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人是进步的根本，也是进步的目的
（二）进行创造的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
（三）自由的得与失铸就了中华历史：从辉煌璀璨到零落成泥
（四）清末民初自由短暂回归所绽放的奇光异彩
（五）自由缺失缺失给人类留下的最惨痛的教训……中共的反动统治
（六）世界史的常识：自由决定了文明的成果
（七）自由为什么成其为进步的最大推手？
（一）人是进步的根本，也是进步的目的
自从邓小平唯我所用地把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1变通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以后，因为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上的相对富足，使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理念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深入人心，似乎不容怀疑。但是事实上这一理念却不仅短浅，急功近利，而且是错误的，长期施行这一理念同样会造成莫大的灾难（已经造成了灾难）。
何谓生产力？字面上的意义是生产的能力，后来通指生产的效率，是为狭义的生产力。而在科技与生产结合日趋紧密的现在，在下以为，广义的生产力更合时宜，广义的生产力就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
不可否认，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已经起到了和正在起着直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工业革命后一百年的物质成就，比人类几千年的物质成就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电子计算机时代几十年创造的物质成就，又要比工业革命后三百年的物质成就总和“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要取得这样的成就至少必须有四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创造科学理论，科学技术的有灵气的人；二是要有丰富的能推广应用，科学理论，科学技术的能干的人；三是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改善普通个人的生活；四是科学技术使用得当，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已经经历的技术革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但尚未致毁灭程度，开破坏之先的西方国家已经纠错。）
其实，综上四条都是出于一个理念-----人是进步的根本，也是进步的目的。如果没有人的创造，科学技术无从产生，又何来生产力？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生命力，是图纸，图表，文稿，报告，数字，方案，程序，方程式，没有人的理解和使用，又何来生产力？科学技术不用来改善普通个人的生活，而用来剥夺，限制个人的基本人权，如网络封锁，窃听偷窥（典型如中国大陆的“金盾工程”），或者，“要大炮不要黄油”，勒紧裤腰带穷兵黩武，科学技术不仅不成其为“第一生产力”，反而表现为第一破坏力。如果不顾生态环境地使用科学技术，虽然可能得利于一时，但由是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科学技术同样表现为了绝子孙后路的第一破坏力。
工业革命一度把美丽的伦敦搞成了灰头土脸的雾都，美国上世纪初在中部草原盲目机械垦荒曾造成了黑尘暴，但现在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都走“修正主义” 道路，早已改正错误，精明地守护着本国的生态环境。反观中国，为了维护一党专制独裁的“合法性”，拼命地抓住“发展经济”这根最后救命稻草，在生态环境上完全丧失了修错能力。经济建设强过人命，大干快上，“政绩工程” 遍中华，各级官僚纷纷在上项目中狠捞一把，一副“在我死后（或逃出国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态势，把大陆生态环境往死里整，于是土地沙化，荒漠化，农药化工污染泛滥成灾，放射性污染也威胁日重，邓小平所说的这“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要断子绝孙的第一破坏力。
综上所述，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生产力。没有人的创造，就没有科学技术，没有人对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恰当使用以及自主地修错，科学技术不仅不成其为“生产力”，而且表现出反文明，反人类的第一破坏力量。科学技术是人创造的结果，科学技术发挥的巨大效应，同样也是人运用科学技术创造的结果，科学技术仅仅是工具手段，离开了人，科学技术是死东西，起不了任何作用，又有何“力”可言？马克思，邓小平把本身没有生命的科学技术认作“生产力”，实际上是倒果为因，就象把鸡蛋壳当作鸡一样荒唐，这反映了邓小平对理论无所谓的实用主义态度，更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蔑视。
由是可知，不弃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而十年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的谬种中国大陆人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如果不能做到以人为本，所谓“尊重人权”，只不过使得伪共和国的“宪法”，这本镀金谎言录上多了一句动听的谎言而已。
第（一）部分索引：
注1：《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34-35页。
注2：《邓小平文选》第3卷，274页；又见于
（二）进行创造的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
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那么，什么才是生产力呢？答曰：进行创造的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只不过是人的创造活动的外在表现和结果而已。
