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金色的聖山》是一部探索靈魂的小說，是袁紅冰先生貢獻給讀者和中國文學的一部奇書。探索靈魂的小說前無古人，因而是冒險的題材。書中所寫，多是奇人奇事。在正常社會的人們看來，這些奇人都是不正常的。但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裏，他們反而都是最正常的人。這是一些健康的、心靈純潔的、熱愛自由的、勇敢的、具有英雄性格和高貴激情的人，是一些獲得了信仰或者正在尋找信仰的人。在中國這個極端不正常的社會裏，他們的命運必然是悲劇的或者超越悲劇的。
目 錄
一、 一部罕見的文學探險作品
二、 這裏找不到一顆可愛的心，也找不到自己的墳墓
三、 挾英雄主義哲學，求純潔高貴心靈（上）
四、 挾英雄主義哲學，求純潔高貴心靈（下）
五、 生當為自由，死亦為鬼雄
六、 珠牡的“太陽的情人”之舞
七、 靠什麼來拯救？
一、 一部罕見的文學探險作品
袁紅冰先生的長篇小說《金色的聖山》，是一部探索靈魂的小說，這使她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園地裏一部罕見的文學探險作品。描寫探險的作品很多，堪稱優秀者，足以列於不朽。但《金色的聖山》卻不是一部描寫探險的文學作品，她的主題較之一般意義上的探險小說高得無可比擬。
為什麼說這是一部文學探險作品呢？
靈魂屬於生命最本質的東西，是生命之源。沒有信仰的靈魂是孤魂野鬼，信仰則是靈魂的歸宿。信仰歸根結蒂是心靈的感悟和體驗，非理性所能窮究和理解。信仰是生活在現世的有限的個人對未來和無限領域的把握方式，它只能用心靈去感受，而不能通過實驗核對總和證明。研究物質運動規律的學問是科學，其結論可以由不同的個人重複進行，反復驗證。而心靈的活動和感受，則屬於玄學範疇，具有明顯的個別性而缺乏普遍性，不僅不同的個人難以重複同一感受，就是同一個人，也罕能重複同一的感覺和體驗。更何況，只有很少數玄學現象外化為眾目可見的事實，它本質上是個人的。玄學不僅在科學之外，而且在科學之上，它的玄奧是科學永遠也不可企及的。
人類的信仰表現為眾多的形式，不斷演化上升。包涵著真、善、美的不同信仰，在高層次上是統一的。《舊約》中的上帝“耶和華”，希伯來文的原意為“我是”；《新約》中的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德經》有言：“道法自然”，“自然”意為“自己就是”，是原生的無需證明的真理；釋迦牟尼《佛經》起首的“如是我聞”，意謂“我從‘是’那裏得到啟示”；“是”就是真理，就是上帝，就是神，是道和佛法之所由生。早在1400年前，隋朝的大思想家王通先生就提出了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不僅在中國歷史上首倡，也與當今庸俗化且充斥著霸氣的“萬法歸一”之說不可同日而語。在較低層次上，信仰分化為不同的宗教和派別。層次越低，分化越嚴重，互相排斥和鬥爭，甚至激化到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地步。如果是一個對信仰的某一形式某一層次有著堅定信心和獻身精神的信徒，在他的筆下，一部描寫靈魂和信仰的小說，就會成為一部具有排斥異己的傳道書。而那些執迷於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作者，對於宗教的態度，多為狂妄的批判和信口開河的否定，無不見證著“下士聞道大笑之”；在無神論橫行了半個多世紀的中國，這類膚淺之見從來屢見不鮮。
羅素說：“愛真理和愛某個被宣稱為真理的個別學說是大不相同的事。他（洛克）說，愛真理的一個確實的標誌是，‘抱任何主張時不懷有超出這主張依據的證明所能保證的自信’。他說，動輒唐突指教人，這種態度表現缺乏愛真理的精神。”（《西方哲學史》下冊137頁）一些從來沒有進入信仰體驗的“學者”，對於信仰的批判否定，顯然越出了他們能夠證明的範圍，至少證明了他們不是愛真理的人。如果羅素對於20世紀下半葉人類在天文學和生物學方面的突破性成就有所瞭解和深思，他就不會對宗教採取自負的否定態度。
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唯物主義尚不失為一種信仰。古典唯物主義建立在宇宙無限性的認識基礎上。當時，沒有人能證明宇宙是無限的，但也沒有人能證明宇宙是有限的，恰如基督教信徒那時也不能向無神論者證明造物主的存在一樣。在這個局限性的範圍內，對於不同的信仰，只存在信不信的問題，不存在對不對的問題。這就像是吃飯，對於不同口味的人，只存在愛吃什麼，不存在什麼“好吃”的問題。
與宇宙無限性相聯繫的是生命起源問題。唯物主義者斷言，生命是自然界偶然產生的。不論生物的結構多麼複雜，生物的複雜性都是有限的。而只要宇宙的時空是無限的，那麼，經過若干億億年不斷的偶然碰撞，自然產生出蛋白質就是可能的。按照恩格斯的說法，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方式罷了。
但是20世紀下半葉，天體物理學方面的宇宙大爆炸理論告訴人們，宇宙起源於一個數學點，也就是起源於“無”。宇宙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是有限的，它的壽命是150億年。20世紀下半葉生物學上的劃時代成就，就是弄清了細胞核的雙螺旋結構。細胞核的複雜程度堪與宇宙相比。如果依靠偶然性，那麼需要“碰撞”1087次，才能“碰撞”出一個細胞核。而宇宙的壽命以秒計算，也超不過1018秒。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要“偶然碰撞”出生命，根本是不可能的。任何封閉系統，如果沒有資訊和能量輸入，只可能是一個熵值不斷增大也就是混亂程度不斷增加的過程，自然界不可能自發地創造出秩序。即是簡單如磚瓦，誰發現過一塊自然界自己生成的磚瓦？然而人類卻可以在1秒鐘內製造出若干萬塊磚瓦，就因為人為它輸入了製造磚瓦所需的資訊和能量。20世紀下半葉的兩大科學發現，顛覆了唯物主義的基礎，“證明”了生命乃至宇宙，都是由一個最高的存在，我們稱他“造物主”，設計和創造出來的。至於這個最高存在是誰，則屬於信仰的範疇，一般稱之為“神”。孟子說：“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達爾文的進化論，迎合了19世紀唯物主義哲學的需要。他的《物種起源》與馬克思的《資本論》于1859年同年發表，摧毀著人類虔誠的信仰。然而歷時150多年，不論在實驗室還是在生物考古領域，進化論沒有取得一個支援實例。許多人至今仍然堅持進化論並給它飾以“科學”的光環，證明了一條真理：偏見比謬誤有時離真理更遠。
當唯物主義還是一種信仰的時候，它至少還承認並尊重在人的意志之上的規律。根據全息論，宇宙的規律必然會反映在人類社會，形成“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社會規律，這些社會規律高於統治者的意志而制約著他們的行為和思想。在這個範圍內，“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社會規律，和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天道”，基督教的“上帝的旨意”，佛教的“緣起緣滅”一樣，對愚昧狂妄的人類特別是統治者，有著內在的約束力。但到了20世紀下半葉，唯物主義已經墮落為無信仰，成為吞噬人類靈魂和生命的惡獸和魔鬼。袁紅冰在他這部小說以及《自由在落日》中，對淪為物性奴隸的人群特別是中國的專制統治者，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和鞭撻。
知識份子被認為是社會的良心。白帆昔日的女友吳勇，為了讓白帆瞭解北大教師，中國最高學府中知識份子的人格狀態，特地做了一個帶有惡作劇性質的試驗：先對幾位北大法律系的教師表達請他們作公司法律顧問的意向，並以此為由宴請他們；宴會之後，每位教師都由一位“三陪小姐”陪伴，走進為他們每個人單獨租用的卡拉OK歌舞小包間；吳勇事先允諾“三陪小姐”遠遠高出慣例的服務費，條件是“三陪小姐”事後到吳勇處領取服務費時，必須詳細講述她的“客人”都作了些什麼事。“小姐”講述時白帆也在場。於是在白帆眼中，得到了一幅知識份子墮落人格的寫真畫像：
“這個叫羅玉才的老傢伙最少也有六十五歲了。他是北大學術委員會委員，博士生導師，經常被邀請參加國家立法活動。永遠與強權保持一致，依照強權的意志解釋法律精神，這似乎是羅玉才的生存原則，他的所謂的學術地位就是靠這種權術性的生存原則支撐起來的。可是，無論如何，他的神情看起來如此嚴肅而慈祥；眼睛雖然有幾分老官僚式的冷酷，但畢竟還敢於同我對視；尤其是他滿頭白髮，什麼時候都會顯得很美：在陽光下會像銀絲一樣閃爍，在星光下會像雪原般潔白。吳勇說，他不久前還發表過一篇文章，按照官方宣傳的要求，呼籲運用法律手段制裁包括‘三陪小姐’在內的所謂色情行業，以建立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當你的目光還被他美麗的白髮吸引時，真難以相信他會把白髮如雪的頭顱緊貼在‘三陪小姐’的胸脯上，隔著單薄的衣衫吸吮年輕女性的乳頭，還拉住小姐的手，塞進他的褲襠，讓小姐撫摸他像一團熱水浸透的海綿似的生殖器——那一刻，他冷酷的眼睛竟會被黃褐色的淚水浸泡得柔軟，他竟會像受了委屈似地傷感地抽泣起來。噢，看來陽痿還不算可悲，可悲在於陽痿了還要陰鬱而灼熱地嚮往女人——不敢在陽光下嚮往……。”
