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象”裏的民族主義
“中國現象”是指以中國中原歷史文化為經驗軸心，隨疆土開拓輻射中國其他區域，在歷史傳襲、演進途中形成的特有的區別於另一個區域、國別的固有現象，其形成深受“儒、釋、道”的影響，特別是“儒、道”（入世與出世）的直接轉化，成為歷史事件、權謀運用、典籍兵法、古訓王言、忠君守成的再現與映射，是另一種漢民族的“民族志”，它深深影響著繼續生活在中國大地上的億萬子民，是中國區別於別國的一個文化和思維標誌。幾千年累積的“中國現象”大多是不積極、中庸、負面和逃避、陰性的，教人明哲保身，教人三十六計走為上，教人中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教人識時務者為俊傑，教人精神勝利法，教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教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教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全是趨利避害、老謀深算的伎倆。
《三國演義》、《資治通鑒》、《論語》、《史記》、《二十五史》裏記載的“中國現象”全是背信棄義、唯我獨尊、殺戮求榮、委身避禍、權謀傾軋、忘恩負義的“中國現象”，這些“中國現象”思維如今還活生生的在當代中國上演和跳動，即使1949年意識形態已經斬斷了古典傳統文化之根，但那些還是“無師自通”的被保留下來。當今大陸中國最熱衷的閱讀和觀看現象就是易中天的講《三國》和於丹的講《論語》，那裏除了權謀縱橫和忠君守成是其禦世愚化實質，易與於現在延伸的“心靈雞湯”全是“混亂時代”躁民無信仰的亂吃“中藥”，那些他（她）們“說書人”自己無聊貨色的昌興流行，主要是投合深中了“消費社會”（權謀縱橫為我所用）和“政治語境”（和諧、愚民之源）的肯綮，沒有這兩雙大手的推動，他（她）們全無可能成為一種“中國現象”。在中國，現象的極致性是創造出來的，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能比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往往都有此能力）專注於某件事情，並能發揮到極致，毛文選的發行量和普及率，忠字舞和煞有介事的革命芭蕾樣板戲，當然還有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作為西方最出色的公關運動，卻毫無疑問要被東方中國演繹到完美無缺，那會是世界奧運史最出色的，因為，“中國現象”就是那樣的毋庸質疑的霸道。而在背後，“單行道式”資源傾斜和強制性力量是當代“中國現象”的完滿保障。
歷史投射下的“中國現象”裏最出彩的當是民族主義和狹隘的民族本位主義。民族主義，亦稱國族主義，為包含民族、種族、國家三種認同在內的意識形態，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的理念基礎。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無從區分。民族主義亦特指民族獨立運動之意識型態，即以民族之名義作出文化與政治主張。民族主義者以明確的準則為基礎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區別，並據以判定“孰為民族之一員”。其準則可包含共同的語言、文化、以及價值取向，但於今最主要者或為族群意識(ethnicity)，即種族上之歸屬與躋身其中之地位。民族的“認同”與以族群上之“歸屬感”大為相關。民族主義者視民族性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團體般可自由加入。法國政治思想史家吉爾·德拉諾瓦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中說：“仇外思想通常能使公民的國家轉變為民族的國家，但卻很少能將民族的國家變為公民的國家。”
民族主義的一般性定義極為廣泛，其爭議遍及古今。民族主義的例子極其多樣，論及民族主義不時引致極端性的情緒，使得表述並定義民族主義極為困難。一個反復發生的爭議是，人們以自身地區性的經驗來定義民族主義。對其他地區而言，其間的差異則無關緊要。民族主義的支持者經常擔憂，因民族主義衝突所產生的負面結果、種族衝突、戰爭、與內政上的衝突，會歸結至民族主義本身，導致旁人以負面角度看待民族主義。他們常常用最負面的觀點看待民族主義並扭曲原意。民族主義過份強調爭端，定將對一般性爭論的注意力轉移至民族國家的特徵。
