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權主義理論演變探悉
1．描述性的理論選擇為什麼會變化
2．極權主義理論的發生發展，以及左派與保守派知識份子對它的抵制
—理論落後於經驗事實的一個典型案例
對於最近二百年有關文化問題的討論和變遷在中國社會的反應，我認為，如果說中國在十九世紀遇到的問題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衝突，那一代人討論的也是兩個框架間的問題，那麼，二十世紀有關中國文化問題討論的發展變化，遇到的第一個節點應該說是五四。自從五四運動之後，當然作為描述的方便，甚至也許可以說從最後一個文化所凝之人王國維一九二七年投湖自盡之後，可以說傳統文化已經基本上全面退出了時代的舞臺，其後無論就討論問題的方法，還是討論的問題，都是在當代世界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框架中。中國社會遇到的主要文化問題，已經變成在近代西化中走哪一條路的問題，而不再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問題。
但是，不幸的是在這第一個節點之後，由於中國知識界的情況和歷史性的原因，中國更多地是選擇了對抗西方自由文化傳統的德國文化傾向，又從這個傾向更多地偏向左派文化之路，並由此走向了極權主義文化。這樣一條道路和選擇並非中國所特有的，而是國際化的、現代化的。點檢當代思想與文化發展和變化，各類問題的爭論歷史，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二十世紀初期以後，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知識界面臨的問題其實已經是完全和西方知識份子一樣的問題了。
細究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問題，其第二個節點是四九年。如果說在四九年以前是在多元社會中討論各種文化、知識問題，那麼四九年之後，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就完全變成極權社會的問題了。對於極權社會的文化問題，如前一節筆者所述，由於價值，乃至方法問題，在一般人類社會的普適價值觀中，只有否定和拋棄的問題。對於這個看法，只有那些對共產黨文化，對極權主義文化極有感情的人才會和我們爭論。絕大多數人，尤其是經歷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會同意這一看法。但是，問題出在對於八十年代以後，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中國當代社會、當代文化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社會和文化，或者更準確地說，究竟如何描述、定位、評價當代中國社會及其文化，眾說不一。有說是後共產黨社會，有說是後極權主義社會，有說是如新加坡一樣的威權社會，有說共產黨已經不是昔日的共產黨了，然而，筆者認為，時下的中國仍然是極權主義社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給極權主義概念帶來了新的經驗事實，將會大大豐富推進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文化學哲學等對於極權主義的理解和研究。
本節開始將從極權社會，及極權主義概念的產生發展，來考察這一問題。
1．描述性的理論選擇為什麼會變化：
要瞭解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我們今天描述政治、社會現象所使用的術語、概念都不是中文固有的概念，都是源于西文。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經驗論、唯理論、理性、非理性，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這是因為我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交流的時候都必須使用同一套規範，例如，比賽足球，就要使用同樣的球，同樣的規則，否則無法準確交流。為什麼採用此，而不用彼，描述語言的採用，除了它的有效性、簡單性外，當然帶有強權以及其他因素。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描述語言的採用也會帶來誤差，甚至無法深入問題，例如對氣功和風水，翻譯成任何西方語言都無法反映它的真髓，因此在西方也只有用它原來的音譯，如此這個中文辭彙就進入了西方語言。
其二描述性的理論是人們想像出來的，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那樣認為的，是客觀現實的反映。這就是近代科學所強調的認識論。人認識的機制和能力是人所特有的，它不是萬能的，是有限的，所有的理論都是人為了認識解釋客觀世界而想出來的。所以，當舊的，已經存在的理論無法解釋現實，經常遇到悖謬，或者在解釋現實中過於複雜，要增添過多的特殊邊界條件的時候，它就要讓位於簡單的、更為有效的新出現的理論。
極權主義理論的出現與發展變化，在世界範圍內的應用，正是因循了這兩點。
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首先出現了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蘇聯，接著是義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然後是希特勒德國等一系列的極權主義國家。一九二零年歐洲二十八個國家中只有兩個極權主義國家，到三八年只剩十二個民主國家，到四零年歐洲則只有五個民主國家，歐洲民主面臨全面崩潰的威脅。整個世界面臨極權主義專制的威脅。這種威脅並沒有因為二次大戰勝利而結束，相反因為冷戰，兩個陣營的分立而加劇。為此，二十世紀人類社會出現的新的歷史、社會政治現象迫使人們做出新的解釋和認識。但是，對於法西斯主義、納粹和共產黨國家的描述和分析理論，已經有的傳統的描述專制的理論，如Despotism（專制主義）、Tyranny（暴政、僭主政治）、Autocracy（獨裁政府）、Dictature（專政），都無法準確、直接地描述出這新出現的現代專制的特點，因此，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領域陸續逐漸出現了一些新的描述現代專制的術語概念，例如極權主義、封閉社會、政治宗教、現代專制等。（注解11）
在政治學、社會學、哲學上這一術語的變化，也可以使我們看到，當代中國共產黨社會，中國的極權主義是近代西方的產物，是西化的結果，而絕非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結果，如果人們一定要把現今的專制和中國傳統聯繫，那麼提問題的方式只能如此，為什麼那一代人中的這批中國知識份子選擇了極權主義專制，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極權主義在中國勝利，它利用了中國傳統中的哪些因素，摧毀了哪些，我們要反對他們什麼。
極權主義只是片面地利用了中國傳統的某些適合於它的東西。
2．極權主義理論的發生發展，以及左派與保守派知識份子對它的抵制——理論落後於經驗事實的一個典型案例
A．極權主義概念的產生和自由主義的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甚至可以說，極權主義概念思想是由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提出的，它產生于自由主義文化思想基礎。因為自由文化思想的基礎是寬容、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一統的；自由文化思想的認識論基礎是描述性的、內省的，而非專斷的、自以為佔有真理的；自由文化的思想源於啟蒙，而非此前專斷的來自于基督教傳統的黨同伐異。所以他對當代新出現的這個專制怪物感覺和認識最為敏銳，而提出極權主義概念來描述它。應該說，正因為此，極權主義概念從產生開始，就受到兩方面：保守派和左派知識份子的強烈抵制。
近代社會的極權主義國家幾乎都產生於戰爭、或內戰。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不是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政權，而是蘇聯的共產黨政權。
第一個極權主義始於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全世界第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但是，它立即就受到考茨基的激烈批評。考茨基在一九一八年對這個專政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批判。後來人們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的批判，事實上幾乎所有的內容在考茨基的《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已經提到過了。（筆者是在六九年冬天在廢品收購站買到一本當時高級黨校出版的參考讀物後讀到，從此走向了不歸之路。）（注解12）
到二零年，考茨基的這個思想在當時的社會民主主義人士中獲得了廣泛的反響，此間伯恩斯坦也發表了類似的對於蘇聯專政的激烈批評。他把蘇維埃共和國稱為專制暴政。（注解13）自由主義思想家羅素、赫胥黎三六年也作出類似的批評。（注解14）
