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陳丹青的《退步集》，突然冒出這樣一個念頭：《一百個楊振寧抵不上一個陳丹青》。其實，說“突然”也不準確，《退步集》中就有大畫家吳冠中說過“一百個齊白石不如一個魯迅”的話。齊白石是大畫家，魯迅是大作家，二人不同道，怎麼比？陳丹表對此有極精當的解釋：“如果中國只有一個魯迅，沒有齊白石，也很荒涼。現在魯迅那樣的妙人絕對沒有了，齊白石也絕對沒有了，哪來一百個？但我明白吳先生的意思。就像我剛才說的，到了西方我發現每一個藝術家都很政治，就是說，都有自己鮮明的立場和人格，都試圖向這個世界叫喊。可是在中國，大家主動失聲，裝聾作啞，吳先生不是在說魯迅，也不是在說齊白石，他的意思是說：我們的人格哪里去了？我們的勇氣哪里去了？。”吳冠中了不起，他絲毫不存畫家的門戶之見，他看中魯迅的精神價值。陳丹青更進一步，把這種精神價值引向自己，對“我們”作靈魂拷問：“我們的人格哪里去了？我們的勇氣哪里去了？”
陳丹青的人格和勇氣,我們從他的《退步集》中可以充分感受到。我為什麼拉楊振寧和陳丹青作比較？一個是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一個只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畫家而已，不可比。但也有可比之處，即二人都是美藉華人，又都為清華大學所聘請，同屬中共統戰的“海龜”派。二人的區別在於：楊振寧盡說中共的好話，他是最早為“六四”鎮壓叫好的海外華人，他還勸阻別人參與民主理論家許良英發起的答名活動。誰都知道中國的教育體制百病叢生，他卻大叫其好，認為“很成功”。完全成了只顧利害、不問是非的糊塗蟲。陳丹青則不為利誘所動，敢於直面中共體制的醜惡，不僅著文寫書大揭其醜，還毅然辭去清華教職,顯示其寬闊的眼界,分明的是非和獨立的人格.這只要讀讀他義正辭嚴的《辭職報告》及其兩份“附件”，陳丹青精神就躍然紙上矣！楊振寧缺的就是這種精神。
為說明問題，我們不妨摘錄一點陳丹青在《退步集》中的精彩言論並略作評述。
關於"五講四美"。陳丹青說:"層次很底,不過是要有禮貌,守規矩,走橫道線,別隨便吐痰之類,說明什麼呢?無非說明我們的社會五不講,四不美."(翟評:胡錦濤的"八榮八恥'也可作如是觀.)
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陳丹青說:"批評一詞,是繞道日本翻釋過來的,與自我批評連成一句,成了國產貨,意思完全不一樣,說輕了,可以稱為"泛批評",是五十多年來人際關係中的"軟性策略",大致起到讓步、致歉、作恣態、圓場子、息事寧人等效用。說重了，則應稱之為“政治儀式”，是組織生活內部的“硬性規定”，是各級同志或被迫、或主動、或對內或對外的表態方式，起到告繞、過關、退一步、下臺階、以便自保等等效用。”“深一層分析，'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儒文化的轉世投胎'。”（翟評：党文化需要一一清理.顧准是批評党文化"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人,陳丹青則是批評党文化"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第一人.啟蒙之功不可沒。)
關於"批評家"。陳丹青說:"或曰,中國比以前進步太多,自由太多了.是的,沒錯,但這種'自由'於我們是屬'慶倖',非屬'當然',而獲利的階層可以這麼說,生意人可以這麼說,如果藝術家願意,也可這麼說,唯獨批評家不該這麼說——批評之所以是批評,就因為真的批評總是不滿的,懷疑的,不合作的."(翟評:這是真假批評家的試金石.)
