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幾經修改定下這麼個題目，自我感覺是有些兒“托大”了；好在冠於其首的“略論”，稍可安慰忐忑惶恐之心。其實，此文只不過是從文學的角度探測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而已。其內在理路，又僅是以人物為標識，不重敍事的周詳與宏闊。以此掩蓋筆者把握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包含多方領域多種學科與多層內涵多邊外延的無能為力，如是而已。
悲烈星雲 長夜波濤
——略論“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張嘉諺
引言
當今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所包含的眾多學科與學術領域，都可以認為是自由文學所催發。[1]因此，本文主要以文學人物為標識評述的中國文化現象，同時也是以文學帶動和涉及的文化運動形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起與伏，顯與隱，其一路行程，始終與中國自由文學緊密相連。這就是本文著重從自由文學角度，考察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狀態的原故。
這無疑是一種為官方權力結構與霸權話語所敵視，拒斥、追查、摧殘的文學/文化現象。其“運動”，不過是其特定狀態的呈現；而“自由”，才是“中國自由文學/文化”的關鍵與核心。眾所周知，對於言論自由的仇視、打壓與封殺，在極權主義專制系統的社會體制中最為嚴酷。“中國自由文學”與“中國自由文化”被所謂主流話語、時潮話語、精英話語、大眾話語所排斥、掩蓋、遮蔽、抹煞！其根本原因，是極權體制以威壓、洗腦、灌腸等方式，迫使知識精英就範與畸變、愚弄大眾隨其獨斷意志附合喧嘩所致。那麼，“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萌發的艱難，生長的曲折，遭受的苦難，結果的珍貴，也就可想而知！
什麼是“中國自由文學”？筆者曾論述過“獨立邊緣的自由文學”：地下文學、抽屜文學、潛流文學、抗爭文學、非體制文學等等，都可以“自由文學”統一概括。而當代中國大陸的隱態寫作、潛在寫作、在野寫作、密室寫作、反叛寫作、體制外寫作等各種自由思想的成果，本文則以“中國自由文化”這一個概念集中稱謂。
無論對於“中國自由文學”還是“中國自由文化”， 無一不拒絕專制意識的洗腦與灌腸，其獨立姿態絕不就範於獨裁意識，其精神品格絕然與盲從依附威權誓不兩立，直至對極權體制威壓的抗爭！其內在血色氣息，無一不以“自由”為特徵；而外在表現，又無不因“自由”而叛離極權主義，與獨裁體制相對立。考察中國自由文學文化現象表現的“自由”，我們會發現其既有無庸置疑的針對性又內含多層次的意指性，正如詩人黃翔所說——
是針對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而言。因為從事這種地下狀態的秘密寫作者，表達的不僅是個人的文字意趣，而是對“寫作的自由”的追求，為此，他必須承受風險和可能的致命打擊，個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同時，這種“自由”是指精神創造的自由，它必須具有超越意識，其創作成果與同時代的一般水準，不是處於同一層次上，而具有超前的精神價值。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無可回避地必然承擔起對人權的關注和維護，並且註定對極權社會體制構成挑戰！[2]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將中國的“自由文學”與“自由文化”理解為不受專制意識控馭的現象，“自由”是其本質定性！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發動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袁紅冰先生界定其內含為“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寫作，自由的表達”，筆者深表認同。本文的論述，也將以此展開。
由於極權機制的嚴密，專制迫壓的嚴厲，中國自由文學至今生長扭曲，發育不全，造成其發展屢屢受阻的未完成性。然而，文學精神對自由不可遏止的渴望，自由理想對於思想探索的強烈吸引，必定要在逼仄空間尋求枝葉舒展，並由文學向其他文化領域滲透擴展。這樣的中國自由文學自由文化，產生於嚴密的極權裂縫，時時遭受嚴厲的專制迫壓，只能曲曲折折地艱難發展。直到近年海外以《自由聖火》為陣地明確宣導“中國自由文化運動”並著力推行，擺脫了專制極權的直接威脅，中國自由文學與自由文化才出現明顯的轉機與生機。
