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不是我的親哥哥。
那年去四川出差，順便回故鄉探望了父親的叔叔，才弄清我與他是七代旁系血親，也就是我們各自的太爺的太爺應該是同一個人。
三哥生於1949年。據老人講，他的命大、命強。我們故鄉的村莊叫臺子嶺，莊子四周都低窪。當時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為了爭奪這個高地，雙方大炮猛轟了三天三夜，炮彈像下雹子似的。是巧合還是神的保佑，莊上一百多間民宅都炸塌了，惟有三哥家的沒炸著。聽說戰鬥開打前是有時間跑出去的，只因三哥的母親懷著他，馬上就要分娩，行走不便，等三哥的父親將其背到村口，炮彈已經打過來了。三哥的父親只好退回來，聽天由命了。三哥就是在這轟隆隆的槍炮聲中出生的，並且活了下來。那場戰鬥結束後，莊上的人回來沒去處，只得到他家，所有看到繈褓中的三哥的人都說：這孩子，以後有大福哩！三哥的名字就叫了朱有福。
後來，趕上三年困難時期，三哥的兩個哥哥和母親餓死了，剩下他和父親。三哥雖然沒有餓死，卻因營養不良，身體新陳代謝功能紊亂，患上了醫學稱癲癇，民間稱抽風的病。再後來，他的父親和我的父親迫于生活，投奔親屬，結伴輾轉到了東北。
我比三哥小八歲。童年記憶的始端就是東北。三哥很精靈，又勤快。曾記得，每到冬天，三哥都會套到很多的野雞和山兔。麻繩套野雞可以，山兔有鼠性，能把麻繩嗑斷，就不行了。那時鄉下沒有鐵絲，三哥還發明了一種叫“掘搭杆”的下套方法。這種下套方法就是把一株有韌性的幼樹彎過來，兔套子的一端拴到樹梢上，用一個活扣拴好套子，兔子進套後掙扎時就掙開了活扣，小樹恢復直立姿勢，就將山兔吊起來了。一次三哥領我去溜兔套，剛到山上，三哥就說，套著了，套著了。我問，在哪呢？順著三哥的手指方向，我看到一隻兔子像吊死鬼一樣吊在那呢。那次套了兩隻，給了我一隻。有一年三哥還套了一隻足有五十多斤的麅子！
三哥套的這些東西是捨不得吃的。他的父親土改時被定為地主，反復的鬥爭，將他折磨的死去活來，他想到了自殺。一個晚上他被關在豆腐房裏，黑暗中誤將塊鹽當做鹵水，稀釋了滿滿一大瓢，一氣喝了下去。死是沒死成，卻留下了氣管炎的病根，每到冬季就嚴重。只能依靠麻黃素、安茶鹼之類的麻醉藥鎮咳。套的這些動物成了寶貝，拿到城裏換點錢買藥，可以減輕父親的病痛。但他每年都能給我家幾隻過年吃。在那貧窮的日子裏，能夠飽飽地吃上一頓野雞燉蘑菇，或者山兔燉酸菜，簡直是一種享受了。
三哥靈巧。忘記哪一年了，只記得是夏天，三哥捉了一條足有鋤把粗的大蛇，將皮剝下涼幹，自製了一把二胡。不幾日竟能拉出調子不太準確的“小要麼小二郎呀，背著書包上學堂……”的曲子。又過了不很長的一段時間，他的二胡技藝有了明顯長進，民間會唱的曲調他大都能拉出來，雖說不悠揚，但也挺悅耳的。
每當聽到二胡聲，我就湊過去找三哥玩。一次三哥拿了一張紙，上面寫了一個“墒”字，問我，你認識這個字嗎？當什麼講？我這個剛上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只好實話實說：不認識。當時買不起字典，三哥說，你明天上學問問老師，念什麼，當什麼講。第二天老師告訴我念“shang”，指田地裏土壤的濕度。晚上回家我不解地問：三哥，你學這個字幹什麼？他說，務農也得需要科學知識，我正在讀一本農業方面的書，說種地得保墒，“墒”字我不理解，現在明白了，就是土地得保持濕度。