關於"中央美院的遷移"。陳丹青說:"巴黎美術學院仍在巴黎舊址,列賓美術學院仍在彼得堡舊址——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院總算被徹底拔除，掃蕩乾淨了。今歲， U字樓、留學生樓、南樓陳列館將陸續夷為平地——狠好，狠好，免得走過看見，徒然念舊。全中國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麼？疲於奔命院遷移，說破了，事屬公然的驅趕，批塊野地，撥幾億錢，不是打發，不是安撫，是對藝術的輕蔑，深刻的輕蔑。”（翟評：一個藝術院校的拆遷,在中國是再平凡不過的小事,竟惹起陳丹青這個海外華人強烈不滿,悲憤難平,為什麼?陳丹青是一位可敬的文化保存主義者,眼見活生生文化的毀滅,他不能不痛惜,對文化殺手——權力的無知與驕橫，他不能不感到恥辱與憤怒。這無疑是一個藝術家、一個知識份子最可寶貴的血性與良知。）
關於“行政文化”。陳丹青說：“‘單一繪畫思維’其實緣自‘單一權力結枸’，五十多年來，行政地位決定學術地位，，行政手段推廣文藝，大家習以為常，今日的‘行政文化’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翟評：顧准批評“史官文化”，陳丹青批評“行政文化”二者都是“權力文化”的同義語。從“史官文化”到“行政文化”，青出於藍而甚于藍。）
關於“缽制”。陳丹青說：“西方體制內有的是混蛋，背後也是飯碗和利益。但西方藝術家有三件東西：私有制，個人意志，完備的法制。我們不少文藝官員其實很想做事，尤其有一種西方人望塵莫及的變通與生存手段。我們另有三件寶：龐大穩固的官方結構，深入骨髓的行政思維，無堅不摧的人際關係。”（翟評：陳丹青講東西方體制之別，特別有技巧，他不講專制與民主之別，只講各自的‘三件寶’，東西方體制的優劣已判矣！）
關於“革命”，陳丹青說：“革命，把階級消滅了。中國土地上，士紳、精英、資產階級、貴族，絕了種了。這些人一消失，剩下的就是密密麻麻的人口，用現在的說法是‘素質太差’所以要弄什麼‘素質教育’。”（翟評：陳丹青這個大實話讓我這個聽慣了党文化貫輸的人感到新鮮。大家一定記得毛澤東有段著名的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就是歷史唯心主義。”毛澤東的這個觀點不知害了多少人，至今也未得到很好清算。階級的消亡應該是一個自然的演化過程，靠革命手段強行消滅，與民族清洗、種族絕滅何異？站在人權的立場，可謂罪大惡極。陳丹青不說人權，只說階級被強行消滅後的嚴重後果，這是陳丹青行文的巧妙之處。）
關於“中國文化”。陳丹青說：“價值觀、行為方式還是活的‘中國文化’。中國人會做生意，會敷衍會投機，會變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柳暗花明，議而不決，說而不做，做而不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坑、蒙、拐、騙——還得加上‘瞞’——全是中國文化 。聰明極了，什麼都能對付，沒問題。（翟評：顧准說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李慎之說中國文化是"專制文化",陳丹青說共產黨文化是"行政文化",意思都一樣.這樣的文化所薰陶出的人性,必然扭曲，陳丹青用五個字高度概括:坑、蒙、拐、騙、瞞。）
關於"美國"。有人問：“美國是藝術天堂嗎？”陳丹青回答：“是，因為在那個天堂裏，藝術家可以說那是個地獄。”（翟評：妙極了！陳丹青肯定美國是“天堂”，是因那裏有言論自由。”
關於“行為藝術”。陳丹青說：“讓它發生，誰願意做就讓他去做，只要不犯法。”又說：“我認同所有藝術（包括行為藝術）。我很早就認識臺灣的行為藝術家謝德慶，很佩服他，二十多年前他就做，做得很誠懇，現在的大陸藝術家受他的影響。”（翟評：不少圈內圈外的人都非難行為藝術，獨陳丹青為他們辯護，陳丹青是對的。）
關於“明星”。陳丹青說：“我不罵明星，明星挺好。有個別人倡狂，欺負人，但絕不比貪官更倡狂，更欺負人，貪官欺人太甚，誰敢言語？言語了又怎樣？好，哪一位明星使一回性子，眾人就吐口水，要他道歉。中國人到了欺負弱者，欺負站在明星裏的人，立馬個個義正詞嚴。我討厭中國人對明星的心態，複雜，陰暗。暗中巴望人家出事兒，心理上滿足。”（翟評：如何對待個別明星的倡狂，中國有不少知識份子跟隨大從起哄，嗓門特別大，而面對強權，則一聲不吭。陳丹青卻把矛頭指向強權、指向貪官，對大眾懼強淩弱的陰暗心理也不留情面的揭露。）
關於“緋聞”。陳丹青說：“緋聞已然自動成為新型國情之一，妙不可言：以‘性與謊言’的詭譎、多重性與多義性，更以天然而永恆的賣點，中國式‘緋聞’如今既被公共追逐，又成功掩蓋了大量真相，就此意義而言，目下中國真的非常需要‘緋聞’這種社會塗料，以便於有效包藏更重要的‘故事’。許許多多卑鄙透頂無恥至極的勾當，會像‘緋聞’一樣見光嗎？你可以說，明星瞞稅、教授剽竊、大腕漏底、官員下馬，都上了報紙，遭受了報應。不錯，無關痛癢的‘醜聞’主角，——他們真倒楣——確實構成了令人鼓舞的表像，：我們已經步入了媒體監督、公眾輿論的時代。此外，大家在這神話中開開心心過下去吧。”（翟評：傳媒和大眾喜愛追逐"緋聞",獨陳丹青能看到"緋聞"後面包藏著的"故事",確是深諳國情,目光犀利.他不相信當今中國有所謂的媒體監督和公眾輿論.認為是神話.陳丹青深諳魯迅筆法,他這段話就是典型的魯迅語言.)
