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權力至上”依然是中國不幸的現實，那麼在中國，不是要不要政治、關心不關心政治、對政治有沒有興趣的問題，而是要什麼樣的政治的問題。
一生難逃政治魔影
的確，政治是最大的經濟。實際上，政治不但是最大的經濟，而且還是最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娛樂，等等等等——統一的道理首先是沒有自由，精神文化生活必然萎靡。經濟等等不能決定政治，政治卻決定經濟等等。這是因為政治關係是人們的第一社會關係，直接處理人們的相互地位，直接關係到人們的實踐權利。在現代文明社會，政治權利平等決定了人們創造的尊嚴（有別於“競爭出活力”的“資本眼界”），由此整個社會充滿活力，繁榮富強成為副產品；在中國，非現代政治權力直接限制了人們的創造空間，落後貧弱是專制的副產品。中國的一切困死在政治，“毛澤東政治”與“反毛澤東政治”同樣是第一社會領域，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事實如此，這是由共產黨的大一統政治模式決定的，當然不是好事——成熟的成人社會政治不應當對非政治領域有如此大的控制、干擾與影響的。中國人的生活被共產黨弄得過於政治化了。
中國的經濟生活中真正煩人、折騰人的，無一不是來自糟糕的權力主義的政治干擾！今天的中國必須將反腐敗與維護人權聯繫起來，因為腐敗直接侵犯了人們的財產權。腐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權力壟斷，或者用官方報紙已經出現了的說法即“權力缺乏制約與監督”。腐敗蔓延，這說明人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利，必定被嚴重侵害了。當然，腐敗也必定要侵害到人們的各種社會權利和文化權利。
無論在哪一個生活領域，只要有權力觸鬚的觸及，人們就不難看到那裏的一些侵權和腐敗現象。一個人首先是“投胎”、出世，這就需要男女的婚姻，而要領到婚姻許可證就得應付腐敗，多者竟要花上幾千元——這成了“非法婚姻”增多的一個致因；生孩子呢？要有准生證，於是全國農村大多數落後地區的計劃生育賣起了准生證，收起了名義上的“超生費”實際上的“准生費”，而且是連白條也不給打的，全國村、鄉幹部貪污了多少億“超生罰款”？這導致計劃生育國策的嚴重失敗；到醫院生孩子是大事（貧困農村多數還是在家裏傳統接生），得小心進貢醫生，一隻“紅包”在中國飄飛20多年了；出生後入託、入園不是小事，要應付亂收費和老師對平民孩子的歧視；孩子上街要小心野蠻交通、無蓋窨井，出遊常遭遇旅行社欺詐，去公園要購買裏三道外三道的門票；上學了要受應試教育、馴服教育之苦，然後是艱難的就業、勞累、沒完沒了的折騰、受剝削，直到糊裏糊塗走到老年、暮年，就算是安樂死也不能安樂，死後要遭遇高額壟斷的殯葬、墓園，兒女們清明節來掃墓都要被亂收費騷擾，死鬼還得接受壟斷冥業的盤剝，可謂雖死而不寧——活著是人質，死了是鬼質！
是的，無論任何人，從一出家門到回到家裏，都可以在他進入的社會角落裏遇到腐敗。坐在家裏就無事了嗎？公安隨便進門把你打一頓，讓你掏出冤枉錢的事也會有；霸王電費、電話費呢？那污染的空氣呢？居室的終日不見陽光呢？噪音的干擾呢？……總之，無時無刻，無事無處，不在腐敗的侵權包圍中。高度統制的權力社會，腐敗像被污染了的空氣一樣彌漫開來。作為平民，在中國活完一生與歷險相若，到頭來是個“幸死者”就謝天謝地了。
何清漣女士說到的“貪瀆文化傳統”，現行政制是其集大成，不老老實實承認這一點，便不能心平氣和、不能良性互動、不能同舟共進。首先問清楚自己是不是腐敗分子，如果不是，那麼不管自己處於何種地位都應該看到，諸如政治的腐敗、市場的扭曲、企業的空殼化，農民負擔、工人失業，金融混亂、教育落後、幹群關係緊張、環境惡化……等等大且尖銳、深刻的矛盾，都無法按極權主義（無論硬或軟）的路數解決。
1998年晚些時候，在學界口碑尚好的《財經》雜誌（證券市場週刊月末版）組織有關專家，進行了一次“關於中國改革前途的對話”。吳敬璉先生在對話會上指出，中國再回到計劃經濟的模式不大可能。但搞得不好會出現一個拉鋸戰的過程，可能會發展成類似東南亞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或者“親朋好友資本主義”。吳敬璉先生有很多說話的不方便，實際上“裙帶資本主義”或者“親朋好友資本主義”已成事實。為“權痞資本主義”充當辯護士的學者忙於鼓吹“威權政治”，並要求民眾與之“合作”，以使“壞的市場經濟”的“新格局”，進一步鞏固起來。民眾當然沒有一個答應，想答應也沒地方答應——只能“不合作”！