當今華夏大地這樣一種自由文學/文化現象，與20世紀俄羅斯地下自由文學/文化現象異曲同調，實屬人類精神發展到現時代迸出的亮麗火花，它們都是追求人類普適價值的體現！本文只是擇要而論筆者的所聞所見所感所思，抛磚引玉，希望更多的人士對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投以關注和思考。
起源與潛流
如何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起源”，袁紅冰先生認為——
當代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是廣泛的，要說發源的話，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源于中國人對自由的追求。自中共建政開始，中國追求自由文化和自由寫作的活動就從未停止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有太多的人為自由思想、自由寫作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是一段極其悲壯的歷史，發掘這段歷史正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歷史使命之一。而且，這個工作已經開始了。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屬於所有追求自由思想的中國人。[3]
此說勾勒了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深遠遼闊的網系式源泉。沿著這廣闊的視野深入搜尋，我們發現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最根本的起源，並不在人們的眼界之外，它其實就隱藏在每一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投入者與潛在的參與者心中！如果我們承認對自由的渴求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宿命的話。正如袁紅冰先生所言——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源于中國人對自由的追求。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屬於所有追求自由思想的中國人。
這就是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無比深邃的源泉，無限廣袤的背景。
從“運動形態”的角度，有必要為當代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起源確定明顯的標記。本文不妨認為，形成當今眾士齊攘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有三個歷史源頭：若追溯到古代，應當是先秦時代的諸子爭鳴；現代起源沒有爭議，應為陳獨秀在1915年9月創辦《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為起點的“新文化運動”[4]；而當代起源，本文指認為1978年10月11日，由黃翔創辦的中國第一份自由民刊《啟蒙》在北京王府井街頭的散發，及以大字報詩歌《火神交響詩》於同一地點的張貼與吼誦所引發的民主牆運動，所催發的自由文學與思想文化解放大潮，這也是當代中國自由文學第一次公開出臺亮相。應當說，這是中國自由的“文學”與“文化”在當代成為“運動形態”有明確時空點的一個標記。
標記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的不同起點，是讓有識之士看到它雖然萌發久遠但實效甚微的艱難。比如，若無晚清社會的大轉型與大變革，決不會產生以陳獨秀、胡適等領軍的“新文化運動”，亦稱“五四新文化運動”（本文稱其為“前新文化運動”）。然而，雖然辛亥革命承接了晚清社會變革的一系列成果（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結社組党自由，以及民間社會形成的多種權力實體均衡制約力量，包括初步的憲法等等），卻因“中國民主革命之父”孫文蔑視法理，迷信武力而毀於一旦！