“一雙小小的三角眼裏燃燒著不潔的欲望，緊貼在顴骨上的皮膚是乾枯的黑黃色；沒有鼻樑的鼻子實際只是兩個叢生著灰白色的骯髒鼻毛的孔洞；紫灰色的厚嘴唇醜得恐怕母豬都不會允許他親吻自己的屁股——哪怕是溫情脈脈地親吻；他臉上最醜的，還要算他的門齒：如同兩枚破裂的大馬牙般突出在唇外，而且被煙熏成了灰黃色……這張臉的主人是一個叫朱大亞的、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的中年教授。他極力想使人相信，這張醜臉後面有一個忠實於學術純潔性的靈魂。他曾留學於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由於追求一位洋婦未果，憤而回國，宣揚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精神。事實上，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維護的是屬於自由民主範疇內的某些過去的原則，而中國的所謂新保守主義所要‘保守’的乃是專制主義的現實。朱大亞之流以新保守主義的名義，為現實中一切不公正的社會現象作證，證明這些現象的存在是無可規避的歷史宿命。從腐爛到骨頭的權力，到難於實現公平競爭的經濟體制；從利用權力或權力關係攫取大量骯髒財富的暴發戶，到把大部分生命都已消耗在國營企業中而在艱難時刻又被國家無情拋棄的失業工人；從由於沒有自由工會而喪失基本人權保障的數千萬‘打工者’的艱辛，到數億農民在已經黑手黨化的農村基層官僚體制壓抑下所經受的苦難等等，所有這一切在中國新保守主義者的理性中都找到了存在合理性的根據。中國新保守主義者有理性，而沒有良知；有瑣碎的學術，而沒有淨潔的人性；有知識，而沒有崇高。在當局那種不知羞恥為何物的自吹自擂式的政治宣傳已經失去道德欺騙能力的情況下，自稱新保守主義者的人從學術角度為專制政治雕刻出的現實進行全面辯護，這當然會得到專制集團的獎賞，會被賜予御用文人所能享有的種種社會和學術特權。……我一直不能最終確定的問題在於，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究竟是一群什麼人。直覺告訴我，他們沒有學術的純潔性，也沒有對思想的真誠，他們對新保守主義選擇，只是一種個人利害權衡的結果：小動物的機警的本能和奴性使他們準確地發現，以學術的名義拍專制狗官們的馬屁，最容易為自己贏來世俗的榮耀和地位。可是，我又一直不願意相信這種直覺。這次，朱大亞，這個經典的中國新保守主義者在‘三陪小姐’面前的表現卻為我的直覺作證了……他像匹被欲望的火燒灼的騾子，鼻孔不斷噴出熱氣，一隻手如同小偷般——那位‘三陪小姐’是這樣感覺的——戰戰兢兢地伸進小姐的內褲，食指仿佛是一根剛用開水燙過的胡蘿蔔又濕又熱，在小姐的陰部揉來揉去。後來，‘三陪小姐’走進與歌舞小包間相連的洗手間，出來時，竟發現朱大亞正用舌尖舔自己的那根食指——那根在小姐陰部揉過的食指，他舔得那樣入迷，那樣沉醉，那樣熾烈，甚至發出‘嘖嘖’的聲響。等意識到小姐在注意自己時，他的反應也是出人意表的——他黑黃的臉上有些發紅，乾笑著解釋到：‘我們學者，或讀書人……平時用腦過度，都有一些怪癖，這不足為奇……我這根手指，有點兒那個，你知道……。’噢，這位‘三陪小姐’也是妙人，她看到朱大亞那根被香煙熏成黑灰色的手指感到一陣噁心，於是，她故意做出愁眉苦臉的樣子，說：‘先生，真對不起……我有性病，就是能讓人的舌頭也爛掉的那種性病，你知道……。’朱大亞呆了半晌，發出一聲與‘學者’這一概念很難有聯繫的慍怒的慘叫，沖進洗手間，歪著脖子，使醜臉向上，將腦袋塞進洗手池，然後，像烈日下的狗一樣伸出紫紅色的舌頭，完全打開水龍頭，讓噴濺的水流沖刷剛才還品嘗過‘美味’的舌尖……以這種鼠竊狗偷般的虛偽、病態的方式表達對性的理解的人，我怎麼能相信他對思想會是真誠的，怎麼能相信他會以純潔之心追求學術的崇高……。”
“李明星，是刑法和國際私法的副教授，一個以前我根本無視其存在的庸人。用麻將進行小額賭博；偷看表演性交的錄影；坐在講臺後面，讀事先寫好的幾乎從不改變的講稿；對上司做出恭順的神情；向給自己送過禮的研究生考生稍稍透露些考試內容；有時為了什麼，有時什麼也不為而像小女人一樣在背後說同事的壞話；在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時，表現出學者的莊嚴神態，並做一些充斥著‘後現代化’之類先鋒名詞的空洞發言；為了職稱的提升而在夜色中輕輕叩開學術委員的住宅門，送上名貴的滋補品，並向學術委員表示農奴對領主式的人身依附的忠誠；向擔任法官的自己的同學或者學生介紹賄賂，以要求他們利用司法權偏袒某些當事人，並從中為自己獲取利益——這些就構成了李明星生命的全部內涵，就是他的悲歡的全部根據。這個出身於小縣城裏的小市民階層的庸人，有時也會因為自己能在北京大學任教而表現出淺薄的得意，並自稱為‘文曲星’。但是，我的確沒有想到他還會有十分惡毒的一面，我也確實感到驚詫——庸俗的小老鼠，也會有奴役他人的欲望……他讓小姐剝開瓜子，用纖纖細指將瓜子仁送進他的嘴裏；他讓小姐伏在肩頭，尊敬地稱他為‘文曲星’老爺；他讓小姐以跪姿向他敬酒。最後，命令小姐扶他進洗手間，為他解開生殖器處的褲扣時，遭到了拒絕。而他竟像一隻發怒的瘦狗一樣狂吼道：‘臭婊子竟敢不買老子的帳。這個區的公安局副局長就是我的學生，我一句話就可以讓他把你拘起來。你幹這行是違法的！’……看來，狗官用專制的鞭子馴化的知識奴才，其人格是雙重的醜陋，一重是對強權的恭順，一重是對弱者，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輕蔑和惡毒。知識奴才是庸人，但我們不能寬恕庸人——在精神上不能……。”
“梁治學，他平常走路時總是以有幾許悲涼意味的姿態昂起頭顱，好像要通過這種姿態象徵專制政治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的悲哀。不過，他嚴格地把這悲哀限制在象徵的範疇內，從不使其外化為對專制政治的思想反抗。他還為自己解嘲說：‘共產黨官僚本身就很無聊，再跟他們鬥來鬥去，我們不是顯得更無聊了嗎？’——是的，他說得很瀟灑。然而，在應該沉重的地方瀟灑，難道不是一種虛假嗎？在這四個人中，他最接近學者的概念了。然而，學者就不能更勇敢一些嗎？就不能更熾烈地表現出對人性、真理和自由的追求嗎？……‘三陪小姐’說，這位教授很文雅，他是嚴格地按照‘三陪’的字面解釋——陪酒、陪歌、陪舞來要求小姐的服務的。只是有一次，在跳舞時，他像燒紅的石塊一樣硬的生殖器隔著褲子緊緊貼在小姐軟軟的小腹上。但瞬間之後，他就使自己脫離了這種接觸，而他的臉仿佛受到什麼侮辱似地慍怒地脹紅了……他能夠很文雅地撫摸這種朦朧的、邊緣性的性感覺。噢，他的生殖器可真夠倒楣的。只怕他也會把正義的衝動永遠這樣痛苦地囚禁在褲襠裏……。”
明儒顧炎武痛心地慨歎：“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這些文人的共同點是無信仰。他們人格的墮落，主要並不是因為知識結構不健全、不真實，儘管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充滿了虛偽和殘缺；甚至也不是由於精神不夠健康和豐富，儘管他們的精神確實是嚴重病態和貧瘠的。靈魂的瀕臨死亡，才導致了他們精神的嚴重病態和貧瘠；精神的嚴重病態和貧瘠，又決定了他們的知識一定是虛偽和殘缺的。
這些御用文人有一種特殊本領，可以把任何現代發達國家的先進理念和學說，經過改造、歪曲和詭辯，使之變得有利於極權專制統治。他們挖空心思地為統治者出謀獻策，不斷地提出新的足以蠱惑人心的口號和“新觀點”。近年來，又提什麼制度建設了。好像什麼都好，只怪制度有問題。只要制度安排妥當了，所有問題便會迎刃而解，所謂的“和諧社會”就會出現。然而，適合於高尚心靈的制度，不可能在喪失了靈魂的人群中實行，恰如不可能在蟻穴中實行自由民主的制度一樣。相反，喪失了靈魂的人群只能糟蹋良好的制度，並使它名譽掃地。
70年代末，人們反思“文革”災難，歸結為“無法可依，執法不嚴”。後來不斷制定法律，強調從嚴執法，似乎建立一個法治國家有望了。但當律師們紛紛充當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維權代表，幫助那些弱勢群體依法維權時，卻遭到了當權者公然踐踏法律的嘲弄。人們對法治失望之余，“制度建設”的呼聲接踵興起，於今甚囂塵上，給人以制度才是萬能的錯覺和幻想。一位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一位中國律師和美國律師交談，說到中國的官場腐敗，美國律師很自信地說：“主要是你們中國的法律不健全，給貪污腐敗留下了空子。”中國律師反駁說：“你們美國的法律也有空子可鑽。”美國律師不服。於是中國律師舉了幾個例子，說明利用美國現行的法律，如何能偷稅漏稅。這位美國律師聽後，立即漲紅了臉說：“你怎麼能這樣考慮問題呢？”如果公民都變著法兒鑽法律的空子，再健全的法律也會變成一紙空文。制度也是這樣，如果公民們都變著法兒鑽制度的空子，都在主觀上不願遵守制度，再好的制度也會變成一紙空文。上述美國律師為什麼聽了中國律師的“高論”會臉紅呢？因為他難以相信人的心靈會如此墮落，竟會想出如此違背法律的損招兒。面對法律和制度，是千方百計地鑽空子違背它，以便為自己謀取可恥的利益，還是自覺遵守它，以求得社會的和諧，其結果會別如天壤。這裏起決定作用的，就是信仰的有無。信仰不僅是內心的自律，更重要的是，它把個人有限生命的一切考慮和行為，融入無限和永恆之中，使他為了信仰所照亮的真理，不屑於做那些無聊的事情，並且不畏懼任何威脅和兇險。