看到三哥願意讀書，我問他，你小時候為什麼不上學呢？三哥說，上學是上了，上了不到三年，咱四川老家發了一場大水，學校沖塌了，又臨時借的民房當教室。教室少，學生多，坐不下。學校決定分成白班和夜班教課。貧下中農的子女上白班，地主富農和歷史上有問題家庭的子女上夜班。我家成分不好，自然編到了夜班。家離學校六裏多路，中間還得趟過一條挺大的河，上不了，就下學了。到東北也就更沒機會接著上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我的記憶裏，東北農村的文革，只有一項內容：毫無目的、毫無休止地批鬥地富反壞右這些另類分子。會場上“打倒×××！”、“打倒地富反壞右！”、“地主分子×××低頭認罪！”等口號撼天震地。每天晚上都吸引著我們這些沒有長大的孩子去看熱鬧。
三哥的父親是被批鬥死的。記得是剛剛過完春節的正月。那晚的風特別大，文化室屋後的樹被刮的呼呼作響。屋子裏震耳欲聾的口號聲和著外面寒風的嘶吼讓人毛骨悚然。三哥的父親脖子上掛著一塊二三十斤重的木頭牌子，腰彎成九十度……夜很深了，三哥的父親氣管炎病又發作了：“咳、咳、咳”，“咳、咳、咳”，一陣緊似一陣，後來一口氣沒有上來，一頭栽到了台下。三哥的父親就這樣死了。
三哥的父親死後，我再也沒見過三哥的笑容，話語更是少見了。因為家庭成分的原因，三哥在生產隊幹的是最累最髒的農活。那個年代，農村家家戶戶每個人的糞便也要由生產隊統一集中起來，作為農家肥使用。三哥負責全屯八十多戶的糞便收集工作，每天都要一鍬鍬、一鎬鎬、一擔擔地幹個不停，最少也要挑上四五十擔。夏季，臭氣熏天，蒼蠅整日圍著他轟轟亂飛；冬天，用鎬頭刨冰凍的糞堆，糞渣迸濺一身，有時迸到臉上，迸到嘴上……
三哥與別人寡言少語，和我話稍多一些。三哥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唉，俺的命怎這苦！” 三哥說完這句話後，總是習慣性地把右手狠狠地拍在前胸上，而後仰面朝天一段時間，再慢慢將頭埋入雙腿間。那表情，似乎是向天和地乞求，又像是對天和地的忿忿不滿。1975年農曆正月十六是我家大哥結婚的日子。我家第一次操辦這樣的喜事，父母特別高興，我心裏也很興奮。三哥過來幫了一天忙，一句話也沒說，總是抑鬱的樣子。正席散後，我們自家人吃飯的時候，三哥卻沒了。父親喚我去找，他已經在自己家的小屋裏蒙頭睡下了。我掀開棉被一看，三哥正在傷心的流淚。他坐了起來，“唉，俺的命怎這苦！”還是將右手狠狠地拍在前胸上，“天哪，俺啥也不差呀，怎就討不上媳婦！”
那年我十八歲了，愛情在心裏也曾偶爾萌動過。三哥二十六，屯裏和他年歲相仿的人早已結婚了。我家大哥比他小兩歲，也結了婚，他能不痛苦嗎？晚上入睡前我對母親講了白天的情景，勸她幫三哥說個媳婦。母親很認真很無奈地對我說，能不想嗎，咱們是本家，他的爹娘又不在了……可他家成分不好，這年頭，誰家有閨女願嫁給頭上頂著這樣名字的人呢？……
後來三哥還是討到了老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農村實行了單幹，漸漸地成分也不太講究了。三哥勤勞能幹，慢慢地有了一點積蓄。恰巧臨村有一個比三哥大一歲的女人死了丈夫，帶著一個九歲的女孩，母親給張羅著娶了過來。三哥那年三十五，老婆討的不容易，所以對嫂子和孩子特別好，小家庭和和睦睦，其樂融融。十幾年沒有聽到的二胡聲又時常從三哥家的小院裏飄了出來。
