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演變中，歷經遠古巨鹿之戰後，黃帝、炎帝入主中原，經略黃河流域，風化漸開，遂奠定了中華民族文明的基礎。後來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生產發展，百姓安寧，出現了夏、商、週三個王朝，中華民族的文明史由此而興起。其後進入春秋時代，諸候問鼎，逐鹿中原，才有秦國稱雄，統一中國，廢除分封，設立郡縣，後世效之，遂成定制。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得以形成和發展。
在其後近兩千年的歷史演變中，雖經楚漢之爭、三國鼎立；再經安史之亂、五代十國之亂、宋朝抗金、蒙古鐵蹄踏破中原、清兵入關等等之諸多戰亂，以及歷朝歷代宮廷內部爭權奪利之政變和無數次的農民抗暴與起義，使社會動亂，人民飽受磨難；但，總體來說，十七世紀前之中國仍不失為世界之強國。特別是在每一個朝代之開始階段，統治者多採取一些寬鬆的讓步政策，使社會穩定，生產發展，人民生活安居樂業，往往會出現所謂“太平盛世”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裏，經濟繁榮，文化和科學技術得以發展，使中華大地成了詩書之鄉，禮儀之邦，出現了四方來朝的盛世時代。世人可以看到，古絲道上，駝鈴叮噹；茫茫大海，舟輯競渡。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造紙術四大發明傳經世界各地，開闢了世界各民族進化之路，此乃中華民族對世界人類做出的偉大貢獻。
當十七世紀初大清帝國建立的時候，英國革命也幾乎同時開始了。此時世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飛速發展之時，閉關自守的清王朝卻在津津樂道自己的“康乾盛世”，使中國遠遠落在了世界的後面。落後就要受外人欺侮，就要挨打。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禍起海上，先是英國、後是法國、美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沙俄諸國輪番侵略中國；其後，就連中國人一向瞧不起的彈丸之國日本也屢屢向中國進犯，欺侮大清的無能。由於大清之腐敗無能，每戰必敗，每敗必是割地賠款。一部中國的近代史就成了中國人挨打和受辱的苦難史。
面對西方列強的興起和中國的受辱，中國的有識之士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中深知，要使“民富國強”，惟有打開國門，變法維新，向先進的外國學習，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命運。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的洋務運動和世紀末的變法維新運動由此而興起，一批有識之士的知識精英和開明的政府官員成了洋務運動和變法維新的積極參與者。但，由於大清制度性的落後和腐敗，洋務運動和變法維新最終被封建獨裁者打壓下去了，一些人被砍了腦袋，一些人流亡海外繼續尋找救國救民之真理。國人帶著外受列強侵略打壓、內受封建獨裁專制的悲痛心情跨進了二十世紀。
中華民族本想在新的世紀裏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以強盛的姿態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然而歷史的發展卻打破了人們美好的願望。由於共產文化的入侵，深深地毒害了中國人民，使二十世紀成了中華民族苦難最多、也最為悲慘的一個世紀，這是善良的人們所未曾想到過的。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現實是歷史的延續。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真實紀錄就成了歷史，它使人們能知道以往所發生的一切及現在發生著的事件。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二十世紀這一百年間，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雖是彈指瞬間，卻隱藏著無數的人間悲歡、民族盛衰、國家興亡的重大事件。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回顧過去一百年的中國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十分有意義的。
二、百年中國重大事件的回首
二十世紀這一百年間，在中國有22件大事是值得回首的，它影響著整個中國，對世界人類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1、義和團動亂與八國聯軍入侵中國：
這是本世紀開始在中國發生的第一件大事。
義和團原名義和拳，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就在山東、河北等地的民間秘密成立了。參加者主要是農民和破產失業的城市居民。開始他們的口號是“反清複明”，其後又改為“扶清滅洋”。這個組織的出現，實際上是封建奴化教育與儒家傳統禮教影響的結果。一些守舊的官員和文人從中支持他們，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排外。他們視外部世界一切先進的東西為大逆不道的“妖孽”，因而四處作亂，撬鐵路，拔電線杆、毀教堂，殺洋毛子，也殺“二毛子”，不論男女老少都殺。當時的朝野上下都把他們稱之為拳匪。
正是由於拳匪的胡作非為，為洋人提供了入侵中國的藉口。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澳八個國家組織侵華聯軍，藉口義和團和清政府“排外”，屠殺他們的教民而入侵中國。八國聯軍於6月攻佔大沽炮臺，7月攻陷天津，8月集結兵力2萬人攻陷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慈禧太后、光緒皇帝被迫逃往西安。9月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任聯軍統帥，侵略軍增至10萬人，北犯張家口，東占山海關，南侵保定、正定。同時沙俄又單獨出兵17萬人，侵佔中國東北，血洗江東64屯。