關於”今日中國的人文教育“。陳丹青說:"今年我們學校招收研究生，不讓導師出題，怕我們洩露，全部由學校統考，只讓我們口試。我問孩子考什麼，說是考文藝概論，什麼文藝概論呢？王朝聞。王朝聞可考——二十六年前我上美院考的就是王朝聞——可是校方又要我們口試時查問學生‘對所學專業前沿知識’知道多少，要和他媽的世界接軌——你瞧，一邊在考延安時代的王朝聞，一邊在追究‘前沿知識’：這就是所謂‘與時俱進’和‘前沿知識’。這就是今日所謂的‘人文教育’。生命力可貴，無知可貴。可是中國的人文藝術教育不許你有知，也不許你無知。”（翟評：楊振寧說中國的教育"很成功",可陳丹青感受到的是荒謬感:“教育不許你有知，也不許你無知。”陳丹青講的是他所在的藝術院校，實際上，整個教育莫不如此。最近鬧得沸沸盈盈的丘成桐教授揭露北大引進人才造假說，也只是冰山一角。可見，楊振守說的是阿諛之詞，陳丹青講的全是事實。）
關於“現在的學生”。陳丹青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所有學生進來前全給教過了，不是被哪個老師教過，而是被那個大環境整制過了，被那個大語境熏了多少年了，跑進來，然後要我調弄。雖然他可能是沖著我來學的，但這是個很彆扭的過程，等於這件衣服做好了，要我來改這件衣服，我還不如重新做一件。”（翟評：陳丹青在清華大學帶研究生,博士生,是想為中國培育幾個人才,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人才,可他不久就發現,這很難做到。原因在於中國的“大環境”、“大語境”早把這些學生“整治過了”，“熏了多少年了”。陳丹青所說“大環境”、“大語境”，是指無處不在的党文化。陳丹青想的是人才，可中國的教育是要培養聽話的奴隸和奴才。小環境敵不過大環境，所以陳丹青要感到“彆扭”，徒呼奈何了。楊振寧說中國的教育“很成功”，如果是說培養聽話的奴隸和奴才很成功，那倒沒有說錯，但這與真正的人才何止十萬八千里！）
關於“最佳生存狀況”。陳丹青說：“沒有一個‘最佳生存狀況’，美國、西方，都沒有，能否‘最佳’，還看個人。現在空間還是好多了，即便在體制裏，我行我素還是辦得到。你在學校裏混，開心，不開心，看你爭不爭。我不想當官，不謀什麼別的利益。我沒有什麼野心或欲望非要靠學校來給我弄到它。沒有欲望就好辦。我會憤怒，但我不苦惱。一切苦惱是因為你要爭。”（翟評：陳丹青這席話，是他自己的經驗之談，也是講給身在體制內而心在體制外的人聽的。心在體制外，就是要有體制外思維。如果沒有體制外思維，你就得一切仰仗體制，按體制的“潛規則”行事，你不可能做到“我行我素”；如果沒有體制外思維，評薪、定級、升官、 發財，哪一樣離得開組織？哪一件可以不爭？所以體制外思維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所謂“最佳生存狀況”不決定於環境，也不決定於物質財富，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不要只向外尋找，要多向內尋找，它就在自己的心裏。）
關於“國家的變化”。陳丹青一氣列出七十樣變化，幾乎全是物物質層面的。陳丹青怎樣看待這些變化？他說：“暴吃暴蠍是糧票油票的記憶；放縱聲色，是長久禁忌的記憶；一擲萬金，因為窮怕了；貧富懸殊的心理失衡，因為大家本來一樣窮賤；早先，讀書人一律歸工農管教，今天的白領，紛紛到勞務市場挑揀鄉巴佬或下崗人員為自己洗衣做飯弄裝修……高樓群起、開發失控，因為千萬家庭曾經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高校擴招而就業艱難，因為人口從五億暴漲到十三億；年輕人什麼都不信，因為他們的爹媽曾經什麼都信；他們苦命讀書，拚命玩耍，因為他們的父既讀不成書，又沒得玩耍；如今都抱怨現在人人為己，還不是因為當年做人根本沒有自己……”陳丹青看重這些變化,但他同時認定"中國真正的變化還未到來".什麼時候到來?他說,他出國時的"剛出身的肉團子已長大成人,他們會帶給我們國家真正的變化。"(翟評:所謂"真正的變化"當然是指制度層面的變化。寄希望於“肉團子”一代，即知青們的下一代，這是一種低調的估計，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關於“城市建築”，之一。陳丹青說：“奇怪：在號稱自由、民主、私有化、個人至上的西方，我處處看到——僅就建築為例——普遍的共識、規劃、協調、紀律、遠見，以及整體文化意識；而在實行社會主義公的制的、計劃經濟的、集體主義的中國，我處處發現——有建築景觀為證——公然的無序、違章、彼此掣肘、故意失控、短見、臨時性、小集團利益、自作聰明，以及文化上集體無意識。要之，中國城市建設呈現的不是五花八門的‘建築設計’，而是招數百出的‘權力景觀’。”