在此，對把共產黨專制歸結于中國傳統的，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中國知識精英們，筆者要說的是，考茨基解釋他為什麼最開始用亞細亞式的暴政，後來改用亞細亞韃靼式的暴政的時候，特別解釋說，是因為他看到亞洲還產生了孔子的儒家和佛教。
但是一九一八年的爭論和事實，共產黨的專政和以前的專制、暴君，和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專政有哪些區別，並沒有引起知識份子和左派們的重視，也就是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近代社會產生的一種新的專制形式——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一詞是伴隨著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政權的建立而出現的。它最早是像馬克思自豪地宣稱自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一詞一樣，是由墨索里尼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自己提出的。二三年，反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的自由主義者阿曼德拉（Giovaani Amendola）借用了這個提法。（注解15）阿曼德拉用這個詞來描述抨擊二二年上臺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政權，要在義大利建立一個整體性、極權的國家。他在文章中認為，“向羅馬進軍”“這個法西斯運動最重要的特性在未來的歷史學家那裏留下的只是‘整體的、極權’的精神。這個整體、極權精神要求的是絕對的服從，以此取代人們對良心的遵從。”
在這裏筆者願意強調的是，在自由主義者阿曼德拉那裏，他毫不懷疑這個想要完全控制民眾的極權制度有某些新的東西，同時反駁了一些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所認為的，法西斯主義完全是一種舊的、落後的東西。他在當時就認為，這個法西斯主義政權不但可以使國家穩定，而且可能消除內部的反對力量，給社會生活帶來一種新形式。他們自稱為代表整個民族，不允許任何獨立和反對的行為、組織存在。一切國家組織，例如政府、法庭、軍隊都是唯一的這個黨的工具，他們代表了人民的意志，為此，他們施行一種不允許任何不一致存在的整體劃一的極權主義。（注解16）
這裏有意思的是，所有其後乃至今天共產黨集團所宣稱的那些特點，在法西斯主義一出現時，就已經被自由主義學者認識到。另外就是當時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黨不知羞恥地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承認和宣稱一樣，也坦率地承認了自由主義學者們對他們的看法。而對於極權主義這些主張的腐臭，中國的所謂“自由主義”人士，例如李慎之、顧准，就是五十年後居然還是沒有徹底認清極權主義的本質，從而不能徹底拋棄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
阿曼德拉在提出這個“極權主義”這個術語的兩年後，在一九二五年初，就把法西斯主義和共產黨作了對比，認為，這兩個制度都是對於自由和民主的一種整體性的極權反動。（見上注）他的這種觀點立即被其他學者接受，在一九二六年德國出版的書籍中，一些政治學者從對比中提出，法西斯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建立在同一個原則基礎上的，這兩個極權主義否定的都是一七八九年以來的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則，現代文明的一切基礎。（注解17）
這種把共產黨和法西斯主義作比較的討論，其後直到三十年代，不僅在義大利，而且在當時歐洲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中也都能夠經常看到。當然極權主義一詞，以及這種比較討論在當時更多地是在政治上使用，而不是在知識領域，理論上、政治學上細緻探究。例如，在德國，當時的共產黨人罵社會民主黨人是“社會法西斯”，社會民主黨人則認為“共粹（Kozis）和納粹（Nazis）是一對親兄弟”。
然而在這個整體化，極權化的過程中，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義大利和德國的不同。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沒有提出極權主義國家。把極權主義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是德國的納粹主義及其知識份子。極權主義國家是在一九三一年的政治問題討論中，由德國的著名知識份子卡爾·施密特提出來的。他在一篇向知識份子讚美納粹的文章中說，他已經深切體會到，“一切人類的精神和事物都和這個包羅一切的劃一整體緊密相連。”（注解18）施密特認為，領袖永遠就是法官，這兩個絕對不能分開和分立。此後很多德國知識份子不僅參與呼籲，而且積極論述建立“全面的”、“極權主義”的國家制度的必要。
儘管在政治學、社會學學術研究中，把納粹與共產黨國家的情形作對比研究是非常重要根本的，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歐洲卻幾乎沒有進行過這種對比研究。在三十年代，作為對此努力做出嚴肅學術探究的標誌是，三五年在美國明尼納波利斯和三九年在費城舉行的兩次會議。前者中心議題是“現代世界的獨裁者”，後者是“極權主義國家”。
在三五年的會議文獻中，值得中國知識界注意的是，漢斯·科恩（Hans Kohn）把納粹和共產黨政權作了系統對比，他認為，獨裁專制的這兩個現代形式，雖然目標和世界觀不同，但是，他們對於絕對獨裁權力的要求和要給與群眾和青少年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努力卻是非常類似的。科恩特別提出，由於這兩種專制都是通過群眾運動的恐怖來支持的，因此他稱它們為“群眾運動性專制”。（注解19）
三九年的會議由於是在希特勒和史達林剛剛簽署了協議（23．08．1939）之後的十一月舉行的，因此提出兩個極權主義是否完全可以對比問題，就成為毫無疑問、不需要再討論的問題。它所集中討論的問題成為，極權主義是以前的專制獨裁形式的進一步發展呢，還是在西方文化歷史中完全是一種新的事物。然而，可惜的是，這一討論很快由於希特勒和蘇聯反目，蘇聯加入反法西斯陣營而被打入冷宮。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歐洲的知識界，甚至就是在此前，儘管三十年代的政治情況，歷史的經驗事實提出了很多問題，但是，極權主義概念在三十年代的歐洲知識界，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中不僅沒有引起重視，反而逐漸消失。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不喜歡、不願意看到這一切的左派知識份子，佔據了知識界的主導地位。這一點尤其是在法國的知識界。
這種拒絕和沉默甚至包括那些因為戰爭而流亡到美國的知識份子。為此，實際的情況是，到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極權主義概念更多地在現實的政治領域中使用，而在學術界和知識界，基本上沒有作為研究問題被提出來。歷史事實第一次告訴我們，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從開始就嚴重地落後經驗，而造成這一結果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使用極權主義一詞，就意味著共產黨和希特勒法西斯是等同的，和共產黨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左派知識份子無論如何是絕對不願意看到這一點的。
B．二次大戰結束，冷戰卻接踵而來，這一嚴峻的經驗事實迫使極權主義概念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在二戰後，極權主義概念名正言順地進入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
在有關極權主義的研究書籍中，五十年代最值得注意的有兩本書，一本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五一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注解20）另外一本書是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五六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專制和獨裁》。（注解21）
翻譯成中文，成為七百多頁一巨冊的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在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文獻中名氣非常大，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所有有關極權主義的學術研究工作中，這本書不僅被研究者提到或者引用少得讓人不能夠相信，而且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也很少有人接受它。單從這個現象來看，阿倫特的思想方法就很值得探究推敲。
