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三四月份，幾位不速之客突然光臨我的辦公室。通過姓名，才知道他們是西安市公安局政治保衛處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劉科長。他說：“久聞党老師大名，今天特來拜訪，向党老師請教幾個問題。”我回答說：“請教談不上，願意一塊討論。”
我當然知道他們來訪的善意。我向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一件可恥的事情，又從不贊成任何政治密謀活動，可謂“無事不可對人言，無話不可對人說。”於是我問：“請問你們想討論什麼問題呢？”
劉科長說：“第一個問題，有人認為應該修改憲法，去掉憲法中‘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請問党老師怎麼看？”
我回答說：“我認為我們的憲法中，有兩個權力主體。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就是說，人民是權力主體。但憲法又規定了共產黨的領導權，党的領導也是一個權力主體。如果有一天人民不選共產黨了，是不是人民就違背了憲法，要否定人民的選舉結果？但否定人民的選舉結果，豈不是又違背了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一部憲法有兩個權力主體，在法理學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要保留‘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一條，就應該去掉‘共產黨的領導’。如果要保留‘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就應該去掉‘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樣，在法理學上就統一了。你看是不是這麼個道理？”
劉科長輕輕點頭，臉上卻是僵硬的表情。我問：“請問下一個問題呢？”
劉科長緩和了一下情緒說道：“再一個問題是，有人認為應該為六四平反，請問党老師怎麼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問題。”
劉科長好像千里逢故知似地，臉上綻出笑容說：“請問党老師為什麼這麼看呢？”
我回答說：“1989年，中國的《刑法》中還存在‘反革命罪’。反革命既然是一種罪，那麼，就只有法院才有權定這個罪。除法院外，任何個人或組織，都無權為六四定反革命罪名。但直到現在，從北京初級法院到中級法院直至最高法院，人們並沒有看到哪一級法院對六四事件開庭審判，宣判六四事件犯了‘反革命暴亂罪’或者‘反革命動亂罪’。既然沒有定罪，就不存在平反問題，而只存在改變看法問題。至於對六四的看法，從來就不統一。從這個角度說，我認為六四不存在平反問題。劉科長的意見呢？”
劉科長難以覺察地點頭，他一定未曾預料會聽到這樣的回答。我緩和氣氛說：“我是研究經濟理論的，對於政治是門外漢。如果有什麼經濟理論方面的問題，我歡迎你們隨時來訪。”聽到我送客的話，劉科長幾個人客氣地告辭了。
我這個人平時不善言詞，每與人交談，輒反應遲鈍，常常事後才會想起一些比較恰當的回答。這一回是罕有的例外，被劉科長他們碰了個正著。魯迅先生說過：急不擇言，不是沒有時間想，而是有時間的時候沒有想。這兩個問題，我平時不止一次和別人交流過，這回不過是“瞎貓逮住個死老鼠”。
上面所說的六四平反，是法律意義上的嚴格概念。六四問題遠遠沒有進入歷史，成為當今中國政治進步的死結。徹底調查六四真相，該道歉的道歉，該賠償的賠償，該追究政治責任的追究政治責任，該追究法律責任的追究法律責任，當然對於那些受到迫害的個人，也存在法律上平反的問題。所有這些，叫做“政治上平反”也行。但“平反”一詞用在這裏，卻不是嚴格意義上的。
2006-9-19
-f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