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八九事件不予鎮壓，中國今天的穩定繁榮就不可能得到維繫。"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官方說詞。但實際上如果"八九學運"未遭鎮壓，至少中國現在無處不在的貪腐現象多少就會得到自上而下的有效遏制。"八九學運"之所以能得到萬人空巷般的民眾支援，最重要的一點，無非是學生發出了各階層民眾鬱積于心的同聲呐喊——"反官倒反腐敗"。然而，自當局不惜用血腥鎮壓替所有貪官大出這口惡氣之後，大小貪官們方才感到解除了貪腐的輿論壓力，從此可以放心地"腐敗"去了。
八九之前的官員貪腐現象不過只是大多停留在幾十萬幾百萬的概念上，而八九之後的貪污數額則如中國現在的股市泡沫一樣一路飆升，先是胡長清的四百萬，爾後是成克傑的四千萬，再後來是陳良宇的涉案上億萬。然而，官員的普遍性貪腐現象時至今日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經不再引人震驚。因為官員的貪腐在中國實在是太普遍太常見了！以致於有一次在聊起這個話題時我竟被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如此詰問道："你沒坐到那個位置上，就不可能有他那樣的感受。如果你一旦坐到那種高位，難道你能保證你到時一點都不想貪嗎？"我啞然失語。在中國腐敗盛行的"潛規則"下，我的確難以保證自己不會滋生貪瀆之心，因為我也許會不自覺地陷入既得利益階層的遊戲規則之中。我能想像，如果你不願入流，那麼，腐敗制度的車輪也會隨時將你徹底淘汰出局。因為今天中國的腐敗現象已經演變成為一種制度性的腐敗了。出於人性本善的心願，我寧願相信前總理朱熔基所說的"希望做一個清官"是源於他內心的真實願望，但這樣相對而言的清官卻終究是難以入流的官場另類。朱熔基也只能為了實現他的清官夢而選擇趁早走人了事。
難怪有人說，跪著的人民才期待清官！這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正由於老百姓都是跪著的，不會自己為自己作主，所以才會成全清官的所謂名聲。而我也可以說，正因為老百姓都不能自己為自己作主，所以才會無可奈何地成全更多的貪官放肆一貪的制度性寬鬆環境。
想起前兩年我從一位檢察院的熟人口中不經意地瞭解到，現在地方檢察院對五十萬元以下的貪污案都已不成文地形成默契：懶得立案了！當然對於貪官來說，區區五十萬算什麼？太不"與時俱進"了！而殊不知五十萬，哪怕就是五萬，對於山區失學的兒童，對於城市無數弱勢群體的生存，都會成為久旱逢甘霖的福音！
"八九學運"若從其"只反貪官不反皇帝" 的局限看，它從一開始實際上就是對當局的執政基礎或合法性在客觀地提供著幫助。因為學生們一不反對共產黨，二不提推翻現行體制。至今在這一點上，還沒有哪一位當年的學生領袖刻意否認過。如果當時當局有雅量採納學生的建議，而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地直到學生絕食七天之久才姍姍來遲"（學生領袖熊炎語）與學生見面，那麼，接下來的情形肯定會大不一樣。如果說八九學運一朝成功有可能對因制度性保護之下的官員貪腐還多少有所遏制的話，那麼，時至今日，制度性的腐敗大船已在高速駛入一條沖向不歸路的懸崖之壁上……
屠城之後，我曾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見到一位從國務院離休的老幹，他和我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語："如果八九學運時周恩來在世，是絕不可能走到這一步（即六四屠殺）的"我問此話怎講？他不假思索地答道："不要說讓學生等到第七天才出面，按周總理的處事風格，他第一天就會主動去天安門廣場面見學生，記住，是天安門廣場，而不是七天之後的人民大會堂！那麼，你想想看，後來的事還有機會發生嗎？"我想，姑且站在他以體制內思考的立場所作的假設前提下，我是很難找出批駁他的這一預設根據的。然而歷史畢竟是不能假設的。對當局而言，當初失去的機會是永遠失去了，未來希望得到的諒解將永遠也不會再次得到。六四終將昭雪，屠夫難逃審判。