民族主義者的運動不一定聲稱自己的國家優於他國。他們或者就是主張，一個民族在容許自治的情況下，最好能夠分離，即民族自決之原則。極端類型的民族主義者幾乎全然自認為本國優於他國，而最極端的民族主義甚至會尋求摧毀非我族類的文化，導致種族滅絕以及世界性的浩劫。這都是我們不願看到的“民族主義”。
在中國每個時期，民族主義都有一批追隨者，特別到了“鴉片戰爭”以後的19世紀後半葉。一方面，被“堅船厲炮”轟開國門，只有割地賠款，苟且偷生；但另一方面，還以“天國自許”，並不承認自己的落後，還說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並沒有認識到危機的關鍵所在，以為“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張之洞《勸學篇·設學》），民族性自豪感不亞於現在想通過2008年奧運會的完美呈現，提升“民族主義自豪感”。過分自信自己的經義，認為落敗只是沒有經世實用的“西學”，解決了“西學”就可皇祚永延。那份對“民族主義”遺產的自信在半個世紀後，就被冷靜的偉大作家魯迅戳穿了，在《狂人日記》裏，我們看到所謂的民族主義“中（經）學”，全是“吃人的經義”，有著“獅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似的狡猾·······”。想“和在飯菜裏，暗暗給我們吃。”。魯迅在1925年給青年開具的書單則更為直接：“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與此相反的是，日本1868年明治維新後，原先學習中國經驗的島國轉頭向西，連當時的日本偏僻小鎮車站都是哥特建築，日本由此迅速強大，但日本並未因此丟掉“日本性”，反而比中國保留“東方特性”還要來的好。這說明，中國那些權勢者想保留的是“想繼續吃人的經義”，就像“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孔子的學說從不為百姓說話，它是為統治者量身定作的一種完滿經義，魯迅筆下的狂人受的教育即是為此。一定程度上，孔老夫子也是統治權謀者眼裏的“民族主義”。這樣的“民族主義”馴化出來的是“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燈下漫筆》）的迴圈。
還有一種民族主義，就是無來由的自大，這在中國已沿襲千年，九十年前偉大的冷靜作家魯迅對此有精闢的分析：“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的宣戰，卻尚在其次。”（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
最後一種民族主義是原教旨民族主義，這裏應將“地方性區域性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也考慮在內，即排外、仇外，北人看不起南人，南人看不起北人，蔑視五胡、夷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江蘇徐州親耳聽到還有人稱江南人為“蠻子”或“南蠻子”，而徐州作為北方的一個城市，其文化底蘊、教育水準和經濟實力遠不能與富足的南方相比。而稱古代日本為“蕞爾小國倭國”則早已有之，無從考證。當然，近代日本也用蔑視的口氣稱中國為“支那”。表現原教旨民族主義最強烈的事件當是20世紀初期的“義和團運動”，以至於現在，中國一抵制“美貨、日貨”，西方就在媒體上反復演繹“義和團事件”，“義和團運動”成了“極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我們還應該體察到，“義和團運動”的幕後大手是滿清政府，所以，這種“民族主義”又有不同尋常的含意值得玩味。
“中國式民族主義”演義
中國式民族主義是一個涉及文化、歷史地理、政治的理論、運動和信仰，這些理論、運動和信仰，其所維護的是這樣一種思想，即：中華民族及其以漢語為主的各地域的文化，是內聚的、一元化的。這個界說的舛誤之處在於：在“中國人”這個條目裏，對“中國人”的定義是非常寬泛且含混不清的。
在古代正統中華文化中，有尊王攘夷的觀念，即維護大一統，明辨華夷之防的精神。春秋大義中的華夷之辨，不以種族為標準，而以文化義禮作量度，蠻夷之民接受華夏文化可以融入到中華民族當中，“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歸化成為一種尺規。比如“夷”的概念隨歷史變化，古代的東夷早已融入華夏民族，近代中國也稱沿著海路而來的歐洲列強為“夷”。中華民族的壯大，和這種以文化為標準的民族精神有很大關係，而這種觀念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精神也有深遠的影響。
