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文學的語境生成和世界文學序列裏的中國文學
也許，我以上的判斷會有人認為是過於悲觀的判斷。在座的繼續聽下去，就能找到我的判斷的依據。
中國當代文學為何會走到如此之境？
為何在一個近、現、當代史民族危亡反復、苦難叢生、專權奴化、順民主義橫行、獨裁顛狂如此頻繁的一個多世紀，有太多的歷史養料可作文學書寫的時空裏，沒有出現強大的“中國文學聲音”？沒有一部關乎整個民族、國家普遍認同的文學審美和省思迷局的文本出現？雖然，我們可以說，現代文學的源頭已經找到了開啟中國落後迷局的層層病相，但並沒有找到鑰匙和藥方，不管怎麼說，前人已將中國普遍的國民性形成用文本呈現，那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2005年初，海外華人作家哈金感慨：“偉大的中國小說”從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現，過去沒有，現在更是絕跡。對於一個有著悠久文學傳統的國度，那是何等辛酸和失落。“偉大的中國小說”當是一部關於中國人普遍經驗的深刻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充滿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
相較於別的大國而言，可能有“偉大的法國文學”、“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偉大的美國文學”、“偉大的英國文學”、“偉大的印度文學”，甚至小國也有“偉大的波蘭文學”、“偉大的捷克文學”、“偉大的日本文學”。但我們呢？作為一個具有兩千多年文學史的文學大國，卻找不到“偉大的中國文學”在今天傳承的遺脈，更不能匹配上面闡述的現代理念。如果用上面對“偉大的中國小說”作的定義，四大古典名著裏任何一部小說都不能擔當得起“偉大的中國文學”稱號。《三國演義》熱衷於權謀縱橫術和強烈的漢朝正統主義；《水滸》傳達的是嗜血成災的從不滿朝庭到最後造反招安的路線圖，不過是孩子好好壞壞，但都要回到“父權正統”上來；《西遊記》更像是一部“名不實歸”的降妖史，唐僧帶著他四個各有私欲的徒弟去往的“西天極樂世界”並非今日意義上的西方，而還在“東方”的印度打轉，取回的“真經”已為今日中國佛教嬗蛻成“實用祈福”的阿彌“託福”工具而已；《紅樓夢》無疑最接近於“偉大的中國文學”，但在幽暗的前現代古典中國，書中氤氳的美學趣味，即使在那個語境裏都不能得到普遍認同。
說中國文學名著不具有偉大性，顯然讓所有中國人不免憤怒，我這裏所言的偉大性是指能被全民族普遍接受的美學、感情、經驗、超驗、認同感、時空觀、通感性，是“現代性”意義上的偉大，超越了民族、宗教、階級、文化差異、地域、性別等鴻溝，當然，用現代精神觀去觀照“前現代”的中國封建古典名著，顯然也失去了一種不對等的說服力。
但我們還應同時看到，歐洲19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小說，如福樓拜的小說《包法利夫人》、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小說《復活》等，甚至更早的小說，都已經具有了普遍的人道關懷、懺悔意識和自由主義精神雛形，這可能得力于西方文學是在一種“基督教原罪、救贖文化”中滋養出來的，對普世“彼岸”有著較為清晰的全人類意義。而中國小說總是對“成王敗寇”、“才子佳人”、“高中狀元”、“神魔鬼怪”、“現世報應”等實用“此岸”津津樂道，跳不出中國的狹隘視境。
現代中國文學的來臨，同政治運動息息相關，當二十世紀初，中國早已被西方強行納入現代化潮流裏逐漸成熟時，中國深為落後挨打、弱國無外交、遲到的“現代性”而痛心，“五四運動”即是那種痛心的情緒外化。隨之，文學割斷了中國“文言文”書寫的臍帶，迎來了“白話文”時代。一個世紀過去了，東西方對那個時代出產的文學作品早已有定論，雖各自根據意識形態立場出發，結論大相徑庭。
