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的最後餘震還在四川人的心中持續，這心靈的震盪引發出我們對這個體制的思考和批判。地震使十萬人生靈塗炭，這既是地震之痛，更是體制之痛，是一党極權體制舊制度下的又一次對生命的漠視和埋葬。
預報：舊制度總是以國家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以國家現實利益犧牲人們現實利益。以奧運的名義犧牲公眾的知情權和生存權，正如媒介已披露的好樣，這並不只是四川地震局的錯或國家地震局的錯，這錯在最高當局。即使預報了可以挽救數萬人的生命，但對他們卻沒有多少好處，他們寧可選擇後者。中南海那幫人並不是不知道大地震爆發的可能，他們只是不預報而已。它對人民和人民生命的漠視說明，中共既不是“三個代表”也不是“利為民所謀”，他們只是他們自己。他們只代表他們自己的利益和利益集團。
抗震救災：舊制度的意識形態和利益格局還體現在對餘震的預報和“抗震救災”的處理上，它同樣體現出中共政府“執政能力”的缺失和腐敗。
總體而言，與七十年代的唐山大地震相比，中國社會有了不小的進步，人們在餘震中可以不必再讀毛語錄，可以不再鬥私批修了。但我以為2008年的這種“進步”主要體現為因社會共同進步所帶來的開放大前提，那些以為大地震帶來了或肇始了“公民社會”的好人們應該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唐山大地震有預報（預報准不準確那是另外一回事）！這次汶川大地震卻沒有預報！唐山大地震曾體現出政府各階層（特別是地方基層）在大災難面前的一種關懷，這種“關懷”當然帶有毛時代的蒙昧特徵，也由於物質條件的限制並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搭上地震棚。但在30多年後的今天，在“人民生活水準已有相當提高”的今天，人們卻很難感覺到這樣的“關懷”（直接受難的重災區人民另當別論）。
面臨不斷的餘震，政府的主動精神除了親臨災區慰問或作秀外，在成都這個地方你感覺不到任何來自政府的有組織的安排或作用，這是一個利益分配格局已定的“市場經濟”的社會，中共的基層政府組織在災難面前的社會功能基本喪失，儘管在重災區它還是有所表現。無數的事實告訴我們，正是來自全世界和中國的正義力量和對災區人民的同情心，來自國際救援隊、國內求援隊和民間志願者的踴躍加入，正是他們表現出的無私無畏以及深刻同情心，構成了這次抗震救災的英雄譜和主旋律。這是人們對這次大地震所應該具備的清醒的分辨和認識。正因為主要是來自全社會的先進的和正義的力量的推動，才使得這次抗震救災成為中國或中共自1949年後所贏得的最大頭彩。
電視直播的好處就是人們可以直面真實：在成都舉辦官方對國內外記者的“抗震救災”新聞發佈會上，幾個顢頇的屍食素餐的官員面對記者和提問，一副裝腔作勢拖聲遙弋的醜態，照著稿子念都打結巴，更不要說回答提問了，“還有沒有餘震？”那位地震局的副局面對這樣的提問只有又低下頭在稿子裏尋覓，然後發出了顫抖的聲音，“這個問題我已經說過了，……”對這個問題其實他沒有明確的回答。當然因為作秀能力超強的正級官員們現在都到災區第一線去了，所以留下的這些庸官來作擋箭牌，如果不是大地震，後者根本不會想到會如此直接面對記者。而這樣的新聞發佈會又是一次比一次糟糕，“簡直給四川人丟臉！”觀眾中有人這樣憤怒的吼起來。
舊制度的政治和行政腐敗因為這次大地震而更加清晰的突現在人們的面前。這是一種別有意義的腐敗，它與執政者的能力有關。中共一直哀歎自己的“執政能力”（統治能力）的萎縮並不斷強化其“執政能力”，但收效甚微。如果人們能夠正視和觀察，他就總能夠看到：舊制度的腐敗除了一黨專制所帶來的政治腐敗這個現實，也體現為它的行政體制的腐敗，它不能生產和吸收更多的優秀人才，這是因為所有這些官員都是非民主的非法產生的，所以他們只需對上級負責而無須對社會負責。
傳媒：與現實官場的昏聵腐朽回別的是中共傳媒的一如既往的偉光正，要認識真正的中國社會人們只能通過前者。但悲哀的是絕大多數基層老百姓卻只知道能過後者來瞭解什麼是抗震救災，他們對中國和中共的認識也還停留在中共所控制的媒體上。一個社會的非常時期可能會導致或改變人們對社會和政治的重新認識，但由於中共對傳媒的“傾全黨之力”的成功掌控，大地震還是不能真正“改變”中國。
大地震後傳媒的有限度的“解放”或鬆動在三天之內。而就這種鬆動也僅是外部形式。筆者在電視直播節目目擊到，地震後的第一時間川台的某記者難能可貴的迅速奔赴災區現場，進行電視現場直播。由於這樣的史無前例的“突發性事件”造成的短暫的新聞“控制真空”本來可以也應該使人們瞭解到更多的真實消息，但遺憾的是記者們的“自律”習慣使他們從一開始就直接回避關鍵問題：
“從綿陽那邊來的消息，”“嚴重嗎？”我們聽不見綿陽那邊來的消息。“一切都好！”記者說。
“從廣元那邊來的消息，”“嚴重嗎？”我們同樣沒有聽見廣元那邊來的聲音。記者又說：“一切都好！”
——事實上一切都不好。三天后，形式上的鬆動也沒有了，該報導什麼不該報導什麼又開始有了口頭的命令和傳達（回避書面命令的東西，是宣傳部今日進行傳媒統治的一個重要手段和方式），一切稿件均須最後審訂才能放行。
我們當然通過這次汶川大地震看到了傳媒的“某種”進步，如大量的現場直播（包括對溫家寶和胡錦濤的現場講話直播等），如同樣作為人民一員的基層記者們勇敢奔赴災區前線採訪並有以身殉職的，如對個別的志願者的採訪報導等等。但隨著有關當局開始從地震中逐漸反應過來並作出相應的調整後，中宣部對傳媒的控制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種水準。舊制度對言論和傳媒的封鎖照舊。
