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明年召開在即，政治體制改革懸疑高掛，若換湯不換藥、小改不大改，堅冰依然難以突破。現代中國要走出困境，究竟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最適應於中國國情和今天的現實？
存懷殷殷愛國情和拳拳報國心的當代公共知識份子為探尋治國良方而上下求索。
一
1911年春天，18歲的懵懂少年毛澤東在湖南一所學校的牆上書寫了一幅標語：孫中山任新中國的總統，康有為任首相，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抗戰結束前夜的1945年4月24日，當時的民主鬥士、後來的大獨裁者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了他的親筆起草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強列要求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呼籲成立聯合政府。
黃一琨先生在《1946，誰丟失了和平》宏文中，較為詳盡地闡述了當時的國內形勢與和戰背景。實質上，一開始國民政府就是國民黨的政權而已。尤其進入蔣氏的“訓政”階段，國民黨實行“以党治國”的專制統治，即所謂“党國”，“蔣家王朝”政體。這正給其反對黨——共產黨留下了不可辯駁的口實和把柄。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出現了“保持私有制，發展資本主義”的提法，這權宜之計或緩兵之策，使得工商界人士和國民黨內部失意分子暫時消除了對共產黨的恐怖心理，也較為有效持爭取著中間力量——即各民主黨派聯合組成的“第三勢力”。
隨著馬歇爾的到來，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短暫的僵局開始打破。杜魯門及馬歇爾設想，未來中國將建立一個兩黨政府體制，即以共產黨為少數派成為政府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對派共同執政。在美國人看來，這是當時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佳突破口。而在與國民黨執政的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的蘇聯，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史達林早已有以長江為界國共兩党“劃江而治”的構思。
美國政府明確告訴蔣介石政權，杜魯門總統願為中國的戰後復興給予一切援助，但這要取決於民主化的美國的輿論。而美國輿論如何才能一致贊同援華，則又取決於國民黨如何對“一黨訓政”的專制制度進行改革。一直迷戀於一黨專政一人獨裁以保障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利的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對美國人的態度尷尬萬分。
然而問題的關鍵在另一邊。
1945年日本投降，使國民政府大感意外。日本人懼怕的是美國人在長崎、廣島爆炸那兩顆原子彈，而不是中國人以常規武器浴血奮戰殊死抵抗。此前1944年的“一號作戰”中國國軍遭到慘重的失敗。中國軍隊死傷將近50萬人，中國領土被兇殘的日本侵略軍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蔣介石在這場潰敗中隱約察覺到國民政府在政治上的虛弱。突然到來意外的勝利，並未使1946年的國民政府能夠恢復對全國的控制力。國共兩黨軍隊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接收失地爭搶地盤競賽。在陝北和太行山“屯兵”的毛澤東責駡“蔣該死從峨眉山下來摘桃子”。共產黨另一位領導人劉少奇直言不諱國共雙方爭奪勝利果實是“先到為君，後到為臣”。
在對日戰爭期間悄然不斷壯大羽翼已漸豐滿的共產黨軍隊有效地控制了華北地區。此時在遠東的南亞戰場殊死抗戰的國民黨最精銳的部隊還遠在雲南和緬甸。更為糟糕的是，蘇聯紅軍根據雅爾達條約出兵佔領了工業發達的中國東北全境，把日本軍隊留下的大量武器裝備和基地移交給了向這一地區“大踏步前進”的共產黨軍隊，使後來的東北成為內戰的第一個決戰戰場。