但我認為，短短30餘年的現代文學是中國二十世紀最為絢麗多姿的文學地帶，那裏有著包含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現代主義、民主思想、啟蒙主義、唯美主義、憲政思想、科學主義、意識流、新感覺等當時世界上最為新潮的理論和技巧，且幾乎同步於世界，這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先鋒文學同樣複製西方文學潮流有著根本性區分，因為後者幾乎是在落後幾十年的情況下瘋狂仿製，且不得精髓。這些西方主義與中國古典意蘊有機的結合，使得現代文學表現的如此具有時代性和深刻性、魅惑性。而這些完全得力於政體沒有用強力控制文學，還略有自由表達的空隙。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文本對國族的“感時憂國”情懷時時充溢在其中。而在以後的中國歲月中，則被完全的政治化統馭了，只有仇恨、階級、敵我，沒有愛、性別、人道。
將西方自由主義、浪漫主義、民本主義與本國千年承載、凝結的文化審美意蘊結合在一起，是古老國度文學走向新生命、面向全球化的正確趨向。同中國被政治運動帶動文學運動一樣，中國鄰邦日本也同樣如此。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以晦澀、哀豔難懂的俳句過渡為現代日本文學，歐洲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改造、影響，並未使“日本性”喪失，日本文學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世界文學上愈加具有影響力。二十世紀就有兩位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以鮮明的“日本性”文學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中國人高行健雖早已歸化為法國籍，但其小說和戲劇被世界認可卻是將古老“中國性”當中的“禪化”、“道法”、“無為”等與西方的“懺悔”、“自由”、“反抗宰製”結為一體，可他並不被中國當局認可。現在看來，只有一點可以肯定，整個“漢民族”將認識到其可貴性，因為這是世界對漢字自由書寫的膺服和獎勵。順便說一句，日本其他科學領域至今也有12位榮獲諾貝爾獎。日本已在所有人文、自然學科將“日本性”與“世界性”極好的、優美的拼接在一體，創造了燦爛的當代日本文明，對世界作出了貢獻。而中國，則還是一張白卷。
還有，曾經是日本文明“母國”的中國，幾乎在現代人類所有“文明”上毫無貢獻，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序列裏更是籍籍無聞。這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將“中國性”丟棄了以後自覺充當“政治馴化”工具可以預見的結果。
1949年中國政權更迭，這是一個集現代封建、獨裁、專制、排外於一體的高壓政權，意識形態被視為專政的唯一工具，文學被納入政體的喉舌之列，一切西方自由和質疑的聲音都被視作“牛鬼蛇神”和反動的力量嚴加禁絕。文學進入“政教管制”時代，被捆綁上政治戰車隨同前行，它被政體視為“意識形態宣傳”的重要一環，只生產紅色經典、樣板戲·····，高峰時接近於瘋狂，所有的西方主義的人類文明全部被禁止，一直到1978年後才重開學習西方文學大門。直到現在，奉為文學寫作理念圭臬的始終是政治“現實主義”，其餘一律排斥在外，雖說“現實主義”主旨是反映時代的問題和病相，但荒謬的是，在中國卻鮮有此類文學作品出現。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頒行六屆以來，看看其獲獎作品就知端倪，《英雄時代》、《騷動之秋》、《抉擇》、《都市風流》、《第二個太陽》等，這些帶有嚴重政治教化、謳歌政體烙印的小說，即使到了21世紀今天，還在被一廂情願的給予無上榮譽。政體從來沒有將文學當作審美的載體，也從來沒有將之作為歷史和國族的認同，其不過是一種執政者的宣傳品別稱而已。這種與政體保持一致的語境在中國大陸成為主要文學力量，其生成靠大批御用和豢養的各類體制內作家，中國各級作家協會包養的專業作家們有時甚至掛職地方政府，為某種政策、利益群體作圖解式文學、詩歌解讀，變成的政體的幫兇，但他（她）們卻從來不為發不出聲音和弱勢群體代言，更不會為中國歷史上遍地哀鴻的苦難經驗、集體記憶（如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等幾乎是將人類推向絕境的人為運動）發出文字聲音。這種寫作勢力在中國文學界趨之若鶩，從來都在唱主角，但它也註定與文學無關，與歷史無關，與真相無關，與人民無關，只與虛假和粉飾、政治潮汐有關。世界經典文學生產規律證明，不朽的作家都與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但中國作家是在傳統“御用文人”思維下演變而成的，他們很難逃脫掉這個“影子”思維的吸附。這就是所謂的今日大陸主旋律文學的語境生成。