西方列強本來就希望在中國謀求經濟利益（少數國家如沙俄、日本有領土要求的野心），清政府支持義和團“排外”，這就給侵略者找到了藉口；當侵略者準備動武之時，清政府又不自量力的對外宣戰。義和團的暴亂和清政府的宣戰是導致八國聯軍入侵的根本原因。戰爭的結果是清政府的失敗，慈禧即派奕劻和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向八國聯軍乞和，於1901年8月雙方簽訂《辛丑合約》，中國向八國賠款銀四億五千萬兩。
義和團的暴亂和八國聯軍的入侵，使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都遭到了巨大的損失。
2、辛亥革命：
二十世紀初，處在外受列強入侵，內受滿清封建獨裁者殘酷壓迫的中國人民，紛紛起來反抗。孫中山、鄒容、秋瑾、陳天華、黃興等一批走在時代前面的有識之士，為這個時代中國人民的革命，吹響了戰鬥的號角。
在這些立志社會變革的志士仁人中，孫中山是一個突出的革命先行者。他早在1894年就建立興中會開始了反對滿清的鬥爭。1905年組成全國性的革命組織同盟會，積極在國內外發展組織，同改良派展開論戰，並聯略華僑、會黨和新軍，在一些地方多次發動武裝起義。1911年清政府出賣鐵路修築權，全國紛起反對，形成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在同盟會的推動下，1911年（舊曆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成立湖北軍政府，兩個月內即有鄂、湘、陝、贛、晉、滇、黔、蘇、浙、皖、粵、桂、閩、川等省先後回應，宣佈獨立，滿清統治迅即瓦解。12月孫中山自海外歸來，被17省代表會議推舉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滿清政府的統治宣告結束，從而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不到一個月，袁世凱玩弄陰謀，迫使孫中山辭職，並提議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使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了袁世凱的手中，中國人民又陷入了北洋軍閥政府的統治和新舊軍閥混戰的苦難之中。
3、“五·四”運動的爆發：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奪後，1913年民主鬥士宋教仁被暗殺，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宣佈實行帝制。這一切都引起了國人的反思，革命並沒有結束。但需要怎樣的革命呢？這在人們的頭腦中是爭論頗多的。1916年9月，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張揚起民主與科學兩面旗幟，為“繼續革命”打開了探索之門，指引著前進的方向。
在此種形勢之下，全國展開了一場猛烈的反封建的文化運動，李大釗、胡適、魯迅、陳獨秀等時代的知識精英們，成了這場運動的宣導者和組織者，發出了改造社會、救國救民、探索新道路的呐喊。到了1919年5月4日，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有了一個激烈的昇華。這一天，從巴黎和會傳來消息，帝國主義列強將中國山東列為分贓對象，北洋政府竟訓令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當天，北京13所大中學校3000多學生奮起反抗，在天安門集會遊行，反對在和約上簽字，要求懲辦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興、章宗祥，並火燒了趙家樓曹汝霖住宅，遭到軍閥政府的鎮壓，逮捕32名學生。次日，北京學生舉行總罷課以示抗議。接著，全國20多個省市的學生也舉行集會遊行。6月3日以後，全國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各階層人士也起來聲援學生們的運動，使之成為一場反帝反封建、爭民主、爭自由的愛國運動。在群眾運動的壓力下，軍閥政府被迫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是中國民主革命初期群眾運動的偉大勝利，對未來中國革命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4、中國共產黨成立：
自十九世紀末，特別是二十世紀初以來，中華民族漸漸覺醒，出現了許多仁人志士在為中國的強盛而在認真的思考。辛亥革命以後，隨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民主共和、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各種思潮在中國逐漸傳播。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共產主義的思想傳到了中國。當時的一些知識份子精英，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開始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探索醞釀。之後共產國際多次派人來到中國，在上海、北京、山東、湖北、廣東、湖南等地相繼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基礎。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開幕。出席會議的有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包惠僧、陳公博、周佛海等13人，代表著中國50多名黨員。主要發起人陳獨秀、李大釗因事未能出席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選舉了党的領導機構和領導人陳獨秀。
