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學者樊百華在大作《1989後的中國》中指出，在“代表人民”、“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錦被”下，掩藏著的事實卻是：40%多的貧困兒童不能享有9年“義務”教育；95%以上的農村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60%的城市平民居住在陽光稀缺的貧民窟中。“改革”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罪惡的代名詞，因為：“教育改革”的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失學、越來越昂貴的學費，與醫療、住房一起成為“新三座大山”，掏空中國人的腰包，壓垮了中國人的脊樑……
中國的基礎教育現狀，如中國遇到的其他問題一樣，都有一個中共專制特色的"二元化結構"的問題，主要就是制度上的城鄉差距問題。這個問題，等於中國教育走向公平化道路上的“刀山火海”，一有不慎，隨時都有“百年害人”的下場。當然，中國區域很大，東西部也有地區之間的差距，但遠沒有城鄉差距那麼顯著和尖銳。官方資料顯示：我國90%以上的重點學校在城市，而目前我國有70%的人口在農村，農村（含縣鎮）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高達1.6億人，這與中國基礎教育在農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舉個例子，城鎮的高中分佈密度是農村高中分佈密度的十多倍，初中資源也同樣，絕大多數省份是城鎮的比農村的豐富，雖然城鄉差別沒有高中教育資源分佈那麼大，但鎮鄉之間初中教育資源分佈不均勻的狀況比市鄉之間的不均勻現象要嚴重得多。教育學博士朱向軍在新書《名校集團化辦學：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模式》中披露：中國普遍存在的"鎮鄉之間教育資源差別是影響我國城鄉教育機會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同時，城、鎮初中升學率都為農村的6倍以上；從分佈上看，鎮鄉高中教育差別是主導我們城鄉教育機會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由於在教育制度上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城鄉分野，導致了一些農村中小學學生存在輟學、流失現象，甚至還有新的"讀書無用論"苗頭萌生，主要原因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不平等，導致農村基礎教育繼續"薄弱"下去，無法自我"造血"，最後將會影響整個中華民族人口的素質，甚至影響幾代人拖了"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後腿。
一個不得不直面的現實是，中國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數量最多的國家，15歲以上人口中，有1.8億文盲半文盲，占總人口的15.88%，主要在農村，尤其是在落後地區。中國教育真相令人感慨，基礎教育倍加薄弱。
對於城鄉基礎教育的均衡問題，朱向軍博士認為，從理想的角度看，義務教育階段在投入和產出兩方面，最好都能實現平等。但從中國的現實來看，基礎教育階段的教育平等，只能而且應該從"投入"方面來尋求。20世紀80年代後期，我國進行基礎教育分級管理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下，地方政府要承擔所轄區域內的基礎教育管理職責，一些邊遠落後區域由於自身發展經濟相對落後，因而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撐和促進基礎教育的發展，這種狀況直接導致基礎教育的非均衡區域發展。杭州雖然是東部，但由於城市、山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存在，同樣，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差異，基礎教育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比如浙江省杭州市桐廬縣山區農村小學，則是"要窮只能窮教育"，正規的老師不願意來學校，而有才華的高中畢業生不願當"孩子王"，只有那些社會上找不到工作的高中或初中畢業生"無奈"當上"代課教師"（即以前的民辦教師），導致"大糊塗教小糊塗"，最後這樣的教育只能產生出更多的"糊塗後果"來。這就是不容忽視的基礎教育差距下的現狀。