阿倫特是不僅追隨納粹，而且在思想上和納粹相應、交融的著名哲學家海德格的學生和情人。不是由於思想，而是由於猶太血統，她才在戰爭期間被迫流亡，後來定居在美國。這一點在當時有不少猶太知識份子如此，他們認同保守的、排外的日爾曼文化，但是日爾曼文化不要他們，如保羅·策蘭、本雅明、阿多諾。所以如果細究阿倫特，就能夠發現，她的思想方法承襲的不是啟蒙以來的自由主義傾向，而是黑格爾以來反啟蒙的、保守的德國傳統。因此，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儘管對極權主義國家中存在的一些現象描述不乏精彩尖銳的語句，但是究其整本書，人們卻無法象讀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那樣，可以看到一條明確的認識論、哲學線索，一個清晰的歷史圖像。
阿倫特在這本書中，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無論是對它思想根源的探索、還是歷史現象的描述，都不是分析性的，而是一種整體、論斷性的。因此，筆者認為，儘管阿倫特幾乎接觸到了每一個重要現象和問題，但是她對哪一個問題都沒有作出進一步中肯，或者說有啟發性的分析。例如她雖然也看到極權主義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專制獨裁不同，是現代社會的產物，但是她卻認為它是另外一種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產物；是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中，在西方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中，流浪者、賤民和暴發戶與沒有國家的猶太人的矛盾產物；極權主義的各種暴行又是流氓無產階級、暴民和精英的結合，以及宗教真理式的意識形態的作用。然而，如果真是完全如阿倫特所斷言的那樣，這是它最根本和直接的原因，那麼兩個極權主義理論、思想和國家，兩次大戰為什麼和德國相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資本主義更為發達的，講英語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
事實上更值得質疑思索的是，阿倫特在六七年為這本書的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對極權主義的嚴重性和持續性，對有關於此的研究的重要性作了進一步的輕描淡寫和解脫。她聲稱，在史達林去世後，蘇聯已經在消除極權主義統治，因為那裏極權主義統治解除的速度“絲毫不慢於希特勒死後的德國。”所以，可以說的是，儘管作為猶太人的阿倫特深受極權主義之害，但是，她卻實在不是自由主義文化傳統中的思想家、知識份子。
儘管如此，阿倫特的書對筆者的還是有一些啟示。它使我注意到，納粹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確是西方政治文化的產物，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它和西方國家只有二百年的“民族國家”歷史，工業革命後高度的經濟發展密切相連，而在文化思想上它和西方基督教特有的、十字軍式的黨同伐異的宗教文化相連。可以說，在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的不穩定的變化中，種族主義和世界大戰、右翼極權主義是近代西方政治文化所特有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左翼極權主義則是它的孿生兄弟。
和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極權主義專制和獨裁》一書。這兩位政治學者的書，是研究極權主義領域中被研究者援引最多的書籍，它幾乎成為五十年代有關極權主義問題書籍的一個里程碑式的著述。
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對極權主義作了政治學上較為規範詳盡的考察，早在五四年，以及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們就提出，從表面看來，共產黨極權和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極權的目標和內容非常不同，但是，在把它們和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專制制度和政權做過對比以後就能夠發現，“法西斯和共產黨專制的根本特徵是相同的，這就是說，和任何其他國家制度的體系，乃至包括古老的獨裁形式相比，它們互相之間都更為相似。”（同上）為此，他們說，將以這個看法為假設，在書中用具體的事實和材料給與證實。
在這本研究著作中，兩位作者提出極權主義政權的六個特徵，這致使其後幾十年幾乎每一位討論極權主義問題的學者都要圍繞這六個特徵進行辯駁。這六個特點簡單說就是，
一，一個針對階級敵人，或者是種族的意識形態；
二，與此相應的恐怖制度，秘密員警；
三，國家完全控制和操縱的經濟；
四，壟斷的一黨制政府；
五，完全隸屬於政府的新聞壟斷控制；
六，唯一的、絕對由政府控制的軍隊。
對於這一產生于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中的研究工作，值得提到的兩點是，一由於他們排除了這個專制內部轉化的可能性和能力，因此，這一極權主義理論在其後幾十年中不斷受到各種非難和攻擊，在知識界中也起起伏伏。其二，這本書對於極權主義的文化思想起源所做的描述非常粗疏。它非常籠統地、沒有加以區別辨析地提到極權主義思想和意識形態來源於諸如馬克思和黑格爾，尼采和霍布斯，康得和盧梭，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奧古斯汀、路德和加爾文。這可能是因為這兩位作者更加關注于現實政治問題，而不像波普和阿隆（注解22）那樣更關心思想哲學問題的原因。
與此相並行的另外三位從三十年代開始對極權主義問題深有研究的學者，來自德語國家和地區的弗格林（Eric Voegelin）、福爾（Erwin Faul）和塔爾蒙（Jacob Talmon），令人遺憾地沒有引起盎格魯—薩克森語言系統中更多的注意。這可能與極權主義畢竟不是英語範圍內的國家和知識份子的產物有關。筆者在研究極權主義的時候，對此也深有體會，在德語和法語中的文獻，和對問題的討論遠遠多於英語文獻。(注解23)
C．極權主義概念在知識界、學術界和二十世紀的歷史長河中的起起伏伏，不僅和政治形勢密切相連，而且和知識份子自己的思想文化傾向、氣質性格密切相連。從二十年代這個詞出現開始，除了墨索里尼和一部分極為蠻橫教條的共產黨人，公開承認自己就是要極權專制，差不多在所有人那裏，在所有的地方，極權主義這個詞都帶有很強的負面意義。這就造成了極權主義這個概念在誕生後的幾十年中走了一條非常奇怪的，可謂峰迴路轉之路。
其實，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極權主義一詞及其內容對中國人來是非常熟悉的東西。Totalitarism，翻譯成中文就是整個一體化的意思，把它翻譯成文化革命中的一元化領導也沒有錯誤，而推廣之如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鄧小平的四個堅持，乃至中共幾十年如一日地說的民主集中制，其本質描述的都是極權主義。儘管這些內容和含義在中國知識界仍然不知其臭不可聞，但是如上所說，在整個世界的知識界，包括一些左派都是一個無人願意沾染的東西。
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研究，由於冷戰背景，在當時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論。在五三年史達林死之後，尤其是這本書出版那一年，五六年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清算史達林的報告後，不僅共產黨國家內部社會，而且各共產黨國家之間關係都出現了一些鬆動變化的現象。事過五十年，今天西方學界已經公認這種偏離是非常有限的和表面化的。然而，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在當時立即就指出的，
“蘇聯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過限度，政權的存在就會發生問題。在蘇聯，黨以主義的名義來統治，這就是說，黨等於無產階級，起主導作用，完成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儘管現在在蘇聯甚至在異議分子中對於蘇聯的民眾和領導人是否還相信這個主義，爭論不休，得不出結論，但是，信也罷，不信也罷，反正獨裁統治者絕對不能讓人討論到涉及到政權的正統原則。”。（注解24）
他認為，蘇聯可能經濟放鬆，恐怖統治減輕，言論相對自由，但是絕對不會放棄一黨制。（同上，512頁）細心的讀者都能夠看到，阿隆的這個看法，時過半個世紀，對最近二十年討論中國共產黨問題仍然有著發聾振聵的作用。
至於當時共產黨集團內部出現的分裂和偏離，例如南斯拉夫的鐵托，以及其後的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中國，則都是比蘇聯還要恐怖和專制。
然而，五六年的這種偏離卻給當時的知識界帶來一種詭異的氣氛，極權主義概念受到各種質疑。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阿隆、波普相反，很多知識份子迫不及待地高度評價這種所謂“新現象”。例如德國的彼得·克利斯蒂安·路茲（Peter Christian Ludz）非常典型地代表了這種潮流，他在六一年明確要求，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就必須有一種新的論述形式。因為，他認為，布林什維主義的社會制度……儘管一黨壟斷統治，它控制宣傳和組織群眾，並且不斷想出新的控制形式，但是它卻也顯示了轉變的能力。(注解25)