客觀的說，當時共產黨的這一批人才確是中國的知識精英，他們的初衷是為國為民的，他們具有革新的朝氣和大無畏的獻身精神。但由於共產文化和階級鬥爭的邪說毒害了他們，在其後漫長的年代裏，正是由這些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人間大悲劇，使中華民族蒙受前所未有的大災難。
5、北伐戰爭：
1921年1月1日，在廣州舉行的南京臨時政府成立9周年紀念大會上，孫中山倡議成立正式政府。4月7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11月15日，孫中山在桂林誓師北伐。後因陳炯明叛變，北伐中途停止。1923年8月16日，孫中山派代表赴蘇俄考察。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十三號》，要求共產黨員全體加入國民黨，努力進行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王盡美、於樹德、夏曦等人作為代表出席了大會。蘇俄顧問鮑羅廷也參加了大會。從此中共人員進入了國民黨的領導機構，開始了國共兩黨的合作，這是由於孫中山採取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結果。1925年成立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分三路從廣東出師北伐，第一路10月10日攻下武昌，第二路12月佔領福建、浙江。1927年春，漢口、九江工人驅逐英帝國主義，收回兩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佔領了上海。北伐軍的勢力迅速發展到長江、黃河流域，北伐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北伐軍向前進軍之時，共產黨在廣東、江西、湖南等地大搞農民運動，打土豪地主，分他們的家產，並殺害了一些地主，這激起了北伐軍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軍官不滿；加之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死後，蔣介石掌握了軍事大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的一套作法是無法容忍的，他們之間的根本利益不同，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反對當時的武漢國民政府，清洗和屠殺共產黨人，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造成了所謂的“寧漢”分裂。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也與共產黨分裂，清洗共產黨人，與南京蔣介石政府合作，國共兩黨的合作就此破裂。國民黨在南京建都，開始了在中國的獨裁統治。
6、十年內戰：
國共兩黨分裂後，從1927年8月至1936年12月，國共兩黨進行了十年的國內戰爭，期間加上各派軍閥的混戰，使中國人民陷入了深重的災難之中。
在各派軍閥的混戰中，如蔣介石與桂系的戰爭，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之中原大戰，蔣介石與李濟深、蔡廷楷福建之戰，都是以蔣介石取得勝利而告終。唯獨與共產黨的交手蔣介石卻達不到如期的勝利。
在此期間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內戰中，從1927年8月1日共產黨的南昌起義向國民黨打響第一槍開始，其後10月湖南發生了秋收起義，12月11日廣州起義，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起義，1929年11月8日六安農民暴動，12月11日百色起義，1930年2月1日龍州起義，都是共產黨領導下對國民黨的戰爭，這些起義雖然有過短暫的勝利，但最終都失敗了。
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1928年4月28日，朱德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農軍在江西井岡山匯合，在湘、贛、閩、粵等省交界地區建立根據地，號稱“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國中之國”。為此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從1928年6月22日起至1934年10月對共軍連續發動了五次大圍剿。前四次圍剿國民黨軍由於內部不團結，加之軍閥混戰，都失敗了，共軍取得了反圍剿的勝利；第五次圍剿由於國軍總結了經驗，加之共軍領導集團內部意見之爭出現指揮失誤而遭到失敗，被迫退出湘、贛、閩、粵邊區，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共產黨自己稱是二萬五千里長征，國民黨則稱他們是流竄），於1935年10月逃到陝北，與陝北共軍匯合，再次建立根據地。為此，蔣介石又調集張學良、楊虎城的部隊到西北繼續圍剿共軍，但始終未能消滅共產黨。
7、西安事變：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了東北全境，並向華北推進，企圖佔領整個中國。面對此種形勢，蔣介石仍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對日軍的侵略不予抵抗，不但瓦解了馮玉祥的抗日同盟軍，並把東北軍調到西北剿共。1936年，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和楊虎城領導的西北軍，在全國民眾強烈要求抗日的形勢影響下，在剿共前線與共軍實行停戰，張、楊並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拒絕了這個要求，並親自到西安部署剿共。12月12日，張、楊在西安實行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通電全國，逼蔣抗日。在張、楊的邀請下，共產黨派出代表團赴西安調停。經過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蔣介石的代表及張、楊等人的談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條件，實現了第二次的國共合作，全國出現了抗日的高潮。