對前新文化運動之多方目標特別是自由、人權訴求的隔膜與不解，更使孫文擅自取消個人自由強制納入黨團紀律，直接影響以後紅白兩黨繼續扼制個人權利個人自由進行暴力相爭！中國人本來近在咫尺的前景——在充分言論自由基礎上創建真正的民主憲政共和政體，就這樣因軍閥爭戰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暴力角逐而斷送！[5]前新文化運動尚未充分展開即告夭折直至百年之久！後人雖然遠沒有前人的社會條件，仍不得不重新開始！！—— 七十年代末出現的“啟蒙”民主牆文化復興運動，瞬息之間即遭極權毒手扼殺！又過了20多年，哪怕已進入互聯網時代，而今仍只能在海外網路上重新發動“中國自由文化運動”，難免隔靴搔癢地做起。這是何其慘痛的歷史事實！！！
前新文化運動的內在精神當然不會泯滅，它的尚未充分展開性，它所發育的未完成性，在新的歷史條件因緣聚合後，必將不顧一切阻撓與挫折而重新開始並屢撲屢起，直到這塊古老文化已延續千年的華夏之邦，重建新的民主共和樂土。這是中國西西弗斯的宿命——中華民族巨人安泰在一次次被沉重擊倒之後，仍將又一次一次地以新的力量和姿態躍起，頑強不屈地走上擺脫東方專制極權的自由民主進程。
我們考察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歷史流跡的眼光，不得不落在當代中國這塊苦難大陸上。
極權紅色皇朝建國伊始，中國的自由寫作隨即轉入地下狀態。此時的自由文化果實，個人著述極少；現有據可查的，似乎僅見無名式的《無名書》與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6]，其他多是私人書信、筆記、讀書劄記，日記式的隨感等。其中為崩潰的舊文化與舊王朝殉葬的感傷體詩歌最是引人注目：今天，陳寅恪的這類舊體詩作人們已廣泛知曉；而新體詩自由寫作最早的似乎是伍汶憲，這位身處貴州地域的沒落貴族子弟，是一個至今依稀可辯的悲劇性存在。在專政暴力的咄咄威逼之下，他只能以極隱密的日記方式記錄心靈的憂傷和壓抑——
親愛的老祖國、媽媽：/讓我們去吧！/讓我們度過那紅波怒濤的海洋，/媽媽，讓我們去吧！/讓我們流浪到自由的他鄉……
我的後代/將會建立起我的青銅塑像，/我將高高地挺著胸脯，/站立在我苦難重重的老祖國的土地上。/用他堅強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散佈著自由和人權的神聖思想。
只讓酷愛自由的人們/向我們走來，/共同走往人類千年來/嚮往的地方。[7]
可見，自由精神一開始就植入了中國獨立寫作。特別是陳寅恪先生堅持的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精神信條在九十年代被掘發出來，對於中國現代士人的崛起，是十分深刻而廣泛的衝擊與影響。
隨著紅黨政治運動不斷升級與專制效能逐步強化，直到爆發文革的十七年中，中國人的自由思想幾近窒息，自由寫作更舉步維艱，自由表達的作品更談不上有發表的可能。然而地層之下，自由火星依然閃爍不熄！那些被流放、監禁、勞改、勞教、監控、管制的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只專不紅分子等等，創造了這一時段中國自由思想最為沉痛的記憶文本！[8]其中最令人悲痛的，是處於生命絕境中自由思想者苦難的慘烈！——“惡不能輟，憤不忍說；節不允改，志不可奪！書憤瀝血，明志絕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鐵！自由無價，年命有涯；甯為玉碎，以殉中華！”（林昭：《自誄》）更令人吃驚的，是這種從慘烈苦難中發出的自由歌聲！在紅朝五、六十年代，林昭和黃翔的“思”與“詩”堪為男女絕唱，最為透明地穿透紅朝社會的反人性本質！他們倔強與豐沛的自由寫作，是“那個時代尋找人的尊嚴的最響亮的聲音”[9]，在自由思想的刻度上，在自由精神的高度與包容度上，成為中國自由文化最早呈現的雙璧，遙遙領先地超越了那個罪惡累累的時代！
這是聖女林昭1960年—1968年寫於獄中的《啊，大地》一詩——
啊，大地/祖國的大地，/你的苦難，可有盡期？/在無聲的夜裏，/我聽見你沉重的歎息。/你為什麼這樣衰弱，/為什麼這樣缺乏生機？/為什麼你血淚成河？/為什麼你常遭亂離？/難道說一個真實美好的黎明/竟永遠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在紅朝統治甚囂塵上一片紅光眩人眼花繚亂的年月，林昭竟然用“苦難”，“沉重的歎息”，“衰弱”，“缺乏生機”，甚至用了“血淚成河”的意象來形容中華大地！這樣的自由詩篇，當然是空谷足音！其穿透民族生活本質的洞見，簡直使人難以置信！聖女林昭以“人血不是水”憤懣指控紅朝極權犯下“滔滔流成河”的罪惡；林昭向她鄙視的紅朝檢察官們“獻上一朵枚槐花”，表現的是胸有精神信仰的單個弱女子以博愛對抗暴力的詩性胸懷[10]；巾幗林昭慘烈殉難，將“注入祖國的血液”的鮮血“向摯愛的自由獻祭”！[11]即便在今天讀到這樣的自由詩篇，我們仍然為這種先知之聲所震顫，而驚歎不已！