三年後，路茲自己提出了他所主張的這種新理論方案。這個新理論的核心部分實際上是對於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反駁，他認為，在工業化社會的條件下，布林什維主義的制度不是向極權主義的方向發展，而是走向“威權”（autoritaer）方向。不久在對東德問題的分析中，路茲在這個理論基礎上提出“精英党”問題。他認為東德已經完成了向威權國家的轉變，因為東德已經成為現代工業社會，在那裏由一批技術精英管理社會，他們已經放棄了，或者說能夠放棄恐怖統治手段。由此，路茲認為，儘管這個社會目前還是在使用恐怖和強迫性的統治手段，但是對於一個正在接受其他價值進行轉變的社會，使用極權主義來描述它是不適當的。（同上，495頁，532-559頁）
與此同時，一些所謂研究東德與共產黨問題的專家，甚至進一步期待一種更為適合東方的和西方的“工業社會”的理論。這種工業社會的不同道路發展理論，將能夠擺脫在以往東西方比較中，對共產黨極權主義制度否定性的評價。（注解26）
極權主義理論在左派勢力強大的法國遇到更頑強的抵制，直到七十年代後期，蘇聯的異議作家索爾仁尼琴訪問法國後，古拉格群島等的存在才使得法國知識界開始接受對共產黨社會使用極權主義概念來分析。
過去四十年的經驗歷史，當然是對路茲等人的否定，但是，令人驚異的是，在思想史上，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理論只是短暫地佔據了知識界的統治地位。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中期前，儘管發生了布拉格事件、波蘭團結工會事件、中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然而，在知識界中，伴隨上述理論增長的卻只是對於對這一極權主義理論的懷疑。甚至可以或多或少地說，到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的時候，這個極權主義理論已經完全被放棄了。
在這裏，另外一個值得提到、並且對我們今天的研究有啟發性的是，在有關納粹法西斯主義問題的研究者那裏，他們也不願意用自己的研究證明弗拉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極權主義理論。例如，他們反駁說，對於第三點，一個國家完全控制操縱的經濟，這在納粹德國就並非如此。第三帝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生活和八十年代以前的共產黨國家的完全不一樣。第四點，絕對一統的、壟斷的一黨制，這在納粹德國時也並非如此，在納粹德國的權力結構中，有相當程度的多元性。然而，這兩個反駁，這兩個如此明白的事實，對筆者來說，對於證明八十年代以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社會仍然是和希特勒德國一樣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極好的說明。
D．極權主義概念在八十年代中期後再次起步，慢慢重新回到知識界的視野，但是這一次由於誰也不曾料到的八九年共產黨集團的崩潰，極權主義概念也一下子經歷了一個戲劇性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它從受冷遇、不斷地受到質疑、排斥，到一下子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九十年代初期後，幾乎到處都在使用它。現實已經變成似乎它來到塵世以來就天經地義地是分析共產黨社會最好的利器。在知識界，對它的質疑幾乎沒有了，剩下來的就是如何使用它整理、分析過去的歷史了。
然而，它的勝利卻不僅是依然沒有使它擺脫理論落後與經驗事實的命運，而且簡直就是帶來了它的死亡。因為整個九十年代，人們都認為，極權主義已經滅亡了，剩下幾個國家，如中國、北韓、古巴，滅亡也只是時間問題了。甚至一些人已經如當年那些東德問題專家那樣，認為中國已經不是極權主義了。而由此，也就不需要什麼新的更加廣袤的極權主義概念，剩下來的問題就是用已經有的概念，發掘史實，描述歷史了。這反映在九十年代思想領域中的以下三個事件上。
在美國生活的日裔歷史學家福山，在八九年東歐共產黨崩潰後，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後來又增加內容出版了《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注解27）這本原在於宣揚民主自由制度及其文化勝利的著述，由於它的題目和論斷迎合了小報記者的口味，實際導致的結果卻是對於當代歷史的樂觀與麻木，對極權主義問題思索的終結。當然這也和福山自己的思想方法，以及對於近代文化思想問題的理解有關。福山運用的是馬克思、黑格爾式的預言和論述方法，尋找一個歷史的目標和規律，而且他沒有從這兩個極權主義本身都是西方自己文化，自己的政治發展的產物去描述分析，所以他當然也就不會進一步去分析，作為這種西方文化、政治和歷史產物的極權主義是否因為八九年而終結，不再伴隨西方當代社會政治、社會和文化。所以福山的著述對筆者來說，其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在思想上麻痹甚至阻礙了人們對於極權主義的進一步認識，在現實上解除了人們對仍然存在的極權主義的危險與可能的警惕和反對。
和福山著述類似的是，他以前的老師杭廷頓在九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所謂文明衝突論。（注解28）杭廷頓認為，在戰勝了兩個極權主義之後，以後的世界衝突將會是在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這主要表現在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的矛盾。杭廷頓的看法雖然在學界影響不大，但是對於九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和文化氣氛卻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對於杭廷頓的這一論斷，從學術上來說，杭廷頓根本沒有資格談論如此大的比較題目，因為他根本就不懂得東方的語言，也無從更為深刻地瞭解東方的文化。單只從第二手資料，甚至報刊訊息就作出如此專斷的結論，這其實犯了學術上的大忌。
其次，杭廷頓的這一論斷實際上已經下意識地承認，過去的一個世紀的矛盾和衝突是西方自己內部產生的，然而杭廷頓卻停留在這裏，或者說他對過去也從來沒有做過進一步思索，為什麼西方近代會產生這兩個對人類歷史影響如此巨大的極權主義。沒有這一探究，又如何能夠隨便提出這一災難性的傾向已經結束，成為過去。
實際上，在探討福山和杭廷頓提出的理論的時候，很多學者，包括福山自己很快就接觸到了問題的核心。例如對於八九年後，人們日益關切的伊斯蘭世界帶來的問題，福山在回答人們對他的理論的質疑的時候就提到，今天的很多問題是來自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政治，他說，
“阿爾弗萊德·斯傑潘（Alfred Stepan）指出在杭廷頓所謂的一九七零到一九九零年代民主轉型的‘第三次浪潮’的民主化大趨勢中真正的例外實際上不在穆斯林國家，而是阿拉伯國家。阿拉伯的政治文化中有些抗拒民主的因素。具體的因素是什麼可以爭論，但是很可能是文化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比如部落宗族制度。世界面臨的當代挑戰無論是極端伊斯蘭主義還是聖戰主義（jihadism），它們都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的、文化的或者文明的。
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奧利維埃·羅伊（Olivier Roy）和羅亞·波羅曼德（Roya Boroumand）和拉丹·波羅曼德（Ladan Boroumand）指出的，最好把極端伊斯蘭理解為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創立者薩義德（Sayid Qutb）的著作，或者基地組織（al-Qaida）的本拉丹（Osama bin Laden）和他的同夥關於國家、革命和美化暴力的觀點，根本就不是來自真正的伊斯蘭傳統，而是來自極端左派或者極端右派的激進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來自二十世紀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些特別危險的主張並沒有反映任何伊斯蘭教的核心主張，而是利用伊斯蘭達到政治目的。它們在許多阿拉伯國家和歐洲的穆斯林中間非常流行，因為在這些社區中存在的深深的疏遠和冷漠感。因此極端伊斯蘭主義不是某些傳統伊斯蘭文化習慣的重新復興，而應該看作現代身份政治的產物。它的出現正是當傳統的文化身份被現代化和多元民主秩序破壞，造成一個人的內心自我和外在社會實踐的分離。”（注解29）
在這裏筆者更要提醒人們注意的是，這個伊斯蘭教也是起源于西方宗教傳統的，因此杭廷頓的東西方文明衝突的說法就更是值得分析。
極權主義問題並沒有因為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而結束了一切爭論。九十年代與此有關的另外一個重要事件是九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引起的爭論。本來這本書是作為對於共產黨留下的歷史遺產，或者說其罪行的一本整體性的總結，作者中有很多人自己以前就曾經是狂熱的毛派分子，但是，由於各位作者對共產黨罪行的認識和評價不同，因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本書的主編斯特凡·考特威斯（Stephane Courtois）在該書的前言中把共產黨的極權主義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等同並論，因此引起書中的一些作者的憤怒。如果不是出版社的合同約束，他們甚至想撤回自己書中的稿子。（注解30）