人的创造成果大致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人的能力和智力；二是人的积极性；三是社会条件和环境。除了少数天才和少数智障者以外，我以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智力和能力没有大的差异，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创造成就的差异，主要是积极性和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例如，同一个孩子，在一所学校表现不佳，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却有优良的表现，而一些在国内“平平常常”的学士，学者，学生，到美国深造后却大获成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显然不是因为，这些人换了环境后变聪明了，智力能力超过了原先比他们强的人，而是因为在一个相对自由，更少压制性的环境中，人的个性得以生存和发挥，进而人的积极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因而人的创造活动就得以更充分，更好的进行。
这在同一种族群体中之中表现得很明显。同样是中国人，台湾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大陆移民及其后裔，这“外省人”长期居于台湾主流社会）在五十多年中建成了一个私有财产一直受到保护，具有独立司法，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社会，实现了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人均收入也列居世界富裕水平，这显然不是因为台湾人比大陆人聪明造成的，而是因为50多年来在台湾这样一个个人基本自由（基本人权）受到保障的社会里，人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地发挥，得以良性地互动和协调，这反过来又促进和保证了台湾的社会体制得以良性的转型和迅速完善（1949年之后，个人的基本自由被剥夺殆尽，至今也没有完全恢复的大陆社会，是当今台湾的典型的反面对照，这对中共夺权和执政的合法性构成了绝大的讽刺，也是其武力亡台湾之心不死的主要原因）。可见，自由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源泉和动力，而保障自由的社会，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根本保障。讲到这里，总有一大群人会有意或无意地质问在下：到底什么是自由？尽管他们完全明白在下所论的字面意义，心中也有一个模糊的共同概念：自由就是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的，最简单地说，自由也确实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没有莫名的恐惧，头脑中没有故意刁难的成见和偏见，没有欺骗性教育和宣传煽动起来的非理性狂妄，我敢说，大多数人（智识正常的人），都能够理解自由。中共以中国人素质低下为由，拒绝实行民主，拒绝从根本上改变剥夺人的基本自由的体制，这完全是以假乱真的的恶毒阴谋。
但是，长期以来，中共以马列的“凡事皆有阶级属性”的歪理，蛮横地把自由打成“虚伪的资产阶级观念”，藉以根本否定自由的价值。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所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居然把“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迟到早退，打小报告， “工作随意”，自私自利等个人道德上的缺点或共党专制体制下的明哲保身或官僚主义现象栽赃到自由主义名下，极其恶毒地歪曲了自由的本来意义1。解放后，更凭借国家机器，和残酷的政治运动整肃，使得所有的大陆人对“自由”，从不敢要求，到不敢说，到不敢“乱想”，直到对自由产生了种种的偏见和成见。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破产以后（特别是1989年后），中共又故意以 “中国特色”，“自由不是绝对的”等谎言和借口，加以物质利诱，相当成功地诱使广大更年轻的人对自由持无所谓的态度，藉以掩盖其统治的不合法性。1995 年以后，中共大肆煽动民族主义，进一步宣扬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纵容不择手段地发财致富，“发展才是硬道理”2，“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3，在七、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群当中制造出大批无人性，无良知，无责任感，价值标准混乱，是非观念淡薄的“快乐族”或“粪青”，以其非理性的麻木或狂热，压倒了对自由的省思，中共为维护其一党统治的恶毒行径，再一次将中华民族的反思和纠错大大地延迟。
但是，与选举权等政治权力不同，自由远远不只是政治范畴的东西，自由与人的生命紧密相关，不否定人类的生命，就最终否定不了自由；与历史事件不同，自由的真相最终无法掩盖，对自由的欲求无法扼杀，因为追求自由是不仅是人的天性，也是一切动物的天性：鱼儿向往自由的水域，鸟儿向往广阔的山林，就连超级暴君毛泽东，独夫民贼江贼民，尽管疯狂压制别人的自由，却最大限度地追寻自己的自由，“对别人实行马列主义，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
说到这，对自由意义的理解就涉及到一个能否实现自由的问题了。在下已经提及，“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自由”的字面上的朴素的意义，人们普遍地都能认知。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能认知，追求自己的自由，压制别人的自由的观念和做法，并不能带来自由。因为人几乎都生活在社会中，压制别人的做法会造成相互压制的后果，结果就造成社会性的恃强凌弱（“强”往往不是先进，而是不择手段），从而造成社会失序的恐惧，而在恐惧当中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如果掌握政权的人剥夺别人的自由，就会造成造成一个更加恐怖的专制社会，因为在遭受个人压制时，受害者还可以反击或申诉；面对国家机器的侵害时，个人是根本无能为力的。
由是，在下以为比较完整的自由的含义应该是：能够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做想做的事。
第（二）部分索引：
注1： 毛泽东选集(第2 卷)，《反对自由主》，人民出版社
注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人民出版社
注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九六二年七月）
