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元帥在“大三線”的時候，我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具體的時間也就是10個月。
在此之前是在1959年上半年，彭總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我在他率領的這個代表團工作過，臨時職務是翻譯組成員，和他接觸的時間不到兩個月。回國後這個團就解散了，我卻留了下來主持外軍贈送的資料的翻譯工作。7月份翻譯工作結束，彭總的大秘書、“彭辦”主任綦魁英大校叫我到江西廬山親自向彭總彙報資料翻譯工作情況並請示集中起來的小語種專家們是否解散？於是我上了廬山，鬼使神差地趕上了“廬山會議”的會尾巴，在山上住了幾天，最後跟著彭總下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我的任務已經完成，隨即我也就離開了總參。
1959年下半年在全國開展的反右傾運動中，我就因為和彭總的這次短暫接觸而成了重點清查對象，遭到批鬥和離職審查，尤其是廬山之行怎麼也說不清楚。整了半年多，直到1960年4月底才恢復工作。文革結束後，我從我的檔案袋中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懷的小爪子，上廬山被懷疑是傳遍密信。當然，這是事過多年後才知道的。當時我只能交待自己和彭德懷素無瓜葛，更談不上淵源，三軍團時期我是小孩，八路軍、一野和抗美援朝時期我是學生，1954年調幹參軍在軍內地位後低微，他是軍委副主席、副總理、部長、元帥，如果他有山頭，我是山形都沒望見的人。和彭總的接觸完全是工作關係，面對面的時間加起來不到5小時，直接對話總共不到50句。心裏想的是黨內的鬥爭太可怕了，我是命裏活該，任你們怎麼整，整吧！也許因為我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沒什麼分量，反右傾結案時終於放過了我，沒給任何處分，但把我調離中央軍事機關，下放到南昌320飛機製造廠去當車間主任，讓我遠離京城。
6年之後的1965年，彭總到成都任國務院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到成都上任以後他想起了我，通過軍委辦公廳一紙調令，將我從南昌調到了成都。10月份我從南昌經北京到三線建委報到，先被分配到規劃局任代理局長，1966年1月5日改派任彭總的技術秘書。
這裏有必要說說三線建設。
好戰的毛澤東其實心理非常脆弱，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總覺得戰爭在明天天不亮之前就得爆發，為了在敵人襲擊中國東部打爛罎罎罐罐之後還能留下幾件傢伙可以還手，於是下令搞三線建設。中國東部為一線，中部為二線，西部為三線，三線建設就是西部建核武軍工、鋼鐵、機械等行業的企業和設施。沒有論證和計畫，只有毛澤東空泛的號召。
“全國支援三線建設”；
“各行各業上三線”；
“好人好馬上三線”。
“分散、進山、鑽洞”。
到底上了多少項目誰也說不清楚，花了多少投資至今各說不一，沒有個準確數字，轟轟烈烈地依照毛澤東意志辦事。為了統一指揮三線建設的各路人馬，成立了國務院三線建設委員會，又叫做三線建設總指揮部，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兼任主任，也就是總指揮。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長達8萬字的一封信之後，一貫貓戲老鼠的毛澤東，將彭請到中南海吃湖南臘肉，還說：“也許真理在你手裏”。派彭德懷到三線建設任第三副主任（副總指揮），分管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協調。毛澤東給了彭德懷一個什麼官兒呢？我看也就是副省級。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三線建委是在西南局建設委員會基礎上組建的，一套班子兩塊牌子，並不是什麼中央機構。在西南局開會或看演出，首長席上沒有彭總的位子，他只能和我們這些一般幹部一起坐在台下或者坐在後排。他的戰友，志願軍第二任司令員鄧華上將其時正在四川擔任副省長分管農機，行動可能比彭總自由一些。