今日在大陸大唱其道的還有“大眾娛樂消費文學”，它在大陸文學格局中有著一個很大的板塊。它的創作主旨集中在“身體”、“肉體”、“下半身”、“物化”、“墮落”、“搞笑”、“解構”、“惡搞”、“中產階級炫富趣味”、“空洞無物的白日夢”、“畸形的美國夢”、“知識追星的無知夢”等等，注重生活的空蹈和消費性，標榜異質和另類的生活，頹廢的後現代中國面貌，這股寫作人群在中國大陸十分龐大，幾乎涵蓋了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出生的所有作家，特別是七十年代“毛後時代”以後出生的人群，他們/她們放棄知識份子對中國苦難、不公問題的監管和拷問的責任，雖無助於中國這樣一個問題重重的國家病相療治，但倒也呈現一個中國局部人群的“小眾欲望”，這也是中國大陸政體實行重“商品經濟、消費社會”，輕“道德倫理、信仰空白”政策以來的精神惡果之一，也是轉移民眾對自由、民主等渴望的有力“幣政”，這種語境的生成在上述第一講中已有詳細闡述，這裏不再重複。
最後，文學格局中還有一個較小的板塊，即所謂的“精英文學”。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名稱，與西方“民主時代”的“經典文學”稱謂有著大相徑庭的區別，與政體鼓勵並勒令的“政治知識文學”也保持著警惕的一段距離，它包含著東西方的混合物概念，既有歸隱、隱遁、逃亡、空靈、獨善、無為、出世、憂國的中國古典觀，又有西方激情、浪漫、入世、自我、拯救、實用、普愛、懺悔、流亡的心態。在現代與後現代今天，這種文本的寫作動機進入其中卻淺嘗滋味，又疏離它的意義本質，既想用中國衛道士道德僻和道德審美來清滌文學、思想創作上的新生、新銳力量，又想用西方文學“經典觀念”、“知識份子獨立人格”來諷喻“消費”、“御用”寫作，但在兩者上都左右搖擺，兩相矛盾，人生哲學油滑，都不能窮其所極，躲在一些虛妄不實的概念裏，想像一個“烏托邦”中世紀世界，保留著“貴族遺風”，高高在上，不肯接受現代性、自由主義和平等均權的人類普適理想，在中國九十年代以來文學舞臺上演繹了一出出這樣的把戲，“抵抗投降”、“躲避崇高”、“人文廢墟”等等爭辯和思潮都是所謂大陸精英文學救世、棄世、勸世大纛下的關鍵字。張承志、張煒、王蒙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這種所謂精英文學從來不觸及 “政體”帶給“現世”的普遍不公，省思意識形態極權長期對中國人“肉體”和“靈魂”的雙重“馴化”與宰製，從外到裏的鉗制，只玩弄僵硬的術語、潮流、道德，還以一種狹隘的民族/國家、歷史/虛構、文化/傳奇、仕大夫/知識份子觀介入寫作，貌似承載歷史和道義、民族這類宏大話題，實則內裏只有蒼白的激情和偽衝動、空轉的豪情。
當代中國文學正是由政治知識文學、大眾消費文學、精英空轉文學這三種文本樣式構成，三種文學的生成都在一種“父權”威懾下呈現三種遭閹割的面向。這就是中國文學交給世界文學的一份答卷。
三、自由書寫、自由表述、真相面向、勇氣承擔是21世紀中國世紀的前提
二十世紀早已在身後多年，那是一個殘暴與混亂、封建與極權、苦難與饑餓、理想與失望交雜的世紀，作為主體中國的中國大陸，這個世紀受到外部殖民主義和內部殖民主義雙重宰製壓榨，人們從來沒有自由表述和真相面向可言，特別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中國迎來了一個高度專制和自由壟斷的政體，所有的“肉體”都生活在謊言與後謊言迷陣裏，人從來沒有被真正允許“當作獨立思考與自由書寫”的個體高等生命看待，在這裏，人只是一具“肉體”，用來馴化成“類豬人”或“類馬人”，中國被世界文明進程拋棄了，剝奪了關於人發問的權利，自由成了權力者的自由，無權力者只有“順從”和“依服”，還有被“消滅肉體”三種命運，這是一個何其悲壯的世紀。1949年後，中國人並沒有被納入“自由之路”的解放，而是被放置進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高精度和最高密度的精密儀器裏冶煉，要麼順服，要麼滅亡。政體要“馴化”的只是“犬儒主義”和“順從主義”信徒。
