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出話題： 周鈺樵
周鈺樵：本來今天說好是譚作人引出話題的，昨天晚上他突然有事到外地去了，所以，我臨時準備了個話題，供大家討論。
我的題目是“中國文學／社會科學 ／藝術缺失什麼”，這個題目很大，所以我今天只
提供一個思索的路徑，起個抛磚引玉的作用。
這個話題在讀書會部分文友那裏有過一些考慮，特別在遠宏先生那裏，已考慮了很久了。我個人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一是在我們進行討論這個話題之前，首先檢視一下中國的文學藝術。
一般把中國文學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有文字記載開始，到１８４０年，稱之為中國古代文學；第二期是從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１７年（就一般劃分而言）陳獨秀髮起文學革命為止，稱之為中國近代文學；１９１７年到１９４９年７月（大家注意，不是１０月）為中國現代文學；１９４９年７月以後到今天，稱之為當代文學。我們把這四個時期拉成一條線，在這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的文學、社會科學，藝術這幾個領域，到底缺失了什麼。我們發現，在第一個時期，還有一部分文學作品涉及到了人性，生命關注，命運探索。但大多數都沒有人文關懷，更談不上人本主義了。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大多在先秦以前——諸子百家時代。那個時代，各類學科，風起雲湧。
但後世對這一時期的文藝評介和定位，經常各取所需，錯誤導引。
如屈原，被稱之為“愛國主義詩人”，我認為不是。因為我們定屈原為“愛國主義詩人
”的依據是他的《離騷》。他不滿意楚國的政治黑暗，楚懷王的昏庸。所以他的靈魂準備逃逸，他跑到楚國的邊界，回視楚國，還是覺得楚國可愛，他就決定，還是不離開為佳。最後，絕望的屈原，就投了汨羅江，他的整個思想沒有任何人文主義關懷。他的“忠”，是“愚忠”。你說屈原是偉大的 、著名的 、了不起的詩人我們同意，要說他是“愛國主義詩人”，就顯然有失偏頗。因為在屈原那個時代，隨便你跑到哪里，都不是叛國。孔子就跑了很多地方，情況實在很糟糕了，孔子還說“我想乘只小船偷越國境”。那個時候，你隨便跑到哪里，都是周天子的治下，與叛國無關。談不上“愛國”與“賣國”。後來這個“愛國主義”的標籤，是歷代統治者給屈原貼上去的。所以，屈原的投江而死，以及懷念楚懷王，是愚忠。
再說杜甫吧。杜詩中，有一部分確實反映了民間疾苦，如《三吏》 、《三別》 、《茅屋秋風所破歌》等。但杜甫所重點關注的是“士”，也就是“知識份子”，所謂“寒士”，就是比較窮的“知識份子”。而杜甫本人就是最愛哭窮的一生都不得意的“寒士
”。
郭沫若寫過一本評論集叫《李白與杜甫》，是按照毛澤東階級鬥爭的觀點來曲解的。“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郭沫若說貧下中農小孩抱了你點茅草你就叫喚。在杜甫的詩歌中，哭窮的詩有很多。有一部分是關懷民生疾苦的。但大家注意，杜甫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思想，是他的忠君思想。唐玄宗逃離了西安，杜甫是穿著一雙草鞋跑到唐玄宗面前表忠心，“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由此可見，杜甫的忠君思想是高於人文關懷的。這就是杜甫。
另外，還有其他的作家。如果我們仔細梳理，就比較多了。有人提到白居易的《琵琶行》，關懷的是一個妓女（現在叫“小姐”）。但大家注意，與《琵琶行》齊名的還有《長恨歌》。這是白居易罪不可赦的一件事，《長恨歌》歌頌的是一個扒灰的皇帝。明明是自己的兒媳，皇帝卻打來吃起了，這就叫扒灰。而且還說他們兩個愛得“天長地久”。但是，一遇到危難，這個扒灰皇帝就說，親愛的，你先去死吧——我有壓力哦！就這樣一個題材，居然屢演不衰，現在都還在演，這有什麼歌頌的價值？！象這一類的作品，跟人本主義都巴不上邊。
再說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提出了一個觀點——苛政猛於虎。就是這一類的作品，都是少之又少 、鳳毛麟角。
再往後面看，就有人提出魯迅。好，魯迅確實在《狂人日記》中提出了“吃人”的觀點，重點是封建禮教“吃人”。另外，《阿Q正傳》反映出的是國民性的愚昧。令人奇怪的是，當我們分析魯迅作品的時候，卻發現魯迅沒有指責過日本人一句。魯迅至死不譴責侵略中國的日本罪人，這是什麼原因？
因此，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這些東西，就會發現，第一，宣揚的愛國主義往往是和忠君思想聯繫到一起的；第二，所謂的人文關懷往往並不是對普通百姓的關懷。