中国在历史上是享过自由的“福”的，历史上中国的宗教各派于欧洲相比享有很大的自由，宗教受世俗政权的强力干涉的事并不常见，完全不象欧洲由基督教一统天下的那种极端排他情况，因是而中国也避免了欧洲历史上的数百年的宗教专制恐怖，灭绝性的宗教屠杀，残酷的宗教战争，以及绵延至今的宗教仇恨。然而比享过的“福”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由于忽视自由的儒家思想长期被中国专制王朝奉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在历史上吃了比享过的福远远多得多的亏，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走了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弯得多，长得多的弯路，至今也没能建成一个能够保障人的基本自由的文明社会，更遑谈 与国际先进文明接轨。尽管如此，仍然不难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现这样共通的事实，即：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较自由的时期，中国人都创造出了较其他时期，甚至较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更高的文明成果。中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几个时期，恰恰是最无成就，丧权辱国,甚至祸国殃民的 时期。
与西方不同，中国没有典型的奴隶社会阶段（教条的学者所指称的“中国奴隶社会” 的“奴隶”实际上享有相当的人身自由）。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的压制和束缚，也由于个诸侯国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竞相鼓励和求募各种人才，从而使得言论和学术自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繁荣景象，这一时期中国出现的杰出的人文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墨子等人不仅是世界级的，划时代的，而且此后的中国思想家无人的成就能超过他们（不是没有老子孔子他们聪明，而是中国再也没有他们那个时代自由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工匠和技术人员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的科技发明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例如，中国人发明的马蹬五百年后才由匈奴人传入欧洲2，这个时代精巧的马车制作技术不仅后来在中国退化，失传，一千多年之后，才被欧洲人超越。墨子和技术大师鲁 班等人所发明的很多奇妙的器械，后来都失传了。
接下来中国又有一段较为自由的时期：盛唐时期和两宋时期。唐朝几乎没有发生过一起文字狱，因为言论自由，唐朝不知产生了多少狂放不鞠和嘲讽时政的诗句，象李白的诗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3，或杜甫的《三吏》，《三别》，若是产生在清朝，不知作者要被爱新觉罗家的 “圣祖”灭几族了。南宋末期虽然产生了为数很少的几起文字狱，但由于宋皇室的“宽厚家法”和“优容士大夫”的传统做法，以文字获罪之人没有一个被杀，仅仅遭到贬官或发配的处理。正因为自由，唐宋时期创造出了仅次于先秦时期的辉煌文明成就，在文艺上，唐诗，宋词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两座最高峰，令后来的诗人词人永远望而兴叹；在科技上，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产生于这一时期：火药，指南针，和活版印刷术。在军事上，个性张扬而自信的唐朝人灭东突厥，迫使西突厥远远地迁徙到小亚系亚，军力所至，直达中亚以西，这与以所谓“康乾盛世”著称的满清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多人看不起宋朝，以为它在军事上太虚弱。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律法宽厚开明的宋朝面对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契丹，西夏，女真，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凶悍的武力蒙古人的先后入侵，顽强抵御了三百年，堪称当时世界上罕有之例，尤其是抵抗当时横扫欧亚各国的蒙古大军长达四十年之久，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与律法严酷刻暴的明朝，在北京地区一失陷便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见，宋朝的军力远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虚弱。与唐朝不同的是，宋朝重文抑武的体制，和日盛的儒家影响，使得民族精神中尚武的成分日渐消退，整个社会渗透着儒雅之风。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个儒雅的民族迸发出比身高力大的欧洲人更强大的战斗力呢？是文明的宽松的环境和保卫这文明的宽松的环境，抵御野蛮落后的强烈欲望，调动了人的巨大的积极性，创造力 和战斗力。也就是说，是自由创造了这一奇迹，自由和保卫自由的欲望极大地激发和 调动了人的能力，使文雅优美的“弱宋”在游、猎民族肆虐的严酷时代里生存了三百 年。
清朝是在中国王朝中走向全面专制和空前专制的一个朝代，强迫人民去汉服着满装，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样专制到衣服，专制到发式的野蛮政策，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满族统治者对人们的言论结社自由的剥夺的凶恶程度不仅远远超过了明朝，甚至超过了秦始皇（其危害的数量，时间远远不如满清）。顺治时，有反清言论的作者要杀头，凌迟，灭族，到了乾隆时，不管反不反清，文中只有皇帝看不顺眼的字，作者也要杀头，凌迟，灭族。明朝遗老，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只不过和一批士子哭了一回庙，就马上被八旗兵抓去砍了头。被吹嘘为“康乾盛世”的代表皇帝之一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竟制造了一百三十多起文字狱4，杀人如麻，连刻字的人也杀。连《红楼梦》这样含蓄的小说，流传不久也遭查禁，幸亏曹雪芹死得早，没有掉脑袋。乾隆帝还指使纪晓岚等汉奸走狗文人，大肆销毁历史档案，歪曲历史，编成歪曲的《四库全书》，并且查禁一千多种书和文艺作品，创造了中国历史的禁书之最。被吹捧为“千古一帝”的盛祖康熙，不仅拒绝大批量生产火枪以配备军队的建议，还把建议者，发明连环统（机关枪的前身）的浙江发明家戴梓，充军到辽东5，理由竟是“借奇技淫巧以乱人心”。可怜奇才戴梓 ，不仅没有发明创造的自由，还做了异乡孤魂野鬼。
