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已經人盡皆知了，兩名記者報導富士康公司超時加班，該公司以虛假報導、侵犯名譽權為由，繞過新聞出版單位直接起訴了記者，還獅子大開口。結果還未開庭自己先紅透了半邊天，這廣告做的，怎麼想都實惠！富士康公司做不做廣告我沒意見，但我對那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司法解釋實在相當有意見。
因新聞報導或其他作品發生的名譽權糾紛，應根據原告的起訴確定被告。只訴作者的，列作者為被告；只訴新聞出版單位的，列新聞出版單位為被告；對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都提起訴訟的，將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均列為被告，但作者與新聞出版單位為隸屬關係，作品系作者履行職務所形成的，只列單位為被告。
這就是讓富士康公司鑽了空子的那個司法解釋。第一句“因新聞報導或其他作品發生的名譽權糾紛，應根據原告的起訴確定被告。”實際上是賦予了原告在選擇被告上充分的自主權。下面以分號列舉出了三種情況，一：只訴作者的，列作者為被告；二：只訴新聞出版單位的，列新聞出版單位為被告；三：對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都提起訴訟的，將作者和新聞出版單位均列為被告，但作者與新聞出版單位為隸屬關係，作品系作者履行職務所形成的，只列單位為被告。
問題終於出來了，按照一般司法精神，最後的這個關於“隸屬關係”的“但書”應該三種情況都適用。可是，富士康公司發現了，我們也終於發現了，“但”的前面它是一個逗號！也就是說，我們完全有理由通過文理解釋把它理解為，只有第三種情況適用“但書”，前面兩種你管不著！
一個逗號可以在民法上讓兩位元無辜的記者背上三千萬的債務，是不是也可以在刑法上讓一個無辜的人冤死？我親耳所聞的例子是，青島的一個會計師通過鑽法律的空子，一年可以正大光明地為公司逃掉上百萬元的稅款，而這樣的事情在商界根本就是一條潛規則。人家富士康直接告記者“有法可依”，讓你連個屁也放不出來！
總之，擬法條不是寫小說，真可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還不明白的是，連我這個法盲都能一眼看出的漏洞，為什麼直到“東窗事發”才被提出來？還是沒人樂意提？
另外我對在這種民事訴訟中，賦予原告如此充分的自主選擇權也持懷疑態度。當然，如果把那個逗號改為了句號，富士康公司應該沒有權利直接起訴記者了。但現實中的確有許多新聞工作者，很難肯定是否與新聞單位有直接的隸屬關係，甚至包括很多向媒體提供資訊的普通民眾。“但書”的規定並不能保障到他們的權益——這是否會使打壓言論自由的行徑“有法可依”、心安理得？非職業新聞工作者還敢通過媒體發表言論嗎？這就屬於法的正義方面的問題了。
當然，很多國人肯定會質問，那兩位元記者就一定是對的富士康公司就一定是錯的？我們怎能如此縱容言論自由呢？過度的言論自由就不會產生副作用嗎？在此我要引用
有些人認為，媒體說三道四，或者報紙每天登的都是黑暗啊，腐敗啊什麼的，對整個社會的人的心態有非常不好的影響。但是，托克維爾講，我們不能只享受言論自由的好處，而不承受其代價。如果那樣，你會發現，你邁出的第一步已經跨到專制裏去了。你要享受言論自由的好處，就必須忍受公眾人物被說三道四，就必須忍受對官員、對政府、對司法的評論。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是人民能夠發出聲音，能將大的社會動盪消解於小的言論衝突中，能在官員腐敗還處於萌芽期時就挽救他，能在政府試圖掩飾什麼時加以揭露，從而使我們的社會和國家更好。當然，這也是對每一個公民作為個人的尊重——人活著就是要說自己想說的話啊！
一位思想家說過一段話來形容言論自由可能的“代價”：我們的社會間經常出現這種局部的動盪，它是我們和諧的人類社會的一部分，正好比暴風雨是和諧的自然的一部分，我們不可以想像一個美好的民主社會裏居然沒有這樣局部的動盪（賀衛方：《好判例 壞判例》）。
可見，“富士康”案不止是一個逗號的問題，那它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判例呢？我們拭目以待。
8月31號
附：剛得知消息，“富士康”案雙方似乎已經“和解”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