我們再看一下有一部被吹捧得非常凶的作品——《圍城》。錢鐘書其人據說很清高，正是這個清高的人在４９年後讀了毛選，給中央寫信，建議把毛的著作翻譯到全世界去，這是全世界人民的精神財富，他毛遂自薦，願意當英文翻譯。所以，在所有毛著作翻譯組的組長中，只有英文翻譯組組長錢鐘書不是中共黨員。而錢鐘書本人確實是比較高傲，比如，有個女記者看了《圍城》要採訪他，他說“既然雞蛋好吃，你何必採訪母雞呢？”很詼諧。但是，你看楊絳的《我們仨》裏面，錢鐘書對胡喬木是任何時候都要接待的，對一般人他是不見的。所以，除了在“文革”中，歷屆運動，錢鐘書都是安然上岸。這就是錢鐘書的為人。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圍城》，具不具有對生命的追尋價值和人文主義價值？沒有。只是表述了一個很簡單的思想：沒進城的人想進城，進了城的人想出城。這只是倫理學中一個簡單的思想。但過去沒有人表述的那麼清晰。應該說錢鐘書本人是有學問的，也是寫過好作品的。但這一類作品是不是具有人文的關懷，我們都要打個大大的問號。
在我看來，對生命的珍視，對人的尊重，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學史上，是少之又少。如果我們要拿一條線來肯定，反而我覺得民間傳說中還有些東西可以肯定。如“孟姜女哭長城”，這個反而還有一點人文關懷。這是一個極大的悲劇，但在文學作品中間，基本上是忽略不計的。
迄今為止，中文世界出了成千上萬的作家，只有高行健得了諾貝爾文獎。《靈山》大家看了以後，發現他在追尋生命的終極關懷，生命的價值，以及追尋一種能夠離開物質利益 、物質享受的一個帶“靈”的一種東西。但一直沒有追尋到。
我們再和日本相比，日本的人口比我們少，日本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就有３個。因此，中國的文學，不要說人家的評委是因為政治原因給高行健，而我們的文學作品，這兩千多年來，有沒有對生命的珍視及人文的關懷呢？
當我們說我們的歷史 、文化有多麼了不起的時候，必須提個問題，中國在人文學科 、哲學 、宗教學，和其他方面，有多少貢獻？在我讀書的時代，我們讀了大量的俄國的作品，我認為有兩個人的作品非常重要，一是阿.托爾斯泰；第二個是托斯妥耶夫斯基。他們對人性的揭示，對人的關懷，甚至宗教關懷，非常集中。而且，在你讀了以後，有一種夜不能寐的感受。而中國，在人文學科，哲學，宗教學方面，沒有多大的貢獻。一提到宗教學，就有人說道教，但道教究竟有多好？為什麼基督教在那樣一個貧窮的地方能普及到全世界？而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而中國的國教——道教，至今都還在裝神弄鬼。
說到哲學，有人就會把老子搬出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無可名。”仔細玩味一番，也大有懸疑。老子的那一套，究竟能帶給我們什麼？
中國文學 ／藝術發展到現在，現實狀況怎麼樣？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有感受。在中央電視臺的文藝節目中，“奴才 、寡人”，大概要占一半。這類東西還是提倡的成
王敗寇思想，以及奴才哲學，這種奴才哲學耳濡目染，甚至有人覺得誰演的“好”，誰演的“不好”，完全忘了這類東西的本質。
在當下中國自由主義知識界，讀詩歌的人有多少？讀小說的有幾個？我最近幾年唯讀了兩部：《達芬奇密碼》和一部中篇《為人民服務》，詩歌，除了我自己寫的我要讀以外，其他的我基本上不讀，朋友寫的我略讀一點。
在當下中國的作品中，能夠關注現實，關注底層的作品有幾部？大家把茅盾獎拿來看一下，真正有價值的有幾部？我在二十多年前，給《四川文學》投的第一篇稿子《春天的綠葉》，後來《小說月報》轉載了，我就是純粹亂編的，留了個“光明的尾巴”，但真正的現實不是這樣的。
我最近買了一套從１９８４年到現在的春節聯歡晚會的碟子，我非常奇怪的發現，所有節目中沒有針對現實中的貪官污吏的作品，好不容易找到半個，就是候躍文的“打撲克”。關注民工的作品，沒有。反而大量出現了許多調侃、嘲笑、侮辱農民的作品，以趙本山這個混蛋為代表！把農民侮辱完了，最近他又開始嘲笑小市民了，他們嘲笑的都是小人物，沒有半點人文關懷。
因此，面對現實我們發現，所謂作家、藝術家，多數都變成了精神上的瞎子。作品也是符合“主旋律”的歌功頌德的作品。與其看這種東西，還不如看那個庸俗的“超女”，至少比那些惡俗的東西要好。所以，我認為中國現在的文藝作品，完全背離了人類的普世價值。
還有，中國作家群體，整體性的陷入了一個思維誤區。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如何實現自己現實利益最大化；二是如何既踩鋼絲，又不擔風險。這種人非常多，在大眾面前還要表現得有“獨立思考”能力。但是在另外一些場合，又表現為一定按“主旋律”辦事。這樣的作家，在當下中國也有很多。因此，我們當然要問：中國的文學藝術，究竟要往何處去？