此時，共產黨首府延安先後接待了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總統特使赫爾利以及美軍觀察團。延安與華盛頓進入蜜月期。194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胡喬木執筆的社論，稱讚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國家。社論遣責國民黨拒絕實行民主制度，而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先生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的工作”。
在新一任總統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啟程前往中國之前，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聲明：中國國父孫逸仙博士所在中國走向民主過程中建立的一黨訓政之暫時施策，必須加以修改。在關係中國未來前途的十字路口，毛澤東和杜魯門臨時找到一個共同取向。
二
1946年1月11日開幕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國際國內公眾關注的焦點。這是中國謀求政治多元化、和平民主建國的關鍵時刻。全國38名代表參會，其中國民黨8人、共產黨7人（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王若飛、秦邦憲和鄧穎超）、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黨2人、救國會2人、職教社1人、鄉建派1人、其他民主黨派代表9人。既是抗戰的民族英雄又是專制的大獨裁者的蔣介石私下對駐美大使顧維鈞稱：中國在國民黨以外，除了共產黨，其他黨派都不算數。
由各民主黨派共謀成立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有兩位主要代表人物，一是為黨派團結民主建國而尋訪延安，與毛澤東有過關乎“一党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精采對話的民主鬥士黃炎培，另一是被國人稱之為“激越的補天者”，被馬歇爾譽為“中國的甘地”的鄉建派領袖梁漱溟。在專制的語境下，黃、梁二位八方奔走呼號不遺餘力，為謀求政治民主和平建國的主張一直是一枕“黃粱美夢”而已。這是民主政治的先軀抱恨終生的最大遺憾。
在這次政協會上，梁漱溟明確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重要主張。
除了國民黨人外，與會的其他代表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國民黨政權的《五五憲法》是一部“人民無權、總統萬能”的草案。就連已疏遠民盟而投向國民黨的青年党也提出：中國如果採取總統制，容易走到民主的反面；中國應實行內閣制，國會採用上下兩院制。
其實“國父”孫中山就一直厭惡英美議會政治，希望以直接民主手段來干預國民政治生活，直接運用粗放式的“國民大會”來改造代議制。國民大會由兩千人組成，其結果是：如果作為集會議事機關，人數太多無法作為有力量的民意機構代表公眾監督政府；如果作為直接民權代表，人數又太少，並且間接行使直接民意權，直接民意權即失去本意。
《五五憲法》規定，各省可以制定省憲。這種區域自治法條，令以武裝割據建立地方政權、並暗立將以軍事力量一統天下誓願的共產黨大為竊喜，意味著可以省憲形式保障共產黨軍事佔領區的合法政治地位。蔣罵“共匪”，共產黨“解放區”卻依憲法而存在，所以毛罵“蔣匪”。其實誰都是匪又誰都不是匪。蔣、毛及國共兩黨當時潛意識下都是迷戀“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獨裁者和奉行“一黨專制”的利益集團。兩位生死對壘互稱對方為匪的亂世梟雄和封建末代帝王，在1946年初政治會議召開之前數月的1948年8月28日~10月10日，長達43天的重慶談判中，簽訂《雙十協定（國共兩黨會談紀要）》。暗藏殺機的雙方為拖延時間備戰，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佈“堅決避免內戰”，“以和平民主團結為基礎”，“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其實雙方都因為一黨的權利之爭而不能在如何即由誰接收從日軍手中收復實地這一關鍵的現實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更何況將來“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由於一黨政治利益的驅使，雙方都搞假和談真內戰。休戰，必然是大的內戰到來前夜稍縱即逝的和平假像。