教育本是公共產品，帶有一種福利的性質，但由於"城市優先"的短期行為，使"二元結構"更長期地影響地方決策者的教育投入和決策。比如導致城鄉群體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流動人口問題。根《人民日報》2005第年7月27日15版披露的數字：中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年的7000萬增加到2003年的1.4億，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資料顯示，我國流動人口1.02億，其中0-14歲兒童1410多萬，占總數的13.78%，跨省流動的近330萬。其中的30%流動兒童就讀于民工子弟學校。這些兒童所受到的教育與在公立學習接受"免費或福利式"教育的城市兒童相比，教育品質存在著嚴重的差距。浙江省杭州市教育部門透露的一個權威數位顯示，2006年9月杭州報名上小學一年級的本地人有1.5萬人，而外來人也有1.5萬人，壓力比較大，但杭州市政府有承諾要讓"外地民工子女有學上"，但也是基本上能夠滿足七八千名外地生在杭讀一年級。這已經很了不起，說明"學在杭州"、杭州做"教育強市"是有要求條件的。但又不能不憂慮，另外居住在杭州的七八千流動兒童怎麼辦？他們所得到的卻是"不能上學"的承諾，比如杭州江幹區南肖埠小學拒絕民工子女就近入學而被上訪和告狀所困擾就是一例，那些子女被迫與監管他們的家長分離，回到原籍讀書，過著"父母與子女兩地分居"的牛郎織女般生活。當然，由於中國特殊國情和東西部差距，以及外來人口的壓力，杭州在為國家的問題肩負膽子，而外地的財政卻不能做到"轉移支付"，杭州也有自己的資金缺口重擔，外來人口還不能享受"同城待遇"。這是實情，也是無奈。
不過，朱向軍博士在認真觀察和思考中國基礎教育現狀的同時，他還提出了一種城市基礎教育利用"馬太效應"爭取市場資源促進教育快速發展的"自動爭源"新思路，就是宣導"名校集團化辦學"，走一條"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的杭州模式之路"，其實就是民間模式，民間為主，不能以政府為主導。"馬太效應"就是"本有很多，還要給予更多；本有不足，反而得到更少"，現在中國的名校辦學經驗顯示，名校具備先天優勢和受到市場機制的幫助而左右逢源；擇校費及各種捐贈使其財源茂盛，學生趨之若騖，使其享盡生源上的優勢，一般學校難以與其競爭。所以導致基礎教育學校"優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差距更大了，導致"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馬太效應"愈演愈烈。可朱向軍的新思路就是強化名校集團的自動爭源能力，把普通學校向名校方面帶領，即不用行政強制的手段扶持普通學校發展，政府為民間服務，而不是又政府領導所謂的教育產業化。由於民間力量和名校效應，因勢利導發揮名校的馬太效應，主動爭取市場資源向名校流動，帶動普通學校的快速發展，最終帶動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特點是：名校集團化不是產業化，而是用品牌優勢，吸引優秀人才投身教育，吸收資本投入教育，調動社會各方力量支持教育。通過實現教育公平的最佳選擇——揚長避短型的差異驅動，通過名校這一"龍頭"，發揮公辦、民辦小學集團化，解決"有學上"的問題，又避免"上好學"的矛盾。
教育公平的背後就是社會公平，實現社會正義。在社會發展規律裏面有一個特點叫"磁發展效應"。磁發展有雙重效應，磁發展的國家能夠借助先發展國家和地區、先發展個人的一些經驗、技術和手段，加快自己的發展，趕超發達國家、地區和個人，這方面印度做得比較好，其公辦小學義務教育基本上做到全部免費。在磁效應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相反的效應，即離開磁效應發展，往往在競爭中處於劣勢，當這種劣勢的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它甚至不斷地弱化以至消亡。由此看來，在普通學校和名校的發展中，差異是顯然的。差異會產生普通學校的動力，但是，普通學校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追趕名校，還是選擇與名校結成聯盟共同發展呢？朱向軍分析道，"杭州的名校集團化辦學的選擇是後者。原因很簡單，普通學校與名校磁發展效應也很明顯。"只要普通學校與名校同心同德，發展方向一致，利用名校的文化優勢，先進的教學管理、教學技術與手段，可以迅速提升普通學校的辦學水準。通過推進名校集團化，在政府的公平政策引導下，而非強制"拉郎配"，讓名校與普通學校成為一家人，自家人兄弟姐妹之間的磁發展效應可以達到最大化，普通學校可以借助名校實現"乘電梯式"的快速發展。
對於我國的基礎教育工作，絕非"名校集團化辦學"那麼簡單，還有很漫長的道路要走，新問題和新困難還會不斷出現，依法興教還會遇到更大的曲折和坎坷。比如關於義務教育的強制性，我國早在1986年起就實施《義務教育法》進行確立，但在2006，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次會議中審議通過了修訂草案，進一步明確規定年滿年6月29日6周歲的兒童"必須入學接受教育"，條件不具備的地區可以推遲到7周歲，但要獲得教育行政部門批准。尤其對政府職責也做了確定，對妨礙義務教育領導要求引咎辭職。新義務教育法首次明確了違法應負的相關法律責任。對違反《義務教育法》，妨礙義務教育實施和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事件，負有領導責任的政府或者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負責人應當引咎辭職。由此可見，義務教育是政府的責任，再也不能繼續"馬虎下去"，讓"大糊塗教小糊塗"了，再也不能把"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停留在標語口號狀態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國當前的發展不是早日成為"人才強國"，而是教育均衡，填平制度上的城鄉溝壑，縮小差距，走國民面前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之路，這才是"以人為本"的百年大計，才能使中國沐浴到現代化的文明之光。
-f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