好景不長，三哥又一次遇到了災難。嫂子嫁給三哥前是帶著節育環的。嫁時是陽曆五月，正是農忙季節，也就沒有來得及去辦理生育證明，偏偏八月份妊辰了！沒有准生證是不得懷孕的。鄉里領導來做了一次工作，嫂子只強調俺家男人是頭婚，沒有孩子，這也不算超生。沒曾想，有天夜裏鄉計生辦來了一群人抓嫂子，要強行做人流。兩個強壯員警架著嫂子就往車裏塞。嫂子的女兒哭天嚎地的與員警撕扯，撕扯中孩子竟滑到了車下，車輪從她的腰部攆過……嫂子呢？在駛向鄉衛生院的路上，趁員警鬆懈之時，推開車門，迅速跳了下去……後來，嫂子的孩子死了，懷著的孩子流產了。嫂子因此劫難，得了產後風，身體一直疾病纏身，再也沒懷上過孩子。
打倒四人幫後國家招生制度改革了。我考上了一所中專學校，畢業後分配到城裏工作。距離老家僅僅三十華里，經常騎著自行車回去看望父母。每次見到三哥，他總要重複那句話：唉，俺的命怎這苦！說話時還是將右手狠狠地拍在前胸上。
這些年父母相繼過世，工作又忙一些，我回家鄉的次數也相對減少。零四年回去探親，我的親大哥和我談起了三哥。唉，咱的這位同族三哥可慘了！嫂子一直久病不愈，三哥豁了老本也治不好，這些年賣的那點糧錢，全搭在那病身上了。那年國家修公路，占了三哥的耕地，補償了兩萬七，三哥又領著上北京治，錢花光了，仍然一點效果也沒有，日子越過越緊巴，經常上頓不接下頓。還不錯，1998年嫂子練法輪功，病情有些好轉，偏偏國家又鎮壓，不讓練這種功。嫂子脾氣強，就不服軟，就說法輪功好，結果判了五年刑。去年監獄來電話說嫂子病很重，讓三哥去探監，接回的卻是骨灰盒……人沒了，地沒了，三哥出去打工去了。這幾年他的癲癇病又犯了好幾回，誰知現在怎樣了。大哥說這些話時是哽咽著說的。
2006年春節正月初四，我正在家裏讀書。鄉下大哥打來電話，急促地說，市民政局來人通知三哥在山上給一家私人木炭公司燒木炭，春節留守看攤，犯了癲癇病，趕上一場大雪，捂在雪裏凍死了。我砍柴扭傷了腰不能動，你去處理一下吧。
放下電話馬上趕到民政局，見到了那位私人老闆。老闆很同情達理，一切喪葬費他都負責，還算出欠三哥的工資款1900元，也支付於我。火化後三哥就草草埋葬了。至於三哥的1900元工錢，我提出給他立個碑，花掉算了。大哥說現在封凍，不好挖，七月十五立吧。
立碑總得有碑文。一次與市作家協會劉主席吃飯，提及此事，劉主席聽完我的詳細敍述，思考了一會兒，說，人一生之功過之是非，自有後人評說，只將生卒時間刻至碑上即可。
我採納了劉主席的意見，只在三哥的墓碑上刻了“朱有福 1949――2006”幾個字。
2006年2月4日夜于東北小興安嶺山腳下。2007年1月1――3日修改。
創作後記：我的這位三哥是2006年農曆正月初六埋葬的。第二天下午回到家裏悲憤和靈感驅使我在電腦鍵盤上不停地敲打――回憶記錄三哥悲慘的一生。我流淚了，淚水止不住地灑在鍵盤上。文中記錄的三哥是生活中真實的三哥。本文定稿後曾寄給國內幾家文學刊物，有熟悉的編輯勸我：園子，把某段某段刪去，或者變換一下角度，別讓執政當局抓住把柄，下期我們採用。我回信，寧可不刊發亦不刪改，因為這是一個自然人真實的一生，這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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