1959年，被專制的鞭子無情抽擊的青年詩人黃翔，帶著永不熄滅的夢幻，開始獨自流浪，以自由的“獨唱” 逃離紅朝的全民大合唱。 1963年，這只“被追逐的兩腳獸”混跡于貴州深山的湄潭茶場，參與一個文學圈子活動；1968年，他回到省城貴陽成為“野鴨沙龍”的重要一員。這只不斷為紅朝暴力捕獲，被監管圍攻、捆綁吊打、撕抓啃咬的“詩獸”，哪怕留下一付白骨，也要追問“人”是什麼？“人”在哪里？哪怕只剩一根骨頭，也要“哽住”那一個“可憎年代的咽喉”！[12]他以“火炬”之光熾熱的自由思想照亮了一個龐然大物掀動肆虐紅潮的獨裁寡頭嘴臉，洞悉這個“帝王的帝王”才是“一切災難的結果和原因”！同時，他的火炬之光也投向黑暗中喘息蠕動的人群，向彼此隔離的門扉送出關懷與溫暖，深刻地揭穿了紅朝極權主義發動空前絕後的精神戰摧殘人性摧毀文化的罪惡實質。[13]
林昭與黃翔在紅潮滾滾中唱出的自由之歌，如沉沉暗夜深處閃出火光，至今仍令人震撼。整個20世紀下半頁，中國自由思想最耀眼的光芒，卻在苦難最深重，時代最黑暗的六十年代閃耀在廣袤的大陸地平線上。而林昭與黃翔，便成了當代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最偉大的先驅。
60—70年代，這塊喘息未定的苦難大陸，終於被文革的洶洶紅潮徹底淹沒，一個民族在一場文化大浩劫的滅頂之災中瘋狂自殘！而此時，一代新人的自由精神卻隨著紅朝威勢不斷生長，並且以地下沙龍式的文學活動浮現在歷史的暗角。1962－1963年，在北京出現了郭世英（郭沫若子）為核心的“X社”； 1963－1966年，張郎郎（畫家張仃之子）組織了地下文學沙龍“太陽縱隊”；因其活動地處紅朝中心，兩者很快慘遭專制鐵手捶擊！[14]那些年月，上海亦出現了鬆散的文學聚會，其中以朱育琳、錢玉林、陳建華、王定國、汪聖寶等在1966—1968年常聚一起的“文學小會”較為成形；後因核心人物朱育琳不堪迫害跳樓自殺，此秘密聚會亦被當作“小集團”獲罪終於解散；[15]與此同時，四川成都出現了鄧懇、蔡楚、杜九森、陳墨、馮裏、樂加等人的“野草詩社”，專制迫害亦如影隨形；[16]隨著起伏氾濫的紅潮在陣歇地痙孿喘息，又一些中國自由思想群落如貴州的“野鴨沙龍”，河北的北洋澱詩群，四川西昌周倫佑的自由文學群落，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袁紅冰等人的自由思想小組等紛紛活躍起來，這些小群體及其與之聯繫者的自由思想探索倖免於難，它們也為後來歲月的中國自由文學自由文化貢獻了黃翔、食指、袁紅冰、北島、周倫佑、啞默，芒克、多多、根子式的領潮者或弄潮兒。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的自由之歌在文革紅潮的狂濤怒浪之中，竟然越發高亢激昂！林昭、張志新、李九蓮、遇羅克……這些在罪惡紅朝獸性大發作中慘遭吞噬的巾幗志士的自由思想，在監獄，在刑場，不約而同怒向專制惡獸昂起了倔強的頭顱！顧准、穆旦，張中曉，綠原、曾卓、牛漢、彭燕郊……等等，這些受難深重的靈魂，或緊張，或沉鬱，亦在這個時期結出了中國自由思想與自由文學的寶貴果實。
不可一世的皇冠終於自我囚禁水晶棺裏，這一令億萬人瞠目隨即愚淚滂沱的歷史瞬間，獨有一支自由之歌忍不住歡快奪腔而出，為獨裁者送葬！[17]一個百年難遇的歷史瞬間出現了，1978年10月11日，自由詩人黃翔與他的幾個同伴進入了這個歷史瞬間，以大無畏的膽識爆破了專制極權鐵桶般的禁錮，使中國民間以“啟蒙”為標記的民主牆思想文化運動奪路而出！從此，中國的自由思想與自由寫作得以全面鋪開，從80年代一直到上世紀末，包括89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作家，以民刊為自由表達園地的自由文學和各種形式的民間自由聚會活動遍及全國並始終不斷，生生不息；乃至“地下文學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學景觀”。[18]與此同時，在各個思想文化學術領域，中國自由精神亦在生長、漫延、向極權體制結構的各個方向滲透，擠兌和佔領。
轉型與整合
自由文學與文化思想的轉型，對於個體而言，是指獨立寫作從文稿的手寫式轉變為電腦輸入式的換筆；對於群體來說，轉型意味著自由寫作從有限的紙質民刊大面積轉移到網路建站設壇。這種轉型所帶來的整合，不僅是從紙質民刊轉移到網站論壇的“過渡”，也是整合形式的改變與規模的拓展：毫無疑問，通過網站與論壇進行的整合比通過紙質民刊整合更為方便快捷，更容易迅速形成規模，使原來各地域分散的沙龍式聚會活動，更容易轉變為五湖四海追求自由的大聚匯運動！