到彭總身邊工作，我實在是一百個不情願，尤其是當他告訴我是他調我來三線時，我內心真是叫苦不迭，黨內鬥爭太令人傷心了，59年反右傾鬥爭中我的經歷使我明白，這個人沾不得，我知道再次來到他身邊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沒辦法，誰叫我穿了這身軍裝，誰叫我入了這個黨呢？
1966年1月5日，我剛剛走進我的新辦公室，彭總就讓他的侍從參謀景希珍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好像知道我的內心活動似的對我說：“我是有麻煩的人，但我不會給你們惹禍，也希望你們不要再給我添麻煩”；“在我身邊工作是黨的工作要你們做，不是我彭德懷的事要你們做”；“在我身邊工作，第一條就是要小心謹慎，尤其是你們現在跟著我，你們的言行必須處處注意，我們牆外有耳身後有人喲！”就這幾句話使我膽戰心驚。我雖不像一般認為彭總到三線是東山再起，但認為降級使用是廬山會議後給他的處分。聽他這麼講，我明白了他的事兒還沒有完，想來他自己也明白他的事兒沒有完。當時在座的除了景希珍之外還有柯柄松上校，他是軍委辦公廳派來和彭總同時入川的。從彭總辦公室出來後，柯柄松到我的辦公室坐了一會兒，對我說要記住彭總的話，有什麼工作和生活上的需要可以找宋人俊，同時告訴我要注意宋人俊，如果讓宋人俊抓了小辮子對自己對彭總都不好。還告訴我宋人俊是地方幹部，西南局派來的，是彭總的行政生活秘書，他會來找你的，他說什麼你都聽著，該怎麼對答你自己要有原則，只要不牽連著老頭子（指彭總）怎麼都行。沒幾天宋人俊單獨向我傳達了李井泉的指示，至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彭德懷同志到三線工作是毛主席決定的，毛主席把他交給了我，他的工作、安全、生活，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向毛主席負責”。
宋人俊不知道，1959年在廬山八屆八中全會開會時，我是親眼看見李井泉如何鬥彭德懷的。對這位毛澤東手下的“西南王”的伎倆並不生疏。宋人俊要我當他不在彭總身邊時我看見的彭總的活動告訴他，他好向李政委（李井泉）彙報。我因為柯上校事先給我打了招呼，很冷靜地回答了他。後來，我們發現宋人俊是拉大旗作虎皮，他一個月也難得見李井泉一面，根本不存在李井泉聽他彙報的問題。他只是每天寫《工作日志》，記了些什麼我們不知道，記完了交到辦公廳，當天的《工作日志》交上去後將昨天的那一本《工作日志》領下來，如此循環往復的記，整個三線建委只有他一個人記《工作日志》，除他之外誰也不記會什麼《工作日記》，也沒有這項制度。景希珍告訴我宋人俊記的彭總的行蹤，沒記什麼工作。那個時候我就想，我的工作環境這麼惡劣，都是因為彭德懷，而彭總到成都雖然不像吳家花園那樣遭軟禁，但仍在鷹犬環伺之下生活。為什麼？毛澤東記仇放不下他。
彭總在三線的工作不多，可以說多數時候無事可做。分管能源：煤炭方面攀枝花鋼鐵基地配套的攀枝花煤礦正在建設，廣旺礦務局有一個煤礦在建設，其餘的煤礦都是在原生產規模上的擴建；電力方面只有渡口火電廠在建，龔咀水電站在建。其餘的項目都還在各自的條條塊塊審批過程中，他插不上來。其餘像核武、軍事工業、機械工業甚至農業機械等方面的項目不許他過問，有關檔、資料也不發送給他。他成天在辦公室看書聽收音機，無事可做，我們也跟著他閑得發慌。我和柯柄松議論過：毛澤東派他到三線絕對不會是讓他來工作，有點兒像封建皇帝貶逐重臣發往軍台效力的作派，下一步還將如何整治他雖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會奉詔還朝。我們都希望彭總的問題早日塵埃落定，我們好早日離開“三線”回到軍內。