早在抗戰初期，“百團大戰”引發的共產黨內部高層爭議，正是黨派利益、小集團利益與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博弈。朱德將軍、彭德懷將軍以八路軍總部的名義發起對中原日寇的“百團大戰”，戰果輝煌，大大鼓舞了當時全國民眾處於低谷的抗日士氣。而中共中央卻認為不該搞這次戰役，“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付出了代價，還暴露了實力。孰是孰非，國人一看就明白。抗日軍隊，無論國軍共軍，對日本侵略者戰端一開，都首先應是國家、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軍隊，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盟軍的一支。為國家與民族而戰，豈能只顧黨派私利？
在這次政協會上，現政府即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專制政府改組，是停戰之外的另一重大的議題。國民黨代表王世傑提出假民主議案：“國民政府委員會是政治的最高指導機關，國民黨委員應在其中占絕對多數，並且政府委員的任命應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這種繼續推行“一黨訓政”的黨棍主張甫一出口，立刻遭到與會非國民黨的各黨派代表強烈反對。共產黨提出：“改組後的政府，應當脫離國民黨的直接領導。”國民黨代表陳立夫反駁道：“國民黨一党治國是效法蘇聯。”共產黨代表陸定一回擊說：“蘇聯並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布爾什維克包辦的……在中國一黨專政是行不通的。中國只應實行多黨政治。”
激烈論爭之時，馬歇爾已曾向蔣介石提交一份《臨時政府組織法》，核心內容是：由國務委員會組成臨時政府；在立憲政府成立之前，非經國務委員會之同意，國民政府不得發佈影響各行政區純地方事務之法令。該臨時法案等於取消了國民政府的存在。蔣介石在自己的日記中耿耿於懷：這個美國人在推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產黨人還更過火，完全不瞭解中國現實。
梁漱溟作為大夢先覺的偉大的民主主義者，深諳東西方哲學和中華文化要義的現代民主政治的啟蒙運動思想家，最後一位聖賢宿儒或稱現當代“新儒家”的開山鼻祖，畢生都在為民主而泣血努力。梁漱溟作為針鋒相對的國共兩黨之外第三種勢力——和平民主力量的首席代表人物，在政協會上拒不參加憲草小組而參加了軍事小組。他一貫認為：國共兩黨之所以真正說得上話，就在於國共兩黨分別擁有自己的軍隊；同樣，內戰之所以難泯，亦因國共兩党擁兵自重，互不相讓。他十分敏銳的洞察到，解決時局危機的關鍵不在於憑空立憲而在解決軍隊歸宿問題。即使建立了民主憲法，軍隊受制於黨派勢力，誰來為國家護法；同樣，軍隊為黨派利益之爭所有，內憂外患之際，誰來全力為國民戍邊守土保家衛疆。政協軍事小組成員6人是：國民黨代表張群、邵力子，共產黨代表周恩來、陸定一，民盟代表梁漱溟、張東蓀，青年黨代表曾琦、陳啟天。國民黨代表為遏制和瓦解共產黨軍事力量而強調“軍令政令統一”；青年党提出《停止軍事衝突，實行軍隊國家化》的方案；民盟及鄉建派梁漱溟的提案為《實現軍隊國家化並大量裁兵》。青年党的“軍隊國家化”動議，是在不否認的國民黨對國家的領導權前提下談的軍隊歸宿。而梁漱溟則主張和要求：全國所有軍隊應立即脫離任何黨派關係，歸宿於多黨共同執政的國家即真正意義的代表各黨派及全國各階層公眾民意的聯合政府，達到軍令政令之完全統一（現役軍人脫離黨籍）；同時管理軍隊的國家及政府，亦應是多元化政治形態下的“無黨派化”的。
梁方案在頭一天周恩來缺席時竟獲通過。次日蒞會的周恩來稱：“昨天通過的統統不算，讓我們的軍人脫党是做不到的。國民黨所謂‘先軍隊國家化，後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盤，實則是‘你先交給我軍隊，我才再給你民主’，趁機吃掉人民的軍隊。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前提，中國共產黨決不能將人民的武裝‘化’於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中。沒有人民的武裝，就沒有人民的民主。”經過反復討論，最後勉強通過《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規定實行“軍黨分立”、“軍民分治”，但過於籠統，難以操作。