必須要提及的是，西安事變的兩個主角張學良和楊虎城，他們命運之慘是令人深思和悲痛的。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卻被關押數十年之久，直到蔣介石在八十年代去世後才恢復自由；而楊虎城將軍在西安事變後被迫出走海外，抗日戰爭爆發後一回到上海就被蔣介石逮捕，1948年9月蔣介石逃離大陸前被秘密殺害。
8、八年抗戰：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製造事變，進攻中國守軍，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至1938年冬，日軍侵佔了華北、華東、中原等大片國土。1944年日軍為打通湘桂線，又侵佔湖南、廣西，並侵犯到貴州的獨山。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本宣戰。由於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盟軍從1945年初開始全面反攻，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各投了一顆原子彈，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並出兵中國東北，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從而結束了日本的侵華戰爭。
八年抗戰中，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抗擊日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堅持敵後的遊擊戰爭，雙方合作和努力，奠定了抗戰勝利的基礎。八年抗戰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與犧牲，消耗了巨大的財力才取得了勝利。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全面的勝利，在中華民族的鬥爭史上是光輝永存的。
9、國共第二次內戰，國民黨敗走臺灣，共產黨大陸建立新政權：
八年抗戰勝利後，人民多麼需要休養生息，需要和平的環境來進行經濟建設。1945年8月到10月，國共兩党在重慶談判，10月10日簽訂《國共雙方會談紀要》，實現和平，全國人民無不感到由衷的高興。
然而，人民的願望很快就化為了泡影。由於國共兩黨的理論和根本利益的不同，和平只是暫時的、表面上的。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權，是絕對不能容忍共產黨的；而推翻國民黨政權以便取而代之也是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兩黨的衝突和戰爭就絕不可避免了。
1946年6月國共兩黨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有美國的援助，軍火數量多，裝備精良，統治著中國廣大的地區，力量自是十分強大的。但此時的共產黨和他領導的軍隊也絕非十年內戰時可比了。經過八年抗戰，共產黨擴大了地盤，武器多了，軍隊也擴大了，光正規軍就超過了一百萬，民兵達兩百萬。特別是在共產黨佔領的區域，共產黨領導農民鬥地主，分地主的田地和財產，吸引了廣大的農民為共產黨賣命，成了共產黨取得最後勝利的決定因素。
雙方經過三年的戰爭，特別是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1949年冬，共產黨奪取了這場戰爭的勝利，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敗走臺灣，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宣佈建立新政權，取代了國民黨成為大陸新的統治者。
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共產黨人當時聲稱這是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又一場偉大勝利。從此，中國的歷史進入到了一個新時代。客觀來說，由於舊政權的獨裁腐敗，對一個新政權的建立，人民是歡欣鼓舞的，是擁護這個新政權的。人們多麼希望共產黨能帶領他們奔向一個民主自由、生活幸福的社會，可以說人民是滿懷希望的。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人民的希望破滅了，他們陷入了更為苦難的深淵。
10、剿匪和土改運動：
毛澤東的新政權建立之後，蔣介石的殘餘勢力還在各地存在，對新政權構成嚴重的威脅。為此，毛澤東從1949年的5月起就在東北已佔領的地區開始剿匪運動，從1950年起又在全國新佔領的地區開展剿匪運動，直至1953年底結束。先後抽調6個兵團部、41個軍部、14個師、2個旅加20個團，共150萬人投入剿匪戰爭。
所謂的“剿匪”，實際上是國共兩黨內鬥的繼續，國共兩黨互相都稱對方為“匪”是早已司空見慣之事。此次剿匪，據官方公佈的資料，全國殲滅土匪240余萬人，關押各種反革命分子127萬人，管制23萬人，殺掉71萬人。
伴隨著剿匪運動的是土改鬥地主的運動。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使農民能跟著他走，1950年6月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進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9月止，全國90%以上的農業人口完成了土地改革，使3億多農民分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地主階級的土地和家財被分光，一些地主並被槍殺，許多人被鬥得死去活來。有學者估算，全國被殺掉的地主最少在100萬人以上。