世界上許多人預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也許從經濟強勢角度來看，會成為事實，但從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來看，則完全相反，中國還是一個表述不自由、權利不平等、充斥謊言的後極權國度。
還有人說，中國當下是“盛世中國”，這是依據離現世中國最近的盛世“康乾盛世”而衍生的，這完全是一種荒謬的說法。“康乾”兩朝是大興“文字獄”民族高壓恐怖主義的時代，針對漢族人殺戮成風，血流成河，動輒誅滅九族，如此血腥時空，怎能說是“盛世”？
而當下中國，國家經濟、國民收入確實大有提高，但享受人的權力和自由的權力、平等的權力，幾乎為零，中國人毫無表述和書寫的自由，更談不上知情各種“歷史真相”，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在中國大地上演繹的各種殺人運動早已證明這一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在經濟、消費權利上也許能成為巨人，但在自由、民主、平等、知情權上卻只是一個“弱智者”和“目瞽者”，這哪里是“盛世”應該有的跡象？很難想像，像美國這樣的世界上最強大國家，會是一個建立在不自由的極權廢墟上的獨裁國家。
自由思考是考量一個國家“盛世”與“開放”的最低條件和最基本要素，除此之外，全不配稱為“盛世”。想想捷克與波蘭吧，那些前極權國度，都是先解決了自由、民主、平等、真相權後，才發展起經濟的。
當代中國文學是中國不自由的一面鏡子，那裏呈現的大多是“政治知識”，沒有多少文學涵養。自1949年到1979年，政體對文學創作設下一道道限制，文學成了政治管家們指揮棒下的意識形態載體，作家在政治壓力下毫無創作自由，文學被政治家們徹底僵死了，以致連鄧小平都注意到了文學的政治僵屍化，他在1978年文革後的一次作協會議上呼籲：“不要再緊跟政治走了。”。
然而，他的這番話並非是號召“自由書寫”的號角，文學創作依然被捆綁在“政治知識”戰車上，“自由表述”被視為政體的死敵。1989年前後，一大批追求自由表述和真相面向的作家劉賓雁、王若望、高行健、鄭義、孔捷生、古華、北島、楊煉等不得不長期流亡海外，有些人竟終生不得踏上中國大陸土地，劉賓雁、王若望等都在耄耋之年客死他鄉。流亡者的命運是世界上最悲慘的命運，但流亡卻又可以贏來自由天空，雖然失去了故土大地，還有自由可言，而13億中國人呢？像無牆監獄內的囚犯。迄今為止，唯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文）作家高行健說：“我所以甘心流亡，只因為尋求表述的自由”。、“我不期待在我有生之年，回到一個強權政治下的所謂的祖國。”，這是一代作家向極權宰製發出的關於自由書寫與自由表述的大聲怒吼。
縱觀中國20世紀的知識份子人格形成，正是啟蒙主義、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犬儒主義、順從主義與消費主義構成了一個世紀的六個階段，使得包括作家在內的中國知識份子普遍患有軟骨病，九十年代後，更是被欲望和消費控制了靈魂，變的人格低劣，靈魂物化，信仰空洞，而這些，都是長期生活在不自由的語境裏造成的，對苦難無動於衷，對欺淩漠不關心，對記憶集體遺忘，所有這些都是建立在明哲保身“順從主義”基礎上的行為，而不自由的寫作、思考、表述正是這些“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病”的禍害源頭。
20世紀已經落幕，要想將21世紀中國世紀變成事實，只有在書寫、表述、思考上抹煞掉“家長化”管制，掙脫掉“意識形態”大手的鐐銬與監視，向著獨立不移人格、不從精神、拒絕順從、自由主義思考的方向前進，才可以洞悉到深幽、真實、苦難、堅韌的“真相中國”。
最後，讓全體全球華人，特別是至今生活在謊言統治下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們攜起手來，不畏強暴，為著自由文化運動而竭盡全力。
2006年10月8日
（全文完）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會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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