例如中國詩歌的自由寫作——《啟蒙》、《今天》、《崛起的一代》、《非非》、《中國詩歌天體星團》、《大騷動》、《空房子詩報》等等，都曾以民刊方式凸顯了一種反叛、獨立與自由的品格。進入網路時代，傳播自由思想文化的論壇網站則如雨後春筍，此伏彼起，成為爭取人權、民主與自由，彰顯思想獨立與藝術獨創的主要陣地。互聯網為中國大陸自由寫作的大轉型提供了活動平臺。筆者對此曾就詩歌界的情況作過評述——
在文學為市場經濟迫向邊緣化時，詩人們忽然發現，互聯網是詩歌重新繁榮的新大陸！……而今，互聯網上的論壇網站讓國人的“同人刊物”夢想真正實現，成為造就詩歌流派、詩歌運動與新型文化人的集結地。正像當年俄國的《火星報》、《祖國紀事》；中國五四時期的《新青年》、《小說月報》、《創造週報》、《創造月刊》、《現代評論》、《晨報》副刊和《語絲》週刊；三十年代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現代》；四十年代的《七月》、《詩創造》等報刊一樣，有共同思想傾向與藝術追求的人們，紛紛彙聚到網路上。[19]
中國自由寫作全面進入網路，借助網路，各獨立邊緣的自由寫作得以呼應聯合，並重新書寫自身的形象。多邊地域的獨立自由寫作隨之洗牌更疊，通過整合重新攤牌組合，這是互聯網出現帶來的新格局。
2004—05年，在空房子詩報論壇、由楊春光、丁友星、張嘉諺、川歌、東海一梟、小王子等人宣導，展開了頗具聲勢的自由文學/文化運動，與眾多具有獨立自由寫作傾向的詩人一起，在中國網路上開闢了爭取話語權力的主戰場，推動了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的寫作潮流。“低詩歌運動”（張嘉諺）、“網路文學革命”（楊春光）、“網路文化革命”（丁友星），被認為是網路話語革命由低到高緊密聯繫的三階段；與之配合的，是川歌提倡的“大中華文化復興”，楊春光身體力行的“後政治”寫作，丁友星主張的“反飾”寫作，小王子呼應的“爭取話語權力”寫作，張嘉諺宣導“詩性正治”與“個體先鋒”寫作，東海一梟的特立獨行寫作等等，這些詩歌寫作主張的宣導、討論與踐行，通過中國大陸網路的《空房子詩報》、《爭取話語權力》、《中國低詩潮》等論壇，使各地零散的獨立自由詩歌趨向整合，獲得了寫作品格的提升，也使中國自由/文學文化運動獲得了一次有聲有色的實驗與演習。
與此同時，中國自由文學開始通過網路面向世界，彰顯其與人類普適價值的對接。流亡海外的黃翔與袁紅冰，開始發揮其重要的文學/文化影響。
流亡海外的詩人黃翔，以《逃避逃亡》，《隱於大紐約》、《簡單言說》、《東方詩人》、《世紀之殤》、《一朵紅玫瑰的力量》等詩作，以及《女性精神肖象系列》、《藍色星球上》與《匹茲堡夢巢隨筆》等散文寫作，絲毫不減自由創造的活力，並使自己獨特的創造實績——立體寫作與立體藝術形式，與畫家、音樂家、演奏家等合作，配合搖滾、爵士樂等同台朗誦、表演，讓詩歌與書法、與繪畫、與音樂、與舞蹈、與影視等結合起來，使中國詩歌以感性書寫活動方式進入公眾視野，進入大眾媒體，進入西方主流社會進行感性式文化交流，不同於此前的器物與餐飲文化交流，由現代詩歌導引的高層次綜合藝術，讓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化的精神品格有了感性化的認知和瞭解。
自由作家袁紅冰流亡海外後，則於2005年點燃“自由聖火”，並以《自由聖火》網站為陣地發起“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宣導“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創作，重建高貴的文化精神，重建我們民族精神的家園。”推動全方位的思想文化運動。為中國自由寫作創造了全新的歷史條件，使之轉向了更為有效的運作層面與更為壯大宏闊的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如果說，活動只是個體的作為，群體的參與才能形成運動。而今，中國自由思想者正從各種獨立邊緣的寫作活動向著一個中心趨進形成整體性的運動。例如——
黃翔：從“野鴨沙龍”——啟蒙文化運動——“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袁紅冰：內蒙古呼和浩特自由思想小組——長年自由著述——自由聖火/“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楊春光：從獨立邊緣的自由寫作——空房子詩派——低詩歌運動/網路文學/文化革命——“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東海一梟：從獨立邊緣的自由寫作——網路獨行俠——“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川歌：從獨立邊緣的自由寫作——宣導“大中華文化復興”——“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