11、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澤東為了更好地統治人民，從1953年起在全國開展了對農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1953年開始首先是在農村中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把糧食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時要求農民實行互助組。到1954年和1955年全國農村普遍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年又普遍改成高級合作社。農民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又被收歸國有和集體所有了，這實際上是禁固農民的一種手段，使農民成為農奴的第一個步驟。
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把私人的產業和財產充公，使許多資本家破產，有的被逼自殺，這在當年的上海、天津、廣州等大中城市是經常可以看到的事件。
12、反右運動：
從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史達林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到1956年匈牙利、波蘭事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受到了挑戰。在中國，經過土改、肅反、統購統銷、對農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的運動，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矛盾。為了解決這些矛盾，毛澤東希望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黨外人士和知識份子的意見，以幫助共產黨改正工作。1957年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
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到了五月，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說“中國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敵對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毛澤東也一再號召人們幫助共產黨整風，以解決中國的內部矛盾。在此種情況下，黨外的民主人士、各路知識份子精英及部分黨政幹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紛紛發表意見，幫助共產黨改正作風。1957年的春天，確是一個冰雪解凍、百花齊放、民主空氣異常活躍的季節。民主黨派及各路知識精英如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諸安平、蒲熙修、譚天榮、林稀玲……等等一大批人，他們懷著一顆為國為民的善意之心，對共產黨的政策及他的領導人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然而，他們做夢也未曾想到，好心卻得不到好報，到了五月中旬之後，毛澤東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對好心提意見的人開始反擊了。
此時的毛澤東面對各種意見，他認為“在黨內有一批修正主義分子和右派分子，他們與黨外的右派一唱一和”，必須反擊右派的進攻。
1957年6月，毛澤東在修改他在2月的講話時，加上了這樣一段話：“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從1957年7月起，一場“百花齊放”的整風運動迅即演變成一場反右運動，全國有50多萬知識精英被打成右派，連大中學校學生和中小學教師都不能倖免。對於這場反右運動，毛澤東當時曾大言不慚地說這是“陽謀”，為了讓右派跳出來，所謂號召向黨提意見只不過是“引蛇出洞”。可憐這些知識精英們，是上了毛澤東的當了。被打成右派的人們，有的被開除黨籍、降級降薪，有的被送到勞改場、送到農村、送到邊遠地區，許多人備受非人的折磨，有的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13、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運動：
經過1957年夏季開始的反右運動，毛澤東的思想更為獨斷，他的理想主義表現得更為烏托邦，對知識份子採取更為粗暴的政策。毛一再強調“知識都是從群眾那裏來的”，“知識份子是最無知識的”。他要中國人民從“一窮二白”這一事實中獲得積極的優勢，號召人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毛的思想推動下，1958年初，“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浪潮掀起了。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各地農村開始出現小社並大社，有的地方出現了“共產主義公社”、“集體農莊”，有的地方出現了“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時，說“人民公社的名字好”。9日，在與山東領導人談話時說：“還是人民公社好”，並指出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談話在報紙上發表後，各地即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熱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議》下達後，到10月底，全國7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又是軍事組織；在這樣的組織裏人民毫無民主和自由可言，完全成了新式的農奴，就連吃飯也是到集體的食堂裏去，整日像奴隸般的勞動。
