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風起雲湧的維權抗暴民主運動，由於準備不夠充分，民主隊伍沒有達成思想和行動的共識，致使運動以數名領袖人物失去人身自由而進入低潮。然而，在這深冬和初春交替的季節，遲到的自由文化運動和具有極大反諷韻味的文藝復興運動的號角奏響了。她不僅能蕩滌固化人們心靈數十年之久的極權主義妖魔文化，而且為2007年的公開退黨民主運動提供了思想和組織上的輿論準備。這是2006年維權抗暴民主運動給我們帶來的契機，給國人帶來的勇氣，給中國帶來的希望！為了公開退黨民主運動在2007年與反人類的共產極權主義的鬥爭中，取得決定性的優勢直至大獲全勝，儘快實現圖存救亡的先人的民主共和的夙願，就很有必要對2006年的抗暴維權民主運動的經驗教訓進行整理總結。
從從事共產極權主義主流話語生產的新自由主義者的西山會議來看，從西方政治家開始參與中國民主事業的積極主動來看，肇始於2006年的維權抗暴民主運動是不應該讓位於2007年的民主運動的。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本應實現中國民主憲政使命的2006年幾乎化為烏有呢？答案只有一條，那便是民主隊伍裏的少數影響大局的人物的思想混亂，也就是他們思想中沒有清洗掉的妖魔文化的一時氾濫的惡果。
人們都知道，為了防止維權民運消息擴散，中宣部管控的國內媒體是不敢參與輿論打壓的。而在海外網路煤體上，中宣部和公安部的網特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那麼恰恰是在擔負維權民主運動宣傳鼓動工作的海外網站上，民主隊伍內部的思想混亂造成了民運隊伍的自亂。這種使親者痛仇者快的內亂，不僅瓦解了民主自身的力量，而且給極權主義打壓提供了輿論支撐，甚而是心裏有底的信心支持。無論你的心態如何，不管你充當了什麼角色，這白紙黑字的歷史事實是誰也否認不了的，最積極的態度是我們應該汲取這一用血換來的教訓。作為民主自由運動的志願者，我們只能用一句自由主義傾向的古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不願看到，這比法律意義的犯罪惡劣千百倍的人為之過，在2007年的公開退黨民主運動中重現！
2006年維權民主運動失敗在民主戰士或自由戰士的非理性越位，也就是有人總想做民主革命的戰略家和指揮者，動不動就要對民主行動派發出指手畫腳的非難，致使民主運動形成中堅的行動派無所適從，甚而出現嚴重的分歧和內訌，給反人類的極權主義以打壓民主革命派的藉口。民主革命實為行為革命，在極權主義強而民主革命者弱的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民主自由的行為革命只能是互為依託的人自為戰。在這各自發起的對抗和衝擊中，一旦發現有突破可能和形成整體對抗的契機，民主革命派就要在發聲和行動兩方面予以配合回應。即使行動派存有什麼戰略或戰術上的缺憾，那也不應公開提出遣責和批判，尤其在民主行動派帶來全球華人整體抗爭的大好形勢下，這種指責更是千不該萬不可的自毀長城。
中國民主革命在沒有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之前，是不允許任何個人把自己的個人想法當作整個民主運動的策略強加於人。民主革命，即變極權獨裁為憲政共和的制度變革，是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哲學和歷史學等多學科的理論闡釋的問題，任何個人和專業團體都不具備這一作出民主策略的條件。這裏除了學術考量，且有程式合法性的根本限定。
作為維權律師群體提出的個體維權和維權非政治化，怎麼說也是不合時宜的，甚至是嚴重違反本專業的核心理論。就是學者提出的維權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區分，也是大有疑惑的懸念。維權與民主實為同一個概念，只不過個體維權本是要求落實現行的極權主義中的善法問題，是所有體制內的律師都應該做到的。這種維權何用民主的話語來詮釋，何用民主革命的手段來解決呢?那麼問題出來了，人們利用維權來實踐民主革命運動的目的，你個體維權這種極為低級的社會生活，為什麼非要強迫民主志士跟你保持一致呢？至於維權非政治化更是荒唐得破天荒，共產黨也不否認它治下的國民是公民，你們怎麼就否定中國人的政治主權者的身份，怎麼就非要否定當代中國人的政治屬性呢？
與所謂維權律師所不同，丁子霖教授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政治維權危險之說，說維權領袖不存在風險，老百姓參與就風險無限了。不用說丁教授的判斷與事實正好相反，與胡黨魁的杜絕哈威爾產生的指令配合默契，而且所謂的政治風險恰恰是這些無事生非者自己的創意。請問如果中國民主人士和教授學者，與西山會議的所謂新自由主義者一樣，那麼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早就開啟了，何來的八月十五日的高智晟的個人悲劇呢？
至於說中國的老百姓的風險參與，更是杞人憂天的多此一舉。打土豪分田地的國家強盜主義雄厚的社會基礎，鎮反反右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分之九十五，哪有道義和勇氣來趟六四和維權的混水呢？危險，危險，簡直就是天方夜談和死人體檢！在高智晟維權和被抓的整個過程中，廣東的番淤和汕尾的被高智晟幫助的成千上萬農民都哪去了呢？中國的問題是既反落後的傳統又反現代的文明的反人類的極權主義統治，它的基礎就是人沒有進入現代的獨立的人的境界。冒充善人的假仁假義，難道不是置中國人的在劫不復嗎？
在這些極權主義想作而作不到的偽文化輿論幫助下，極權主義終於找到了抓捕維權領袖的藉口，不僅抓捕了高智晟律師，還抓捕了敢於聲援高律師的嚴正學、陳樹慶和張建紅等維權運動的週邊領袖。在這一殘酷的血色恐怖時刻，那些出賣民主運動以確保自己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話語文字壟斷權的偽君子們，不失時機地拋出了草民暴動和不識時務的惡語中傷，給民主革命派的營救工作泄了元氣，給極權主義打壓提供了偽道德支援。屆時，他們終於露出了反自由反民主的極權主義捍衛身份的改良派的廬山真面目。（自由傳媒在維權運動的初期也犯了一個大忌，那便是第一時間通報民主運動參與百姓受到政治打壓的情況。這不僅促使極權主義者加大打擊決心和力度，而且加大了人們參與的恐懼感，使人望而怯步。民主革命的風險，恰恰就是來自於參與者數量的過小，從而形不成道德感召的威懾力。）
這一系列妖魔化的競折腰，正是自由文化運動和文藝復興運動的宣導者們，從抗暴維權民主運動的沉痛教訓中得出的思想解放先行的歷史和現實的必然。2006年給了2007年以足夠的歷史學術和現實經驗，只要我們不忘這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民主祭奠，充分作好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堵住極權主義改良派利用海外網路煤體發出擾亂民主革命運動的噪音，2007年公開退黨的自由民主運動就一定會成功的實現！
-f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