
倘若不能澄清這三個前提並達到正確的認識，對“六四”的平反工作就不可能在正確的軌道上朝正確的方向順利進行，甚至還可能適得其反，產生負面的後果，無論對“六四”本身或民主化運動都會造成損害。
第一個前提：對“六四”這場運動性質的總體判斷與評價
不解決對“六四”的評價，就談不到對“六四”的平反．既談不上否定以往既有的定性或結論，更談不到確立新的定性和做出新的結論．因此，對“六四”這場運動性質的總體判斷與評價應是對“六四”平反的首要前提。
這裏所說的“判斷與評價”和所有其他前提一樣，不是對有關“六四”的某些枝節問題的判斷與評價，而是對“六四”的根本性質總體上的判斷與評價。
我認為在對“六四”這場運動性質的總體判斷與評價上，主要有關鍵性的兩點需要澄清：
其一，“六四”究竟是不是一場值得肯定的民主運動？
其二，“六四”究竟是不是“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
“六四”究竟是不是一場值得肯定的民主運動？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六四”在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第一次明確地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的口號，提出了“反對一黨專政”、“要求言論自由”的主張，包括悼念胡耀邦、反對官倒等行動，其矛頭也都是直指中共的思想禁錮政策“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官僚特權。因此，“六四”的實質是反對專制、爭取民主，是第一次如此大規模地明確地舉起了民主大旗，與專制政權、專制制度公開對峙。說它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毫不為過。
勿庸諱言，“六四”遠不是一場完美無缺的運動，它存在著種種缺陷和不足，也有許多的失誤（有的在本文中將談到，也有的在我過去的文章中亦曾涉及過），但所有這些缺陷、不足和失誤並不能掩蓋它作為一場偉大民主運動的光芒。至於“六四”的缺陷與不足，完全可以也有必要進行總結和探討。許多當年的參與者一直都在認真地思索著，並從反思失誤中不斷總結吸取教訓、提高思想認識。但是總結缺陷與不足不是為了從根本上否定“六四”。那種認為“六四”不是偉大的民主運動的論調實際上就是完全否定“六四”，不但使“六四”的價值和意義極大地貶值，也使對“六四”平反的價值貶值而變得毫無意義。
有一種觀點認為，“六四”學生的遊行情願、靜坐絕食干擾了中共黨內民主派原本準備實施的政治體制改革計畫和部署。我認為，中共三中全會以後直至“六四”之前，鄧小平及中共雖然在經濟上搞了一些所謂“改革”，但在政治上仍然頑固堅持專制獨裁，拒不實行改革。不但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且大搞“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打壓人民的民主呼聲，鎮壓民主人士，直至64殘暴屠殺學生和市民。中共的專制獨裁本質決定了，中共八十餘年的歷史也說明了：中共的殘暴反動本性絕不會改變，我們絕不能把實現民主的希望寄託在中共身上。如果說中共黨內存在決心推行民主的“民主派”，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勇敢站出來，挺身而出，與中共公開決裂，同人民一起，推翻中共專制暴政，而不是在體制內搞修修補的改良。然而，中共黨內始終沒有人這樣堅決徹底地站出來。這說明，中共黨內尚未產生嚴格意義上的真正的民主派。不但鄧小平根本不是------他的經濟上的“改革”不過是封建買辦辦洋務；而在政治上不但是頑固堅持專制體制的獨裁者，而且是策劃屠殺人民欠下人民血債的儈子手。即使是胡耀邦、趙紫揚也並不能完全稱得上真正的民主派、改革派，因為他們並未完全徹底認清中共的反動本質，並未痛下決心真正與中共徹底決裂，更不用說從根本上推翻中共專制暴政了。雖然他們有一定的實現政治體制改革的願望，也有同情學生和民眾的方面，但歸根結底他們不敢走出與中共徹底決裂、公開對抗的一步，而只希望在中共體制內，在不從根本上觸動中共專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搞改良主義的變革。事實證明，此路不通：不但中共專制利益集團不容許，更何況這種“改革”帶著太多的專制主義的烙印與色彩，甚至比學生的主張缺陷更加明顯和嚴重。因此，他們的“改革”願望和他們本人的悲劇結果就是必然的了。
雖然學生由於不成熟和缺乏經驗，未能想到主動和中共黨內以及知識界的同情力量聯繫、聯合，但中共黨內和知識界的同情力量大多也未能正式地、公開地挺身而出，堅決與學生站到一起，承擔起運動主力軍的職責，而僅僅從側面進行有限的聲援，從而使學生孤軍奮戰。而有一些知識界人士卻充當當局與學生的調停者、說和者，客觀上起了模糊中共反動本質和人們的視線，瓦解人們鬥志，扭轉運動方向的不良作用。因此，所謂中共黨內民主派、改革派的改革設想和方案並不能圓滿解決徹底否定和清除中共專制暴政及其思想體系，建立民主政體，樹立健全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問題。他們以及一些知識界人士的某些帶有濃重專制體制烙印和色彩的思想主張反而是在學生不成熟的思想主張層次上的倒退，反而是對學生思想主張的干擾和消褪。而在今天仍然以此來否定“六四，則幾近於為專制當局張目了。