比之蔣介石，其手下黨徒們更加兇殘而缺乏理性，不僅當即在戰時首都重慶較場口摧毀了各界人士慶祝政協召開的大會，打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文學家郭沫若和民主人士、著名學者馬寅初，而且在政協會議結束半年不到的7月11日、15日，先後殺害了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兼平民教育運動副主席李公朴和民盟中央執委兼雲南省支部常委、宣傳部主任、西南聯大教授、著名詩人聞一多。大義凜然的梁漱溟，在李、聞慘案記者招待會上沉痛激昂的宣告：“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裏等著它！”
暗殺行動使兩黨關係更加劍拔弩張。
馬歇爾嚴厲指摘：蔣介石用軍事行動破壞他的調解工作，並把70%的政府財政預算用於軍費是置經濟建設和國計民生於不顧。
蔣介石指出：野心勃勃的共產黨從來就沒有打算真正同國民黨合作，唯一目的就是借重蘇聯，搞垮國民政府。所以唯一的策略是消滅共產黨軍隊。
勃然大怒的馬歇爾決定勸告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實行全面武器禁運。但為時已晚，國民黨軍隊已得到美國提供的足以武裝39個陸軍師和8又1/3個空軍大隊的軍事裝備。蔣介石乾脆不理馬歇爾，躲進美廬觀瀑看花。以致馬歇爾為解決爭端而九上廬山。
國共兩黨軍事行動很快展開並且不斷升級。正若著名作家沈從文所言：這是民族自殺的悲劇。東北民族聯軍與國軍戰火點燃。8月19日，政府軍轟炸延安。10月10日雙十節，國民黨軍隊佔領共產黨掌握的第二大城市張家口。丹心補天的梁漱溟痛楚悲號：民主死矣！
有研究者言：在中國，一旦一個軍事派別取得了政治權力，政治上的反對黨若不求助於武器、戰爭與暴力，別無他途。這是一個殘酷的論斷。在上個世紀百年間卻是殘酷的事實和不可否認的現狀。
三
漫長的60年過去了。日曆已翻開新千年新世紀的今天。冷戰和“兩霸”時期已然結束。崇拜暴力革命和奉行獨裁專制的國共兩黨雙方的第一代高層人物已經相繼作古。國際政治進入多極化，世界經濟走向全球一體化。人們將在戰爭硝煙漸遠漸逝、和平民主建設方興未艾的新時期復蘇理性，追尋與建構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萌生著世界村意識和人道主義的普世情懷。
和平與民主並不是等來的，而是爭來的。只有時間是最好的老師和公正的裁判。民主需要付出甚至血的代價。17年前那場反腐敗、爭民主驚心動魄的六四事件，事態的惡化，就因為執政黨內的頑固派非法動用了本該屬於保家衛國保民戍邊的武裝力量。在戰爭年代，軍隊黨派化也許真正不可避免，連厚道的朱德將軍在延安接受梁漱溟再度訪問時也說：梁先生的理想可能要三十年後才能實現。然而在和平建設時期，“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卻必須提上議事日程。否則，人民的權力和利益就會落入掌握權力的小集團手中，人民和國家就要失去本屬於自己而且理當捍衛自己的軍隊，而使軍隊淪為專制者的暴力工具，民主就將再度胎死腹中或葬身血泊。
任何黨派和軍隊在武裝奪取政權之後，都應有一個信守承諾、還權於民的過程，通過選舉，從而使執政合法化。在民主空氣稀薄、法治土壤貧瘠的中國，痛反封建、力倡民主，是長期複雜而艱巨偉大的戰略要務。還權於民，就得通過普選和公決來推舉人民意志的執行者組成表達人民意願、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只有由民主意識覺醒的老百姓選舉出來的執政者，才可能真正成為人民的公僕。
也許，戰爭與動亂年代，民主與憲政只能是一句空談；但和平建設時期，在執政黨高層新一代的繼任者身上，民本政治和民生意識必將萌芽。勢單力薄的反對黨不能一味誤讀和指摘新生代政要人物的“以民為本”、“宣導憲政”是幌子，公眾應當有責任和權利教導、影響、鼓勵和推動執政者將其難能可貴的民權思想發揚光大。