這場爭論迅速地在法國燃燒開來，並且傳播到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爭論不僅激烈而且甚至到了動感情地程度。這表明儘管人們認為，作為歷史現象的共產黨似乎已經畫上句號，但是人們對於這個曾經殘害死將近一億民眾的政黨和制度，究竟如何評價仍然莫衷一是，為此，筆者認為，如果說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真的表明了共產黨、極權主義的徹底結束，那麼這本書就不至於引起如此激烈的爭論，或者說引起仍然如此使整個世界震盪的爭論。
對於極權主義、共產黨的認識絕對沒有畫上句號。
筆者認為與此平行的是，儘管有這種討論，但是無論知識界還是媒體對於仍然存在的中國、北韓等共產黨政權既沒有繼續研究的衝動，也沒有感到他們的威脅。很多人甚至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大規模公開、殘酷地鎮壓法輪功以後，仍然無動於衷地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傳統的極權主義意義上的共產黨了。
極權主義對於人類的威脅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在“九一一”之後。“九一一”事件使得人們看到從四十年代以來潛在的極權主義在阿拉伯世界中存在的另外一種形式。由於恐怖主義對世界的威脅，因此在和恐怖主義作鬥爭的時候，很多學者開始再次看到，之所以困難在於它的極權主義思想文化基礎，以及極權主義國家的存在。
由於“九一一”，人們並且進一步看到中國、北韓等共產黨國家蘊含的國家恐怖主義對於民眾和世界和平的威脅。敏感的人終於以發現，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不僅沒有壽終正寢，而且過去一些潛在的形式再次表面化了，如前所述潛藏在阿拉伯國家中的極權主義政治因素。不僅如此，極權主義一些已經存在的形式也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如中國。這使得最近幾年，圍繞伊斯蘭恐怖主義問題，圍繞中國日益增長不僅是對國內民眾的迫害，而且包括在世界範圍內自然、環境和人類社會及道德的威脅，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探索重新成為知識界、出版界和政界的重要題目。
八九年後，人們沉睡、陶醉了十年，忘記了極權主義威脅十年，和極權主義渡了十年的蜜月，做了十年買賣，養癰遺患了十年。“九一一”事件迫使世界重新開始研究近代社會和極權主義問題，但這又是一次理論落後於經驗，被經驗事實逼迫不得不做出改變和推進的案例。
這是知識界的無能和短視！
四．極權主義國家及極權主義理論的發展變化
——為什麼說中國仍然是極權主義國家
1．以往的共產黨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已經是定論
2．至今為止的中國為極權主義理論的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標準模式
3．對用極權主義描述時下中國社會的幾個辨析
4．極權主義中國對世界的威脅比以往更加嚴重
選擇此種理論而不是彼種理論描述，本來是為了簡單、方便，能夠說明更多的問題，甚至能有所警覺、預見一些現象，但是由於使用者和社會對理論和術語有不同的喜好和價值判斷，因此，理論的命運就常常被這一切所干擾。
極權主義一詞，從一九二五年產生到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政治理論的命運就正是如此。筆者之所以在本文中特別記述的在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對它的冷淡和排斥，是因為這一切幾乎是完全相同地出現在八十年代以後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中。
在回顧描述有關極權主義理論的發展變化的歷史起伏以及歷史對比時，我們看到，它和兩方面密切相連，一方面是經驗分析，例如二次大戰、冷戰、解凍等帶來的歷史經驗事實及對它的分析，另外一方面則是價值判斷標準的變化發展。最近二十年對於中國情況的研究和評價也反映了這兩點的變化。從七六年以後，一方面極權主義為了鞏固權力而做出了一些變通，另一方面歷史使得一些知識精英也已經不能像傳統的共產黨人那樣，以“專制”為榮，像六六年紅衛兵造反精神作者宣揚的那樣，以瘋狂為“專制服務”為己任了。經驗和價值判斷的轉換迫使知識精英們必須改變為極權主義塗脂抹粉的方法。
反思剛剛過去的三十年的歷史，筆者以為，中國的現實為世界範圍對極權主義的認識提供了很多新的經驗現實，為擴展極權主義理論的廣袤性提供了可能和條件。
反思剛剛過去三十年的歷史，筆者以為，造成知識界尤其是中國的所謂自稱為“自由主義”的知識精英對極權主義的認識不足，甚或顛倒黑白，指鹿為馬，除了認識能力和道德問題外，很多時候還因為他們自己就和這個體制、這個權力，由於自身的利益有著千絲萬縷、難以理清的關係。這也再次說明理論雖然是中性的，但是由於人們的喜惡使得選擇什麼樣的理論帶有了先天的無法消除的價值判斷。
1．以往的共產黨國家是極權主義國家已經是定論
為了尋求一個較為堅實的出發基礎，筆者首先認為，儘管過去半個世紀很多人對用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來描述共產黨社會反感，採取各種方法抵制否定它，但是，八九年民眾對於專制的反抗與對自由的追求導致共產黨集團的崩潰，從而使得共產黨社會是一個極權主義社會，已經成為定論。當代西方學者認為，這可以以兩個講話作為歷史的標記。其一是九一年底，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卸任總統的時候在講話中說，“極權主義制度，長期剝奪了我們國家發展的可能，它埋葬了我們國家的繁榮和昌盛。”（注解31）同一天他的競爭對手，接任總統的葉利欽在對美國聽眾的電視講話中說，“我們國家清楚地高度評價你們對於我們所進行的經濟改革，以及對我們為克服極權主義噩夢帶給我們的遺產的努力的幫助和支持。”（注解32）
由於這兩個講話是世界上歷史最長、權力最大的極權主義國家的最高首腦所作的，因此，對於西方學者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定論式的、里程碑式的講話。儘管以前對是否能使用極權主義概括共產黨國家爭論激烈，但是，到九一年已經幾乎無人反對，應該說有了一個定論。
這一點也反映在中國學者無可奈何地描述上，澳洲的馮崇義先生從二零零三年開始逐漸使用極權主義概念，在二零零五年的文章中確認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社會是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應該說，馮崇義先生在中國學者中，是最近幾年在極權主義問題上做出較多努力的學者之一，然而令筆者遺憾的是，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馮崇義先生的這種承認完全重走了歷史上不承認之路，他在這篇文章中開張名義地論斷說，
“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大轉型，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們正在感受方生未死間的興奮、期待、痛苦、困惑、無奈和迷惘。從經濟角度說是從傳統指令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說是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從對外關係角度說是從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從政治角度說則是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中國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已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中共黨內民主派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變為後極權社會的產物，中共黨內民主派的歷史使命，則是推進中國完成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注解33）
筆者認為這段論斷中的幾乎所有主要的概念和描述都非常值得討論。
2．至今為止的中國為極權主義理論的歷史發展提供了一個標準模式
既然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極權主義國家，那麼八十年代開始的變化是一個轉型還是極權主義的演變發展？如果是轉型，那意味著是一場革命性的變化，無論價值還是社會結構都在朝著一個根本性的變化發展。如果是演變發展，那麼它的根本價值沒有改變，它的社會結構的一些形式有所改變，但是最根本的基礎，沒有改變，而因此它仍然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為了澄清這些問題，筆者不得不遺憾地重複十年前筆者曾經發表過的一些論述。（注解34）
最近一百年的歷史使我們看到，近代西方產生的極權主義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極權主義的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力不得不變換自己以適應各種變化了的國內和國際形勢。極權主義的這種不得不作的變化和發展，其實很多學者早就有所論述，只是由於各種原因沒有被人們注意，或者不願意注意。
