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甕安縣，可以說是和四川省汶川在地震之前一樣鮮為人知，它只不過是一個遠離人們視線的偏僻小縣城。而恰恰是這座偏僻的小縣城同樣是爆發了和汶川地震同樣效應的政治地震，使得它出現在了世界面前。在那幾幅燃燒著的縣政府和公安局大樓畫面下，在那萬民同仇敵愾及其憤怒的表情中，人們看到的不僅僅是因為少女李素芬之死因不明所帶來的群情激憤，而是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在多少年來被長期壓抑的感情宣洩，造成這種感情的社會根源就是全國普遍存在的因官場腐敗所帶來的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等現象到了已經忍無可忍之時而必須爆發的臨界點，而李素芬案件的發生也就必然成了這一總爆發的導火線。
我們先看看貴州省的政治生態。有關雲貴高原的貧窮落後在此就不要說了，但是，雲南和貴州兩省的高官貪污腐敗卻是在全國出了名的，這也就應了“窮廟富方丈”之說。早在幾年前，雲南省省長李XX是因為貪污腐化被繩之以法的；而時隔不久，貴州省原省委書記劉方仁也緊跟著落馬，而劉方仁的貪污受賄卻在告訴人民這樣一個現實：共產黨官員的貪污受賄活動不但是具有非常的兩面性，而且是極端的殘忍。
“他，是一個‘勤政’的高官，曾經誓言讓貴州人民儘快脫貧；他又是一個‘工作並吞噬’著的貪官，一次就可吞入500萬。”（2003年07月10日08:51:06 新華網 ）
這位“曾經誓言讓貴州人民儘快脫貧”的“高官”就是原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你看，貴州省每年用於“氟中毒救治”中的爐灶改造的資金只有區區50萬元，而他一次撈的人民的血汗錢就達這個資金的10倍，可以用來作為預算支付爐灶改造10年！
注意，這500萬不是劉方仁所撈的錢的總數，它僅僅是一個零頭。現在民謠說縣幹部貪污受賄幾十萬不奇怪，廳級幹部弄它個百把萬不稀奇，而省級幹部搞個上億元也不再讓人很吃驚。群眾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不過仍然是先有事實才有民謠。但背後的黑幕我們還是無法知曉。我們只能猜測劉所撈的錢，夠讓貴州的許多人脫貧，讓他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讓許多仍然有可能氟中毒的可憐的人們從此擺脫病魔的威脅了！
而在劉方仁被揪出以前不久因經濟罪案被捕的原貴州省副省長劉長貴所涉嫌的錢就“高達數億”（見《鳳凰週刊》，記者劉擎）。我們不知道這“數億”是多少，但是，我們有把握認為：如果將劉方仁、劉長貴，以及在此之前的閻建宏、盧萬里、郭政民等一大批原貴州身要職的貪官所榨吸，或弄得不知去向的錢加起來，絕對大大的超過三億，它不僅能全面實施貴州高達1900萬人的氟中毒的治理工程，而且有足夠的財力對爐灶進行維修，或改善氟中毒地區的經濟狀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貴州，一個讓人傷心落淚的省份，一個在外省人眼中貧窮落後的象徵。它是中國的“第三世界”，是世界的“非洲”，是窮人的“嘯聚之地”，也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如果我們從1993年的貴州省公安廳廳長郭政民以及貴州省“第一夫人”閻健宏的“落馬”算起，我們會發現，眾多高官的墮落已經形成一種“群貪”現象——原副省長劉長貴、原交通廳長盧萬里、原地稅局長羅發玉、原新聞出版局長姚康樂等等省廳級幹部，在貴州這麼一個貧窮落後的地方，竟然存在著一個“貪官司令部”，也從此不難看出，有著這麼一個貪官司令部，下面出現任何問題也都必然是正常的了，今天發生在甕縣的群體暴動事件，也正是底層民眾在忍無可忍之際向當地腐敗官員發起的集體抗議。
由於省級幹部都是如此肆無忌憚的貪污成風，作為甕縣的老百姓也必然會受到當地官員的盤剝和侵害，在這次時間之後，甕安縣居民陸老太太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她兒子兒媳常年在外地打工，她家是貧困戶，只能是吃上飯填飽肚子。她還表示，各級貪污腐敗官員向企業要幹股的索賄受賄風氣也是當地爆發群體事件的深層原因之一。如，一個老闆建立一個廠的話，局長、縣長要拿幾份幹股，那些貪官不給他們幹股，就不給批項目。這樣一來，當地的腐敗風氣就愈演愈烈，老百姓又投訴無門，只有趁機對積壓多年以來的怒火進行發洩。
無疑，這位陸老太太的說法廓清了甕縣這次群體事件的歷史面目和根本原由。同時，也告訴了人們這樣一個道理：老百姓是在無法通過正常官方管道和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才進行群體抗議的。
從中國最近幾年以來的各地所發生的群體事件來看，無不都是因為老百姓在當地官員的壓榨下走投無路才被迫進行群體抗爭的，而且也無不都是以失敗為告終的。我們在回憶像汕尾、萬州、太石村、臨沂等地的群體事件時，在回憶到法輪功和愛滋病患者時，我們就很快的聯繫到高智晟、郭飛熊、陳光誠、胡佳以及剛剛因為報導四川地震被捕的黃琦等民間維權人士，從他們的相同結局來看，我們很快就會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只要你敢於維護老百姓的合法權益說真話，哪怕說出的真話就是為了貫徹落實共產黨的政策法律的，也要遭到地方那些既得利益集團的迫害和鎮壓。因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最高綱領是“穩定壓倒一切”，也就是說，不論任何一個地方，也不論出現任何問題，矛盾都不能上交，都要在當地就地消化和解決問題，至於由誰來解決問題和用什麼手段解決問題，中央也就管不了那麼多了。所以，各地的政府官員也就有恃無恐的任意踐踏國家法律和人民利益，憑藉著党管軍隊、党管法律的政治優勢，對所有依法維權的群眾以及他們的代言人進行隨意迫害已經成了各地政府官員共識。這也就形成了全國各地維權運動儘管是方興未艾而卻是屢戰屢敗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官府和民間都不願意看到的是，由於老百姓無法通過正常的上訪、申訴等行政手段和法律程式來解決問題，也就只有等待偶然的機會去宣洩自己的不滿和憤怒，從剛剛發生在貴州甕縣的這起被當局定為的“打砸搶”事件和上海市的楊佳案件，再上溯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群體事件及其結局，所能夠看到的就是依法維權的道路已被堵死，剩下的也就是老百姓在走投無路之際瞎折騰和等待鬧事的機會了。