縱觀中國的歷史，要確定種族劃分與中國人認同之間的關係，至今仍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13世紀中國版圖上就有了第一個非漢族的皇帝——蒙古族人，其版圖之大也是令宋唐羡慕的，但蒙古族人對“民族主義”歧視和苛政也是有目共睹的，漢族人淪為“四等賤民”，色目人都在漢族人之上，這大大挫傷了“大漢族主義”，由此，“驅除韃虜”之聲從未絕音。到了17世紀，滿族人以區區200萬人入主擁有近兩億人的中國中原地區建立了清朝。連歷史學家黃仁宇都找不到合理的解釋：“一個1599年始有文字，前後不出半個世紀，竟能搖身一變而成為一個領導集團，統率一個文化悠久的大帝國。”（《中國大歷史》）。在其後的幾個世紀裏，他們試圖將一些民族，諸如：西藏人、蒙古人、維吾爾人，融入自己掌控的版圖中。滿族人所面臨的問題是：在保持自身獨有身份的同時，怎樣確保其治下人民的忠誠。他們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是，將他們自己扮演成開明的尊儒賢人，而事實上卻採用了許許多多奴役與愚化、殖民漢族的方式，最明顯的就是滿清入關及其之後血腥的剃發易服政策，在屠殺數千萬漢人的基礎上將漢人從外表韃靼化，以避免漢人從外表的區別上對滿清產生華夷之辨。
所以在清代，持有漢民族主義的中國民族主義者認為：漢人就是中國人，滿族人不屬於中國人的範疇，因而“反清複明”長期成為民族主義者推翻滿清少數民族統治政權的號召。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起義者一方面以滿族人是蠻夷為由，與滿族人進行了猛烈的戰鬥，同時人們從中國傳統價值觀念捍衛者的立場出發，同樣猛烈地為已經解決皇帝正統性的滿族人而戰。從這一點上，我們不難看出種族劃分和中國人認同之間相互關係的這種複雜性。正是在這一時期，“漢人”，這個作為描述多數中國人的概念才得以提出，並且用來描述中國人的主體。
不過，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涵義隨著西方帝國的侵入和主要矛盾的轉移逐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00年發生的義和團運動，便是中國近代最早針對外來入侵帝國的民族主義運動高潮。
在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之後，官方對“中國人”的界定，其外延被擴大了，意在將那些非漢族的民族囊括進來，儘管許多歷史學家論證：這主要是出於這樣一個現實，即：對“中國人”作一種狹隘的界定將使中國失去大片領土，而且，滿族人已經被漢化得不足以被認為是一個中國人之外的族群。
近代中國的衰弱和帝國列強的入侵，導致了種種喪權辱國的事件和尷尬處境，刺激著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發展，1919年的“五四運動”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1925年“五卅運動”的爆發更使中國民族主義運動達到空前的高漲，收回主權、抵制日貨、反帝運動一時成為社會的潮流。如果說“五四運動”主要是基於捍衛國家主權的運動，那麼“五卅運動”則在捍衛國家主權之外還帶有文化及政治意義。“五四運動”前後，全盤西化盛行；而到了“五卅運動”，捍衛中華文化，反西洋基督教運動和脫離基督教會學校的學生活動高漲，中國政府在此之後逐漸收回教育主權。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後，日本成為入侵中國的主要帝國，日本軍國主義由此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最主要的抗擊對象，這種情緒一直延續到今天依然強烈。當然，對日本的仇恨最大化還基於一向自大的中國不能容忍自己過去的“藩屬國”對宗主國實施侵略。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認為：由漢文化為主導對各族群的文化同化，意在將其納入“高度文明”的漢文化下，使之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事實上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
19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生活標準的提高、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政治信仰、價值體系發生根本性轉變，也導致民族主義在中國大地的復蘇，並有演變成民粹主義傾向的可能。