弗裏德里希等很多政治學者在研究極權主義的時候總結、討論了它的政治特點，筆者願意在此根據一些思想和歷史學者的研究擴展描述極權主義的思想和歷史變化發展軌跡。這條軌跡向我們展示，當代極權主義的標準發展變化經歷了兩個階段，教條的極權主義和充滿機會主義的、無信仰的、實用主義的極權主義。
（1）教條的極權主義
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是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著名的科學思想家之一。他繼承了啟蒙傳統、自由主義傳統，成為極權主義的死敵。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共產黨國家的持不同政見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認為是描述分析極權主義社會的經典之作。
波普用封閉社會的理論具體描述了當代極權社會。閱讀他的著作，我們能夠發現，他常常用以下術語形容封閉的極權社會和極權主義者的特點：教條的，反科學的，集體主義的，原始主義的，靜止不變的，獸性野蠻的，魔術的，禁忌的，僵化的，神話式的、玄想的，民族主義的，非理性主義的，直接流血暴力等等。和這些相連還有缺乏生命力、甚至倒退的基本傾向，限制約束，封閉隔離，僵化反動等等。（注解35）
波普在這裏描述的是典型的教條的極權主義。
教條主義的極權主義的特點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實現一個意識形態固定的世界觀。為了這一目的，怎麼幹都可以，但是唯獨排除任何對這一意識形態的偏離。人們必須無條件地接受這些教條，並把它作為一切政治行為的唯一判據和出發原則。而政治目的一旦確定，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任意的，是否對目的有益是唯一存在的問題。
在極權主義的任何變化的開端，政治上的所謂“理念”的確立是首要的。對這種理念來說，所有其他一切只能是手段。這也可以說，這種由國家來實現、並且統治一切的意識形態自身就是目的，其他都是這一目的的手段。對於教條的極權主義來說，“權力”也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唯一的”自身的目的，儘管他從一開始就要單獨壟斷權力。
教條的極權主義在形式上的特點是：目標極端至上的極端主義，和方法上有用就是真理的工具主義。對一切政治行為，極權主義的孿生公理被它們表述如下：
一．它的教條規定了它的目的是絕對的自身的目標，不允許任何對它的討論。
二．目標使得它的手段神聖化。
意識形態和烏托邦成為這種極權主義的內容的標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它的典範。教條的極權主義以意識形態作為它的認識的核心，並把它擴大成為和教條緊密相連的學說。
在它的烏托邦的規定中有道德的高要求和幸福觀，它喚醒了天堂的幻想。極權主義要麼力圖掩埋殘存的人性，要麼把它們變成公開的生活謊言。典型的教條的極權主義有兩個標誌，其一是為了保持正統的教條，不斷的清洗，其二是為了拯救作為烏托邦的意識形態而偶然的產生的“造反”行為。這在史達林和毛澤東那裏都是如此。
（2）充滿投機性的、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無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
然而，波普所說的教條的極權主義卻不能完全描述一切極權主義。在阿倫特和其他研究極權主義的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和上述不同的特徵，如放縱，乃至挑動刺激的極權主義的特徵，施賓訥（Helmut F． Spinner） 指出，極權主義不是靜止的，而是主動活躍的，不是僵化，而是運動變化的，不是倒退，而是進步發展的，不是教條不變，而是充滿投機性的機會主義和革命主義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對一切可能性來說它是“開放”的，在論證它的意識形態上而借用的技術和實踐化的方法論上是“科學”的，在運用恐怖上是“理性”的。極權主義的特點不是建立新的限制約束，而是完全相反，他們不斷地越過舊的限制，掙脫已有的束縛，揚棄傳統的約束，乃至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使僵化運動起來，把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極權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和主要的現象形式：即教條的，無信仰教義的，乃至無信仰教義、無國家的極權主義。（注解36）
對這種極權主義，阿倫特說，在毀滅一切傳統的目標、價值、規範、規則、形式、方法和正常的可能和非可能性上的原則意義上，極權主義是一種在政治上“充滿投機性”的最邪惡的激進主義。（注解37）它以極端的一體化毀滅了社會。它無限地把社會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而在政治目標的設立上，方法手段上毀滅了政治。它肆無忌憚地處理和清肅個人而毀滅了自立的人格。它以把目標變成手段而毀滅了一切目的。它把它們變成了僅僅是權力政治的手段而毀滅了自己拿來作為學說的理論。最終，它甚至毀滅自己。因為，至少從長遠、有時甚至短期來看，它過分極端的權力要求，在考慮它所遇到的抵抗和究竟有多少可能性上，可能會由於自己的無能而失敗。
施賓訥說，“極權的激進主義首先粉碎的是他自己的教義，他以沒有教義信仰的機會主義原則犧牲了教義。本來綱領意味著不給機會主義對於事情和可能的適應以任何存在餘地，但是，他卻把沒有信仰學說的機會主義原則變成‘綱領’而最終粉碎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張。希特勒是這種傾向的代表，他從頭到尾，竭盡一切天才、荒謬並極富成效地在世界舞臺上成熟地為我們上演了這幕教學劇。”（同36，第457頁）
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對於極權主義運動和遵循它的政治來說意味著：
沒有任何原則；與之而來的沒有任何綱領；沒有目標；沒有目的；不擇手段。
希特勒所說，一切都可能，一切都允許；鄧小平所說，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等典型地代表了這種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的特徵。
（3）無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的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A．極權主義運動的產物：極權主義的“機會主義革命”
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是極權主義運動的必然發展結果。赫爾曼·勞施寧（注解38）曾經描述了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第二階段的革命，“無信仰學說的革命”。事實上，史達林式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鄧小平式的改革也是如此。他認為這雖然是一個背謬，但是卻肯定是專制的變形。
勞施寧在解釋這種極端非常規的極權主義的意義的時候說，“這個標誌為無信仰學說的革命，是由具有完全絕對約束力的世界觀的嚴格性裝備而來的。儘管如此，對事實的這種認識仍然是克服今天德國的狀況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它是一場革命，雖然它的本質是以迄今為止人們所不熟悉的破壞狂和殘暴為特徵，並且完全沒有任何信仰學說所標誌的。這場無信仰學說的革命具有特別的危險，它所表現的完全的虛無主義肯定會導致政治結果。在它的毫無任何前提假設中沒有最終目的和與之相連的動機，它在時空上無限的本質涉及的是極權和永恆。沒有任何方向和限制說明了這一運動的危險。它轉而反對一切，無處能找到滿足。”這種沒有信仰學說給予極權主義以一種“完全新的特點”，它揭示了“到今天為止一切範疇的欠缺”。（勞施寧，1938，第86─87頁）
勞施寧認為，極權主義的運動在希特勒那裏就是一場沒有信仰學說的革命。作為最大和最持久地把握權力的政治思想，沒有信仰學說是極權主義的必然結果。
由於極權主義吸引了一批權力欲最強盛的動物，它實際上充滿投機欲的活力，因此，即便它的起點是教條，最終為了權力也必然走向實用。
在現代極權主義運動中，希特勒和鄧小平的意義遠遠大於任何教條主義的極權主義理論家。
B．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社會中的所謂“寬容”
對於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來說，由於他根本沒有嚴格的教條和信仰，因此他沒有前面所述的教條的極權主義的兩個特點。他不需要為此不斷地清洗，然而，奇怪的是這居然被人們看起來似乎有些“寬容”。同樣，他也永遠不需要以造反來反對那些對理想和教條的偽造、修正和背叛。例如在鄧小平那裏不需要反對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背叛。事實上，在教條的極權主義那裏，如阿倫特所說，自身的教條核心並不是只給予最邪惡的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以存在的基礎，它從根本上也給予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政治的工具主義以中心的位置。它的教條中就包括著手段上的無所不用其極。