要遏制“人治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從經濟的角度講，就是要發展獨立的民間經濟和民間力量；從政治方面講就是要確立遊戲規則，實行人權原則下的民主法治。吳敬璉先生還說到，中國最大的危險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就是繼續搞計劃經濟，另外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奪大眾。這兩種力量互相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據。公眾看不明白，就容易發生搖擺。為此，當前還是應該做一些比較基礎的思想梳理和啟蒙工作。與吳敬璉對話的經濟學家汪丁丁也認為，改革的前20年回避的許多核心和困難問題，現在再也無法回避了。經濟學家應該把市場經濟最基本的道理反復講，在實踐中講，讓大眾和官員明白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他說，中國的改革需要一種持之以恆的思想力量，才可望走到它要去的地方。汪先生的說法不可能對共產黨昏官有任何促動。
“人治資本主義”與“新權威主義”是兩碼事。“新權威主義”必須具備四大基本面（不是技術面）：一是存在真正的廉政、勤政；二是專權機制具有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發現、甄別、任用德才兼備人才的功能；三是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基本消除了壟斷與經濟禁區、權力規範下的私有制得到安穩、多種經濟形式自由創造）因而充滿經濟的活力。吳敬璉先生說過：“市場經濟並不是完美無缺和無所不能的。應當說市場經濟是一種有很多缺點的經濟體制。然而與迄今為止人類已經試用過的一切其他體制相比較而言，它確是最好的。”四是民眾對“權力外部人”的人生感到相對滿足（像中國當下一些教授、事務官那樣）。以此觀之，當世諸國，確實唯新加坡近之；但新加坡也開始了民主改革，其國民也在期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權利空間”。更何況在遭遇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李光耀式的“東亞價值觀”從根本上發生動搖了！而諸如香港警署、新加坡海關、菲律賓歲入局（短命）、駐韓美軍採購部等等的廉政美談，畢竟只是一國（地區）的機構或部件而已，自然無以作為國家整體可實行“新權威主義”的證據。至於偌大中國大陸就別做“新權威主義”的美夢了——我寫過一系列文章證明：開明派的努力因其不能擺脫舊權力框架，儘管還有零碎脆弱的用處，但已經不再有“歷史意義”。這裏特別要轉告讀者的是，新加坡亞歐基金總幹事許通美先生，1998年曾特別指出的，“朋黨資本主義”是亞洲金融危機留給人們的一大教訓。許先生的話當然與新加坡有關！
若干年來，中國的一些學者，有的還不斷做著“新權威主義”的奏摺和幕議，有的還一直在強勢群體內推銷鼓噪著“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比起我前面說的“腐敗成了空氣”來，潤滑劑的馬屁拍得還不夠呀！），其目的無非是通過其智力從權力和暴富者那裏討碗“學術政客”的飯吃，其心態無非是“管他娘的百姓，你們能撈就撈吧——只是要分我一份。”鼓噪“新權威主義”、“腐敗潤滑論”的“學術政客”們，無一不在日常生活中多少幹著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就是明證。
吳強、一杭兩位作者在1998年12月25日《南方週末》報撰文指出：專制獨裁乃地區動亂的根源。他們是基於對伊拉克困境的解剖得出這一結論的。在研究東亞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眾多專家學者指出，專制與腐敗乃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禍首。何清漣女士在較早的時候就此撰文指出了“儒家資本主義神話的破產”；黃葦町先生則主要就韓國作了相關剖析；連典型的御用“右派”經濟學家厲以甯先生也承認“東亞金融危機的‘根’在於泡沫加腐敗”。希望厲先生能夠將這一認識真正用到研究中國經濟上。