伴隨著人民公社化而興起的是所謂大躍進、大煉鋼鐵。毛澤東號召人們“超英趕美”、“大放衛星”。那時節最響亮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各地紛紛上報糧食產量，畝產“數千斤”、“上萬斤”已是很平常的事，最高的是廣西環江縣畝產“十三萬斤”，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祝捷。荒唐的年代鑄就了無數荒唐之事。
為了鋼鐵元帥升帳，男女老少齊上陣，千千萬萬的人上山挖礦，上山砍樹燒炭來煉鐵煉鋼，甚至砸鍋、毀房屋來煉鐵。人們簡值是發瘋了似的。所有這一切使全國人民勞民傷財，饑寒交迫，民不聊生。
14、三年大饑荒：
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和大煉鋼鐵，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1959年7月至8月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一批中共高級幹部批評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大煉鋼鐵的錯誤政策，這使毛澤東大為惱火。加上中共與蘇共的公開對立，毛澤東認為彭德懷等人的行動是現代修正主義和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右傾的表現。為此毛澤東抓緊了階級鬥爭，在會上公然掀起了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把彭德懷等人打成“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在全黨開展反右傾的運動。這樣一來使得本來已經崩潰的中國經濟又雪上加霜，從而造成了1960年至1962年連續三年的全國大饑荒。全國人民都缺吃少穿，特別是在農村，那更是一片滿目荒涼的悲慘景像。有學者估計，三年的大饑荒期間，全國約有三千多萬人餓死。
15、中蘇兩黨的分裂：
中蘇兩國共產黨之間的矛盾，追索到四十年代即有跡象顯露。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後，開始一段時間雙方的關係是好的，中共把蘇共視為老大哥，號召全國人民向老大哥學習，聲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蘇共也給了中共不少幫助。但，自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蘇共20大赫魯雪夫上臺大反史達林，接著1956年出匈牙利和波蘭事件，中蘇兩党矛盾再現，雙方開始出現論戰的苗頭，為此中共的理論家們寫出了《列寧主義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文章對蘇進行反擊。1960年後，雙方矛盾加巨，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1963年9月起對蘇共組織了全面的反擊，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先後發表了《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編輯部文章，中蘇兩黨的論戰全面公開化。
隨著中蘇兩黨的分裂，毛澤東不但大批蘇共等修正主義的黨，在國內也大抓階級鬥爭，大搞反修、防修的運動，最終導致文革的爆發。中蘇兩黨的分裂，實際上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的衰落。
由兩黨的分裂進一步導致兩國關係的破裂，雙方劍拔弩張，在邊境大肆陳兵對峙，終於在1969年初出現邊境（珍寶島）戰爭。毛澤東在全國大搞“深挖洞，廣積糧”，大搞備戰、備荒，造成國家進一步窮困，人民貧窮，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
16、文革大動亂：
從1966年5月開始，至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捕而結束的文革運動，歷經十年，是一場全社會的大動亂，是革文明的命，是對文化的摧殘，致使國家經濟崩潰，法制與道德規範無存，無數的人慘遭迫害和殺害。明為反修、防修，實為禍國殃民，是前所未有的歷史大災難。這是毛澤東獨裁專制的結果，是毛一生中最大的罪過。
早在1962年毛澤東就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同時在哲學、史學、文藝、經濟等領域開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一批有名望的專家學者受到打壓；1965年，毛澤東又派他的夫人江青到上海找柯慶施、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密謀，組織並在上海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可以說這些都是文革前的輿論準備。
1966年初，圍繞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的不同態度，開始了毛澤東與彭真等人的交鋒，最後發展成為與劉少奇的交鋒。接著在毛的親自指揮下，通過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組織文人姚文元、戚本禹、關鋒、林傑等人發表大量文章，矛頭對著北京市委和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以及學術界的名人吳晗、鄧托、廖沫沙、剪伯贊等一大批人。緊接著改組了北京市委，中共中央《“5·16”通知》下達，文革運動全面爆發。
在1966年8月1日至12日的中共八屆十一次全體會議期間，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動向，利用大字報的形式向外洩露了。這等於向全國人民宣告，他的大字報就是炮打劉少奇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1966年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接著毛澤東在北京八次接見各地的紅衛兵和師生，學生開始了全國大串聯，使文革的動亂發展到了頂峰。紅衛兵們身著軍裝，頭戴軍帽，手持紅塑膠皮的毛主席語錄本，寫大字報、撒發傳單、破四舊、抓領導幹部和各方面的名人批鬥、游鬥，甚至打人、打死人由此而起。僅北京地區在7、8、9三個月就有一千多人被非法打死或迫害致死。不但學生們在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的指揮下胡作非為，工人和農民也捲入到運動中來了，軍事機關和院校的文革運動也起來了。1966年6月至1968年是大動亂的高峰期，全國許多地方出現兩派對立，並發生大規模武鬥，一些地方（特別是廣西、湖南）出現亂殺人的嚴重事件。整個國家經濟崩潰，處於大動亂的癱瘓之中。