在教條的極權主義那裏，絕對束縛在一個統一的嚴格的教義上不只一次地使統治精英分成派別，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只要求無條件地忠實於具有高度投機性的極權的領袖。這樣，它就使得內部的任何以學說為基礎的反對派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它使得現實和教義之間不再存在衝突，反對者不可能再具有任何反對它的權力和辯解的理由，在忠誠與否的鬥爭中排除了意識形態的作用。如前所述，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一方面使得不斷的清洗不再必要，它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內部的反對派，乃至持不同政見運動的腳下失去了基礎。第三帝國的集中營和蘇聯的古拉格群島也不再作為再教育的集中營而必需。
C．機會主義極權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
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在二十世紀是一種廣泛的群眾現象。極權主義運動將目標定在組織群眾，並且獲得了成功。阿倫特說，“毫無疑問，極權主義政府及其無法容忍的公開罪行是由群眾支持的。”“群眾對極權主義的支持既非出於無知，亦非洗腦的魔力。”（中文本，第36頁）
她指出，在沒有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那裏，對於“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內容的隨意”，不僅是極權主義的統治集團內部精英的特權。無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和教條的極權主義一樣，在它所統治的社會中無處不在，它由最高層的統治精英通過基層領導、組織者、執行者的中間組織一直滲透到一般群眾。
這種沒有任何信仰學說的極權主義玩世不恭、厚顏無恥。它不再是為了實現任何學說信仰，不再是為了追隨一種意識形態，不再是為了實現一種烏托邦。在形式上我們看到的是深思熟慮地以手段代替目的，在內容上是以自己的意志緊握權力，“權力，是任何制度不可缺少的工具，對他來說是目標和目的。統治，不再是為了實現一個確定的想法，而就是為了統治。”（勞施寧，1947，第52頁）阿倫特對此也說，“法西斯主義的目的確實除了把握權力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1962年，第488頁）
這種玩世不恭、厚顏無恥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它不是極權社會解體的積極產物，而是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的社會的一個根本的特徵。教條的極權主義曾經以他的教條，意識形態粉碎了傳統，而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再次從另一方面蹂躪了一切道德和文化傳統。
對於在極權主義個人權力交替中的群眾的反應，阿倫特說，“一般的極權主義運動特別是其領導者的名譽方面，其特點是令人吃驚地迅速地被遺忘，令人吃驚地輕易地被取代，這種特點是任何事物都無法和它相比的。”“如果說有一種極權主義的個性或性格，那麼，這種異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續性可謂它的突出的個性性格。所以，如果群眾的朝三暮四和過於健忘，意味著他們的極權主義心理妄想已被治癒，那將大錯特錯，這種心理妄想時常表現為對希特勒或史達林的崇拜；事實上，這種心理妄想是難以醫治的。還有一種更嚴重的錯誤是，由於看到這種短命現象，而忘記了只要極權主義政權還在掌權，只要極權主義領袖們還活著，這種政權就會一直‘指揮一切，並且得到群眾支持’。”（中文本，第441─442頁）
3．對用極權主義描述時下中國社會的幾個辨析：
使用極權主義描述時下的中國社會，筆者清楚地意識到，將會遇到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後期，五十年代後期，七十年代使用極權主義概念描述共產黨國家時，幾乎完全相同的抵抗和反駁。所以筆者在描述極權主義理論發展的時候，有目的地提到了一些被其後的歷史發展所拋棄的看法。現在，筆者進一步具體就幾個非常典型普遍的問題作一些辨析。
A．認為中國的共產黨社會已經不是極權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論據就是中國的經濟已經不再是國有化、計劃經濟占統治地位，已經有了私有化，中國共產黨不再能像八十年代以前那樣鐵桶般地控制中國的各個角落。
對於這種觀點，有意思的是，如前所述，研究納粹法西斯主義問題的專家在探討極權主義概念的時候，曾經對弗裏德里希提出的極權主義的六個特徵，從納粹國家沒有這兩個特點來辨析極權主義概念是否可以通用。人們在六十年代當然沒有想到，時過二十年，會能以同樣的問題，從左的方面，從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發展變化來質疑極權主義理論今天在中國的適用性。
八十年代以後，從典型的傳統的共產主義、共產黨國家的教條的意識形態來看，中國確實產生了一些大的變化，因此，筆者認為，如果說放棄廢除私有制、共產主義烏托邦的中國已經不是經典、傳統意義的共產黨、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那是準確的。然而，它凸現的特徵卻可以說，中國是一個更為典型的極權主義國家了。對此最簡單的類比就是剛剛說的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它不僅保存了私有制，而且國家的權力機構有著多重性，私人也有一定的活動空間，並且無獨有偶的是，它在三十年代的德國也創造了經濟的繁榮，但是，現在基本上沒有人否認希特勒納粹是典型極權主義國家。
這個簡單的對比，我以為還可以讓人們驚奇地發現，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社會和國家情況，越來越類似於希特勒德國。它使人們看到，極權主義的發展會使它的各自的特殊性逐漸消失或者減弱，一般性越來突出。過去各種不同的極權主義國家施行的統治有各自特殊的特點，例如中國等共產黨國家以階級鬥爭為武器，希特勒以種族問題為武器，古巴的卡斯楚以國家主義為武器。但是極權主義的權力要求，經濟、社會，乃至世界形勢的演變將會迫使它們走向更為一般化的特點。極權主義特徵壓倒其他的特殊性和現實性。
八十年代以後發展到今天的的中國共產黨社會和希特勒的極權主義越來越多相似性，這就是鄧小平對共產黨的貢獻。他因為一個小集團的權力，使得極權主義的發展越來越純粹。對此，或許人們能夠做一個反向推測，希特勒如果在戰爭失利到某一階段時能夠及時刹住，來一個改革，暫時去掉種族主義和無限制的戰爭，而重造德國本土。大約那就更會和鄧小平不謀而合地走到一起去了。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例子，私有經濟的再生、社會空間的變化，非但不是否認八十年代後的中國不是極權主義的論據，而且恰恰證明了極權主義理論的通用性是存在的。極權主義的發展使得兩個看來目的、學說截然不同的“極權主義”最終卻走向了一致。這也證明了作者所說的極權主義的兩階段的發展的可能性。
B．在八十年代以後，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描述某些知識精英最喜歡使用的一個詞是“威權”制度。然而，這卻是一個最經不住檢驗的描述。某些人在使用它的時候似乎也沒有進行過進一步的思索。
這個詞對應的是西文，Authoritarism。過去，大約應該是同一批知識精英在描述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描述第三世界的一些政府的時候把這個詞翻譯為獨裁政府，筆者認為弗裏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書的題目，以此也是應該翻譯為《極權主義專制和獨裁》更為妥貼，因為作者要強調的是和傳統獨裁比較，當代極權主義專制的特點。
極權主義這個概念之所以出現也是因為使用傳統的這些描述獨裁專制的概念都無法表達出現代共產黨專制和希特勒法西斯專制的特點。但是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一些人卻開始使用Authoritarism這個詞來描述共產黨的專制，並且突然把它改譯為“威權”主義，或者“權威”主義。這個對比變化的確令人思索，筆者以為說他們為共產黨塗脂抹粉應該不為過，因為這個中文翻譯的確很巧妙，對中國民眾來說，一下子它的獨裁專制都掩蓋，甚至消失在後邊，對西方人來說，因為描述的仍然是一種專制，因此這個變化也不會認為過於離譜。在這個滑梯上，最近幾年由於中國表面經濟的發展，一些人甚至更大膽、進一步聲稱中國已經是新加坡那樣的威權主義國家。
作這種論斷的人無法解釋，可能也根本不想解釋現存的中國共產黨政府和新加坡，以及傳統獨裁政府的區別。不說別的，但只說弗裏德里希和阿倫特所說的極權主義特徵，中國共產黨就都基本上仍然在繼續堅持，如一黨專制，對意識形態和媒體的壟斷控制，對教育、文化事業的控制，無所不在的秘密員警，党控制的軍隊。而對內，復活的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仍然沒有足夠的法律保護，國家可以隨時沒收、剝奪民眾的財產。對外，國際社會也仍然沒有相應制約、約束中共政府的措施。這一切都和新加坡，以及第三世界的一些所謂獨裁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新加坡政府儘管獨裁，但是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仍然有所忌憚，而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仍然和傳統的共產黨一樣，除了擔心丟失權力，其他是無所忌憚的，所以才有八九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才有不過十年，在上述知識精英權威主義的頌歌中，又居然對幾百萬法輪功學員進行的殘酷，無人性的大迫害。