为了阻止汉人的影响，满清还别出心裁的以“柳条封边”，严禁汉人移居东北（虽然后来封不住了），满族统治者的卑鄙和贪暴，在世界各征服者中也是罕见的。先是为了对付在台湾的郑成功，后是为了阻止汉人与外国人接触，以根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清朝不仅一连两百多年实行禁海政策，而且以处死和不许返国等措施严禁人民移居海外，其 荒唐古怪的野蛮程度，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可见，清朝时，人的言论，结社，学术和部分的人身自由被剥夺殆尽，在这样的高压 下，几乎写任何东西都会顾虑重重，提心吊胆，又谈何创造的积极性呢？
在经济上，满清入关时先是以极其野蛮的大屠杀（扬州，江阴，昆山，苏州，嘉定等地），完全摧毁了明末时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进入所谓“康乾盛世”后，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和贸易虽然得以恢复和发展，但其规模和经营方式却受到满清衙门的直接的，严密的控制（明末时机工葛贤领导的抗争明廷税监的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这样的抗争面对满清的衙门和八旗兵只能是送死），使得资本主义萌芽的再生长成为不可能。可见，在满清时期，中国人在经济上的自由空间，比起满清之前是大大萎缩了。
满清，这中国历史上最缺乏自由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取得文明成就最少的一个王 朝。鸦片战争以前，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满清几乎没有任何文明成就。真正称得上学术大家的也只是黄宗曦，顾炎武，王夫之等几个不情愿被清朝统治的明朝遗老，虽然曹雪芹出了本世界级优秀文学巨著《红楼梦》（现据考证，《红楼梦》并非曹雪芹所创作，原作者是一个化名叫“空空道人”，出家隐居的明朝遗老，曹雪芹只是“批阅”成书而已），但不久该书即遭查禁。在科技方面，满清更是乏善可陈。入关南侵之时，人才济济的东南沿海，数以万计的工匠和技术专家被八旗兵屠杀殆尽，以后出于对汉族的防范，更由于满族统治者野蛮落后的性质，对科技以及科技人才，尽其鄙视压制之能事。好不容易冒出一个发明家戴梓，却毫无用武之地，更遭康熙帝的无理打压而最终埋没于世。满清皇帝拒绝大批量地生产火器以装备军队，从明军手中得到的西洋大炮只准满洲八旗兵使用，并不准大量生产，以防流入清军中的汉军手中。与明朝相反，清朝不愿积极地向西方人学习武器制作技术，因为害怕这些先进技术为汉人所掌握。这野蛮专制的倒行逆施，使得数十种明末时制作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准的车，船，炮等器械的制作技术到鸦片战争前统统失传。明末时，中国已经能够生产能打开花弹的的西洋式大炮（并且在宁远一役中大败满族侵略军），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清军却又用回只能打实心铁弹的土炮了。明军曾经拥有七十多种火器，而且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上第一支炮兵部队 “神机营”6，满清到鸦片战争时，只有不到十种火器，而且制作工艺粗糙。
在自由大倒退的时代中，到鸦片战争为止，满清的文明成就比起明朝，几乎是全面倒 退了。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也感到，“满清对中国文化毫无裨益，只有辫子是它 的一大特色……
清朝为了维护满族专制统治而空前地剥夺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汉人）的自由权利，从而导致了社会进步的全面停滞，这在1840年之后终于遭到了报应，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洋枪洋炮的狠狠打击和威逼下，清朝统治者狼狈万状，几无还手之力，为了生存及一己之私，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签订卖国辱国的条约，在外国人面前，皇家的利益甚至脸面 都有些顾不上了。
第（三）节索引：
注1：《中国科学技术史》金秋鹏主编
注2：《中亚古国史》第四卷 [美] W. M. 麦高文（著），章巽（译）中华书局，2004年8月版
注3：见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注4：王彬著《禁书.文字狱》第30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九月第一版
注5:《阅微草堂笔记》第十九卷；《清代人物传稿》，《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九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
注6：戚继光《练兵实纪‧杂集》；李光羽《军事五千年》第418页
注7：伯特兰.罗素（英国）著（秦悦翻译）《中国问题》第20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十二月第一版
（四）清末民初自由短暂回归所绽放的奇光异彩
被列强用枪炮打开国门的最大的积极效应，就是自由的回归，以及在新的层面意义上的蓬勃生长。这一时期，由于列强和农民造反的双重打击，外国势力的渗入，满清的专制控制力大为削弱。强敌的欺凌，满清的通敌卖国，使广大中国人（特别是汉人），民族意识大大觉醒。西方列国的强大军事实力，使中国人看到了先进的科技对国家的实力起的主导性的支撑作用，也逐渐使孙中山等少数敏锐的中国人看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自由体制的结果。这从而逐渐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由意识的觉醒，以及结合西方人文学说对自由进行新的考量和探求。另一方面，满族统治者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压制和阻止各种新思想，新社团，新刊物的生长和传播，为了挽救和维护满族专制统治，清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办“洋务”，办新学，公派留学生等开明措施，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法，即“《大清报律》