反思：大地震並沒有也不會根本改變舊制度。改變舊制度只有“全靠我們自己”。它需要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努力。同時，不管是對於所有的中國人來說（也包括中共），面對空前的大悲劇，我們只有從災難中擦幹血跡，總結教訓才能告慰亡靈，啟迪生者，並開創中國社會的美好的明天。
為此，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朝這個方向努力，即徹底改變我國行政執法機構處理自然災害或者重大公共事件的指導思想和思維模式！中共在求穩怕亂，穩定壓倒一切的指導思想下，甚至不惜動員國家機器來壓制所謂流言，動輒走上打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套路，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諸如汶川地震類似事件只能放大悲劇的可怕後果。
在預警與隱瞞之間我們寧可選擇預警，儘管預警可能是不精確的，會因此加大一定程度的社會動盪，引起一些人和資本的遷徙等。執政者對流言的胸懷和重視以及處理方式，恰好是其執政能力的體現。老百姓不是專業的科學家，他們只能傳播流言和經驗，如果要求他們傳播的是準確的科學結論，那麼這個社會還有誰敢發言，誰有資格發言？政府的責任應是把專家的權威結論變成處理措施並告知社會，但絕不應該把危險隱瞞。
必須建立一套包括地震在內的對重大自然災害預警級別的公告機制，掌握好其中不確定性分寸尺度，設計好預警的輕重層級，如果對法定具有危機級別鑒定資格機構的發佈建議予以隱瞞，該級政府應涉嫌瀆職，建立這樣的法律法規才使公民有安全感。
徹底改變令人反感的偉光正的宣傳模式，改變把每一次自然災禍都演變為中國人民感謝政府感謝黨的頌歌老套路。中共執政者應該意識到你們不是在50年代，不是60文革年代，而是在二十一世紀執政，對民間心理應該具有最起碼的把握力。
溫家寶曾在雪災中對受難百姓說是政府應該感謝堅強的人民，在汶川地震中告訴軍人們是人民養活了你們，溫家寶的話為什麼也能獲得掌聲，因為它多少反映社會公民意識的蘇醒，反映“人民已不是過去的人民”。中央電視節目主持人白岩松在對四川省委書記劉啟寶的喊話，“我不想說感謝你，因為那是政府的職責，但是我會說，加油，再加油！”這才應該是標誌中共宣傳模式的歷史轉折，它至少表明，歷史已經要求我們反思自己五十年代以來這一整套陳舊的意識形態和宣傳套路了。
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高於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偏見。當全人類向災難中的中國伸出援助之手的時候，我們應該意識到二十一世紀整個人類的價值觀念已經在經歷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之後又大大的躍進了，人權和人道主義是一種全人類的基本立場，被意識形態和極端民族主義偏見所醜化的西方文明在汶川這樣人類悲劇面前體現出的是一種人類的共同價值。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警惕把一場偉大悲壯的人類博愛塑造成極端民族主義的愛國頌，這樣既是危險的，也降低和傷害了它更崇高深刻的內涵。
應該有更多的鏡頭對準英雄，尤其是志願者和非政府組織。因為這些參與完全不是來自於職責和外在壓力，面是來自真正人人道主義。這才是完整版的真心英雄，是無私無悔，是大愛和犧牲！中國政府應透過汶川大地震改變對NGO組織的態度，一個公民社會的發育需要多元的非政府組織，限制它的發展勢必危害公民社會的發育。NGO 可能不會在所有問題上都認同政府立場，但從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政府就不可以在汶川的廢墟面前把握到時代的心跳和社會進步的潮流嗎？
拓展並堅持公開性與新聞自由。汶川地震如此多的腐敗項目倒塌，又有數不清的慈善捐款，誘發社會公議滔滔，一個健康社會需要公開性，需要監督和透明度，更需要新聞自由！執政方式和執政思路的改革其實自八十年代已降就喊得震耳欲聾，可是二十多年過去了，還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汶川大地震應該在這方面產生真正的有意義的推動！
反思運動式捐款和社會逼捐的暴力傾向。一個健康、多元和人道的社會，一個以獨立人格、自由人格為主體的公民社會，可以提倡慈善和有難同當，但我們沒有理由逼捐或變向的逼捐，我們沒有理由去譴責別人捐多捐少。全國不少政府機關單位以組織形式或運動方式捐款更是一種文革運動的變態模式，本質是一脈相承的，不過目的不同而已。即使為了一個正確的目的也不可以劫持個人的意志和自由，不然它只會把社會導向更多的危險，它潛在的集體主義就可能演化成左邊的史達林毛澤東模式和右邊的德國納粹。
徹底反思並切實的清除這些舊制度的遺毒，是此次大地震所具備的真正的積極意義，不然一切災難又成為過眼雲煙，死者長已矣！作為倖存的生者，我們有義務和責任呼喊並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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