袁紅冰先生創立的英雄主義哲學，對於那些充滿正義感和高尚激情的人，是富有吸引力的。但對於諸如羅玉才、朱大亞、李明星、梁治學這一類心靈已經墮落甚至腐爛的“知識份子”，則是毫無作用的。能夠拯救他們的最後一絲希望，就是有一天信仰的光能射入他們黑暗的心中。而那些地位不如他們“顯赫”，生活不如他們優越的大多數人，心靈未必就比他們高尚多少。一旦地位改變，恐怕許多人心靈的迅速腐爛，也不會比他們“差”。
於是心靈的探索就成為現時中國一個最為現實的必要而迫切的課題。袁紅冰先生用小說的形式表現這一主題，尤其是一種探險，因為這一主題的小說尚無成功先例，除紅冰外，無人敢於問津。但是袁紅冰先生沒有退縮。值得慶倖的是，他成功了。《金色的聖山》作為一部非凡的小說，實現了三項超越：對傳統的小說形式的超越，對悲劇的超越，對唯物主義哲學從內部的超越。
二、 這裏找不到一顆可愛的心，也找不到自己的墳墓
“在這裏不僅找不到一顆可愛的心，而且也找不到自己的墳墓！”
這是俄國詩人萊蒙托夫的詩句。1958年，22歲的我以“極右分子”身份，被送到北京煤礦“勞動考查”，當了兩年煤礦掘進工。在心靈荒漠和看不到出路的苦悶中，讀到《萊蒙托夫詩選》中這句詩，心靈受到極大震撼，一直牢記不忘。其所以不忘，是因為這句詩不僅寫出了我當年的切身感受，也是半個多世紀來大多數中國人荒漠心靈之悲慘狀況的寫照。幾乎每個《金色的聖山》中的人物，也都難逃這樣的命運。
在中國，打開電視機，就會從廣告中看到漂亮的臉蛋。但要尋找一顆可愛的心，則比登天還難。可愛的心是每個人都會喜歡和渴望的，雖然自己的心未必可愛。
珠 牡
珠牡是一個美麗的藏族女子。“她的眼睛顯示出康藏女性的特徵：眼睛秀長，如同明澈的水波，而眼梢又有一種銳利的妖嬈之美。……她的兩彎彩虹似的長眉中間，有一顆沙粒大小的痣，那顆痣雖然小，但卻豔紅欲滴，在潔白的額頭上顯得十分觸目，這使她看起頗似寺廟壁畫上那些容顏秀美的天女或菩薩。”但是此刻，在崗仁波欽聖山下，“她那如同高原墨玉色的夜空般給人以堅硬感的眼睛深處，卻動盪著無邊的迷茫，那迷茫的神情熾烈而又疲倦，熾烈得像被火焰灼傷的夢；疲倦得像幹熱的風中枯萎的花。……她面容上的唯一修飾，就是將嘴唇塗成青灰色，這樣，她那輪廓優美、色澤陰鬱的雙唇就似乎隱喻著對動人死亡的追求，對美麗凋殘的嚮往。”她出生並生活在北京，是北京民族大學舞蹈系教師，具有藏族的貴族血統。“她的父親多仁•丹增班覺四十年代曾任西藏政府昌都地區總管。五十年代初共產黨軍隊進藏，丹增班覺率藏軍抵抗，戰敗後向共產黨投降。也許是出於在共產黨殘酷的專制政治下求生的本能，幾十年中丹增班覺一直對共產黨表現出了寵物對主人般的絕對的忠誠，並無數次公開表示反對西藏獨立運動，他甚至還放棄了祖先對佛教的虔誠信仰，加入了唯物論的共產黨。丹增班覺的這一切努力終於使他又成為共產黨官僚體系中的新貴族。經過一系列升遷之後，他於十年前被任命為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按照共產黨的慣例，這個級別相當於副總理的官位，是丹增班覺這樣的投誠者所能得到的最高獎賞了。”但是這樣優越的地位和生活環境，卻不能使珠牡的心靈感到滿足。因為“燃燒在她血液裏的屬於高貴祖先的古老戀情”，使她從小就對青藏高原熱烈神往，從12歲起，每年都要到青藏高原去度過幾個月，拜謁崗仁波欽聖山。“來到崗仁波欽聖山前面，生命的神聖感就如同高踞雲端的冰峰，以傲視萬物的王者氣概呈現在她的心中，而生命必須高貴、真實、善良、美麗的信念會於頃刻間化為沛然而降的急雨，為自己那落滿塵世灰塵的靈魂沐浴。”
“生命必須高貴、真實、善良、美麗”，是一顆可愛的心的本質。當然還有其他品質，並且會表現出豐富的個性特徵。但是這樣一顆可愛的心在內地特別是北京，是很難找到的。“只要她將背影留給聖山離去，只要回到北京，回到那因中國現代思想專制而虛假化、物性化的人性氛圍中，生命神聖感便開始像風蝕的山崖一樣崩塌，而關於生命必須高貴，必須真、善、美的信念則漸漸變成垂死掙扎中的絕望的悲泣。最後，她的精神會在絕望和崩潰感中進入令人窒息的麻木狀態。當麻木到了極致，當麻木再也無法容納自身的規定時，當麻木驟然破裂時，血淋淋的痛苦就迸濺而出。為了不被那種尖銳的痛苦將理智完全撕碎，為了免於進入精神失常的瘋狂狀態，她便只有再次走上拜謁聖山的遙遠旅途。”
然而對於珠牡，除了西藏的聖山聖水可以昇華、濯洗她的心靈，更有一顆可愛的心在吸引著她。擁有這顆可愛的心的幸運青年名叫貝吉多傑，他們在少年時代就已相識。
還是在珠牡七歲時，父親將一位比她高出一個頭的男孩帶到她面前，說：“這是貝吉多傑，以後他就在我們家裏生活，他比你年長三歲，你應該叫他哥哥。”當時，珠牡覺得，父親讓自己稱貝吉多傑為哥哥，原因一定不僅僅是他的歲數大，不過，她紅寶石一樣純澈的靈魂中不會存留任何猜疑，於是，她便一心一意將貝吉多傑當作哥哥。在她那時的心目中，“哥哥”這個概念意味著可以給她勇氣和力量，並可以無私衛護她的雄鷹之翼。在以後的數年中，珠牡與貝吉多傑之間那飄散少年男女清新氣息的純潔友情，變得越來越親密了，同貝吉多傑在一起時，珠牡體驗到了同冰雪覆蓋的岩石在一起的感覺，那是一種又潔白、又堅硬的感覺。十二歲之後，沒有原因的慌亂開始時常煩擾她，在那種時刻，她總像受驚的奔鹿一樣，沖向貝吉多傑，從後面猛地摟抱住他堅韌的腰，而她如同風中的羽毛般抖動的身體也會立刻平靜下來，因為她覺得自己依偎在了遼遠、燦爛的寧靜之上，而金色的波濤會驟然湧現在她心中，那種莫名其妙的慌亂則會像灰藍色的冰塊，漸漸消融於那深深起伏的金色波濤間。每逢珠牡依偎在貝吉多傑身後時，他都在鋼藍色的沉默中，伸出一隻手，輕輕放在珠牡急速顫抖的肩頭，輕得仿佛他手掌下是一縷淡藍色的受傷的風，同時，他會以陡峭的風格挺直身體，迎接挑戰似地向遠方凝視，那一瞬間，天際的雲霧越迷蒙，他深黑的眼睛便會越明亮，越剛毅。
1984年，在胡耀邦的思想寬容政策下，“文化大革命”中被徹底摧毀的西藏宗教生活，開始綻出淡淡的綠意，少數寺廟修復，並被允許重新召集僧人。貝吉多傑的母親1984年春天將他從北京召回，送進拉薩北郊的哲蚌寺，落發為僧。兩個月後，珠牡來到拉薩，貝吉多傑領著珠牡來到甘丹寺的廢墟間。
貝吉多傑落發為僧，並非他已經看透了、超越了世俗生活後，皈依於佛教信仰，而是遵從母親益西卓瑪的決定。他心中對珠牡的熱烈愛情，因為僧俗的阻隔而更加熾烈得要燒毀生命了。寺廟裏的清規戒律，不僅是對他愛情的束縛，而且要求他化“色”為“無”，完全棄絕心中的愛情。於是他與珠牡之間發生了決定他們終生命運的一幕。
那天，在日球沉落于天邊的群峰間，並將峰巔的白雪映照成豔麗的藍色時，貝吉多傑才開始緩緩地轉回面容，而珠牡覺得他的頭顱轉動得那樣艱難，仿佛他陡峭的脖頸是鐵鑄成的。終於，她看到了貝吉多傑的眼睛——那雙剛剛長久地注視太陽的眼睛，此刻在向她深深地凝注；那雙沐浴過熾烈陽光的眼睛裏，有黑色炫目的雷電在閃耀，有聖潔而高貴的雄性激情在燃燒。珠牡感到，那黑色雷電般的銳利的目光仿佛劈碎了她的生命，並在她裸露的、戰慄的靈魂上雕刻出永遠無法磨滅的傷痕。就因為那深深的凝注燒灼得她心疼——一種迸濺著絢麗破裂感的疼痛，她本能地向後退縮了一步。那時，她還不懂得，無數女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男人那掠動雷電風格的深深的凝注；還不懂得，她的靈魂此生只有這一次機會被那黑玉般晶瑩的雷電刻出美麗的傷痕；還不懂得，讓心感到絢麗疼痛的注視，是女性可能從男人那裏得到的絕對價值，她應當如癡如醉地摟抱那絢麗的疼痛，而不應當退縮。
但是，珠牡當時還是退縮了一步。同時，她聽到了貝吉多傑那燃燒的岩石般的聲音：“我已經遵照母親的意願，在佛前立誓遵守僧人的戒律。但——只要你把心給我，我就立刻脫下僧袍，與你相伴，到藏北無人區深處去開闢我們的命運。哪怕因此而死後下地獄，轉生為畜牲，受盡萬般苦難，也心甘情願。如果你拒絕我，從此之後，我就不再讓任何女人向我注視。”……
極度的驚慌使珠牡下意識地迅速回顧了一下，她發現，身後甘丹寺的廢墟在最後的夕照中變成了金色，像是一個燦爛的殘破的夢。當她再次與貝吉多傑對視時，從他的面容上她看到了一種陌生的美麗而又銳利的氣質，美麗得令她恐懼；銳利得使她的心流血。——對於還處在性朦朧狀態中的少女，峻峭的雄性之美似乎就是一種銳利的恐懼。
“呵，不——！”當一聲驚懼而絕望的呼喊在她耳畔掠過時，珠牡才意識到那喊聲是她發出的，並立刻被自己的喊聲嚇壞了，因為，她不知道要拒絕什麼，要否定什麼，而只是隱隱意識到，那本能的呼喊使某種高貴的精神蒙受了恥辱。那一刻，珠牡乞求原諒地睜大眼睛，望著貝吉多傑，可她卻看到，冷漠而敏感的高傲已經覆蓋在貝吉多傑的面容上，冷漠得像青銅鑄成的陰雲；敏感得像受傷的金色陽光。