通過現代網路空間活動帶來的“轉型與整合”，中國自由文學與文化開始了極為重要的戰略轉移，並顯示了如下重要意義：
1） 現代網路提供了現代文化人越過時代斷層實現自由言論生存方式的轉型，使處於邊緣的個體或群體獨立寫作得以互相呼應。現實社會層面非常困難的整體組合，在互聯網上已不是難事；從而告別了中國自由寫作分散化，零碎化的歷史。
2） 自由思想的爭鳴是現代人的基本權利，網路平臺無疑是最能實現這種思想話語的交流、論爭、辯駁、對話的最佳場所。互聯網上自由寫作與自由民主活動廣泛的平面化結構形式，官方的特權專控與專制打壓已無能為力；這就為人們選擇未來社會制度及各種相關事物提供了公正的最大可能，便於導向選擇的合理性與合法化。
3） 轉型後的整合更深層的意義，是中國自由寫作終於走出歷史大狹穀而豁然開朗，獲得了從中國看全球的超越視野，能夠進行更高戰略層面的總體性地操持運作，從地域性的自由寫作走向全國乃至全球性的自由寫作，全面鋪開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最終與人類普世價值相銜接對應。
總而言之，轉型後的整合極大地延展了獨立寫作的視域，使自由文學得以話語升級，隨之形成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全面啟動的總體格局。
[1]黄翔：“要谈中国当代政治，离不开中国大陆潜在的文化衍变；要谈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也必须从地下文学谈起。”（《民主墙与当代政治和文化》，电子文本）；
[2] 黄翔：《自由写作的坚守》，电子文本；
[3] 摘自袁红冰先生
[4]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春天曾经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奴隶封建社会交替的时候出现的百家争鸣。 一次就是上民国初年帝制社会和共和社会交替的时候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烈雷：爆发在辛亥革命前的新文化运动------略论泛自由文化运动的任务与前途》一文《自由圣火》首发稿）；笔者此说受烈雷先生启发：
[5]可参见中国当今著名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有关文章的披露与论述：
[6]陈思和：《我们的抽屉》，电子文本；
[7]哑默：《文脉潜行——寻找湮灭者的足迹》之《迢遥的呼唤》2000年10月（电子文本）；
[8]陈思和《我们的抽屉》： “我们今天读到的胡风、绿原、曾卓、牛汉、彭燕郊等人的诗作、彭柏山的长篇小说、张中晓的随笔札记等，都是那个时代如尼采说的血写的书。”
[9] “那个时代寻找人的尊严的最响亮的声音，我认为是诗人黄翔和政治反抗者林昭分别喊出来的。”（摩罗：《文革时期的潜在写作》）电子文本；
[10] 信仰基督教的林昭狱中诗《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云：“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电子文本；
[11] 林昭狱中诗“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电子文本；
[12] 见黄翔诗《白骨》、《野兽》；
[13] 请参见黄翔早年诗作《火神交响诗》等；
[14]贝岭：《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电子文本；
[15] 李润霞：《革命诗风中的另类诗意——论文革时期上海诗人群的诗歌活动》（《蓝》2005年总第18、19期合并号；
[16]比如其中的蔡楚，“21岁时因诗作《乞丐》等被人检举揭发，受到大字报围攻和批判，25岁时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00余天，次年被文革当局缺席判决，实施內控……”（见邹洪复:《诗歌写作的支点——读蔡楚先生诗歌作品随感》一文）电子文本；
[17]见黄翔诗《倒下的偶象》；
[18] 参见贝岭：《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电子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