啟動文革的《5·16通知》下達後，西南局召集了一次廳局以上幹部參加的會議進行傳達，宣讀了《5·16通知》全文，傳達了毛澤東在他召集的大區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其中就有彭德懷就是今天的海瑞、“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等“聖旨”。西南局宣傳部長，也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劉文珍還在會上點了彭總的名，說“右傾機會主義頭子、反黨分子彭德懷就在我們建委，不批判能行嗎！”當時我想到劉文珍算個什麼東西，沒有李井泉的授意他敢這麼講麼？李井泉未得毛澤東的許可敢這麼推出彭德懷來批麼？由於有意安排，彭總沒有參加這次傳達會。他參加的是第二天在永興巷三線指揮部的群眾大會，他聽到的只是《5·16》通知，沒有毛澤東的講話。當我向他轉達在西南局禮堂聽到的毛澤東講話和劉文珍的講話時，他笑著對我說：“這次運動不是針對我的”，“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再燙還是死豬”，由他去罷。沒過幾天，永興巷三線指揮部辦公大院和西南局裏都貼出了許多聲討彭德懷的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中“會理奪權”，“違抗中央指示發動百團火戰”等情節，我是第一次看見，顯然是有人在幕後指使；“授意死黨鐘偉大鬧軍委會議”，“死黨蔡鐵根惡毒攻擊毛主席”等內容，彭總也是前所未聞的。他三兩天出去看一次大字報，由景希珍和司機趙鳳池陪同，出去之前還向辦公廳打個招呼。8月6日成都後宰門體育場彭德懷第一次登臺挨鬥，柯柄松和我有幸站在他身後陪鬥。會後回到永興巷指揮部，彭總向我們兩人道歉，說是他連累了我們，很對不起；還說毛澤東“到底不放過我，不整到住他不放手，我是在劫難逃囉！”還讓我們作好準備，他現在沒有工作可做，用不著我們了，他會想辦法將我們從他身邊調走。
當年8月15日三線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華建議彭總到永榮礦務局視察，是有意讓彭總避避風頭。當天由趙鳳池開車，景希珍和我陪同彭總到了永榮礦務局。第二天上午開會聽彙報時聽說造反派要組織圍攻，就轉到曾家山煤礦視察。吃晚飯時彭總和我們，還有礦務局的幾位領導正在食堂排隊打飯，忽然礦上的有線廣播在播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我一聽心想懵了，這篇文章去年就登在報上了，今天在這兒廣播是什麼意思？我立即對景希珍說恐怕要出事，如果排隊的工人認出彭總來是個什麼結果很難預料，我們兩人將彭總架出了食堂回到招待所，剛進屋坐下，工人造反派就把招待所包圍了，喊口號要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懷，“打倒野心家彭德懷”！彭總腰枕被蓋斜倚在床上，破口大駡“黑心腸”！“整人整到住，”“不搞到亡黨亡國鬼都不信”！永榮礦務局龍善培局長和礦務局的領導來了，炊事員也把飯菜送來了。吃飯時我才知道龍局長是志願軍的營教導員轉業，礦務局好幾位領導都是轉業軍人，他們得知彭總要來早作了準備。永川縣武裝部的部長帶領部隊在招待所門口站崗，還聯繫了內江軍分區和江津軍分區作好策應支援保護彭總的準備。龍局長還對我說程子華副主任要他保護彭總，在礦上率礦警保護。彭總執意要回成都，第二天龍局長帶了一卡車礦警護送到了內江才回去。回到成都，程子華來看彭總，彭總拍桌子斥責程子華不該讓他出去躲，他說：“躲什麼？躲個鬼，我彭德懷為什麼要躲”？！“躲脫不是禍，是禍躲不脫，就是一個死嘛！我不怕，我不會檢討，也不下跪求饒”！程子華說：“成都太亂，毫無程式可言，明著批鬥還好說，就怕有人趁亂下毒手整死你，我不好交代”。彭總說：“什麼有人？有人就只一個人，離開北京我就沒想過活著回去”……。程子華要我看好彭總不讓他出門，有什麼事直接找他，並且告訴我現在只有一個人在主持三線工作，李井泉、閆秀峰等主任副主任都不來上班了，造反派天天來鬧，要特別注意不要讓他們看見彭總。