莫名的極度的恐懼突如其來扼住了珠牡的咽喉，使她處於窒息的痛苦中，她意識到某種可怕的事情要發生了。與之同時，她發現貝吉多傑緊握藏刀的右手從深紅的僧袍下抽出，接著，藏刀那雪亮的鋒刃劈斬在貝吉多傑自己的臉上。在驟然迸濺而起的紅寶石色的血霧中，藏刀藍白色的閃光宛似豔麗的雷電，而那雙透過血霧依然直視的男兒的眼睛裏，黑色的太陽熄滅了，黑色的火焰凋殘了，熾烈的神韻枯萎了。
這一年，貝吉多傑17歲，而珠牡只有14歲。貝吉多傑的性愛意識已日漸熱烈，而珠牡的性愛意識還處在朦朧狀態。但是男女之愛，僅僅有性愛的吸引是不夠的，對於不同的物件，還要有心靈的純淨、精神的豐富和思想的高度。珠牡在與貝吉多傑對視時，“從他的面容上看到了一種陌生的美麗而又銳利的氣質，美麗得令她恐懼；銳利得使她的心流血。”對於貝吉多傑，愛情已經超出生命的價值；而對於珠牡，她還不能斷定在朦朧的愛情之上還有什麼更值得為之獻身的東西。因此她對貝吉多傑，更準確地說，對貝吉多傑的愛情表達感到陌生。貝吉多傑的自我毀容超出了珠牡的理解能力。“她不知道是怎樣同貝吉多傑分開的，甚至那天之後的近一年的生活，也都只在她記憶中留下朦朧的、灰白的陰影。”當第二年珠牡重返拉薩趕到哲蚌寺時，卻終於沒有走進寺內，因為她意識到，在同貝吉多傑的關係中，是她錯了，可又不知道錯在何處。
藏北無人區的草地、荒原、岩石、山峰和雷電，使珠牡感到，只有荒野的自由中才能容納下一顆純潔而高貴的心。她問自己：“難道，那屬於荒野的自由要用我的心來交換？！”然而荒野的自由畢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屬於荒野的自由不僅有燦爛的時刻，也有陰森昏暗的日子。”自由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由是相對于不自由而言的，越是不自由的社會環境，自由的意義才越大。珠牡感到了一種恐懼。
“如果找不到某種比自由更熾烈、更豔麗的激情點燃心中長明的金火焰，我的靈魂又怎麼能不在這昏暗中枯萎！噢，這猙獰的昏暗，這使殷紅的血跡都變成灰黑色的昏暗……。”鬱積在荒野上的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沉寂，使珠牡紛亂的思緒在冰冷的恐懼中戰慄。那種恐懼是本能地產生於終極意義上的對生命的絕望感；充塞於天地間的鐵銹色的陰雲冷酷無情地隱喻著一個比任何精神信念都更堅硬的真理：生命最終只能在這死寂的昏冥中消逝為一聲沒有回音的長歎。
人的生命來自何處，又歸向何處，是信仰的基本問題。珠牡由對生命的絕望感而生的恐懼使她戰慄。當信仰缺失時，生命似乎“只能在死寂的昏冥中消逝為一聲沒有回音的長歎”。而相對于無限的時空來說，再長壽的生命，也不過是一個瞬間；中國古代傳說中的彭祖活了800歲，殤子未成年而夭，莊子卻說“壽莫過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肉體的生命消逝後，生命究竟是消失於虛寂還是可能融入永恆，既是無神論與信仰的分水嶺，也是體現為生命價值的死亡之意義所在。
珠牡手扶身旁那塊裸露出地面的刻滿經文的岩石慢慢站立起來，向前走了幾步，又停下了。她面容蒼白而嚴肅，仰視著空中金色的雲壁，而她心中不知為什麼聳立起一個峻峭的期待，對某種驚心動魄的瞬間的期待。
一道雷電飛落而下，擊中了珠牡身旁那塊刻滿經文的青銅色岩石。珠牡眼睛裏閃耀起非理性的熾烈幻夢，撲向前去，以近乎瘋狂的情態緊摟住那塊岩石。“在那豔麗的疼痛和燦爛的歡悅重疊之處，珠牡突然明白了，在與貝吉多傑的關係上她錯在了哪里。”於是她忘情地低語道：“不必再去聖山尋求啟示——明天就找到貝吉多傑，像摟抱被雷電擊中的岩石一樣摟抱他，然後，同他一起走向無人區——那裏不僅有屬於荒野的自由，還將有英俊的男兒，我生命的太陽……。”對珠牡來說，荒野的自由沒有激情，只有同時屬於英俊男兒的荒野的自由才是自由，才是她生命的太陽。珠牡雖然始終沒有獲得信仰，但她最後與貝吉多傑在自焚中實現了密宗義理中的“雙身修法”，達到了陰陽相匯，雌雄相融，淨染合一的無二意境。不但找到了一顆可愛的心，也找到了自己的墳墓。
貝 吉 多 傑
人的身體來自父母，心靈卻來自更深遠的地方：佛教認為靈魂可以轉世，基督教信仰認為人的靈魂來自上帝，就是《封神演義》中的哪吒，也僅僅從父母獲得骨肉，魂魄卻另有來源。貝吉多傑雖然落發為僧，但始終沒有擺脫生命來自父母的世俗之見。於是他的身世成為他的高傲心靈洗涮不掉的恥辱。
貝吉多傑的母親叫益西卓瑪，年輕時能歌善舞，是康藏一帶有名的美人。還在十七歲時，益西卓瑪被珠牡的父親多仁•丹增班覺引誘，成了他的情人。五九年之後，丹增班覺多次公開發表讚揚北京當局鎮壓西藏暴動的言論，並因此而受到獎賞，獲得了一個雖然沒有實際權力，但卻名聲顯赫的官位，到北京任職。益西卓瑪則由於丹增班覺的言論感到極大的恥辱。絕望之中，她落發為僧，並托人告訴丹增班覺，她將終身為雪洗他的罪惡而祈禱。一九六六年九月，那場毀滅西藏宗教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益西卓瑪就因為祖輩是貴族而受到那些自稱底層民眾神聖代表的共產黨高級官員子女的特別仇視，這些人組成的政治組織“紅衛兵”，在焚毀甘丹寺之前，強迫益西卓瑪和甘丹寺的一個不相識的僧人公開性交。那個僧人的名字叫格勒。第二年，益西卓瑪生下了貝吉多傑，然後便帶著他開始了在藏北高原的九年的流浪生活。貝吉多傑的父親，那個叫格勒的僧人，也獨自離開了拉薩，消失在藏北的無人區中。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宗教迫害的壓力稍稍減輕了一些，益西卓瑪請人將貝吉多傑帶到北京，交給丹增班覺撫養，而她則在念青唐古喇山下，專心為一個將自己終生幽閉在山洞中的苦修的僧人送飲水和食物，並請那位苦修僧人為消弭丹增班覺和她自己的罪惡祈禱。據說，那位苦修僧人是著名的上師，許多教徒都相信，這位上師在苦修中發出的祈禱具有大法力，能像晶藍的雪水河一樣消融任何罪惡的堅冰。
珠牡是從哥哥那裏聽到貝吉多傑這段身世的。在她的心目中，男女作愛乃是聖潔的生命慶典，被迫在眾多充滿惡意嘲弄、骯髒性欲和肆意侮辱的目光聚焦下的性交，是比烈焰焚身更難以忍受的痛苦。她對貝吉多傑的命運產生了一種預感：“噢，那可怖痛苦是他的生命之源，他的生命之星是從那猩紅的痛苦中升起的，所以，他一定會擁有悲愴而崇高的命運——悲愴是為了使那痛苦得到淨化；崇高是為了使他的生命之美成為價值……。”
據史書記載，西元9世紀，被後人蔑稱為“朗達摩”的吐蕃王，在西藏全境展開了殘酷的滅佛運動。佛經被當作不潔的屍體投入水中或者火中；寺院有的拆毀了，有的用來做餵養牲畜的棚圈，佛像大多數被搗毀或埋在糞土之下，少數難以拉動又不易摧毀的銅鑄的巨佛，則被象徵性地用鐵鏈捆綁住；“朗達摩”還下令逼迫僧人打獵或作屠夫，以破壞他們對佛教承擔的第一項信仰義務：不殺生。不服從的僧人，死前要遭受剜眼、剝皮、斷肢等酷刑的折磨，死後，頭蓋骨還被用作溺器。後來，一位名叫貝吉多傑的年輕僧人騎快馬奔向拉薩，像藍天中的雷電一樣悠然而降，用長箭射殺“朗達摩”，然後又像一縷疾風，飄然離去。“朗達摩”的死使吐蕃王朝陷於分裂，分裂又給殘存的佛教意識以生存的政治縫隙，而這對於百年後的佛教復興至關重要。所以，有人稱那位刺殺“朗達摩”的年輕僧人是藏傳佛教復興的啟明星；百年後的佛教復興運動正是以“朗達摩”的黑血作為第一個祭品。
什麼是“找到自己的墳墓”？或者是找到可以為之獻出生命的世俗目標，或者是找到虔心為之獻出靈魂的信仰。益西卓瑪由於丹增班覺對於信仰的背叛而失去了原本屬於她的可愛的心，出家為尼。但是她卻一直放不下對丹增班覺的人世感情專心修行，不能進入“無我”境界，進而普渡眾生。她要培養自己的兒子復興遭到共產黨毀滅性打擊的佛教，自己則用生命為丹增班覺作贖罪祈禱。西元9世紀遭到毀滅的吐蕃佛教的復興，依靠兩個條件：一是用復仇的長箭消滅毀滅佛教的罪魁禍首“朗達摩”，二是必需保存佛性的種子。益西卓瑪最初把希望寄託于兒子能夠復仇，消滅佛的敵人，希望他能成為當代的貝吉多傑。但她在念青唐古喇山下，專心為那個將自己終生幽閉在山洞中的苦修僧人送飲水和食物，並請他為消弭丹增班覺和她自己的罪惡祈禱數年之後，思想發生了變化，放棄了復仇的念頭，轉而希望貝吉多傑能繼續這位上師的事業,潛心修行，為西藏保存一顆聖潔的佛心。
修行或者復仇，成為貝吉多傑的宿命。他把愛情埋藏在心底，一方面參悟佛理，修持佛性，卻又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羞恥而不潔的出身苦思冥想。在他沒有出生的時候，就背上的奇恥大辱，使他刻骨銘心。他心中的仇恨不僅針對著摧殘佛教信仰的物質力量，而且也針對著無神論操縱的偽信仰。
1988年，久居北京、地位僅低於達賴喇嘛的大活佛到西藏哲蚌寺講經，丹增班覺陪同，珠牡也跟著父親又一次來到拉薩。
大活佛終於說話了。他的聲音中深沉起伏著凝重而又輝煌的雄性魅力，那是一種適合於談論神聖事物的聲音。然而，令珠牡震驚的是，大活佛並沒有開始宣講佛法，他講話的內容竟然同官方宣傳機構的宣傳沒有什麼兩樣。大活佛眼睛裏閃動著興奮的光亮，反復說明北京當局已經撥出鉅資和大量黃金、白銀，用於修復被毀掉的寺廟；據此大活佛要求僧人進行宗教活動必須接受當局的政治管理，並呼籲僧人要愛國——在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政治詞語中，衡量是否“愛國”的首要標準在於是否熱愛一黨獨裁的專制政治；大活佛還用極具外交辭令風格的語言，朦朧而又清晰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僧人們不應當繼續崇拜被北京當局視為敵對勢力的達賴喇嘛。……