我認為，用對比法來觀照中國文學和藝術是比較簡易的、切實可行的方法。我舉三個例子來說明。第一是１６世紀文藝復興以後，在世界的文藝舞臺上，出現了大量的人文關懷的作品。如《復活》《安娜卡列尼拉》。托斯妥耶夫斯基有一部作品叫《窮人》，完全就是面對的最低層的民眾。而當時中國正處於專制社會最黑暗的階段，整個中國的走向完全是和當時世界背道而馳的。
我們的四大部頭有多少對生命的診視？以前我講古代文學，對《水滸》的結構作出了肯定，是冰糖葫蘆似的串起來的。由王進推出史進，由史進推出桃花村三強人，再推出魯智深，一環一環緊密相連。當我回過頭來看的時候，就覺得非常奇怪了。李逵作為公安局的辦事員，一上戰場，就掄起板斧亂砍一通，殺錯人也無所謂。老虎把李逵的母親吃了，金聖歎批道：“這是不是前生報應啊？”還有一個公安局的刑警隊長武松，他去殺張督監，連丫鬟也殺。我注意到，在《水滸》中，凡是公安人員，都習慣折磨人。這是《水滸》的特點。
再來看《紅樓夢》。你可以把金陵十二釵研究完，你看不到多少關懷晴雯、傻大姐、焦大的情節，至於下面的就更沒有了。
《西遊記》中，異議人士孫悟空再厲害也逃不過如來的手掌。以我們現在的思考，這些所謂大部頭都差之太遠。
哲學方面，說到了李贄。到現在為止，我讀李贄的作品，都讀不出任何的普世價值。在國外的同時代，卻出現了大量的人文藝術作品。
在現當代作品中，我們來看巴金的作品。《家》《春》《秋》，《激流三部曲》，《說真話的書》。那三部我就不講了，《說真話的書》有一次我們討論的時候我已念了幾段給大家聽，巴金強調，一定要按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寫作品，這是巴金說的。至於其他的所謂大師，如茅盾，錢鐘書這些，連人文主義的閃光都看不到。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用今天的價值判斷來審視中國文學／藝術確實有很多的缺失。首先缺失的是哲學思考，也缺少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對生命的關注。而最奇怪的是，當我們提出人本主義的時候，又有人提出了神本主義，來偷換概念，來消解人本主義。
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缺少對人權的關注。在大清時代，把所有人稱之為“奴才”，人權到哪里去了呢？人權沒有了。當下中國又是什麼情況呢？
所以，我認為，今天，我們應該高舉人文主義的大旗，應為人權的確立鼓與呼。
好，我今天就講到這裏。
（眾人鼓掌）
楊遠宏：我先從一本書講起。在８０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發行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其中有一本叫《在歷史的表像背後》，是金觀濤夫婦的著作。這本書是運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能延遲兩千多年，這是方向之一；另外一個研究方向是把中國的農民戰爭擺在整個歷史的變革當中，它到底是有功還是有過？經過研究後，他們運用系統論的“超穩定結構”這個概念，來審視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延遲兩千多年，來審視中國的農民戰爭，為什麼中國經歷了無數次的農民戰爭後封建專制仍然在繼續延續，終於發現，看起來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揭竿而起，但這一切，是發生在外部的。沒有觸及到封建政權內部的核心東西。很簡單，我們衡量一場革命是否真正成功，就要看它是否帶來了制度的更新，是否帶來了經濟的巨大發展。從這兩個方向去看，問題將會清清楚楚。
由於封建王朝必然走向腐敗，只是遲早而已。到了農民不堪忍受的時候，就開始起義了。草莽之徒一旦起義，就一路燒殺搶掠，一個王朝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積累的社會財富，幾乎毀於一旦，這在歷史上有很多記載。阿房宮燒了三天三夜，當然這只是個案之一。我用這個個案是想說明農民戰爭的弊端之一。
從社會制度上看，農民戰爭純粹是為了爭權奪利，打江山，坐江山。因此，從制度上講，沒有產生任何制度上的變化。有人說這是“換湯不換藥”，照我看來，這連“湯”都沒有換。封建王朝仍然是封建王朝，不過是取而帶之，如此而已。就此而論，金觀濤夫婦得出一個結論，農民戰爭帶來的既無制度更新，也無經濟發展，所以，農民戰爭不僅無功，而且有罪。根本不是毛說的“農民戰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
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度。”我當初看到這個觀點以後很震驚，以後明白了。照黑格爾看來，歷史不是時間的標記。從制度上看，一個國家在前進的過程中，必須有不斷的發展；從經濟上看，必須要有新的騰飛。因此，我個人認為，黑格爾的這個觀點至少是發人深思的。