關於“城市建築”之二。陳丹青說：“‘文革’是人的浩劫，此後迄今是景觀的浩劫，此一浩劫，方興未艾——‘文革’已經內化為我們的集體人格，集體遺傳。近二十年的中國建築（我們姑且別說建築設計吧）演奏成史無前例的文化災難，既真實又奇異的是，這場災難帶給大眾幸福。除了挖防空洞，‘文革’談不上建築業，當年‘文革’不想做，也做不到的事，現在我們以百倍的亢奮與勇氣做到了。”
關於“城市建築”之三。陳丹青說：“有讀者來信問我，什麼叫作‘行政景觀’？簡單說，就是我們城市景觀的真正設計者，不是建築家，而是各級行政官員。北京大學建築專家俞孔堅說，今日建築的三大癥結是：小農意識、暴發戶心態、長官意志。我想，小農意識、暴發戶心態，各國、各時期都有，唯有我們國家無與倫比的‘行政文化’，其他國家別的時代難以望其項背，這種行政文化體現在城市建築上，自然就形成‘行政景觀’。”
（翟評：我把陳丹青關於城市建築的三處談話放在一起評述。對中國的城市建築可謂頌聲盈耳，但批評的聲音也不少，而批評得最尖銳、最猛烈的，無疑是陳丹青。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變化最大的是城市建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法寶也是城市建築，但貪污腐敗的淵藪也是城市建築。陳丹青從中國城市建築中看到什麼？他看到的是“行政景觀”、“權力景觀”，是“史無前例的文化災難”，是一場“浩劫”，而且說，這場“浩劫，正方興未艾“。他拿“文革”作比，說“文革”是“人的浩劫”，中國的城市建築是“景觀的浩劫“。這凸現出一個真正藝術家的特有敏感。他的意思當然不是說中國不需要城市建築，他只是反對破壞舊有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城市城築。他感到“奇異的是這場災難帶給大眾幸福”。有什麼好“奇異”的？大眾只要有新房子住，就感到幸福，至於是否造成文化災難，他無暇顧及。應該說，陳丹青的批評是準確而深刻的。）
關於“先進文化”。陳丹青說：“在時時事事強調‘先進文化’的今天，在視覺藝術與傳播媒介等人文學術領域，我們果真知道什麼是‘先進文化’、果然具備了主動予以‘代表’的姿態麼？”（翟評：豈止如此！沒有自由民主，只有一黨專制，說得上“先進文化”？還居然要“代表“！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陳丹青說得太藝術了。）
關於“藝術教育”。陳丹青說：“百年來中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倘若活在今天，正當就學年齡，將會怎樣掙扎？——天生下湖南齊白石、安徽黃賓虹，必須在今日‘考前班’通過愚蠢的石膏素描與水粉畫測試才能獲得‘國畫’本科生准考證；天生下我們的徐悲鴻林風眠必須呈交超過四級或六級外語考試分數，才能在中國境內報考油畫專業——且慢，潘天壽、傅抱石、梅蘭芳、於是之、劉詩昆、侯寶林、常香玉、李連傑之流，今天想要求師收徒嗎？好！管你是畫國畫唱京戲演話劇彈鋼琴說相聲敲大鼓翻筋斗，統統必須考外語！……所幸都是假設：這些前輩從未身受這等奇罪，別說他們，今天凡在藝術圈混得開，坐得穩，多少有點成就的藝術家，捫心自問，仔細算算，沒有一位是九十年代藝術學院荒謬森嚴的教條鉗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憐今天十七八歲的少年兒郎，校門在前，關卡重重，怎麼辦？當今藝術教育的諸多頑疾，馨竹難書。”（翟評：陳丹青講的是藝術教育扼殺人才，中國的整個教育就是成心不讓人成才，如劉曉波所言，“北大就是自由的墳墓”，黨委書記閔維方就是自由的殺手。）