Totalitarism這個概念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使用傳統的Authoritarism描述共產黨需要太多的附加說明，而無法顯示出這個專制的現代特性，現在試圖返回，用傳統概念描述中國共產黨，筆者認為結果仍然是過於牽強，和需要太多的附加說明。
C．九十年代以來，和威權主義概念平行的，知識精英描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另外一個概念是後極權主義。（見注解33）但是，這又是一個移花接木的概念。這個概念本來出自東歐共產黨集團崩潰以後，由於東歐社會殘存的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共產黨文化，造成了東歐社會雖然已經步入民主，但是卻存在著很多嚴重問題。針對這個特殊時期，人們使用了後共產黨社會，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概念來描述東歐社會。然而，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卻居然混入這個潮流，把這個概念借用來描述仍然在力圖完善自己的極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及其社會。
使用這個後極權主義和後共產黨社會，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是，人們會認為共產黨已經變了，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是共產黨了，今天中國已經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這大約也是使用這個概念的某些知識精英的真實目的。但是如筆者前面所論述的，中國共產黨確實是隨歷史和環境的變化而產生了一些“政策性”的變化，但是最根本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所以，如果一定要使用這個“後”字，那麼不是Post，而是latter；不是後極權主義、後共產黨社會，而是近期極權主義、近期共產黨社會，或更準確些說，極權主義的“最近表現”。或者退一步，翻譯成中文也可以為“晚期極權主義”。然而，在使用這個“晚期”一詞的時候，應該注意的是，它帶有一種判斷，也就是共產黨社會不再走上坡路，而是在下坡，在走向滅亡。然而這個判斷似乎也並非過於武斷和一廂情願，因為就是現今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也感到了他們的滅亡不過是時間問題。
此外，對於馮崇義先生所說的“極權主義的反題（Antithesis）是多元主義”。筆者認為也是不妥當的。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中，作為二十年代後產生的，現在已經被人廣泛使用的極權主義的反題，正如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阿隆的書名《民主制與極權主義》、《論自由》所顯示的，它的反題是“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制度，它的對立概念是“自由民主制”，作為整體主義思想，它的反題是分析和經驗思想。這在西方有關極權主義的文獻中，有案可查，幾乎都是如此。混淆了這個問題，當然就會產生前文所說的，有某種多元傾向的希特勒納粹德國，現在討論的時下中國是否是極權主義國家的疑問。
D．在結束這節定義性的討論的時候，筆者願意在此再次強調，當代中國共產黨社會的演變為研究極權主義的發展變化提供了很多非常值得研究的經驗事實。與此同時，它要求過去一個世紀經典性的對於極權社會的研究的很多概念和內容或者要重新詮釋，或者需要進一步擴展其內涵的要求。例如極權主義和私有經濟的關係，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的鬆動空間問題，極權主義社會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問題（如何理解今天中國知識界的封閉性，筆者將在下文中論述）。由此，筆者認為，在分析研究極權主義社會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社會的模式應該已經取代前蘇聯等東歐國家，成為更為典型的、更有代表性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模式。
過去我們研究共產黨社會總有一個蘇聯的模式，列寧和史達林作為第一代領導人，第二代是赫魯雪夫，與之相連的是解凍，杜布切克等也屬於這一代；第三代是戈巴契夫，最終導致共產黨的解體崩潰。然而現代中國的模式應該是更為標準典型的極權主義社會的模式，它向人們展示，第一代教條的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等在中國知識精英們的配合下，建成了一個可謂比蘇聯更為徹底封閉教條的社會，然後接任的鄧小平、江澤民，及至胡錦濤一代，不僅沒有解凍，反而由於汲取了蘇聯的教訓，塑造了一個實用的、沒有任何人類道德限制的、徹底極權化的社會。在代代相傳問題上，它成功地利用、繼承了專制和封閉的特點，這個社會不僅共產黨領導集團的接班人是一群庸碌的權力動物，而且知識界也完全喪失了任何正常的訓練和想像力。
4．極權主義中國對世界的威脅比以往更加嚴重
二次大戰、冷戰時期，世界曾經親身經歷體會過教條的極權主義對人類的威脅和危害。現在這個實用的、機會主義的極權主義表面上似乎已經沒有能力象過去那樣蠻橫強硬，然而由於它沒有任何人類的道德限制，不接受任何社會和世界的約束，因此它更加淋漓盡致地展現了極權主義在殘暴以外對人類和世界的破壞性。
教條的極權主義把自己從形式上封閉在一個有限的地域中，實用的機會主義由於利用了全球化，而不接受全球化的任何其他必須的規範，把以往極權主義對世界的危害與威脅由棍棒擴展成各種領域的“瘟疫”。
當然極權主義的棍棒他們也從來沒有放下過，“九一一”事件，今天的北韓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做法和態度，使得世界再次看到了恐怖分子在世界舞臺上的瘋狂。而中國對於臺灣問題的處理更可能隨時使世界再次回到冷戰時期。同時，這種恐怖在極權主義國家內部更是從來沒有消失、甚至減弱過。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近來對於所有異議人士的鎮壓都讓人們能夠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極權主義國家無法按照正常的經濟規律、社會規範來發展經濟，因為這勢必使得民眾深刻地體會到極權主義統治的束縛、禁錮，而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權利，要求政府更多地放棄權力、承擔更多的責任。因此，極權主義政府為了維持統治不得不做出的對經濟控制的放鬆發展，必然充滿了病態和畸形。
最近二十年，極權主義的中國不擇手段地發展經濟，對環境和人的道德的摧毀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在世界的面前。進入二十一世紀，多個案例使得人們看到，極權主義對世界帶來的新型威脅。
首先，這種對環境的破壞，今天影響的絕對不是一個國家。已經發生中國的化工廠的污染影響到俄國一個城市的居民的生活的事件，中國的“薩斯”、禽流感也曾經使得整個世界恐慌。試想，如果中國的核電站出現問題，那受影響的將是全世界。其實就是今天中國內地產生的污染，污染的也是地球。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人們都要或多或少地體會到這個實用的極權主義帶來的問題。
其次，對於民眾的道德的扭曲腐化。世界必須看到，道德失序影響的也絕不只是中國的局部。這將不僅影響到到中國做生意、投資的人，而且由於今天從中國出來走到世界各處的中國人都帶有那個社會的道德和教育痕跡，人們已經能夠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體會到最近五十年共產黨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衰敗的道德和傳統。如果在共產黨政府更為衰弱的時候爆發中國難民潮，那麼，今日中國內地的道德將會像“瘟疫”一樣向世界各處蔓延。
所以，今天極權主義中國，以及伊斯蘭極權主義的恐怖問題，使得八九年十七年後，人們再次深切感到極權主義對世界和人類的威脅，近代西方產生的極權主義問題，伴隨現代化而來的一切問題，沒有消失和過去，而相反可能還要伴隨我們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所以我們必須深化研究極權主義問題，在思想文化領域以自由主義精神來對抗、消解它對人類社會的危害。
（未完待續）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第一屆年會會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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