屈辱的火焰燒灼著珠牡黑玉般瑩潔的眼睛，她痛苦欲狂地覺得，如果沒有真實的雷電擊碎面前的沉默——凝結在金色陽光中的沉默，凝結在輝煌的虛假中的沉默，她的眼睛就會因為羞愧——對聖潔佛教的羞愧而湧出黑色的血；從此之後，她就不會再相信任何神聖的東西，不再相信有英雄男兒的概念。
僧人們的沉默在繼續，珠牡絕望地合上眼睛，後背緊貼斷壁，好像緊貼著殘敗的痛苦。突然，儘管她仍然閉著眼睛，卻感到藍天中掠過一道令炫目的陽光都黯然失色的雷電，緊接著，它聽到了一個年輕而高貴的聲音：“你不要以為我們會對漢人共產黨現在所做的這些感激不盡，他們還欠我們很多——欠我們心靈的血債！”
珠牡狂喜地睜開眼睛，她看到一個僧人在廣場上站起來了，那是貝吉多傑。深紅的僧衣像是年輕的猛獸之血燃起的火焰，貝吉多傑挺直的軀體則如同火焰中崛起的英俊的青銅色山峰。珠牡淚影如銀，此時貝吉多傑的形象將一種高傲而峻峭的至美雕刻在她的視野上——高傲得凜然不可侵犯；峻峭得令鷹群都要仰視；美得如金色的聖山般燦爛。
貝吉多傑無畏地直視著端坐輝煌的金色法座上的大活佛，繼續說：“你也不要指望我們會服從漢人共產黨的要求詛咒達賴喇嘛。無論他在西藏，還是在萬里之外，他都是我們心中大慈悲的觀音菩薩的化身……。”
“閉嘴！”侍立在法座旁的僧官好像剛從意外的震驚中清醒過來，厲聲喝道。他黑灰枯瘦的臉上好像戴著鐵面具，他的聲音也令人想起鐵鏈抽擊蒼白岩石的聲響。
“大活佛，你不該對漢人共產黨比對佛法還要忠誠。”貝吉多傑毫不理會僧官，繼續說，他的聲音像藍天一樣燦爛，像火焰一樣熾烈：“這樣做，你就侮辱了佛性；你就愧對因為虔誠於佛性而蒙受了重重精神苦難的同胞！”
雖然處於極端的激情狀態，珠牡還是注意到，在貝吉多傑說話過程中，大活佛的臉上始終顫動著溫和、寬容的微笑。不過，她卻覺得大活佛的眼睛突然變成了骷髏的黑洞，而她在這種感覺中凍僵了，骨頭似乎都凍裂了。
僧官帶領兩個臉部塗黑的鐵棒喇嘛，分開坐在廣場上的僧人，向貝吉多傑沖過去。僧人們轟然一聲全部都站立起來，簇擁著貝吉多傑，在“六字真言”的吟頌中迅速散去，那一幅幅飄擺的僧袍如同狂風吹散的野火。
貝吉多傑被判了六年徒刑，監獄成為他真正苦修的場所。在夏天的烈日下，他被用鐵鏈鎖在峭壁下，對前來看望他的珠牡如火一樣熱烈的親吻，像岩石一樣冷峻而無動於衷。貝吉多傑受到懲罰的原因，並不是政治，而是信仰，他一心皈依的佛教信仰。他在法會上針對大活佛的發言，沒有超出信仰的範疇。然而在極權政治下，並非不自量力的個人干預政治而獲罪，而是政治無所不在地干預個人的自由，特別是信仰自由，從而陷人入罪。貝吉多傑的復仇情緒雖然與生俱來且深入骨髓，但並非佛性不能化解。政治，或者說政治對信仰的鐵腕控制和無情干預，迫使貝吉多傑想要不復仇而不可得；而深入他心中的佛性，則使他想要復仇而不可得。愛情是自由心靈中純潔無瑕的天山雪蓮，雖與為佛獻祭的信仰無緣，卻註定要受復仇抉擇的排斥。不需要貝吉多傑去尋找那顆可愛的心，那顆可愛的心已經視他為心中金色的聖山，視為她的真理和生命的意義。但是不論貝吉多傑選擇了為佛獻祭還是為復仇獻祭，都必須斷然地拒絕愛情。他的難題不是找不到一顆可愛的心，也不是找不到自己的墳墓，而是他必須在兩座墳墓中確定一個。
貝吉多傑是一個意志極其堅強的青年，但他遇到的難題卻超出了他的意志之上。為了不使自己再被復仇的渴望支配，他在苦修的山洞中殘酷地焚燒自己的手臂。
這條心靈之路對他而言是極其艱難的。自從立誓為僧後，他已經在這條路上精疲力竭、痛苦如焚地跋涉了無數次，而每次都幾乎在觸摸到光明的佛性，甚至已經使靈魂消融於佛性中時，“自我”卻突然以一種血淚迸濺的塵世的情懷崛起——從核爆炸般炫目的烈火的風暴中崛起，而他寧靜的眼睛也因此燃燒起來，被燒焦的眼睛則只能看清千姿萬態、流光溢彩的“無常”現象，看不清金剛石般堅硬不動的佛性。……
他像一隻吟頌莊嚴詩篇的雄獅般，聲音宏麗地自語：“既然我已融於佛，就讓佛承受一切苦難吧。拯救所有的人，無論善良者還是兇殘者，無論高貴者還是卑賤者——在‘無常’之前，所有的生命都是絕望；在‘無我’之前，一切生命都值得悲憫。噢——，以佛的大悲憫的名義，讓我的塵世的生命，因‘無我’而成為人世苦難的祭品，我願受千難萬劫！”……
佛性的召喚，大悲的理想，宛似金色的雲海在遙遠的天際湧動，而復仇的渴望就近在眼前，並誘惑著貝吉多傑——以烈酒般醉人的血腥氣誘惑他猛獸之心；以銀色火焰般閃爍的刀鋒誘惑他英雄的心；以雪洗恥辱的蔚藍色的快慰誘惑他高傲的男兒之心；以峻峭的詩意和燦爛的生命風格誘惑他美男子之心。
貝吉多傑恐懼得連牛骨般堅挺的身體都急速戰慄起來。他不是畏懼於復仇的誘惑，他是因為發現自己喜歡被誘惑而恐懼。“不！不！”下意識中他發出慘厲的嘶叫，同時，他的手在地面上摸索著，找到火柴盒，然後劃著一根火柴，點燃面前一堆酥油浸過的木塊。這一切都是他事先準備好的：今天，他要以殘酷的方式，對抗以前就曾多次使他在冥思的關鍵時刻無法融入佛性的精神誘惑。……
貝吉多傑凝視著火焰，目光如鐵；他慢慢伸出自己的左手，放在火焰上焚燒。金色燦爛的疼痛感瞬間之內就照亮了他的靈魂，而豔紅的復仇的渴望立刻變得黯然失色，像被火燒焦的花。他內省的目光看到，那仿佛用黃金鑄成的疼痛感上流蕩起雪水河瑩澈的、藍白色的淚光。他不禁感動地低語道：“噢，佛性使我的心變軟了……願我的心在金色的痛苦中融成悲憫的淚，化為沛然而降的淚雨，洗去人間的苦難，洗去惡毒者的罪過……。”貝吉多傑深深呼吸著金火焰中飄出的聖潔的芳香，唇邊浮現出又苦又甜的微笑，那微笑宛似開放在青銅色岩石旁的淡紫色的花。
“滋——！”一個極具灼熱肉感的、物性的聲音，像一個醜陋的蛀蟲鑽進貝吉多傑的神思，他意識到，那是他手臂上融化的油脂落入火中的沸騰聲。金色火焰的聖潔的芳香被濃烈的油脂的焦臭味兒污染了，而他聽到了一個凍結著尖刻嘲弄意味的聲音：“你的心無法融成悲憫的淚。你就是為血腥的復仇而降生的，你的心就是一支復仇的悲歌——你不肯將右手也放進火焰中燒焦，這就說明你還要保留緊握復仇利刃的能力，難道不是這樣嗎？！”……
貝吉多傑知道，在讓心進入佛性的跋涉中，他又一次失敗了。而且他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最悲慘的境地：燒焦的左手顯示了他對於佛的大悲精神的壯烈的嚮往；下意識中，卻又極端畏懼失去能緊握利刃的右手，這隱喻著對於復仇激情的刻骨銘心的苦戀。然而，他既沒有不顧一切地摟抱那壯烈的嚮往，也沒有以狂放不羈的豪情確認那刻骨銘心的苦戀——他沒有勇氣選擇，也沒有勇氣拋棄。
貝吉多傑儘管燒毀了一隻手，最後還是選擇了復仇。他拒絕了把自己封閉在山洞中苦修的命運，端坐在念青唐古喇山一塊巨石上，身穿紫色僧袍，長髮飄舞，向峽谷深處遙望，“鬱積于念青唐古拉主峰下的鐵黑色雲層間，雷電如狂舞的金蛇飛騰躍動。每當雷電格外燦爛的瞬間，每當鐵黑色的陰雲被雷電之火燒成金紅色的時刻，貝吉多傑都驟然以雄烈猛獸的風格躍下岩石，向前撲擊；他寬大的僧袍猶如紫紅色的狂風飄蕩飛揚，而一段銀白色的刀鋒則會猝不及防地從紫紅色的狂風中突現出來。”他就這樣每天都在那岩石呈現出血色的峰顛苦煉劈斬術，像古老年月中的藏族武士一樣，專注於從飛掠的雷電中領略劈刺的靈感。
恰逢共產黨一位領袖人物到西藏巡視，由丹增班覺陪同。這位共產黨領袖1989年以西藏最高軍政首長的身份，直接指揮了對八九年初春發生在拉薩的那次爭取宗教自由運動的殘酷鎮壓。“當時，大批軍警包圍住遊行的僧人，像擊打犛牛一樣用鐵棒擊打僧人的頭顱，然後，又將失去知覺倒在地上的僧人扔上卡車，拉到臨時設置的監獄。由於共產黨的黑幕政治，沒有人能確切知道有多少僧人這樣被拉走了，更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僧人從此就默默地消失了。不過，貝吉多傑選定這個共產黨領袖作為刺殺對象並不僅僅由於他是那次殘酷鎮壓的指揮者，而且還因為他在專制政治中的地位相當於過去歲月中的王者——貝吉多傑千年之前的那位同名人刺殺的，就是一個滅佛的王者。自從貝吉多傑最終選擇了復仇激情之後，他突然產生了一個感覺，仿佛他是千年之前那位同名人的轉世者。時間已過千年，命運卻又輪回轉動到起點——必須用血來呼喊佛的精神的獨立生存權。正是基於這種命運輪回的感覺，貝吉多傑宿命地認為，他刺殺的，也一定要是一個王者。”
如果說，貝吉多傑的復仇激情已經融化在他的血液中，那麼，他生命中阻止他殺人的佛性的善，卻是來自他的靈魂深處，賦之於上天，固之以修行。這種深刻的矛盾在他已經接近那個共產黨領袖，眼看著就要成功時，卻以奇怪的方式阻擋了他復仇的計畫，使他功敗垂成。
共產黨領袖像一隻充滿自信的領頭的公羊，帶領一群或者消瘦或者肥胖，但大部分很衰老卻又神氣活現的羊，走近大昭寺正門。正門深深的門廊下，那仿佛鐵鑄成的、而且隱隱滲出血色的陰影似乎使共產黨領袖感到了某種不安。他停下腳步，轉身用目光尋找丹增班覺，好像要詢問什麼。事實上，他不過是用這個停頓，來緩解心中不知由何而來的不安。
這時，一聲雄烈而悲愴的吼嘯驟然劈裂了那鐵鑄的深黑色陰影，貝吉多傑仿佛踏著狂風從陰影中奔出，激蕩飄舞的僧袍使他的身體看起來像一輪正在崩裂的、浴血的太陽；從僧袍下閃耀而出的藏刀迸濺著燦爛的寒光，好像那刀體是用英雄男兒堅硬的淚水鑄成。宇宙萬物在這一刻都震驚地停止了運動，時間也凍結在蒼白而熾烈的陽光中。只有那位共產黨領袖以驚愕的動作將頭顱轉向貝吉多傑，而總是掛在他漂亮臉上的那個慣常的笑容竟然沒有掉下來。……