1911 年满清垮台后，中国人尝试性地建立了亚洲第一个三权分立的，真正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虽然后来当权的袁世凯不同程度地破坏和不遵守其规则，并没有能或不敢从根本上颠覆其共和国的国体），之后的十七年里，中国人在五千年来第一次合法地，公开地，完整地享有言论，出版，游行，集会，结社（尽管北洋军阀不情愿，却不能或不敢禁夺人们的这些自由权利）。民国初年的强大的自由环境，使“五四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抗争居然能够取得胜利，第一次改写了中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古训，就连贯以诋毁民国为能事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认民国初年“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1928年，蒋介石国民党动用武装力量击败北洋军阀，不彻底地统一了中国，为了避免民国初年军阀野心家钻共和制度的漏洞，造成纷乱割据的政治局面，而暂时实行一党执政的“训政”，但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辛亥革命的自由成果，而且，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一直在有诚意地准备“宪政”，即建设一个完善的三权分立和多党民主竞争的现代的共和国，后来施行的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就是明证（这与大陆所谓“最开明”的共产党一党专制宪法－1954年“宪法”有本质的区别）2。
可见，1911年至1949年是自先秦以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伟大的自由时代。民国前期的十七年甚至被英国泰唔士报评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 ，国民党治下的饱受内忧外患煎熬的 1927至1937年竟然被国外史学界评为“中国发展的十年黄金时期”3，这38年中国取得的文明成就之大，可想而知。
在文化上，民办报，刊在全国范围内涌现，仅在1913年，各种民办报刊就由清末的数十家发展到五百多家，至一九三七年各种民营报纸已达一千零三十一家，各种民办刊物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公、私营电台七十八家，公、私营通讯社五百二十家。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到四十年代抗战胜利后发展到七百多家4（这与大陆至今只有官办刊物，而且总数远不及“解放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中华民国的经济成就，中共的教科书《中国现代史》也不得不承认：“自辛亥前四十年中国民族、民间工业诞生至一九一一年止，资本万圆以上的厂矿仅七百家，资本总额仅一亿三千万圆。然而，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的八年间，厂矿即建成四百七十多个，投资近一亿圆，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达一亿三千万圆以上，相当于辛亥前四十年投资的总额。一九一二年资本百万圆以上者约二十五个，一九一九年即增至四十三个，并出现了拥有资本一千二百万圆以上的茂新、福新、申新等大公司多家，使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时出现了被冠以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工业巨子。钢铁、采煤、运输、电力等重工业，和皮革、造纸、卷烟等一应轻工业，以及金融等，均获得重大发展。”那么，中共更加刻意诋毁和回避的国民党执政时期，经济成就又如何呢？金融方面，“一九三一年中央银行资产总额已增加两倍半，各项存款增加五倍，发行的兑换券已增加一倍以上，纯益增加了十九倍。由是，一九三二年中国银行的外汇成交额升为国币一亿六千一百万圆，次年即增加到九亿五千六百万圆。新的商业银行不断增加，一九二七年有五十七家，一九三四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家，一九三六年达至一百四十六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工业方面，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于世界经济萧条期间，中国新设立工矿企业达六百六十家，资本总额达二亿五千二百四十五万圆，5对此，大陆史学界不得不承认，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人才上，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其成就至今无中国大陆人能望其项背的划时代人才：政治思想家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蔡元培……科学家与技术人才有李善兰，詹天佑，冯如，苏步青，童第周，齐仰之等等，文学家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钱钟书，张爱铃，巴金，老舍，曹禺，郁达夫，鲁迅（后来大陆的不是出不了鲁迅，而是出版不了）……晚清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批文人的创作成就，至今仍成为大陆，乃至海外华语文化向往和学习的标本。
由于中国文化不崇尚，不长于哲学的性质，使民国时期取得成就最显著，却最容易被忽视的是哲学理论方面的成就。自由的思想条件，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西学东渐的成熟期，出现了总多学派的自由探讨争论的繁荣景象和善于理论创新的人才，如张东荪及其认识论哲学，金岳霖及其逻辑学，冯友兰及其哲学史观等等，这与解放后中共取消除马列外的一切理论学派，理论界言必称马列的死气沉沉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产生了一位在人文精神领域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人物―――胡适。学贯中西的自由主义大思想家胡适，是中国本土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和第一位启蒙者，他的眼光和学识，超前了中国至少一个世纪以上，因为自由化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所以今天的中国大陆（台湾已经达成了胡适先生的目标），不管道路再曲折再艰难，正在，而且不可避免地向他所设想的目标前进。胡适对中国未来的建议，他对中华民族的劝戒，对共产主义等非理性狂热的怀疑和警告，几乎完全遭到冷遇和忽视，这，已经成为这个民族历史真相的知情者最感悔恨和痛心的事情之一。胡适，为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理解，为“左派“所唾弃，为共产党所疯狂地仇恨和诋毁，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大陆人能够真正理解他，更遑论继承他，超越他。
第（四）部分索引：