從中國的歷史上看，歷代統治者登基以後，都要採取些讓步政策。這樣一來，一個新王朝的前期有一個穩定時期，甚至還有一個社會的繁榮時期。但是由於是封建王朝 、是集權專制，到了一定的時候，必然腐敗。唐朝就出現過“貞觀之治”，但走向腐敗後農民又不堪忍受了，於是揭竿而起。如此地形成惡性循環。
（眾人鼓掌）
楊雨：我接著周老師的話題。剛才談到人文精神的缺失的問題，那麼我想請問中國什麼時候擁有過人文精神？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寫道：“我們的生活和社會反對全部的思想和真理。到處是暴力和暴虐，到處是約束和限制，貧乏的 、不幸的俄羅斯靈魂在哪里有自由？這個狀況何時是個終結呢？”當下中國難道不是這樣的嗎？這個問題比較大，供在座各位思考。
再說到文化問題。春晚就是當下中國大眾文化的一個縮影。其本質我將之理解為：在一個公共空間被遮蔽的時代，統治階級利用文化霸權作為手段，勸誘被統治階級接受它的道德 、政治和文化價值。這種文化霸權產生的背景是社會衝突 ，而它的高妙之處就在於能讓個人“心甘情願”積極參與，被同化到統治集團的世界觀或霸權中來。
余成明：一個專制社會能長期地存在，我看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造成的，是不容易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和中央集權有很大的關係。
今天的話題是中國的文學 、藝術 、哲學到底缺失的是什麼？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也是一個相當宏觀的話題。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後，這些問題被知識份子反復地思考過。
楊雨：遠宏老師的那篇《重建知識份子精神》就對今天的話題有過探索。我今天有一些觀點，提出來功大家討論。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我們考察任何一個民族的社會現象，說到底，是一個文化現象，（這裏的文化是指廣義的文化化）就要從它的淵源上進行梳理。我們既沒有人本主義的文化傳統，也沒有神本主義的文化傳統。剛才周老師提到了老子，而老子的《道德經》處處充滿了現實的 、功利的狡詐，甚至教你怎樣裝豬吃象。所以，我讀了《道德經》感到很吃驚，出世哲學居然對現實有如此功利性的思考，我認為中國的出世哲學實際上是不徹底的。我就認為我們的文化傳統是功利主義的文化傳統。
人本主義是世俗關懷的，神本主義是終極關懷的，形而上和形而下都有兼顧，當然也就保證了我們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沒有最後的終極關懷，單純的世俗關懷我也存疑。因為一旦現實的功利產生了變化，就會隨波逐流，隨世俗利益的轉移為轉移，原因就在於沒有一個堅實的精神基點。
（眾人鼓掌）
焦鴻：這裏，我想把中國與俄羅斯的文化作一番比較，意味深長。普希金時代之後，出現了“白銀時代”，那個時代的作家 、詩人，跟我們同時期相對應，他們所遭逢的血腥跟我們中國作家遭逢的現實血腥有過之而不及。想一想史達林在１９３７年的大清洗，處決了多少人？中國知識份子在整體上不排除有個別優秀者，但大部分被邪惡勢力一舉摧毀，具體例子我就不舉了。蘇俄時代的知識份子不僅沒有被摧毀，而且給人類文明提供了很多優秀的哲學家 、思想家和藝術家，在人類文化史上貢獻出了一個輝煌燦爛的“白銀時代”。因此，有一個非常尖銳的 、無可回避的問題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要問，這是為什麼？這是我們必須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我的看法是：俄羅斯的大地有兩份東西。一份是以東正教為代表的，形而上的終極關懷；（我不是提倡什麼神本主義，這是兩回事）另一份是紮根於俄羅斯苦難的土地，形而下的世俗關懷。即使是形而下的世俗關懷失敗了，他都還有一個最後的精神信靠。這樣的民族是不可摧毀的，是打不跨的。而我們民族這兩份東西都缺失了。在座各位現在都看的到，所謂“新儒家”當下正大行其道。
（眾人鼓掌）
周鈺樵：我認為我們的知識份子最為缺乏的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感，沒有這種人類感，就不會有大視野 、大胸襟。有的就只是所謂“民族主義”和所謂“愛國主義”。我
們應該擁有的是一個最後的精神信靠，是超功利的，超世俗的。作為個體，你打不敗我。
如果沒有這種最後的精神信靠，所產生的作家 、作品，只能是功利性的。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大師。
（眾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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