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健全社會PK變態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是健全的，那麼這個社會中的公民也會有健全的人格。反之，如果一個社會是病態的，那麼在這個社會中，就算是那些有健全人格的人，也會被扭曲成變態者。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在他的名著《逃避自由》中，深刻地分析了極權專制社會中普遍的心理變態的現象。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裏，每個公民的權利都會得到法律的保障。因為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公民會享有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的自由。健全社會的公民，就會以一種健全的精神去建設國家，服務社會。自由民主能夠讓人產生很強烈的社會歸屬感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自由民主的社會，能夠為公民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實現人生價值的機會。而那些成功者更是以回報社會來體現自己的終極價值，比爾·蓋茨和巴菲特都是我們的榜樣。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裏，一個公民只需要履行社會上應盡的義務即可。他不會被強迫著去進行政治學習，參加各種各樣的洗腦活動。他也不必天天擔驚受怕，生怕有一天自己住的好好的家，因為舉辦運動會或其他原因給強拆了。自由的核心在於，在你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你有無限的機會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因此，自由民主能夠讓一個人產生強烈的社會歸屬感，因為他只要符合社會需要，就能廣泛參與社會生活。他能自由地與同好結成各種各樣的團體，能夠自由地討論種種感興趣的問題，能夠對於社會現實用獨立的態度進行評判。因為這一切都太習慣了，他甚至都無法設想，在某些社會裏，根本不允許有這種社會參與感的存在。
社會為個人的成長提供了土壤。健全的社會能夠為個人提供健康積極的成長環境；而惡劣的變態社會，只會扭曲人性。對於個人來說，那種內在的成長與幸福感，對於他來說甚至是比外界的物質條件更重要的東西。可是，在某些社會裏，即便物質條件獲得了滿足，人的內心最具有精神性的地方卻是空虛或變態的。兩種社會的差別，就是自由民主和專制極權的差別。兩種人的差別，就是健康的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差別。
自由民主的健全社會，為那些能夠去創造性地工作，還有自發真誠的愛提供了機會。自由民主促進了廣泛的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現代世界的新發明新創造，幾乎完全出於自由民主的健全社會。不光是科學技術是這樣，各種各樣的慈善組織，人道團體也只能存在於自由民主的社會裏。人們能夠發自內心地去幫助別人，依靠自己自發的力量。反之，在極權專制的社會裏，科學研究為技術創新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因此派特工偷別人的技術再進行抄襲和模仿，是它們的拿手好戲。前蘇聯的克格勃最擅長的就是去偷別人的經驗情報和科技情報。真正有創新精神的人，反而被迫害，流放到古拉格群島。在專制極權的統治下，真摯自然的愛心也會受到壓制。就算是慈善事業，也必須要通過官方的慈善組織進行。先讓它們撈足了回扣，最後只剩下少得可憐的金錢的捐助物品送到災民手中。
二： 變態的社會造就變態的人
有心理學家特意比較過兩種社會裏不同人的表情。他們比對了朝鮮和美國眾多人的圖片後，結果發現：專制極權的變態社會裏的人，很少會微笑，甚至根本都不笑。天天板著個憂愁的撲克臉，沒有什麼表情。而自由民主的健全社會裏，公民的表情經常是微笑，很開心。而走起路來也是昂首挺胸，很坦蕩。心理學家得出結論說：人的表情和身體語言，反映著人的情緒、感覺與精神。專制極權的變態社會裏，人們因為內心扭曲或者戒備，失去了那種純樸的內在生命力。反之，在自由民主的健全社會中，因為個體的獨立與完整受到保障，公民能夠與自身，與他人，與社會，還有全世界和大自然建立密切的聯繫，個人就有發自內心的充實和快樂，因此是自信而坦蕩，充滿著力量。