注1：满清的新闻法有五个新闻“法规”构成，即《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 《报章应守规则》9条（1906年10月）、《报馆暂行条规》10条（1907年9月）、《大清报律》（1908年3月）和《钦定报律》（ 1911年1月）
注2：参考《陈奎德作品选编：一九四六年宪法:新护法运动》；辛灏年《谁是新中国》
注3：美国驻中国大使魏德迈所言；参考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五章第四节
注4、注5：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上卷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四节、第六章第七节
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充分利用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弱点，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以谎言和暴力夺取了全国政权。上台之后，中共立即撕下其“新民主主义”的伪装，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坚决，全部，干净，彻底”地剥夺了民国时期，乃至晚清时期人们所享有的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自由，乃至迁徙，就业，旅游，住店，就医，购物等基本的人身自由，人们没有说话的自由，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最根本的是，中共剥夺了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从来没有剥夺的东西――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这就完全摧毁了自然形态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是市场经济），进而彻底摧毁了自由的社会生存空间――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
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维持生存（包括满足本能）的各种需求，必须要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得到，而人的精神的需求（如学习，精神品消费，创造，娱乐等），也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实现，这些，都要依靠私有财产提供支持。也就是说，人的生存和自由意志的发展，必须依靠私有财产提供支持。
在中共统治下，所有的普通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一律萎缩为低工资。低到什么程度？低到如果没有单位提供的住房，如果没有单位提供的福利，单靠工资个人连生存也难维持的地步（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权”也并不是从工资上反映出来，而是从 “组织”上供给的特殊优厚的级别待遇上反映出来，工资远是小头），不依靠单位，想做个体户又根本无门。也就是说，在中共统治下，直到 “改革开放”若干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权被剥夺了。
为了生存，人们只能与“单位”，“组织”建立人身依附关系（这与封建农奴制何其相似！），个人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要经过党以及党领导下的单位，组织，公社批准，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可言，连人身自由都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实际上成为工奴，农民实际上成为农奴，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职工”实际上成为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奴工。
但是，尽管痛苦，压抑，贫穷，为了生存，普通社会成员又万万不敢摆脱这种“社会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建成了这种旷古未有的极权社会，这为中共一系列罪恶滔天的倒行逆施在全国顺利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可行的基础，对这些，普通社会成员不敢反对，更无力反对。
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的疯狂倒行逆施，中国大陆经济陷入破产，社会病入膏肓，毛泽东死后，为了挽救共产党专制政权，邓小平被迫实行“改革开放”，缓慢的，有限度地恢复了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恢复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个体户，允许农民承包经营，但是对于土地所有权这样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大宗产权，至今一直拒绝归还个人，其剥夺的大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至今几乎完全没有归还人们，并出动“解放”军，血腥屠杀要求政改和平抗议学生，至今中共仍然绝不允许政治体制改革。
6.4以后，为了彻底软化人们对自由的根本保障－政治民主自由的诉求，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中共放宽经济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并暗中消减和扭曲了反腐败力度，明反暗不反，或把反腐作为整人，打击异己分子的手段，另一方面，中共严厉打击敢于要求更多自由权利的人，动辄关押记者编辑，异议人士，宗教信徒，社会活动者，镇压手段比1989年以前的十年更加严密，这两手的结果是，大批的人被刻意把引到了整体性堕落的邪路上去：疯狂地追求物欲和底层次本能满足，彻底抛弃人文精神和高层次追求，甚至道德良知，中共企图以这样的手段使社会大众忘却其罪恶，不觉其专制。
中共建国后50多年来祸国殃民，空前绝后地害死，整死八千万人以上，其造成文明的破坏和倒退自然也是空前绝后的，对此，当代的中国有着众多的亲身经历，切身体会者，记录十七年，文革，八十年代及6.4，以当今的作品也多有叙及，在下就不赘言，仅举其恶果的概要和根本：