貝吉多傑從鐵黑的陰影中躍出的瞬間，珠牡並沒有聽到他雄豹似的吼嘯。她只感到大地震顫了一下，緊接著，一團狂烈動盪的深紅的雷暴雲湧入她的視野，而貝吉多傑那被雷電之火照亮的面容好像是雷暴雲的魂魄。珠牡迷茫的眼睛猝然變得流光溢彩，豔麗璀璨。她發現，貝吉多傑此時的面容，達到了男子美的極致：燦爛的冷峻、青銅色的剛毅、高貴猛獸般的雄烈和奔放而熾烈的詩意，都以雷電的風格雕刻在他消瘦面容上；他那狂舞的灰白色長髮並不使他顯得衰老，反而激揚著屬於暴風雪的悲愴。……
貝吉多傑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與藏刀融為一體了，前面即使一塊鐵石也會被他劈裂。然而，就在這震盪著雷電神韻的意志即將化為藏刀無堅不摧的一擊時，那位共產黨領袖的頭顱驚愕地轉向貝吉多傑，掛在他臉上的微笑裸露在白熾的陽光下。那一刻，一個思想從貝吉多傑意識中掠過，觸痛了他敏感的心：“多麼祥和、寬容的笑，有些像佛的悲憫的微笑！”於是珠牡難以置信地看到，貝吉多傑仿佛被巨錘從正面擊中了似地，踉蹌地向身後退去，直到後背撞到一根方形木柱上。此時，他那渴望鮮血的野性又從他生命深處升騰而起，使他要再次向前撲擊。為了阻止那野獸般的野性，他迅猛地回手用藏刀刺透自己的左肩，將身體釘在方形木柱上，支配著他思想的是一條發自佛性的命令：“不能劈裂悲憫的微笑！”
從傷口處崛起的疼痛感金光燦然，貝吉多傑的心靈在那仿佛黃金鑄成的疼痛感中又觸摸到了佛的慈悲精神，但是，貝吉多傑和共產黨領袖的目光突然碰撞在一起了。他震驚地發現，共產黨領袖的眼睛裏竟閃爍著陰冷、狠毒的光斑，這使他臉上的笑容立刻變得虛假而醜陋——就像是一條蛇在笑。貝吉多傑意識到自己被那笑容欺騙了，他的身體急劇地震顫起來，但不是由於傷口的疼痛，而是因為悔恨像烈焰焚燒著他的心。他青銅色面容上現出了被他飛濺的血染成猩紅的猙獰神情，隨著一聲似乎能令荒野上慘白的骷髏都流出血淚的悲憤的長嘯，他燒焦的、枯黑的左手以殘酷的情態向前伸出，仿佛要用痙攣的手指撕碎那個共產黨領袖臉上的笑容，並血淋淋地剜出他的心。但是，將他釘在木柱上的刀鋒處傳來的疼痛感卻依然在用金色的聲音向他反復訴說同一句話：“那笑容是真是假並不重要，值得大喜悅的是，你終於堅守住了佛的大悲精神。”正是這句話，使他青筋勃起的右手繼續緊握在刀柄上，並更用力地將刀鋒刺向木柱。
共產黨領袖臉上的笑容和眼睛裏陰冷、狠毒的光，都是貝吉多傑通過自己的心看到的。那微笑是通過他的佛心看到的，那陰冷、狠毒的目光卻是通過他復仇的心看到的。傳說蘇東坡有一次問他那入了佛門的至友佛印:你看我像什麼？佛印回答，我看你像個佛。蘇東坡說：我看你像個屎橛子。他很得意於自己占了便宜，告訴他的妹妹。蘇小妹說：“你又輸了。他心中有佛，所以看人都是佛。你心中有屎橛子，所以看人都是屎橛子。”如果貝吉多傑只有一顆復仇的心，他就會無視共產黨領袖臉上的笑容；如果他只有一顆佛心，他就看不到共產黨領袖狠毒、陰冷的目光。但由於貝吉多傑的胸中一半是佛心，一半是復仇的心，所以他先是看到了共產黨領袖臉上悲憫的微笑，隨後又看到了對方狠毒、陰冷的目光。如果他只有一顆心，他就只能做出一種決定。但他有互相矛盾的兩顆心，所以他就艱難地掙扎於互相矛盾的選擇或決定之中。而那位共產黨領袖之所以又能在臉上掛滿悲憫的微笑，又能從眼睛裏放出狠毒、陰冷的光，說明他也有兩顆矛盾的心。作者在這裏以充滿審美激情的筆觸，精彩地寫出了人的佛性和復仇性，或者神性和魔性之間的矛盾。
貝吉多傑奇怪的刺殺行為被丹增班覺解釋為他“患有精神病”而未被追究。但無論是佛性或者是復仇，都不能成為他可以為之獻出生命或者靈魂的墳墓。在這種生不如死的生命狀態下，貝吉多傑最後走向了金色的聖山，他要使自己的靈魂融入聖山。“……金色的聖山比血雨中的刀光更高貴，更聖潔，也更具有英雄之美——那不是復仇之劍雕刻出的銳利的美，而是佛的大悲精神之火熔煉出的至善之美。” 貝吉多傑和珠牡在烈火中實現了藏傳佛教的“雙身修法”，或者說，他們的“雙身修法”在烈火中得到完成。
貝吉多傑和珠牡通過他們肉體生命的結束，既找到了自己的愛情，也找到了自己的墳墓——那是鳳凰涅槃，生命在火中飄散，又在火中重生。
三、 挾英雄主義哲學，求純潔高貴心靈（上）
小說中的白帆，是作者以自己為原型塑造的文學典型。
白帆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父母是共產黨政府的下級官員。白帆幼聰穎，富悟性。四歲入讀小學，即沉迷于中外文學名著，從中吸取知識及心靈養料，形成了他純潔、正直、驕傲而高貴的性格。少年時與幾個“右派分子”成為莫逆之交。通過與農民的接觸，深知“三年困難”大量餓死人的根源在於“人民公社”的惡劣制度。而“文化大革命”中的見聞，使他“敏感的少年心靈上刻出了永遠不能癒合的人性的傷痕。”時值60年代，絕大多數中國人，由於怯懦和愚昧，視毛共為救星頂禮膜拜時，少年白帆就已經確認共產黨官僚專制是頭戴王冠的罪惡，並選擇了與現代專制政治百年決戰的命運。“他知道，這是一條危險與艱難的路，是一條痛苦與孤獨的路，但是，不如此選擇，他就無法驕傲——因為罪惡的強大而不敢與之決戰者，不配驕傲。”16歲那年，他作為“知識青年”被流放農村，但他“沒有像絕大多數知識青年那樣，戴著毛澤東為他們鍛造的精神鎖鏈，懷著一顆自覺有罪的心，試圖通過苦役犯般的勞動，來改造自己不潔的靈魂；白帆為自己選擇了流浪漢的命運之路，因為，流浪漢有自由，儘管那自由與苦難同在。”10年的流浪生涯，踏碎了塵世的重重苦難，心靈的足跡也踏遍了北方的大漠戈壁，峻嶺草原，苦苦尋找心靈的家園。經過長期的思想艱難，他確認：生命在對物性的超越中成為精神，從而為自由提供可能。自由只能屬於精神，而獨立才是它的品格。白帆通過自己的經歷、學習、體驗和思考，確認生命的本質就是“一縷審美激情”。
在虛無的宿命前，在生命的最艱難之處，白帆要以審美激情的名義確認生命，確認生命的本質。蔑視永恆，以熾烈的非理性愛戀燦爛的瞬間，這是審美激情之魂。因為，生命本來就是虛無之前的瞬間之美。那是一種沒有觀眾的、自我欣賞的美，那是即使破碎為塵霧也要用飛濺的血將虛無染成殷紅意義的悲愴美。那種美只屬於高傲者和堅硬者，也只有高傲而堅硬的生命才有能力瘋狂地摟抱那悲愴的美——必須高傲得不屑於被任何人欣賞，而只自我欣賞，自我確認；必須堅硬得不被悲愴擊碎。只有將審美激情雕刻在靈魂之巔的生命，才能承擔起對生命美的責任；才能以創造高貴、自由、真實、美麗的人格作為自己的天職；才是避免生命死於物性墮落的希望。
白帆認為，為了自由和美，生命必須艱難。在流浪過程中，他試圖在遇到的每個人心上刻出對於專制權力的反叛意識和對真理的灼熱嚮往。在他身後，留下了許多關於“黑衣俠”除暴安良的動人傳說。
1978年，白帆以內蒙古高考第一名的成績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5年獲法學碩士，留在北京大學任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白帆與其他幾名青年教師在校園內貼出了自發組織悼念活動的呼籲。但形勢的變化出人意料，悼念活動轉化為學生民主運動。至於白帆：
他清醒地意識到，諸如鄧小平、王震這類從戰爭血泊中走出來的老官僚，儘管在許多方面都是愚蠢昏聵的，但是，他們具有緊握專制權力的、兇殘的鐵血意志，他們見過太多的死亡，在衡量生命價值時，他們的心是冷的，是硬的，同時，他們才具有操縱專制權力機制的最純熟的能力，所以，在時間之風還沒有蝕裂他們的生命時，民主力量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具備與專制政治決戰的條件。
從總體的規模上說，這是對的。但在力量對比不具備總體決戰的條件時，局部的戰鬥卻是經常發生的。許多局部戰鬥的結果，改變著總的力量對比。直到出現了適當的形勢，也就是仿佛命運註定的時機和事件，就會發生改變全局的決戰。與專制決戰的基礎是人心，契機是形勢。
但是滿腔熱情的單純的青年學生，卻試圖通過絕食這種自殘生命的方式感動專制統治者。白帆當時想道：“專制者的冷酷自私的人格將使人性變成比獸性更可怕的概念。這個運動終將結束，這個事件會成為過去，但是對人性的失望則要在學生們的心上刻出永遠不會癒合的傷痕。心靈最純淨的人群都對人性失望了，這是一個民族最慘痛的悲劇，它導致的將是良知更加泯滅，人格更加墮落的民族命運。”1949年以來一切群眾運動的悲劇，無不是群眾對於統治者抱著過高的希望，最後都變成了失望。問題還在於，把對統治者的希望誤認作對人性的希望。心靈上“永遠不會癒合的傷痕”就是這樣刻出的。政府對學生的殘酷鎮壓，在許多中國人，特別是在白帆的心靈上留下了難以癒合的傷痕。
儘管白帆的名字被列在黑名單最前面，1990年，白帆還是決定開始一個以他的生命凋殘于黑牢中為終結的民主抗爭過程。這無疑是一種“激情的對抗”，是白帆特有的對抗方式。他把中國民主理想當做一座美麗的祭壇，要把自己年輕英俊的生命獻上去。
這時，白帆已經完成了自己從構思到寫作歷時20年的長篇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在白帆心目中，這部小說高於自己的生命和人格價值。