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會產生什麼樣的領袖。當年青的共產黨黨內海歸派人士高唱《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時，陝北那個命賤的羊倌卻把一首鄉土情歌篡改歌詞唱成“中國出了個大救星”；當內戰結束，新的執政黨君王思想本來就極重的黨魁想功成身退時，有好事者卻為將來一已之利而進一步製造個人迷信，生怕黨魁一退天將陷塌，致使昏君索性穩坐皇位，釀成一個又一個陰謀陽謀，製造了一個接一個動亂災難，弄得民不聊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之邊緣。中共領導人劉少奇的公子劉源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當人有問到他對令尊冤死的看法，他言：先父作為執政黨的二號人物，堂堂國家主席，竟連自己的基本人權都不能保證，何況人微言輕的普通百姓就更難逃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之厄運。國家主席人權慘遭踐踏，他自身也應承擔很大責任，因為他沒有從一開始就與他的同事們將專制主義泯滅於萌動狀態，有效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而致最後難以自保。誠哉斯言。
在清代所謂“乾隆盛世”的六十餘年間，世界上發生了三個重大事件：一是英國工業革命，二是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三是美國獨立戰爭。西方世界已砸碎封建鎖鏈，開始走出專制陰影，探求民主與科學的道路。美國頒佈了《獨立憲章》和《人權法案》。而大清帝國卻在“盛世” 昏君乾隆皇帝的獨裁誤導下倒退入更加閉關鎖國的深淵，埋下了後世被各國列強鐵蹄蹂躪、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重大隱患和亡國危機。
五·四新文化運動功不可沒，卻是許多天真迂執的文人們主張和推行“全盤西化”的運動，對中國的實際研究不夠不深不透。有人說現代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其內理，即“一毛一蔣半中山”。蔣、毛都卑鄙地利用了國人公開的奴性和隱藏的匪性，實則是惡意放大了國民的封建主義劣根性和人性弱點。倡言“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的孫中山雖與道德淪喪的蔣、毛全然有別，不想照搬西方政體模式，卻將封建家族專權與個人專制改造成了一黨壟斷的利益集團專制體制，致使蔣介石輕而易舉就背叛了他的三民主義，致使自稱孫中山的小學生的毛澤東本人學會了一黨專制和個人獨裁。時至今日，國民黨在台島已然經歷過了由執政黨成為在野黨的嚴峻考驗又試圖東山再起；大陸共產黨一改過去對臺灣的炮轟恐嚇，而利用“一個中國”的歧義熱邀台島國民黨高層赴大陸握手言歡，共謀良策遏制台獨，因為兩党新一代領導人已幸而未曾有過“戰爭販子”的經歷，而始漸存懷與時俱進的和平民主追求。我們必須重視這一時代變化。
在中國，那一個黨派不標榜它代表民眾利益？實則都跳不出首先代表自己小集團利益的局限；我們切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在野黨或臨時政治聯盟上臺前的事前許諾。君不見，多少激進的反貪者，甫一上任就墮落為貪官污吏；多少口口聲言民主者，剛一上臺就原形畢露大施專制與獨裁。民主政治不是靠道德判斷或踐行誓願來約束與獲得的，只有靠新理念、新體制、新機制和憲法來保障和實現。
當民主成為絕大多數公眾的自覺要求時（絕不排除通過民主志士長期努力的結果），當從動亂與戰爭過渡到相對穩定的和平建設時期，中國須要憑藉某種契機，完整的推出一套有別于英美議會政治，亦有別于韓國、新加坡等一黨執政下的盡可能空前的民主政治，獨具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主張與政改方案——那就是：倡建聯合政府，實行政治多元化和軍隊國家化。從而調整與整合各政黨派別之間的矛盾和利益，保障公眾權益不受一黨之侵淫。
建立聯合政府，既非一黨獨斷，亦非多黨互競或兩黨輪流坐莊，而是多黨合作，可以不放棄原來或現任執政黨的人才陣容和改革力量，共同執政。多黨之間關係，不是大黨執政小黨參政的關係，而是政治地位相互平等，共同擁有執政黨合法地位，聯合表達以國家和民眾利益為最高準則的政治意願，共同行使政治權利的關係。政治多元化是表現形態，政治民主化、執政合法化、決策科學化是根本所在。只有多黨共同執政，才能力避中國自封建時代以來形成的個人獨攬大權和小集團利益壟斷的惡風邪氣，力避輪流坐莊的明爭暗鬥。
我們用不著反對任何一個政黨，也無須動搖或改變其執政地位，因為任何黨派都有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政治主張和踐行施政理想的權利。為何不可以各個執政、參政黨派以及將來新生的政治力量都來為建設與改革而平等合作共商國是？
雖然這在原來很難。毛澤東1945年所鼓吹的《論聯合政府》強列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倡建聯合政府；在以戰爭手段奪取政權開國立足未穩時，也假心假意搞了個“聯合政府”架勢以欺騙其他民主黨派和廣大公眾。一旦江山坐穩，他即翻臉不認。蓋因個人權欲膨脹和黨派一己之利作祟。