1998年《中國國情國力》第2期刊文透露，一位“領導同志”在廣西考察時指出，亞洲金融危機，有三條教訓：第一條是經濟結構失誤，把錢全投在房地產，和我們1992、1993年的教訓是一樣的。投進去沒有市場就收不回來這個錢，壓在那個地方壓死了。搞房地產，不能把土地層層下放、工程層層轉包。這是很腐敗的一套，一定要把它割除。第二，亂借外債。本來法律規定的省級政府無權擔保外債，未經批准他卻擔保。我們不會保護這種非法貸款。第三，腐敗。裙帶關係、貪污受賄，包括韓國、日本，一樣的。日本那些高官，都是受過那些大銀行、大老闆的所謂過份招待，腐敗得很，所以最後總爆發。蘇哈托統治了35年，他也得垮臺。經濟垮了，老百姓民憤太大，他不垮能行嗎？……
其實蘇哈托時代的GDP有時甚至以年增長20~30的速度增長著，經濟沒垮，老百姓民憤還照樣大！
有學者認為，中國首要的問題不是腐敗，而是例如機制變遷（如基礎的產權制度，和諸如政府機關集體採購、公車集中制等的局部改良等等）。這與老百姓的說法不太一樣。1999年剛剛到來的時候，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SSIC）就1999年百姓生活的熱點問題，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重慶、武漢等地開展了專項調查，成功訪問了785位城市居民。結果見下表。
其實，歷年來的相關調查少說也有上百次了，結果都基本相同；又其實按該表中“不關注”懲治腐敗的人數比例計算，10億人中才800萬，加上“不太關注”的也才2200萬，以總人口13億計的話，則為2860萬人，仍小於人們估算的受惠於腐敗的群體人數。
黃葦町先生在《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作家出版社，1998年11月，北京）一書中提出，“只有腐敗能令我們亡黨亡國”。一些官員雖然口頭上也懂得這樣講，但一到實際問題時，便又端出黨魁權閥的架勢，似乎人權人士、道義人士才是亡党亡國的罪人，說明內心並沒有黃先生這樣的認識，或者雖然嘴上知道有亡黨亡國之禍，也不惜為了既得利益迫害道義人士。難怪人們議論說：不反腐敗要亡國，真反腐敗就要亡黨——實質只能是失去傳統權力。
城市居民對中國1999面臨的各種問題的關注程度
（單位：%）
|
項 目 |
非常關注 |
比較關注 |
不太關注 |
不關注 |
排序 |
|
懲治腐敗 |
83.5 |
14.3 |
1.4 |
0.8 |
1 |
|
保護環境 |
66.3 |
28.9 |
3.6 |
1.2 |
2 |
|
加強法制 |
62.8 |
31.2 |
4.5 |
1.5 |
3 |
|
加強社會治安管理 |
58.7 |
35.4 |
4.6 |
1.3 |
4 |
|
整頓社會風氣 |
57.5 |
31.1 |
8.7 |
2.7 |
5 |
|
控制物價 |
54.3 |
32.9 |
8.3 |
4.5 |
6 |
|
解決貧富不均問題 |
49.6 |
41.2 |
7.5 |
1.7 |
7 |
|
保護消費者權益 |
49.4 |
46.3 |
2.8 |
1.5 |
8 |
|
澳門回歸祖國 |
48.6 |
45.8 |
4.3 |
1.3 |
9 |
|
經濟持續發展 |
48.3 |
47.6 |
2.3 |
1.8 |
10 |
關於腐敗能否根除的問題，人們持有不同的看法。實際上這與對腐敗概念的理解相關。我認為，腐敗不僅是一種錢權交換或權力尋租，而且是一種制度性、體系性、集團性的政治現實。既然如此，現代憲政民主社會的實際表明，腐敗是完全可以控制住的，在“控制住”的意義上講，也就是可以根除的。南非行政管理學院那位名叫羅伯特.克利特加德的教授在其名為《控制腐敗》的書中，所持的“腐敗不能根除，只能控制”的觀點，沒有看到專制國家的“腐敗”與民主國家的“醜聞”的重大區別，是錯誤的。“根”作為政治學的用詞只能指制度，而不應當指人性。制度怎麼不能根除腐敗呢？
浙江省溫嶺市檢察機關對1998年該市查辦的十件大案（罪犯涉案金額從幾萬到幾十、幾百、幾千萬不等，總罪額達2300萬元，人均100余萬）剖析為四類：⑴以權“吞錢”；⑵以權“換錢”；⑶以權“調錢”；⑷以權“玩錢”。可見，腐敗是一個政治權力體系問題。腐敗與權力過於集中（直白說就是專制）是二而一的問題，專制是因，腐敗是果。如果說，腐敗不能控制住，就等於說專制無法制約住。幸虧，這已經被人類政治進步的現實否證了！
鐘國興先生講腐敗“導致經濟落後”、“導致經濟畸形”、“導致泡沫經濟”、“導致社會動盪”；何清漣女士將權力的壟斷稱作“政治之癌”！現在看來，大講經濟是最大的政治、市場經濟與中產階級的成長有利於遏制腐敗等等，都是一廂情願的經濟唯物主義的老調調，講政治的民主化改革是控制、遏制腐敗的根本，才是唯一清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