《自由在落日中》完成之後，白帆的生命已經走上了意義的絕頂，他已經佇立在自己創造的美的燦爛極致之上，他不可能超越自己了。他覺得，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價值就是鑄造高貴的死亡，他不能滿足於只在哲學意境中創造英雄人格，他要讓自己的生命成為英雄人格哲學枝頭怒放的繁花，他要以悲愴而英俊的死點燃美麗的青年男女眼睛中自由的聖火。
這時候的白帆僅僅38歲，正處在生命創造的上升階段，遠不到孔子所說的“知天命”的年齡。“不可能超越自己”，是在普遍的民族悲觀主義的大背景下，白帆對自己設定的局限。這個局限已經被現實中的白帆即作者袁紅冰本人突破了。但是，我們還是循著白帆當年的足跡前行吧。
從1991年到1993年底，白帆發動了一系列社會活動，呼喚民主，抗議當局踐踏人權的行為。最後，當他開始組建全國性的自由工會不久，即被當局秘密逮捕，當天就押往貴州。在審訊中，白帆明白無誤地意識到，他委託朋友保管的《自由在落日中》手稿，已經落入秘密員警手中。
只要能改變《自由在落日中》手稿被秘密員警搜走的事實，只要能避免手稿將被秘密員警毀去的前景，白帆願意經受烈焰焚身，雷電殛頂的痛苦；願意像凝結在黑色燧石中的火焰一樣，被永遠囚禁在同樣黑暗的牢房裏，經受沒有盡頭的苦難——只要手稿中美麗的激情不至凋殘於專制鐵幕之下，他就願意帶著燦爛的狂笑承擔起人間所有的痛苦。
當局提出兩個前景由白帆選擇：如果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就將被判處二十年或者終生監禁的刑罰；如果他放棄過去的精神原則，並向當局屈膝認罪，就可以釋放他，並在貴州為他安排一個工作，即他不會被送到勞動改造營服苦役，但將被終身流放貴州。
為了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白帆選擇了後者。因為，長期的苦役犯的生涯不會使他的意志破碎，卻會消蝕他的才華，即使還能獲得自由，他卻將由於才華的喪失而沒有能力重鑄《自由在落日中》那種極致之美。
這是一次高於生死的抉擇——他選擇了重新寫出《自由在落日中》的機會，選擇了重鑄意義的機會，也就同時選擇了屈辱，選擇了心靈的痛苦，選擇了比高貴的死更艱難的卑賤的生。做出選擇決定的當天，猩紅的雷電撕碎了墨黑的夜空，白帆跪在黑牢陰暗的地板上，雙臂像枯枝般舉向空中，仰視的眼睛裏燃燒著猙獰的慘痛，突然發出絕望的悲嗥：“蒼天呵，為我作證——我不是膽小鬼，我不是卑鄙者，我仍然有一顆英雄的心！”
半年後，白帆荻釋，在大學圖書館任資料員，開始了《自由在落日中》的重新寫作。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瘋狂寫作，《自由在落日中》再次完成。隨後，他又完成了自傳體小說《文殤》的寫作。為了避免小說公佈前落入秘密員警手中，白帆不得不採取韜晦之計，在此期間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白帆的上述經歷是瞭解他的小說和哲學思想的關鍵。“文化大革命”和“六四運動”在他高貴而純潔的心靈上留下深深的傷痕。
被秘密員警逮捕後，為了保全他心目中高於生命和人格的《自由在落日中》，他選擇了假投降的策略。中國的專制文化，總是要求臣民對皇權愚忠，提倡為了忠於皇權或某一其他目標而“寧死不屈”，但是提倡者自己，卻罕有人去踐履自己的豪言壯語。民主和人權思想的真正信奉者，從來不號召更不鼓勵任何人去犧牲，而是尊重一切人的個體生命，確認生命至尊為人權的第一原則。西漢將軍李陵在率軍鏖戰數日，最後連一支箭也沒有剩下、戰鬥力完全喪失的情況下投降匈奴，以便伺機逃回。但漢武帝劉徹拒絕司馬遷的建議，不詳內情，挾怒殺了李陵全家，斷絕了他的歸路。與“不是一擊而中，就是一擊而亡”相對的，是韌的戰鬥精神。面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專制統治勢力，中國人民，特別是那些志士仁人，比拚死一戰更艱難的，是堅持長期韌的戰鬥精神。回看半個世紀來中國的極權專制勢力，經歷一次次危機，總能把極權專制統治的“韌性”發揮到極致，一次次地拋出欺騙的口號，一次次地以攻為守，一次次地不惜用人民的血肉惡補自己衰亡的生命，一次次地化險為夷。試問民主自由的力量對付這樣陰險、狡猾、兇狠而又充滿韌性精神的敵人，沒有更加堅韌的戰鬥精神，將何以為繼？戰鬥本身不是目的，表現勇敢和英雄精神也不是目的，自由民主的勝利才是目的。
在創作過程中狂烈燃燒的激情，燒裂了他的白骨，燒焦了他堅硬的心，他的生命活力也化做了乾枯的、衰弱的感覺，可是，他的靈魂中卻伸展開無極的寧靜，猶如茫茫的銀色雪原。不過，雪原上迸濺著一片殷紅觸目的血跡，那猛獸之血是向命運復仇的渴望。那如同燒紅的利刃插在眼睛中的痛苦，使他急切地想要雪洗向專制政治屈膝的恥辱——以風格峻峭、情調悲愴的政治思想挑戰來雪洗。
這一段話是小說《金色的聖山》的“眼”。白帆，也就是作者的心靈中，展開著兩個境界，一個境界是猶如茫茫銀色雪原的“無極的寧靜”，一個境界是象徵著復仇的“迸濺著一片殷紅觸目的血跡”的雪原。小說中這兩個境界交替出現，顯示著作者心靈深處兩種境界的交戰。復仇情緒來自揮之不去的恥辱感，這不僅是白帆的，也是中國眾多志士仁人心靈的激烈掙扎。這兩種境界雖然都是高踞於世俗之上的高尚靈魂的表現，但是，出路何在呢？
白帆以清醒的意識向極權專制勢力假投降的行為本身，就是自覺進行韌的戰鬥的典型。他入獄出獄的經歷，是統治者施辱于他，卻非他之恥；相反，這正是專制統治者之恥，特別是白帆不但沒有從內心屈服，反而更加堅硬、更加成熟更加成功地發出了自由的呐喊。白帆在黑暗的牢獄中，高傲地保持了心靈的自由，使自由的火種在壓制下鍛煉、發酵、擴展，終至去啟動、鼓舞他人心中存留著的自由本質。一旦大多數中國人心中自由的意識覺醒了，專制統治的基礎就動搖了。命運既然安排了白帆要與專制統治作百年決戰，就一定要否定高傲的死亡。喚起千百萬人對自由的渴望，才是對專制統治者最好的復仇。而且，日益變得“下三濫”的專制統治者，沒有資格成為白帆復仇的對象。只有敢於按照決鬥規則拔刀相向的對手，才有資格成為高貴勇士復仇的對象。何況，渴望自由是一種像雪原一樣純潔高貴的感情，而對統治者的憎恨、不滿和復仇願望，卻必定會使這片雪原蒙汙。
心中凍結著堅硬的痛苦，恥辱像毒蛇時時噬咬高傲的靈魂——在這種狀態中等待四年，乃是心靈的酷刑。經過半年斯巴達式的嚴苛體育鍛煉，白帆被艱苦的寫作損壞的身體得到了恢復。於是，他離開貴州，像一隻孤獨的豹，走上了流浪的旅途。他要以流浪漢的足步走過這一段艱難的等待時期，因為，他天性中就有對遙遠地平線的永不凋殘的嚮往，他隱隱希望流浪的路途上能採摘到幾朵生命意義的野花。
白帆來到北京，會見了昔日的朋友、同志、學生，特別是與他有過一次“高山之巔的戀情”的吳勇。但是，今日的吳勇已非昔日的吳勇。她不但已經變得“現實”，而且有了一個未婚夫。她表白自己說：
“有許多人——還有的是我們北大同學，還有的參加過‘六四’運動，他們現在不再對真理和正義感興趣了，他們變得現實了，他們已經習慣於在不公正的社會規則下，用卑鄙的方式追逐金錢、名譽、地位、權力……當然，我也是這樣做的，因為，這是生存的前提。可是，他們不該在背叛了美之後，還要否定美，詛咒美，以使自己骯髒的背叛顯得崇高——他們說中國人普遍愚昧，不配享有民主；他們說，權力腐敗有利於市場經濟發展，因此，中國人必須忍受腐敗；他們甚至把‘六四’激情，把‘六四’的血說成一個錯誤，一種淺薄的孩子氣……我夷鄙他們，我不屑於理睬他們。可是，我怕我驕傲的沉默，會默許了他們對心靈的侮辱！有時，我會用尖刻的語言將他們腐爛的心剜出來，放在雪亮的燈光下，讓他們自己欣賞那種醜陋。不過，每次我說過那些尖刻的話之後，都會突然感到空虛，因為，我不敢真正撕碎在暴政前的沉默，裸露出心中對真理的理解——在那些人面前，我可以驕傲地沉默，在暴政前我只能卑怯地沉默，我只是夾在驕傲的沉默和卑怯的沉默之間的一片空虛……畢業後我沒有再找你，我要把我們高山之巔的戀情——那瞬間的美，鑲嵌在太陽中。‘美麗的瞬間’，這不也是你的英雄人格哲學中關於生命意義的一個重要概念嗎？所以，我不要永恆，我也不要長久。不過，就是想要也沒有——我總覺得你不會，也不應該只屬於一個女人，如果我再找你，事情會變得很繁複。繁複有時也很無聊……現在，我有未婚夫了。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他會心安理得地從權力和金錢的交互關係中索取他的一份利益，但是，他不惡毒，也不試圖使自己顯得比真實的狀況更崇高。他不關心靈魂——我為什麼要他？因為，他是我在茫茫人海中所能找到的最乾淨的人，乾淨就在於他還沒有虛偽到想掩蓋自己的骯髒的程度。同他在一起我很安靜，可就是總有些不快活，當然也沒什麼痛苦，可為什麼不快活我也說不清……。”
《老子》雲：“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耶穌被釘到十字架上時，為那釘他上十字架的士兵祈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本文開始所引述的那一群卑鄙的文人，還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美，但是他們卻選擇了醜和惡。他們極力掩飾自己的醜惡，表明他們心裏明白。他們僅僅從知識的層面上，“知道”什麼是善惡而已。不論這些人頭上有什麼耀眼的學術光環，可憐他們只處在人生第二階即知識的層面上。在知識層面之下的是技能層面，而在知識層面之上的是精神層面，在精神層面之上的是靈魂層面。一個人一旦知道了什麼是真理，他就不能不去做。而“真理”卻不是知識，而屬於心靈這個最高境界。吳勇的境界無疑高出那些被她揭露調侃的文人，可憐她卻掙扎在精神的層面上。至於她的未婚夫和那些卑鄙文人的區別，則是前者是赤裸裸的醜惡，後者則是披了一層虛偽外衣的醜惡。吳勇選擇了後者，不是“他”乾淨，而是她要活著。她認識到自己“不得已”活在虛偽中，並為此感到痛苦。白帆痛感生活在虛偽中是中國人的恥辱，尤其是對生命負有責任的英雄男兒的恥辱。於是他發出了自己英雄男兒的誓言：