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逆之者亡，順之者昌。而今無論國共兩黨，幾乎不可能再出現僅受過中等教育（師範中專畢業）、從流寇變成帝王的毛先生和十裏洋場起家、從流氓變成紳士的蔣先生那樣，動不動就以“江山是老子打下來的”、“大不了老子又上山去打遊擊”的土匪習氣，或以“娘希匹”的痞子口吻，淩架於國家和人民之上的怪現象。雖然，中國封建遺毒積澱太深太重，時至今日時時還會感覺到“一個封建主義的幽靈依然在中華大地上徘徊遊蕩”。歷史的車輪總會曲折起伏地滾滾向前。
中共為數不多的公正廉潔、銳意改革的開明政治家胡耀邦先生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即有了憲政民主的設想：包括執政黨在內的任何黨派、團體和組織，都必須在憲法的範圍內活動。可惜時運不濟而前功盡失。他的繼承者在2002年歲末中共十六大剛剛就任之際又重申了這一閃光的觀點和主張。這為政治多元化初奠了思想基礎。
正若中共元老、在大陸改革開放新時期一直同保守派、頑固派作過堅持不懈的鬥爭的改革派陸定一先生，在六十年前的政協會議所言，中國一黨專政最終是行不通的，中國必須實行多黨政治。
新時代的政治多元化，應有更新更高的價值取向與民主訴求。
由現任執政黨、在台國民黨、大陸八大民主黨派以及海內外各種新生民主黨派力量（尤須包括流亡海外的民運精英社團在內），共同組成盡可能代表多邊意志和全國及海外華人社會各階層意志的聯繫政府。制訂《聯合憲章（共同綱領）》。每一個執政參政黨派都能有代表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並可兼任國家軍事委員會的職務。不一定要實行總統制，照樣可以在國民代表大會（人大）、政治協商會議（政協）或參眾兩院下面組成總理內閣，內閣中各執政參政黨派均應有代表參與理政。這些執政者應是“苟利國民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公僕型人才。與其說“立黨為公”、“親民愛民”，毋寧稱“立國為公”、“還政於民”；與其 “知榮洗恥”、“以民為本”、“民為父母”，堂堂正正地高薪養廉為民服務。公僕不是說教與標榜出來的，而是體制與信念催生的。
只有真正意義的政治多元化的聯合政府，才能實行對現任執政黨中越來越嚴重的貪腐現象和越來越多的貪官污吏的有效監督和依法懲治，才能實現軍隊國家化以求長期和平穩定與安寧，才能有效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和四大自由，才能真正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決策民主化，才能在中國改革的深水區和十字路口真正找到出路突破瓶頸走出困境，才能唯才是舉人盡其才，才能實行施政公開化、透明化和開放新聞監督、解除傳媒黨禁，才能在專制的精神廢墟上重建和復興中華主流文化價值體系，才能重新喚起中華民族的自信力和民族凝聚力，才能使各黨派利益無條件服從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如果說“一國兩制”較為成功地促成了港、澳回歸，那末多黨共同執政的聯合政府，可能才能更加妥善地更行之有效地解決臺灣與大陸海峽兩岸統一問題。
一言以蔽之，封建遺害災難深重的中國，只有多黨共同執政，建立聯合政府，一以貫之地推進政治改革，實行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才符合中國國情與民意，才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和憲政民主治國興邦的全新道路。
2006．8．4~5
參考文獻：
艾愷《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與現代中國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梁漱溟《憶往談舊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袁陽《浪漫的補天者——梁漱溟心路歷程尋跡》，四川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黃一琨《1946：誰丟失了和平》，經濟觀察報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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