20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日趨高漲的民族主義政治意義及其重要性展開了熱情的討論。他們在討論中，顯露出了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觀點，這些觀點認為：反帝的民族主義為在國家政治制度之外人民大眾的參與下，提供了一個寶貴的公共空間；並且認為：在後殖民化條件下的民族主義情緒，象徵著一種公民活動的民主形式。這一理論的擁護者把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民粹主義的政治範式加以提倡，作為依從人民意志的民主合法性的具體體現加以宣傳。
今天看來，一夜之間，演變成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是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物。冷戰的結束使人們看到的是民族主義情緒和抱負在全世界的復蘇。在中國，意識形態的逐漸衰退，“消費主義”的盛行，致使中國共產黨轉而強化它作為最重要的愛國力量和民族自尊心的守護者的作用，為以繼續保有其執政地位尋求新的合法性基礎。
然而，民族主義情緒有時跳出意識形態部門的獨掌領域，中國書商靠買書號來規避審查。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的暢銷，表明了中國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民間的全面升溫。此外，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知識份子，也加入了鼓吹中國民族主義的行列。1990年代初和中期，中國的民族主義的矛頭直接是對著美國的，1999年5月，南聯盟的中國大使館被美國轟炸，民族主義者在第一時間圍堵美國駐華使館，大聲的“說不”。然而，到了21世紀初，美中關係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反美情緒已不再是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主流。至2004年，中國民族主義的矛頭主要指向了日本。
在近代自帝國列強侵入中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強烈的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國人民共有的首位情緒，貫穿於近現當代史中。
“現在時”的民族主義幽靈
自從世界發明Internet後，令人洩氣的是，它還是西方人發明的，“民族主義”表達管道有了全新的形式，就是虛擬的抗議和集團的聲浪。
2007年上半年，有兩件事情與民族本位主義有關，現在這個幽靈已經不再需要上街抗議或在私家車上刷上“離日本遠一點”、“拒絕日貨”那樣的憤激行動了，他們在網路上、博客裏就可以完成聲勢更為浩大的運動。這兩件事情是：芮成鋼在今年1月12日發起的《請星巴克從故宮裏出去》運動和葛紅兵發起的消解、淡化、運用民族主義情緒的運動，前者以星巴克在7月14日撤出故宮為事件畫上休止符，發起者得意的在7月15日以（《完結篇》）作標題向世界宣佈他的勝利；而後者被巨大浪潮的網路罵聲所改弦更張，在6月12日的博客裏道歉了事。這兩件勝利與失敗的事情證明，民族主義正在演變成本位主義和狹隘主義，甚至投機主義，雖然，後者表面上看來是寬容的面對，積極的引導，但它的實質更為本位主義，只不過，它沒有那麼直接罷了。
“故宮很大，走累了確實需要喝點兒吃點兒。故宮本來小賣部的飲料食品未必就比星巴克好，而且服務肯定不如星巴克。但這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也並不會在中外遊客感受故宮宏偉/徜徉中國歷史的時候構成什麼特別強烈的滑稽可笑的感受。而星巴克，雖然東西不壞，甚至還為賺中國人的錢做了些本土化改造，但終究是美國並不高級的飲食文化的載體和象徵，在西方已經成為一種符號。開在故宮附近或許可以，但開在故宮裏面，成為世界對於中國紫禁城記憶感受的一部分，實在太不合適。這不是全球化，而是侵蝕中國文化。
據說在長城腳下也有星巴克。只要不是在城上，倒也罷了。但隱約記得上海新天地邊上著名的中共一大會址的隔壁好像也變成星巴克了，這又算是怎麼回事兒······正如一位朋友開玩笑說的，皇城老媽是否也可以把分店開進白宮，狗不理包子難道也可以上國會山嗎？更恰當的類比是把中國的連鎖茶館開進法國的盧浮宮。如果你跟一個法國朋友說這個，他/她可能會說你太有幽默感了。