“我要用我殘破的生命召喚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以‘拯救我們的靈魂，重建我們心靈的家園’為主題！”
吳勇的悲觀主義表現在下面一句話上：“如果人已經沒有靈魂了呢——我們又該拯救什麼？”她認為，“拯救靈魂”比在岩石上播種更艱難。
白帆也為現實感到絕望。
白帆發現，鄧小平推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種鼓勵人們通過與腐敗權力結成神聖同盟來獲取骯髒金錢的經濟體制，在“六．四”血腥屠殺擊碎了人們對自由命運的希望之後，又對中國人發出了邪惡的物性誘惑。無數中國人閉上注視過自由民主理想的眼睛，淫蕩地摟抱住以鄧小平的意志為起源的邪惡的物性誘惑。中國人在整個民族的意義上正向物性化和虛假化的深淵加速墮落。精神之花枯萎了，詩意之星暗淡了，思想的綠意凋殘了，真理和正義被忘卻了，高尚的情操死去了，剩下的只有物欲——中華民族正在淪落為世界上靈魂最虛假、最下賤、最卑陋、最冷酷、最骯髒的種族。就連知識份子階層，這張“民族的智慧之鏡”的鏡面上，也佈滿了無恥地向強權獻媚的汙跡和金錢的鏽斑。
他感到，如果為之獻身的是一群需要拯救的善良的弱者，那麼自己還可以體驗到與俠義精神共舞的悲愴的豪情。然而，面對如此骯髒的虛偽的人群，即使他點燃自己的生命，照亮被思想專制之霧遮掩的真理，那無數雙物欲橫流的眼睛，也只會將燦爛的真理弄髒，令他黯然神傷。但絕望並未銷蝕他的意志，英雄的心對一切英雄史詩的榮耀負有承擔的天職。
白帆，也就是作者，為自己提出了超越的任務。
“為什麼活著；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向自己提出，並在精神的層次上，以英雄的名義回答這些問題，那是艱難的。看來，白帆似乎至死都無法回避這種艱難。不過，他還不知道怎樣才能超越過去，鑄造出可以作為王冠戴在明日太陽之巔的生命意義。他也就因此而茫然了。當那茫然的感覺猶如漫天灰藍色的雪片無聲飄落時，他凍裂的岩石般的心會突然變軟。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白帆認識了珠牡。珠牡與他相約在杏林中見面，為他作靈魂之舞。但當白帆提前赴約時，目睹了一群孩子在一個成年人的教唆下，淋漓盡致地表演了一出充分表現出人的魔性的虐待動物的醜劇，破壞了他的心情，也破壞了這次本來應該非常美好的約會。孩子本該是天真、純淨、燦爛的。但這個可怕的場面使白帆一時間覺得純淨和燦爛居然也是如此可怕。淚水淹沒了他眼前的景象，一行血字歪斜在他荒涼的視野中：“這是一個應受天譴的民族——他以奴性接受並縱容了獨裁權力，使自己在專制文化的腐蝕下淪落為一個虛假、自私、詭詐、庸俗、冷酷、怯懦的民族，他墮落的人格已經成為對精神的侮辱。”中國人在2300年的漫長歷史中，生活在專制統治和奴性屈服的黑暗中，犯下了數不清的錯誤和罪惡。20世紀下半葉，中國人犯下的罪惡，好像是兩千年罪惡的總演習，甚至更有過之。但是中國人很少反思自己的錯誤，懺悔自己的罪惡。一個不知反思和懺悔的國家，世界上什麼力量也救不了它。我們的罪惡緣起於我們心中的罪性，拯救的希望也蟄居在我們的靈魂中，儘管它已經被壓縮到最小的空間。
受不了這樣的刺激，白帆要到最荒涼的地方去，到離人這個概念最遠的地方去，“到塔克拉瑪幹去——我要沐浴在死亡之海中，我要仰視死亡之海上寂寞的星空，放聲痛哭！”白帆這樣想著，快步離去了。
鬼使神差般，白帆和珠牡在火車上同一包箱重逢了。於是讀者通過珠牡的眼睛看到白帆的形象：
那個男子臉部的輪廓很消瘦，神色間還有幾分憔悴，但那憔悴並不使他顯得脆弱，反而給人一種剛毅的感覺——那仿佛是屬於岩石的憔悴；他的臉十分蒼白，那種蒼白就像意境美麗而悲愴的凋殘一樣，凝結著高貴的氣質；他的長髮濃密、深黑、淩亂，猶如在鐵黑的雷暴雲之巔呼嘯的狂風；兩道幾乎伸展入發際的長眉，宛似無邊無際的荒野上呈現出的地球輪廓的曲線，有一種遼遠的詩意；長眉下，一雙令人想起猛獸的眼睛上，雕刻著受傷的驕傲和堅硬的悲痛——仿佛是用炫目的雷電刻出的；他的鼻骨挺直，鼻翼敏感而秀麗，線條銳利的薄薄的嘴唇在緊閉中顯示出桀驁不馴的俊美。
雖然珠牡和白帆的靈魂是那樣接近，但是，他們的命運已經不能重疊在一起了，正如白帆所說：“我們都有了峻峭的痛苦——屬於各自命運的痛苦。我們只能用殘存的感情日夜注視那痛苦；我們只能在那痛苦上精雕細刻，希望刻出更加美麗的意義；我們只能在那峻峭的痛苦之巔，在那接近藍天的地方構築心靈的家園——因為，我們的心都已經失落在各自的痛苦中了，那痛苦就是我們今後的命運，我們不能背叛那高貴的痛苦。”
在青海高原的荒涼中，白帆回憶著珠牡心靈和身體的美。他非常厭惡共產黨宣揚的唯物主義哲學。“在他看來，這種以物性為王者，甚至將生命的本質確定為物性的哲學，乃是對生命的最粗俗、下流、淺薄的理解，是一種屬於無賴漢的理解。但是，他的哲學原野上，也沒有神靈的聖樂在飄蕩，他是一個無神論者。”
儘管他並不清楚珠牡的痛苦的具體內容，但是，他相信那痛苦一定屬於潔淨的心靈。“在人性普遍物化的時代，在人們的歡樂變得很骯髒，痛苦變得很遲鈍的時代，還能如此真誠地痛苦，還擁有必須用利刃與之搏鬥的痛苦，這樣的心靈必定是高貴而純潔的。”白帆這樣想，不過，他又感到，屬於珠牡的純潔，對於他，一個超越宗教的靈魂，只是一種遙遠的美，而且只能是。
珠牡雖然接受了唯物主義的學校教育，但她的宗教感情卻是天生俱來的。白帆豔羨珠牡純潔高貴的美，並且意識到了他與這種美之間存在的遙遠距離。為了去尋找高於物欲的心，去尋找依然愛戀精神的靈魂，去尋找高貴、純潔、真實的生命，白帆走上了西藏高原。許多人因高原缺氧而產生的精神症狀，卻使白帆感到驚喜，他把缺氧的精神反應稱為“高原醉”，並心馳神迷地體驗那種高於烈酒和美女的沉醉。
在這種沉醉中，空間傾斜了，時間有時如同河道被山崩截斷的大江般倒流；有時像荒野上的奔鹿在跳躍中奔行；有時又宛似陰雲郁集的高山之巔那蒼白的雪，失去了流逝的特性。在這種沉醉感中，白帆的意識變成野火過後的荒原，一切理性都被淨化為虛無，只有那些堅硬如岩石的感觸還裸露在荒原上，像風蝕的情感的墓碑。
少年白帆對內蒙古高原上美麗落日的長期凝視，使他創造出“美麗的凋殘”的哲學命題——以高貴而美麗的死將生命雕刻為意義。然而在《自由在落日中》這部小說中，他對日出的描寫也是很輝煌美麗的。他之所以單單創造出“美麗的凋殘”的哲學命題，與他生活在“生萬難為人傑，死猶可為鬼雄”這樣一個悲慘的環境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貫緊跟共產黨的曹禺先生只想一死了之，他跪在地上，求著妻子方瑞，“你幫助我死了吧! 用電電死我吧!”方瑞則反過來求丈夫：“你先幫我死好不好?”蕭乾回憶說：“對不少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幾乎加入了那個行列。……蹲牛棚時，每次上廁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掛得住腰帶，要是跳樓從哪里往下蹦。”（裴毅然：《文革狂濤中的知識份子》）連共產黨自己樹立的英雄，也都全是死人，因為活著是萬難成為英雄的，更不必說有獨立思想的個人了。白帆顯然已經開始意識到了應該超越自己，“他急切地等待著屬於西藏高原的落日，他試圖從這裏的落日中獲取能夠超越自己過去的哲學之美。”
“這裏的落日不相信‘美麗凋殘’的哲理。噢，是蒼白的落日使生命輪回的觀念成為這裏人們心中長明的燈盞。死既然是輪回中的一個環節，而不是命運的終結，哲學就沒有必要將落日和死亡的概念雕成華麗，雕成秀美，雕成神韻無限的豐饒。是的，我不喜歡蒼白的落日，可我似乎應當尊敬它，它雖然蒼白，卻將雪山映成金色，就像淨潔的死亡能使再生的靈魂高貴……。”這些思想如同晶藍的星光在白帆眼前因直視落日而湧起的黑暗中閃爍。日球沉落了，眼前燃燒的黑暗消逝了，思想的星光也隨之隕落。
作者對於景色的描寫是無與倫比的。且看他對西藏高原上落日的描寫：
荒涼的原野覆蓋上了一層生銹的鐵甲似的暗淡的黑色；從漫長地平線下湧起的仿佛落滿時間風塵的暗紅的霧，使西方天際呈現出凝重而又妖豔的情調，凝重得像凋謝的火焰，妖豔得如美少女為癡迷的愛情飄灑的血；西北方的一列雪峰在紅霧的映襯下流光溢彩，那雄偉山體上純潔的白雪似乎要燦爛地燃燒起來；雪峰旁的空中，飄拂著幾片雲，有的像金色的羽毛，有的像銀子鑄成的蓮花，而鬱積在一座瑩光流蕩的雪峰之巔的雲團則是深紅色的，宛似火焰的王冠；越來越濃郁的深藍色使天空顯得深遠而神秘，像是一個關於生命或者死亡的神聖的隱喻。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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