9月份我得到組織部通知，調我到雅安西機器廠任黨委書記、廠長。這個廠是航空儀錶廠，是當時三機部的三線建設項目，正在建設之中。由於我的任命手續還要經過在京的三機部辦理，我奉調之後還不能立即赴任。沒有誰來接替我的工作，把檔資料連同鑰匙交到辦公廳就算完事，只等部令一到我就奔赴雅安。閑來無事我一個人逍遙了幾天，思索著這個並非針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兒。還考慮我認為毛澤東視為死敵的彭總最後是個什麼結局？因為我已是彭德懷黑爪牙了，他的結果如何必將對我產生影響。再就是每天陪他下幾盤象棋，他的棋藝不高，我也是臭棋水準，消磨時間排遣寂寞而已。那時他身邊只剩下景希珍和趙鳳池兩個人了。他對我說：“你是三機部來，我讓他們還是放你回三機部去，並且要他們把你轉業下地方。對不起喔：因為我這兒你不能呆了，軍隊也不好再幹了！”。聽了之後我心裏一陣酸楚，這個老頭兒在這個時候還考慮如何安置我，好人哪！國慶日當天，我去向他辭行，因為我過節後的10月3日就要到雅安去了。他留我吃午飯和晚飯，我們下棋談天，我對彭總說“你總以為你和毛主席的分岐可以說得清楚，我看你說不清楚，他也不會給你機會讓你說清楚。”“這次運動你估計得很正確，目標不是你，可還是沖向你來了。”“你和毛主席過節太多，廬山會議上他嚎啕大哭，要和你算毛岸英死在朝鮮的賬，你怎麼能消去他心頭之恨嘛”！彭總說：“幾十年相處，我知道了給我挽了好多個圪塔，恐怕到死都解不開，只有我們兩個人死了一個才解得開，莫辦法的。”“他處在這個位置上，党的許多章法就不正常。53年整高崗他就想把我搭進去，這次整劉少奇還能不聯帶整我？！”“這麼大的一個黨，誰也別想一手遮天，他也不行。你信不信？一個人是胡弄不了天下的”。我對彭總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就不相信黨中央，不信任毛主席了，今天共產黨我也不信了”。他很激動地抓住我的手說：“不行！思想認識問題怎麼想都可以，千萬不要說也不要寫，亂說亂寫你要倒楣的”。“這個黨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黨，主義是不錯的，為窮苦人求解放為人民服務總不是錯的。你要下去當黨委書記，要記住自己是幹什麼的，亂說不得喔！”我沒敢告訴他我早已不信奉馬列主義，我參加共產黨是誤入岐途。臨分別時，彭總送了我一張他的彩色照片，牽著手送我到大門口。
1966年12月下旬，景希珍打電話要我回成都，他對我說永興巷站崗的衛兵擋不住紅衛兵，彭總已經被抓去批鬥幾次了，還在成都地質學院被關了一天一夜，要我回成都幫他聯繫部隊保護彭總，還對我說三線指揮部的頭頭兒一個也找不著，現在是造反派爭著要鬥彭總，形勢很危急。我12月23日趕到成都永興巷，正趕上四川大學的紅衛兵揪鬥彭總，景希珍和警衛戰士護住彭總，不讓紅衛兵抓彭總上車，我看雙方雖然緊張對峙，但學生們並不是義憤填膺，好多人擁擠著要看彭德懷是個什麼樣子。我發現他們8·26兵團的頭頭江海雲在場，我向她說批鬥彭德懷可以，我要向中央軍委請示，批准了你們將人帶走，我們的醫生、護士、警衛要跟了去，你們組織還得給我們打張條子，健康的人交給你們，你們必須安全的送回來。她竟然被唬住了，幾個人商量一陣就帶領紅衛兵撤走了。幾十年之後，我在四川科技情報研究所碰見江海雲女士，她說看見彭總疲憊不堪一副老農民樣子就不想鬥他了，第二天在永興巷我們8·26就沒有參加嘛。第二天是24日，北京地質學院的紅衛兵領袖王大賓拿著中央文革的批示來到永興巷三線指揮部要抓彭總回到北京批鬥。我看了中央文革的批示後告訴了彭總，他說：“那個婆娘搞的鬼。你替我問毛澤東，他不發話我不走”！