鑒於中國人並沒有喝咖啡的嗜好和傳統，星巴克能讓中國成為它的全球第二大市場，是可喜可賀的商業成功。但是有一件事做的嚴重欠妥，中國的紫禁城裏竟然也有一個星巴克的店，我和我無數的中外朋友們都認為它和中國故宮的氛圍極不協調，有礙觀瞻。我不知道星巴克是否有在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英國的白金漢宮等等世界文化瑰寶和奇跡裏開分店的宏偉計畫，但請先從中國的故宮裏撤出來。······後來發現星巴克還在故宮裏，印象中原本豎在外面的綠色帽子摘掉了。不知道這個也許並不存在的變化發生的早晚，也不知道背後是否也有我一點兒微薄的貢獻，但看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祝願星巴克在中國繼續成功，但請務必早日從故宮裏撤出來。”（《請星巴克從故宮裏出去》）。
這就是那篇檄文的節選。
然後你再看看數以十萬計的網友是怎麼排山倒海跟帖的：“2007-01-12 10:09:55，芮哥哥/讓我感覺到什麼是民族自豪感/什麼是自尊心/正如樓上說的那樣/我們要向你學的東西太多了/我知道/你就是我的偶像/不管任何時候~~ /胡濤”。民族主義情緒盡在此中。
博客檄文似乎理直氣壯，很有一股豪氣，大有要為民族遺產爭一份尊嚴和純粹。這似乎是他在國家電視臺工作的使命感使然。央視在中國的位置與孔夫子一樣，都是為執政黨和諧服務，那些山西窯奴的悲慘處境，從來沒有被他們“使命感”一下，當然也不是他們首先採訪揭露的。也許芮成鋼們精力過剩，當然，他這個年齡並不會知道多少“中國秘密”和“中國真相”，那些“文革”，那些“六·四”，還有，現在的故宮是滿族人修建的“滿漢融合風格”建築，它也是“外來”的文化，現在芮先生要找純粹的“漢族主義”文化在中國早已沒有了，因為，我相信他祖父輩以前，應該是披著滿族人強加給漢人的那條“豬尾巴”似的辮子的。文化特徵的東西在幾千間都在融合，更何況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那種民族本位主義只能被人恥笑，並不屑一顧。而芮的“偽衝動”最好用到他作為一個媒體人應該關注的民生疾苦上去。這些融合的事情就讓市場去回答吧。
正如旅美社會學者劉曉竹指出：“其實，許多西方的東西在別的國家都存在，比如美國的麥當勞、歐洲的咖啡館、中國的特色餐館在埃及、印度和日本的一些古跡周圍都有店鋪營業。這些店鋪的存在，並不一定會扭曲當地特色文化遺產的特點。只要裝飾得當，應該無礙大局。星巴克在故宮的遭遇其實顯示了媒體對公眾輿論的意念和民族主義傾向控制。
中國的教育，長期以來固步自封，把中國文化空間想像得非常狹小。其實，故宮的大部份建築是滿清建設的。當時來講，那也是外國侵略者，至少是外族侵略。中國的文化觀念，受許多特定因素的影響，人們缺乏包容感，這是中國當代政治文化的一個特點。動不動上綱上線。”。
順便說一句，我參觀臺北故宮時，那些盛放北京故宮珍寶的建築居然是“全現代化”的，還有電梯升降供遊客方便，如果按照芮的邏輯，這些“現代化”且不是也踐踏了中國傳統文化。
西方人說芮成鋼發起的運動得到媒體的廣泛報導和支援，中國有超過50萬人網上簽名請求趕走星巴克的事實是紐約或倫敦的精英們認為的那種“文化革命”重返中國。西方人是過於天真了，這只是一次高度膨脹下的“民族主義”狹隘心態遊戲。它不是具有全球性眼光的人所為，僅此而已。
葛紅兵文章《京滬高鐵與‘抗日大業’》的主要意思是說，我們不要念念不忘仇日，應該寬容一點，不必斤斤計較日本當年的侵略，因為畢竟不是現在的日本人實施侵略行為的。
他還煞有介事的說：“阿拉伯有諺曰，富有的鄰居常常遭人嫉恨。中國人是善於嫉妒的，這一條恐怕許多中國人自己都會承認。我想了很久，我們為什麼沒有恨蒙古？原因可能非常簡單，因為蒙古還很不發達；現實中許多人恨日本可能唯一的原因只是他們比我們發達，他們比我們有錢，日子過得比我們好；又因為發達，有些日本人便生出發達國家公民常有的傲慢來，這往往會傷害那些把自己當中國代表的人的自尊心，他們認為自己一個人被日本人輕視，就是中國一個國家被輕視了。許多人在嫉恨心作用下，誇大了日本的威脅，這就是日本威脅論。·······
現在讓我再回頭說說新幹線。我什麼要反對把京滬高鐵和“抗日”聯繫起來？一、我不相信一個京滬高鐵不給日本人做，我們就真的“抗日成功”了。二、即使我們相信那些“抗日派”的邏輯，為了更好地抗日，我們應該把京滬高鐵給日本人做，把別人的錢和技術拿進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國古代人有這樣的智慧，近代人和“帝國主義”打交道也有這樣的技巧和雅量，難道我們現在倒是沒有這個智慧了嗎？如果我們痛恨日本人，我們出於對日本的恨就應該把京滬高鐵交給日本人來做，把日本人的貸款先拿進來，再把日本人的技術慢慢地學起來、搬進來，讓日本人將來投鼠忌器，這不是很好嗎？