關於"外語考試"。陳丹青說：“外語考試在應試文化中早已形成殘酷的‘汰優’制度，其最嚴重的惡果，即導至大學生中文水準大幅度退化。我歸國後，收到數百封信件及與大量學生交談，發現今日大學生的中文表達、中文思維，驚人地混亂低下，更談不上中文修養，史論專業學生，甚至中文專業的中文水準尤其令人憂慮——‘文革’的深刻斷層，在近二十年幼稚園、小學、中學、乃至大學教育中，得到全面的、無一例外的報應。因此，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考試非但不能提升人文水準，相反，是在有效地削弱中文教育，腐蝕人文傳統。……‘文革’遺患是‘政治運動’，間接傷害人文，而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制度則披著知識與學術的外衣，並體現為‘教育制度’，直接摧殘人文教育。此一制度不廢除，人文藝術教育不可能‘正名’，不可能‘定位’。”（翟評：外語當然要學，但在人文藝術學科把外語考試的門檻定得那樣高，確實荒唐。）
關於“政治考試”。陳丹青說：“馬克思先生將率先反對。先進國家有哪一所大學必須考我們這樣的‘政治’？哈佛大學某任校長就職演說，公開警告政府不要來做人民和知識份子的‘思想保姆’。大學是思想庫，是人文傳統與人文精神的養護之所。‘政治考試制’不廢除，人文藝術教育沒有希望，只是擺設，休想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翟評:現在共產黨的政治教條已沒多少人相信了,但各級學校仍要考政治，這正如馬列教條沒有多少人再相信,胡錦濤仍要搞“馬列主義工程”一樣,都是為了繼續騙人。因為共產黨深諳戈貝爾的名言：“謊言重複100遍就成為真理”。在當今中國，誰作假最認真，最一本正經，誰就最能站穩腳跟，胡哥深明此理。）
關於"辭職報告".陳丹青說:"我之請辭,非關待遇問題,亦非人事相處的困擾,而是至今不能認同現行人文教育體制.當我對體制背後的國情漸有更深的認知,,最妥善的辦法,乃以主動退出為宜。”陳丹青又在辭職報告的“附件”中說：“我與現行教育體制抱有深刻的歧異。在人文藝術學科，人才是無法培養的，沒有人能夠誇耀並保證在學院中壤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身的品格，這品格，就是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大師陳寅屬恪寫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翟評：陳丹青不能認同現行教育體制，不願與教條共舞，因之請辭，這在新世紀之初的死氣沉沉的中國教育界，也算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引起陣陣震盪.北大容不下一個焦國標,清華留不住一個陳丹青,中國兩所名牌大學的臉面已丟得所剩無幾矣!)
以上是我對陳丹青《退步集》一書的言論摘要和點評,雖然挂一漏萬,也可以看出這些言論涉及的範圍較廣,而以藝術教育和城市建築兩項為抨擊重點。中國教育的痼疾，許多人都看到了，但集中抨擊人文藝術教育的痼疾，說它是“上百年文化命運天災人禍的總報應”，陳丹青算是說得最到位第一人。中共自意識形態破產後，“偉光正”不好意思掛在嘴上了，唯一還能誇耀的是所謂的“經濟起飛”，而看得見的經濟起飛又首推城市建築，陳丹青卻稱之為“文化災難”，稱之為“方興未艾的景觀浩劫”。這是體制內發出的聲音，而且是由陳丹青這樣的藝術家發出的聲音，頗具震憾力。這些頗具震憾力的言論，楊振寧能說得出一句嗎？楊振寧在美國生活的時間比陳丹青長，但見識卻比陳丹青短。楊振寧和陳丹青都為清華大學所特聘，一個和權力合作得默契，一個卻合作不下去。關鍵在於品格和思想。楊振寧枉自在美國住了多年，自由的理念沒有生根，專制政體給一點好處，便把自由的理念拋到九霄雲外。陳丹青卻能把自由的理念融進自己的血液，始終堅守“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所以我說一百個楊振寧抵不上一個陳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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