我和景希珍兩人都打電話，毛澤東的電話、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都打不通，好不容易我接通了總理辦公室的電話，李福德秘書請示後告訴我：“由成都軍區派人護送來京”，重複了兩遍。我叫王大賓也聽了這個電話，紅衛兵撤出了指揮部大院。成都軍區余洪遠副政委來了，向王大賓宣讀了周恩來的電話指示，向彭總請示後對王大賓等人和我說了，3月25日8次車送彭總回京，但幾條街的紅衛兵仍然圍住永興巷不走，余洪遠調了一連人來加強指揮部的守衛，一直到25日晚護送彭總上了火車才開走。那兩三天，三線指揮部、西南局所有負責人都不露面，沒有受衝擊和打倒的負責人一個也見不著，應付紅衛兵糾纏和聯繫部隊以及堵住樓口、過道，保護彭總不受衝擊的人，全是指揮部的一般幹部，許多人幾天下班也不回家，守住彭總。
25日下午成都軍區扶庭修參謀長帶了一攤戰士和4個軍官來到了永興巷，找到景希珍和我，一起替彭總收拾行李，一切準備妥當好，扶參謀長和我陪彭總喝茶，景希珍去領彭總的工資。會計廖靜是省委書記廖志高的娃戈，她拒絕發給，扶參謀長勃然大怒，帶了幾名戰士親自跑了去，領來2000元交給彭總，約相當於彭總5個月的工資。據我所知這大概是他一生最後一次領工資。他到北京後曾有一次要三線指揮部把工資寄給他，還是這個廖靜就是不寄。當然這是後來的事了。當晚9點鐘，成都鐵路局廖清泉局長開車來接，我們一行隨同彭總到了火車站在軟席候車室休息，扶參謀長讓廖姓營長和了各軍官及一班戰士和彭總見面，當面交待了保衛任務。11點由重慶開來的8次車進站，廖清泉局長把列車長叫來候車室介紹給彭總和廖營長後，扶參謀長、廖局長、我和景希珍一同送彭總登上加掛的一節軟席車箱，彭總住進了包房。王大賓要和彭總同住一房，被我讓廖營長轟了出去。景希珍檢查以後對我說可以放心了，整節車箱除了軍人之外沒住任何人。扶參謀長、廖局長告辭後，我對彭總說路上不會有什麼問題，從成都軍區和成都鐵路局的態度來看，中央還是保護你的。他對我和景希珍說：“別天真了，哪兒還有什麼黨中央喲。我不在乎他們保不保護我，也不稀罕誰來保護！”握手再見，他抓住我們兩人的手說：“再見！還能再見嗎？！”就這樣彭總孤零零的一個人回北京去了。事後知道的是彭總回京後立即遭到了軟禁。12月26日我驅車回到了雅安，景希珍到四川省軍區報到去了。
3個月之後的1967年3月份我被川西機器廠的造反派拉上主席臺批鬥，三頂帽子：“三反分子彭德懷的黑爪牙”、“修正主義各國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造反派奪了權。好在雅安軍分區方司令員和空軍駐廠軍代表雙仁貴保護我，我得以陪宋司令釣魚，還花了近兩年時間研讀共產黨的聖經——《資本論》。1969年12月7日不知是那道衙門的什麼官兒下的命令，半夜時分將我投進了雅安三元宮監獄，身陷囹圄。有個特殊的身份叫做“未決犯”，有項不叫任務的任務——接受外調審訊，中心內容是揭發檢舉彭德懷和交待自己與彭德懷的“罪惡關係”。又因為頑固不化和死不認罪，升級為單獨監禁，押到廬山縣苗溪茶場特區監獄，有幸與馬識途、胡風、梅志、張仲良等人成為一匹山下的難友，直到1975年帶著“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影響有嚴重的思想認識錯誤”的結論走出監牢。其時彭總已去世半年有餘。到1978年5月，在彭德懷、張聞天追悼會半年之後，我的結論為改為受彭德懷同志冤案影響被非法監禁六年多。我這才算是徹底地離開了彭德懷元帥。
我在彭總身邊這一段往事，記憶太深刻了。
彭總很沉重地對我談過“與毛”幾十年相處：“我知道他給我挽了好多個圪搭，恐怕到死都解不開。只有我們兩個人死了一個才能解開，莫辦法的”。現在毛澤東與彭德懷二個人都死了，一個去見馬克思去了，一個去見秦始皇去了，各有各的歸宿。歷史和自然規律把你們的圪搭解開了，但歷史還在繼續，在歷史天平上，二個人的是非公道，功罪人們自然會有定評的。
二00八年七月廿二避震時寫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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