現在幾近黑色幽默的情形是，當局至今堅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然而除北京政府以外，全世界一致公認天安門發生的事件是"大屠殺"。若從當局的角度去思量，我們也能感覺這件天大的事已經成了他們揭不開也絕不願揭開的政治傷疤。這從當初的定性"反革命暴亂"悄悄改為"政治事件"，繼而又不動聲色地改為"政治風波"的用詞閃爍中就可看出當局刻意掩飾其惡的難堪面目了。
"八九學運"開闢了一個時代。然而它並非僅僅屬於學生的範疇。它代表的是八十年代那一批有血性的以中國知識份子為主體的許許多多普通中國人的民主之夢。雖然由於它提出的政治口號所代表的時代局限性而為其埋下了失敗的伏筆，但它作為一束閃亮的導火索，第一次點燃了中國民眾對體制性腐敗的公開怒火，首次以面向世界的姿態公開闡發出對融入世界政治文明大潮的強烈渴求和呼籲。這是活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自主意識的可貴覺醒。因此，八九的意義不僅在於喚醒了民眾對民主及其生活方式的追求意識，而且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理性平和的閃光。自 49年以降，中國人從來沒有像八九年那樣受到世界的廣泛關注 、尊敬和同情。期間產生的影響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五四"運動。雖然在國內現在的政治高壓下，民眾普遍不敢也不能為此而發聲，但只要宇宙間還有日月星辰，還有歲月更替，獨裁當局就不敢在這段敏感時期掉以輕心，所有有良知的大眾也不會因此而停止不屈不饒地抗爭。知名的"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偉大意義也即在此。
儘管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令世界瞠目，但其在民主政治等普世文明上卻始終無法令世界認同。如果當時八九未遭鎮壓而成功地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那麼，其後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不但不會因政治體制的束縛和 壟斷而導致腐敗這種社會毒瘤任意氾濫，貧富懸殊愈來愈大、發展模式弊端叢生，而且，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有可能像今日臺灣那樣逐漸實現和平轉型。而現在當局在群體性抗議事件頻發，社會不公所引致的基尼係數風險逼近臨界點的情況下，最好的轉型機遇已因獨裁者的本性和短視而白白斷送，今後若有重大的改變也許很可能不是和平轉型，而是天翻地覆徹底動搖統治者根基的暴力轉型了。或許正因為強烈地預感到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故而現在不論是身處何種職位的貪官們都事先為自己預留了多種投奔西方的後路，看來他們都還沒有笨到把錢只存在國內銀行的地步。這也就造成了現今大凡有貪官落馬幾乎無一例外准能搜出多種護照的原因所在。當前幾年副省長胡長清被查出有 5本他國護照的時候，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則早已不甘人後，"與時俱進"地藏有25本護照傍身了。可見在沒有法治的中國，連貪官身在體制內也未必能有真正的安全感。
只要社會不能實現相對公平，只要貧富懸殊依然在不斷擴大，只要社會公共輿論依舊只能被迫發出規定發出的那種鸚鵡學舌之聲……那麼，當局試圖追求的"社會和諧"就永遠不可能真正來到。
其實，中國的問題說到底還是多黨制衡的問題。這甚至連體制內的某些正直有識之士如毛澤東前政治秘書李悅等人也十分清醒地明瞭。沒有獨立於共產黨的其他政黨（除共產黨領導下的花瓶政黨——"民主黨派"外）來實行監督，腐敗的問題也好，和諧的願望也罷，就只能是愚人也愚己的空洞臆想。而且，一旦再有大規模的"八九風波"重燃中國大地時，最後被血洗的很可能就不僅僅是學生和老百姓之輩，而是獨裁者自己。羅馬尼亞的暴君齊奧塞斯庫今可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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