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初，我應邀到蘭州市“甘肅省幹部財經管理學院”講學，主題是我心愛的“共有制”理論。共有制理論的要點是：國有企業實質上是職工共有和全民共有相結合的企業。職工在企業潛在的股份，由他們積累的退休金和福利積金構成。僅職工積累的退休金，我以陝西省寶雞市的國有大型企業“長嶺機器廠”為例，運用統計和數學方法，精確計算出職工一年積累的退休金，相當於4.5個月的工資額；如果算上福利這種補充的工資形式，則他們一年積累的股份，約等於半年的工資額。這個數字，與後來一些國有企業破產或改制時，用一個月工資“買斷”職工一年工齡的做法大相徑庭。凡是用低於半年的工資“買斷”職工一年工齡的，事實上都欠了職工的債。我1985年就提出了用共有制理論對國有企業實行改革的方案，使職工成為企業的真正主人，用他們共有的股份承包經營全民的股份，政府則必須退出經營。我的論文一直得不到發表。直到1986年陳祖芬女士在她的報告文學《理論狂人》（《人民文學》1986年第7期）中推出了我的理論觀點，才引起一些人的重視和興趣。於是也才有了蘭州講學之行。
“甘肅省幹部財經管理學院”院長吉鎖堂是我的同鄉。到了蘭州，免不了與其他的同學同鄉見面。和我一個村的同學党起業，時任“西北師範大學”人事處長，熱心周旋，要我給西北師大文科高年級學生講一次。講課安排在一個大教室，聽眾濟濟一堂，約三百人左右。講的過程中，不斷有提問的紙條遞上來，到我講完時，已有幾十張。我把紙條流覽一遍，回答了一些與所講內容有關的問題。對於與講課內容無關的問題，一般都不回答。但其中一張紙條提出的問題雖然與講課內容無關，卻引起了我強烈的興趣。問題是：“請問你對‘反自由化運動’怎麼看？你對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這三個人怎麼看？”當時全國正處在“反自由化運動”的高潮，劉、方、王三人是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的批判對象。我是不贊成“反自由化”的，一些陝西的教授學者當時正在賣力地把我的共有制理論往“自由化”上拉。方、王二人我不瞭解，但劉賓雁的報告文學，我是非常喜歡的。這顯然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回答不當會使校方被動。我不能違心地回答問題，又想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於是我略一思索，回答說：“‘反自由化運動’是一場政治鬥爭，我是研究經濟理論的，對政治鬥爭缺乏研究，因此我不能回答‘對反自由化運動怎麼看’這個問題。”先把問題推出去。一些學生臉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接著，再把問題拉回來：“但是，根據我多年的經驗，我可以告訴同學們經濟理論和政治鬥爭有幾個不同點。第一，出發點不同：研究經濟理論的出發點是事實，而發動政治鬥爭的出發點是形勢。第二，回答的問題不同：經濟理論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應該怎麼辦？’，秉持的是‘正確’的原則；政治鬥爭所要回答的問題是‘需要怎麼辦？’秉持的是‘勝利’的原則，而不管是否正確。第三，結果不同：經濟理論得出的結果具有穩定性，它的有效性可以管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而政治鬥爭得出的結果具有可變性，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可以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又可以為他恢復黨籍。”回答到此，我看到同學們臉上顯出了滿意甚至興奮的表情。接著回答第二個問題：“至於問我對劉、方、王三個人的看法。我向來認為，要對一個人形成正確的看法，就必須對他的經歷、著作和言論，全面佔有材料，進行詳細研究，才有發言權。我對這三個人的經歷、著作和言論，缺乏全面的瞭解和研究，因此，我認為我對他們沒有發言權。”回答至此，我覺得應當結束了。於是對校方和同學們表示了感謝，結束了我的講演。同學們報以“熱烈的長時間的鼓掌”。
回到休息室，黨起業說：“當你念出那個問題時，我們（在場的校方領導）都非常擔心，怕你的回答被別人抓辮子。你回答得太好了。過去的運動，下邊都是按照檔和報紙上定的調子人云亦云。”有人插話：“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黨起業接著說：“你沒有研究過這三個人全部的言論和著作，試問誰研究過？那些寫批判文章的人也沒有，都是奉命批判。表面上看，你沒有回答問題，實際上卻做了最好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