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同時也是恐怖社會。活在變態社會裏的人除了要裝出服從的樣子，還要時刻提防有別人去告密或揭發。他們會天天提心吊膽，就算開始沒有神經病，最後也會把自己逼出神經病。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說：在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裏，人們會選擇去逃避，最後就是放棄自由。他還說，這種逃避是強制性的，如同人們逃避那些可怕的恐怖一樣。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本來是擁有理性、人格和精神的健全。或是在變態社會裏，他為了能活下去，就被迫完全放棄了自己的理性、良知和人格。如果長年繼續下去，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應付造就各種各樣的變態的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受虐狂和施虐狂患者。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如果一個人活著，擁有生命的充實感，他就必須能夠與自身，與他人，與社會建立充分的聯繫。這樣的歸屬感，讓個人能夠發自內心去生活。所以，一旦個人被迫放棄了自己的獨立自由，他就會處於一種內心的強烈空虛中。這種空虛沒有人能夠忍受，於是，他就希望能與某些東西結合起來，填補這種空虛。為了能夠在變態社會裏活下去，大多數人放棄了良知和獨立思考。他們選擇了沉默和服從。還有一小部分人，甘當極權專制者的走狗。他們拼命追求權力，有了機會就去壓制和迫害他人。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裏特有的那種施虐狂與受虐狂就這樣產生了。
三： 施虐狂和受虐狂的特徵
心理學家，特別是精神分析大師曾經深入研究過施虐狂－受虐狂現象。有變態心理的受虐狂，經常在內心感到自卑，無能，覺得生活得毫無無意義。在意識的層面上，他們可能會抱怨並想消除這些感覺，然而在非意識的層面下，卻有某種黑暗力量驅使著他們不得不這樣做。這類心理變態的人，總是在輕視自己，使自己軟弱而去倚靠別人，倚靠組織倚靠黨。他們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不敢去做他們想做的事。為了活下去，他們需要不停地向組織坦白，不停地寫思想彙報。生活，對於這些受虐狂的心理變態患者，就如同不可抗拒的黑暗力量，無法主宰也無法控制。
受虐狂心理變態的一個極端例子就是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明明他自己的兒子都受到迫害，死的死，傷的傷，他還在不停地寫肉麻的頌歌。兒子死了，他還白天強作歡笑，只能夜裏偷偷抄兒子的詩悲痛一番。1967年4月，郭沫若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郭沫若的二子子世英又被北京農大歹徒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總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象郭沫若這類的受虐狂心理變態患者，他們往往不只是輕視自己，屈服於外在的邪惡力量。有時他們還會尋求外在邪惡力量的傷害，自我折磨一番，並且以此為樂。
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寫道：“有的受虐狂變態患者喜歡苛責，批評自己。其過分的程度，即連其最恨的敵人也自歎弗如。另外的人，是強迫症患者，他們以強制式的習慣與想法來折磨自己。”我們再看郭沫若的例子：還沒有人開始批判他，他就匆匆忙忙地跳出來，公開表態，應當燒掉他寫過的所有的書。郭沫若心理變態的強迫症則表現在他一再向毛澤東表忠心上。他不斷地說什麼，“沒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學好，沒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燒掉，沒有一點價值”。無論是在史達林統治的蘇聯，還是在毛澤東統治的文化大革命時候，這類自我作賤的知識份子受虐狂患者，還能舉出很多很多。這些人猶如魔鬼附身，不斷傷害著自己，也傷害著別人。
與受虐狂的變態患者相對的就是施虐狂變態，這類人在極權專制的社會裏危害極大。無數的蘇聯克格勃秘密員警，監獄打手，還有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革委會都是這類施虐狂變態的例子。在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裏，這些人的突出特徵是拼命向組織靠近，削尖腦袋也要往組織裏鑽。他們通常是入黨積極分子，告密積極分子。一旦加入邪惡組織，就用野蠻、謊言和赤裸裸的權力來控制別人，把別人視為工具。他們特別喜歡充當壓迫者的角色，特別擅于領會上級的意願。他們不只是要在肉體上絕對地控制別人，還要在精神上控制別人。他們不僅喜歡在肉體上消滅別人，還喜歡踏上一隻腳，叫他永遠不得翻身。他們特別關於威脅他人，利用他人、在他人之間造成不合和對立，然後再分片瓦解。在這類邪惡的變態狂的內心深處，特別喜歡欣賞別人的痛苦。他們喜歡讓別人痛苦，更願意看著別人在痛苦中的掙扎。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裏，充滿著這種從精神和肉體兩方面對人的淩辱。就象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批鬥和遊街的場面一樣，大規模地淩虐，羞辱和傷害他人，是他們的看家本領。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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