我們不難設想，如果當地的老百姓能夠把他們多年以來受到的種種不公正通過行政或者法律手段解決了，就不會發生僅僅因為一個女孩子死因不明鬧出火燒縣政府、公安局的事件，而比這更加可悲的是，當局把這一原本是群眾對政府官員腐敗不滿的抗議事件結論為是“黑社會性質”的問題，在撤換了縣內的幾個領導人後，又大肆抓捕所謂的黑社會組織及其成員，這樣一來，也就把所有的社會矛盾不了了之了，貪污腐化的官員仍然逍遙法外，老百姓的利益還是受不到保護，難道說這種結果及其隱藏的問題不比“甕安事件”帶來的隱患不更加令人擔憂嗎！
應該說，貴州省也是一個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重鎮，如著名民運人士袁紅冰早年就在貴州大學法學院工作過，民間維權人士陳西、廖雙元、黃燕明等都曾經為推動中國的民主自由作出過犧牲和貢獻。我想，歷史和人民不會忘記他們。就是在這次“甕安事件”中，他們仍然積極的投入事件的真相調查之中去，希望能給老百姓一個令人信服的交代，可我們看到的卻是當地政府對他們的施壓和警告，由此可見，由於民主勢力的弱小和被禁止，中國的老百姓要想獲得真實的情況和聽到真實的聲音的確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中國人的維權道路被堵死是在1989年“六四”之後，當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先生提出的“應該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宣導被無情的武裝暴力粉碎後，中國也就從此陷入了人治的怪圈之中，從黨內到黨外，從政府到民間也就不再有自由民主的聲音，看不見法治的形象，直至發展到全國各地民間面對日益猖獗的腐敗不得已的自發起針對當地政府官員違法亂紀的維權活動，發展到因為維權道路艱難和被堵死所導致的一次有一次群體抗爭事件。面對現實，我們不能不又一次沉重地感受到1989年那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失敗之可惜，它令人心碎，令人扼腕痛惜！
由於政治制度的弊端和法紀的嚴重敗壞，中國人的心態在日漸扭曲，情感在變化無常，可以預言：只要中國不儘快實行政治改革並還權于民，未來的亂子會愈演愈烈，各種惡性事件會層出不窮。我們又看到，昨天（7月21日）早晨發生在雲南省昆明市連續發生兩起公車爆炸案件，造成3人死亡，14人受傷。就在3天前，雲南省孟連縣又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孟連縣逾千名農民上街抗議，抗議當局強行征地，以及強迫他們以低於市價四成出售收成。警方開槍打死兩位村民，另有數十人受傷。又，廣東惠州博羅縣7月17日發生一位湖南籍“搭客仔”（出租摩托車者）遭警方毆打致死，引發數百名湖南農民工抗議。示威民工掀翻警車，怒砸當地治安隊辦公室。浙江省玉環縣7月10日一位民工遭公安毆打，引發數百名民工連續三個晚上襲擊當地坎門派出所。。。。。。。。。
在這短短的一個月之內，就發生了這麼多群體事件，而且都是針對為政府服務的公安部門的民眾集體抗議活動，這些已經足以證明，這個社會並不安定，出事地方的政府並沒有“以人為本”，所謂的“安定團結”只是一句空話而已。
中國有兩個人所共知的“典故”，而且都是出自貴州，一是“夜郎自大”，二是“黔驢技窮”。網路作家陸文先生經常在文章中戲耍“夜郎國”，我不知道陸文先生所指的這個國家是誰，但我覺得不應該是我們這個有著13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吧，何況有著“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著他；再者說，我們已經自稱“改革開放”30年了，難道這樣一個國家還屬於“夜郎國”並自以為是、為大並漠視世界文明的國家嗎？我想，不應該是。還有，眼看著奧運會就要在在中國召開了，我們更加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借此展現大國風采和華夏文明，拋棄與世界文明潮流格格不入的垃圾糟粕，儘快的將中國融入文明一體，才有著奧運會在我們國家召開的意義和效果。否則，仍然採取讓各地的腐敗政府官員胡作非為並堵塞老百姓的上訪道路和民間言路，即使在高壓下維持現狀，包括維持到奧運會的召開和結束，只要老百姓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民怨、民氣還會隨時隨地爆發，發生在貴州的那個“黔驢技窮”的典故還會在現代各地重演，我們將不情願地看到那一個個貌似龐然大物的驢子最終被識破本質的小老虎吃掉，也就是說，那些嚴重脫離群眾、自以為大、身無一技、無所事事的腐敗官僚者們終將被民心吞噬。
歷史在過去和將來都已經告訴人們這樣一個真理：民心不可違，民意不可辱，民情不可怠，民言不可堵。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真正俯下身段傾聽老百姓的呼聲和認真負責的解決問題。否則，如此下去，和諧社會又從何談起，歷史責任又怎能推卸責任掉呢！
2008年7月22日星期二
於徐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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