歷經1966至1968這三年大動亂後，其後又經過1968至1969年的清理防級隊伍和整黨運動，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1970至1971年的清查“5·16”運動，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1975年冬至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風”運動，構成了整個文革運動的大災難。文革中不但經濟損失慘重，更有近億人遭受關押、批鬥等各種迫害，有數百萬人慘遭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如張志新、林昭、遇邏克、劉鳳翔等人的慘死就是最典型的殺人事件；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及一大批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都不能倖免，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17、林彪叛逃：
1971年9月13日淩晨2時30分左右，林彪的座機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八男一女（包括林的妻子葉群和兒子林立果）全部死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林彪生於1906年，湖北黃岡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共產黨組織的南昌起義。後上井岡山，此後一直跟隨毛澤東鬧共產革命，為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是共產黨的常勝將軍。此人生性孤辟，沉默寡言，但足智多謀，決事果斷。中共取得政權後，林彪一度稱病不出。在1959廬山會議上林彪乘毛澤東反彭德懷之機而上臺當了國防部長，此後在軍中大吹毛澤東和他的思想，至文革期間被毛選定為接班人寫入黨章之中。
毛的“好學生”、副統帥、中共九大黨章定下的接班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一時的要人，何以要反對毛澤東並要組織武裝起義暗殺毛澤東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內部爭權奪利之爭和反對毛澤東的獨裁專制。文革開始，毛主要是利用兩股勢力來清洗劉少奇及其他的反對者，一股是林彪的軍人集團，一股是毛的夫人及其筆桿子隊伍。這“槍桿子、筆桿子”兩者之間開始是互相利用，之後又你死我活的明爭暗鬥，爭權奪利。林彪急於要當國家主席，而毛澤東的獨裁又成了他的攔路虎。林彪必須把毛除之，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毛對林彪早有查覺，設計逃脫了林彪設下的陷阱，林彪陰謀敗露，因而出逃企圖飛往蘇聯。
林彪之死，反映了共產黨政權的分崩離析，對毛的獨裁專制是極大的震動，就毛的身體而言，受此打擊和影響，從此一蹶不振了。
18、毛澤東之死及“四人幫”的覆沒：
對中國的信迷或守舊的人來說，1976年是個充滿災難的不吉利之年。緊接著1月8日周恩來總理的去世，7月，89歲的朱德委員長也與世長辭了。在過去的戰爭年代，周和朱對毛都是忠誠的，因而保證了毛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而使毛成為最高統治者。三個星期後，一場特大的地震襲擊了華北煤都唐山地區，24萬多人死亡，16萬多人嚴重受傷。是這個不吉利之年的重大事件。
早在1976年的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就出現了借悼念周恩來總理的逝世來反對毛澤東及江青等“四人幫”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毛澤東在行將死亡之前仍通過“四人幫”對群眾進行鎮壓，並再次罷免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開展了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之後，毛久病不起的身軀面臨死亡，1976年9月9日零點10分，毛澤東終於離開人世了，終年83歲。
毛在死亡之前就指定了一個表面憨厚而又無能的華國鋒來做他的接班人。華國鋒接替毛執掌中共政權後，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共元老派開始活動了。這批元老派早就想除掉“四人幫”，只是奈於毛澤東在世而暫時不行動而已。現在毛澤東既死，元老派們無所顧忌了，因而積極開展秘密活動，並設法與華國鋒合作，以圖加快解決“四人幫”的進程。
與此同時，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夥也加緊了搞掉元老派的準備工作，在上海進行實際部署。但“四人幫”的戰略錯誤在於沒有聯合中共內部的既得利益者，特別是沒有得到軍隊的支援；戰術上的錯誤是在毛死後仍然留在北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低估了對手的力量，這是他們滅亡的必然結果。
1976年10月6日，葉劍英、李先念等元老派聯合當時的掌權者華國鋒，採取果斷行動，命令汪東興和他指揮的8341部隊，一舉逮捕了江青等“四人幫”及其黨羽，“四人幫”全軍覆沒，文革運動也就此壽終正寢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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