所以，最後我要說，如果我們抗日，我們的策略應該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不是抵制日貨。······至少我們手上多了一點夷人資本和技術。”
又是一個“小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看來我們並沒有多少長進，還是“小聰明式的狡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完全還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還說什麼用你的貸款，用你的技術，用你的管理，讓你投鼠忌器，看你還敢侵略嗎？侵略等於打你自己耳光，炸你自己的財產。視境之短淺，邏輯之混亂，主意之昏庸、荒唐，令人乍舌，哪里還有一點全球性眼光，簡直連鄉野村夫都不如。但我知道，葛氏還是一個大學的所謂文學教授，中國大學的教授本來是極不值錢的，發表的論文東拼西湊，交版面費、書號費給學術雜誌、出版社，他們從來不擔承一點社會責任，從不為邁向公民社會努力，也從不為發不出聲音的人代言，你去看看易中天、于丹、余秋雨、葛紅兵·······，這些從大學裏邁出來的文字和聲音，是何其相似，難怪大陸有民諺：“教授越來越像商人，商人越來越像教授。”，難怪西方教授告訴我，中國大陸的學者與其說學者，還不如說是雇主雇傭的“抄寫員”。
日本是一個崇（趨）強淩弱的民族，“菊與刀”式的性格，東方人殘忍和陰毒，曖昧的肉欲和畸形的迷戀，很難讓葛氏開的藥方有市場，他們只會崇敬一個有骨氣和血性的能征服他們的男人，美國二戰末期決定性的用在日本本土投擲原子彈的方式征服了日本，日本後來唯美國馬首是瞻，絕無貳心，何也？日本是一個極其冷血的民族，甚至演變成冷血之美，它的尊重是建立在你自強不息的前提下的，那些旅日的中國人把“自尊和自重”的夢給破滅了。我看過旅日大陸作家寫過的小說，細節居然全是中國人從事坑蒙拐騙和賣淫求歡，有一個細節我至今未忘記，就是中國男人要去嫖一個地道正宗的“日本女人”，而賣淫中國女人卻拒絕中國男人來求歡，後來，全成為事實，兩個人都深受震盪，悵然若失。我問作者，細節可否真實，作者告知我，這些細節是從經驗裏蹦出來的，沒有一個是虛構的。一個細節，可見中國人有多少陰暗心理難見天日。一個不知自重、自尊的民族當然被日本人看不起。民族主義到了日本這裏，真得要謹慎的展現，要義無反顧的堅持，但絕不是“拒絕日貨”和“排日運動”那樣的極端“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誰都很難再自閉起來搞“海禁”。當然更不是一忘了之，在歷史中接受不到教訓的民族，是毫無希望和前途的民族。我們還不應該忘記：日本是一個不知懺悔、反省為何物的民族，不具有德國西方基督教義裏的懺悔精神，他們在中國幹下了如此傷天害理的事情，並且長期“嫌惡”中國，所以，有些“民族主義”裏的要義針對對象還是要講的。
再說說作者，葛紅兵此人是一個很糟糕的人，他研究嚴肅文學，卻出手寫出《沙床》那樣無聊粗鄙的“讀物”文字，常喜發表一些莫名其妙的文章，動輒發佈悼詞，用“憤青洩憤”式情緒顛覆一切作品，全不顧作品語境使然，卻又沒有多少新觀點，用來自蘇北小地方人狹隘眼光加混雜的馬列、西方文藝思想來臧否文學作品，沒有接受“開放”的文學視境觀，中國學界大多是這種幫倒忙和“嘩眾取寵”的“幫閒文人”。這則文字表面上看上去是很符合主流歡心的，也無“民族主義”煽動，作者也似乎有著博大寬宏的心胸，但葛氏是一個很沒原則和立場的人，他的“投機性”很強，他小文人心態裏有著許多“軟骨病”的症侯，中國與日本並不是寬容、和解、淡化就能一蹴而就解決的，想想華裔美國作家張純如（艾裏斯·張）在寫完英文《南京大屠殺》後，因為受不了採訪屠殺場面見證者描繪的種種夢魘，竟然於2004年11月9日開槍自殺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夢魘”，可想而知。
最後說說剛剛發生的一宗“民族主義”情緒被線民用全球網路聲討討回道歉的事例。德國普蘭公司7月中旬在T恤衫上印“FUCK YOU CHINA”,FUCK字眼被指辱華，中國線民隨即用網路展開全球聲討，普蘭公司表示對商標縮寫引起的誤解道歉，並在公開聲明中解釋：“F-U-C-=theFascinating&UrbanCol-lection：KissYouChina”，翻譯成中文就是“令人著迷的城市著裝系列：親吻你，中國！”，瞧！又一個牽強附會的狡猾文字遊戲。但民族主義又有了新的敏感形式和觸覺方向。
真是無處不在的幽靈。
2007年7月21日於北京北郊嗚咽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