1949 年后，中国大陆不仅没有出现其成就超越晚清民国学术大家的人才，反而普遍地出现在晚清，民国时期产生的文化人才被整肃，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悲惨现象，由于被彻底剥夺了创作自由，这些人在“解放” 后再也创造不出优异的作品，其主要成就停留在“解放”前。民国时期的文艺理论家胡风“解放后”后不久即被打倒，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中国大陆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两位作家，老舍和沈从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讽刺的是，提名老舍之际，老舍已被迫害得自杀身亡1；提名沈从文之时，沈从文也已高龄病逝。最有意思的是，迫害整肃年代的幸免于难者，享寿86岁的沈从文的全部文学作品，均创作于解放前，解放后再也没有在文学上创作过一个字2。
五十年代，中共以宣传――谎言和虚幻意识形态的煽动，短时间内激发了人们的生产和科技创造的热情，使科学技术一度有所发展，但随即因为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和打压歧视，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使得科技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建国后五十多年来，中国唯一能够名列世界科技重大成果之列的，竟只有考古“发现秦始皇兵马俑”一项3。
在经济上，由于中共上台后只能破坏，不懂建设，到一九七六年，就连华国锋都不得不承认“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说，体制弊端尚可革除，经济破坏可以恢复，中共几十年胡作非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则是难以修复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建水电站，“包产到户”（性质是进步的，但由由于没有恢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从而导致疯狂毁林的短期行为），以及现在的大上项目，大搞“政绩工程”（项目出腐败，政绩出官），使得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解放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到九十年代的不到百分之十二5，粗放型工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污染和环境恶化，就更不在话下了。以致一位在环保部门工作的中共的老干部都禁不住叹到：“国民党再坏，还留下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我们却是连环境都破坏了6。”
最具破坏力的破坏却是：50 多年当中，中共严重地毁坏了人的精神。经过“解放后”的残酷镇压和整肃，民国的遗民们不是被害死，整死，就是基本上丧失了骨气和独立人格，就连解放前敢于公开大骂蒋介石国民党的“民主人士”，对共产党不仅不敢说半个不字，甚至不敢“乱想”。而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最幸福的年轻人，则基本上在中共的谎言灌输当中，被洗脑成为满脑子唯物思维方式和“革命”理念，偏见，继而又普遍失落，成为嫉妒心极强，充满逆反心和不择手段的功利心的庞大人群，64以后，在中共的屠杀和利诱下，这几代人的人文精神素养倒退了上百年，而且忠，信，仁，爱，义等中华传统道德精神也沦落殆尽。而七十年代及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则在中共的欺瞒和日益丰厚的物质诱惑下，大批地变成了麻木的“快乐族”或狂热的“粪青”，“五四”，“六四”，对他们恍若隔世；“自由”，“人权”，与他们毫不相干，可悲的是，这些新生代比起他们长在红旗下的长辈，不仅在人文精神上没有进步，还丢掉了起码的社会责任意识，甚至以“不管心政治为”时髦，而且，这些新生辈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几近唯泊来品是从。“死亡游戏”等西方糟粕，他们学得飞快；“忠孝仁爱”等民族美德，他们丢得精光。试想，凭着这些辈人，如何能顺利地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已经被中共人为地阻断了，中共所行反自由恶政对人的精神的毁坏，使得中国在人文精神上要多花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和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第（五）部分索引：
注1：参考：瑞典文学院18个院士评委之一马悦然访谈，记者王洁明，来源：《参考消息》特刊2004年12月；老舍于
注2：《文坛五十年》，涂光群著
注3：参考中文维基百科 ——秦始皇兵马俑
注4：《交锋》（马立诚、凌志军著）
注5：参考郑义：《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第一章 森林之砍尽伐绝；《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环境——中国与世界如何相互影响》刊登于《Nature》杂志
以上在下提请大家关注的中国历史事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纵览海外，历史事实同样毫无例外地表达了这一真理。点燃近现代人类文明火炬的英国，有着悠久的注重私权，限制君权自由传统，在开创人类文明近现代史之前，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建立了保障自由的成熟体制――君主立宪议会制1，此后才有了领导世界潮流的大英帝国三百年；建国不到三百年的美国是当今公认的人类最先进文明的代表，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三权分立的现代共和国的国家，共和国这种美国创造的新的政治体制，现在在世界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被证明是对自由的最强大的保障（虽然较君宪制不稳定），美国是更明显地，完全全地先有先进的政治体制，才强大起来的典型。反观世界上不文明的国家和地区，除了自然条件恶劣的之外，几乎无一不是共产党国家，宗教专制或君主专制国家，独裁流氓国家。这些国家原来或先进或落后，落后的政治体制使先进的变落后，落后的得以维持，甚至更加恶化。这些，预示了中共跛足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治标不治本，以发展经济挽救和维护专制的企图和努力必将失败。
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使人享有充分的自由状态，人在充分的自由状态下，能够发挥出充分的创造力，从而充分地推动文明进步。因此说，自由是第一生产力，字面尽管不够严谨，表达的意思却丝毫没有过错。