其次，“六四”究竟是不是“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
中共當局是把“六四”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無論是“4。26社論”還是鄧小平講話都說得清清楚楚，6月4日的血腥鎮壓也正是基於這個判斷而採取的行動。但“六四”的參與者和同情者、支持者絕大多數不同意、不接受這種定性。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他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只是在給共產黨提意見，要求黨糾正某些錯誤。相比之下，中共當局的定性符合實際，而“六四”的參與者和同情者、支持者們的看法卻自相矛盾。
共產主義運動和和共產黨的興起是二十世紀人類的災難，其主要特徵就是一黨專政下的專制、獨裁和殘暴。中共則是其中最惡毒、最無恥的典型。如果認為“六四”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那麼，要就是中共不是專制獨裁暴政；要麼“六四”沒有提出“反對一黨專政”、“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的口號。顯然，這兩種情況都不符合實際。事實上，中共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專制獨裁政體，“六四”也是一場反對專制的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民主運動。
“六四”的參與者們一方面提出了與中共專制暴政針鋒相對的“反對一黨專政”、“要求言論自由”以及“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的口號，另一方面卻又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觸怒專制當局，極力表白、洗刷自己，生怕被“誤解”了自己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苦衷。而中共黨內和知識界的相當一些學運的同情者、支持者們的同情、支持行動，也主要是極力向中共當局解釋說明學生的行為絕對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更有一些知識份子充當中共當局和學生的調停者、說和者，力圖使學生和當局雙方求大同存小異、化干戈為玉帛，實際上等於勸說學生接受當局的招安。凡此種種，都反映了“六四”參與者及其同情者、支持者當時思想認識上的局限性和誤區。長期以來專制暴政“党文化”的欺騙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使大批幹部、知識份子、學生辨別不清共產黨、共產主義運動的反人類、反民主的反動本質，對中共心存幻想，一心企圖在當局容許、認可的前提下和範圍內獲得符合當局法律法規的合法話語權。這種一廂情願的幼稚思想模糊了人們的視線，鈍化了鬥爭的鋒芒，客觀上維護了專制當局。這種以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承認專制暴政合法，並企求專制暴政也承認我合法為前提的思想必然導致運動的軟弱和短視，並最終造成運動失敗。這是包括“六四”在內的中國的民主運動長期以來進展遲緩、難有成效的根本原因所在。“六四”的坦克、槍聲和鮮血不但令人震驚，而且使人猛醒。中國民主運動的嚴酷事實和慘痛教訓說明：不堅決、徹底、自覺、清醒地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異端邪說，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中國的民主。而今天倘若繼續堅持“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觀念和做法，就會嚴重敗壞民主運動，甚至淪為專制暴政的幫兇，成為民主化進程最大的攔路虎和最危險的敵人。今天的民運人士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要想真正實現中國的民主就要徹底破除對中共的一切幻想，從思想上到行動上理直氣壯、義無反顧地堅決徹底“反黨反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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