厚重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自由不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人和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第（六）部分索引：
注1：1688年11月英国议会政变派联合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发动政变，议会政变派宣布废黜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同时威廉率领 1.5万军队在托尔湾登陆，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德意志，威廉被迎立为英国国王，整个政变没有死人，故称“光荣革命”。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同时议会向威廉提出一个《权利宣言》。宣言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指出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等，《权利宣言》标志着君主立宪政体在英国正式确立。--参见《维基百科》之“光荣革命”
（七）自由为什么成其为进步的最大推手？
为什么自由的结果与不自由的结果会有这样大的优劣差距呢？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人的天然的习性千差万别，正如中国的古训：“性相近，习相远” 1。每一个人，只有顺应其天然习性，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每一个人只有做那些符合其天然习性的事，才能得到最好的结果。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逆天性的培养，等于是拿一个人天性上的缺陷，对其进行刁难，不仅收不到好结果，反而会使一个人的健康，自信心和心理素质全面恶化。中国很多愚蠢的父母盲目地望子女“成龙”，“成凤”，造成的“拔苗助长”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同样，强迫人去做其不喜欢做的事，等于是拿一个人天性上的缺陷，对其进行羞辱，其结果是扬短避长。
那么，人怎么样才能够顺应天性的发展呢？决不是靠别人指点或强制，而是靠本人自己的自由选择。因为人擅长的东西，必然是其喜好的东西，而一个人真正喜好什么，只有其本人自己最清楚（为其自身而向别人讨教的现象，其实完全是自信心不足的不正常表现）。
父母的专制，造成一个人的家庭成长的不自由结果；国家的专制，造成几乎所有的人的社会性的不自由结果，其结果都是压制了人，扭曲了人，大大消减了人的创造积极性。
为便于形象地理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由对动物的影响。因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人的属性和动物的属性是息息相通的。凡是野生的动物，都要比家养的强健，迅捷，灵活，觅食，捕食，生存的本领也强得多，这是因为野生动物处在自由的状态下，能够顺应动物本来的习性自由的发展而已。自由对动物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稍许的自由差异，就会造成明显不同的结果。例如，放养的鸡，鸭，猪就要比圈养的长得更好更少生病，肉也更好吃。
自由的影响是巨大的，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两千多年来的儒家影响，更由于中共五十多年来的毒害，许多中国人对自由有着种种的成见和误解，普遍的认为是：一自由就乱。实际上，真正的自由并不容易导致混乱。因为“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2，从社会环境来说，能够有效保障私有财产及个人自由的社会必然是个法制健全，秩序良好的社会，另一方面，人需要生活在社会当中，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当中，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活动，也一样会受社会需求，社会承受范围，道德范围这些“无形的手制约”和调控，若违反了社会秩序，也一样会受到社会规则和法律，这有形的手的制约或制裁。与专制社会不同的是，自由社会的“秩序”，是真正的所有社会成员自由的协调和默契。所以，在专制社会里，人普遍地受到压制，出现扭曲，不能充分发展，结果造成人与社会相互克制，形成恶性循环；而在自由社会里，个人的充分发展与社会化能够普遍地找到较佳的结合点，从而形成良性互动。
诚然，与一切东西都有负面因素，缺点乃至罪恶一样，自由也产生了诸如电脑病毒，“死亡游戏”，海洛因，摇头丸等十分有害的东西，但并不能因之否定自由的价值，对此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与专制社会不同，自由社会有着强大的修错能力，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毒品，艾滋病，环境污染等问题，到底是中国大陆解决得好，还是自由的西欧美国（不用比西方，比比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就尴尬了）解决得好？就如同，阳光照射能够导致皮肤癌，却不能因此否定阳光一样，因为没有了阳光，地球上将无生命存在。在下敢说如果整个世界没有自由，人类文明将倒退回野蛮时代。
当然，“物极必反”，自由也一样，自由走向极端，就会走向自由的反面，毁坏自由。如果社会规则，法律无原则的宽松，就不能有效地制裁邪恶，个人自由就会受到威胁和破坏；如果个人追求极端自由，就会破坏他人的自由，破坏社会秩序。美国允许私人拥有枪支就是自由的一个较极端的例子，实际上是把确定的，强大的，难以抵御的潜在破坏力量，完全交给不确定的人性掌管。
不过，现在我们花大精力去指责美国自由的弊端，是奢侈的，荒唐的，就如阿富汗的饥民批评美国富人们的不良饮食习惯一样可笑。因为甚至比起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如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泰国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其作为“人”的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没完全争取到。
第七部分索引：
注1：《论语.公冶长篇》
注2：《自由与权力》第二部分：箴言录/（英国）阿克顿著，商务印书馆2001年1月第一版
曾节明 （初作于2004年5月，2006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一日修改、整理、加注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