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來，我們對於自由的想像，一直是那麼高貴；多少年來，我們一直以為自己是革命果實的消費者。直到有一天，夜晚的槍聲將我們從夢中驚醒，這時，我們才發現，曾經渴望的自由不過不是監獄。９６０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由”，只是一塊遮羞
布。
那麼，我們也不得不作更深層次的思考，每一次的革命，究竟是給人民帶來了解放，還是帶來了壓制，究竟是給人民帶來了光榮，還是帶來了恥辱。而教科書只是一派謊言。
20世紀的中國，企圖擺脫幾千年的歷史慣性，開闢一種新的文化、制度之路，然而，當我們站在這新世紀的開端回首即會發現，原來所謂的“知識精英”是如此的經不起摔打，曾經的“獨立、邊緣”，瞬間即逝。
於是，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國的民間。
著名社會學家鮑曼有一個觀點，奧斯維辛是現代工廠體系的一個延伸。那麼，在我們這個“奧斯維辛”裏面，情況又是如何呢？人，是這裏的原料，最終的產品則是精神的死亡。故此，每時每刻都有許多原料被貼上標籤，按部就班的置於輸送帶上，進行固定的精神、文化加工，從而維持數千年的專制統治。這種宏大的社會文化景觀，在好萊塢音樂電影《THE WALL》中得到了藝術層面完美的體現。
就是這樣，２０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在麻木和“聰明”中得以苟延殘喘。直到“文革”結
束，胡耀邦上臺，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歷史才露出了一點曙光。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５日，魏京生先生貼在西單民主牆的一篇題為《第五個現代化》的文章吹響了中國民主自由的號角。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以魏京生為主編的《探索》誕生了。在《中國地下刊物研究——１９７８－１９８２》（臺灣商務印書館 劉勝驥 著 民國七十四年版）中，作者將《探索》列為激烈派民刊。當我們以現在的視覺來看待《探索》中的某些“激烈”言辭時，卻發現並不激烈。甚至只能算一些基本的常識，如此而已。“為中華民族思想、精神、文化的徹底解放，為進步繁榮，則群策群力，萬家爭鳴。《探索》將與一切有志之士和全民共謀富強祖國之道。”這就是《探索》第三期上面最“激烈”的文字之一。這類言論，在我看來，遠遠不如中共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主張。“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感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
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旗幟。”（《新華日報》１９４５年３月３１ 日）各位賢明，到底是誰的言論更加激烈呢？這個問題已經不言而喻了。
但是，即使如此，《探索》在第五期發行完畢以後，由於魏京生、路林、楊光的相繼被捕，也徹底停刊了。然而，任何事件，一旦發生，無論其寓意如何，都有另一件事物——如文字，可以問世。事件結束後，文字仍然存在。使得該事件在其他某種情況下享有其重要性。就當下來說，《探索》未能完成的夙願，難道不需要大批的自由後輩緊隨其後嗎？
既然在北京誕生了《探索》、《中國人權報》等民間刊物，那麼，在中國的西南部——貴陽，也相繼誕生了《啟蒙》、《解凍》、《使命》等相關民刊。
１９７８年秋天，《啟蒙》在貴陽市八角岩路一號宣告成立了。黃翔先生也在其中。《啟蒙》不僅在貴陽本土活動，而且於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將“啟蒙社宣言”發表於北京歷史博物館前。就此，香港《爭鳴》雜誌稱“他們的活動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比魏京生及探索雜誌大得多，在國內外造成的影響也大得多。”（香港《爭鳴》１９７９總第２５期）而且於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就大陸人權問題，發表致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
作為西南部的老牌民刊，《啟蒙》在文化史、思想史上也作出了很多貢獻。黃翔先生的《火神交響詩——火炬之歌》、《我看見一場戰爭》在《啟蒙》的第一期刊發後引起強烈反響。緊接著的《啟蒙》第二期就是李家華先生的詩評“評火神交響詩”，本期又名“新詩學”，為李家華專號。由此可見，始于二十餘年前的啟蒙不僅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猶顯重要，就是當下中國，啟蒙也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階段。康得在１７８４年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什麼是啟蒙》，在開篇即指出：“啟蒙就是人類從他加諸自己的不成熟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不成熟狀態是指沒有別人的指導，人就不會使用他自己的理解力……故而，啟蒙運動的座右銘就是：敢於聰明！勇於使用你自己的理解力！”因此，就當下而言，不僅要啟蒙廣大的普通民眾，就是知識份子本身，也需要啟蒙。和一百年前相比，現在中國缺少的不是知識，也不是知識者。但是，我們缺少的是“常識”，缺少的是具有人類感、普世價值的“常識”。所以，康得進一步指出：“要指望個人分別來走出這不成熟的狀態是有困難的，因為它積習已深，差不多已經成了人們的第二天性。人們習以為常，甚至開始喜歡這種狀態，因為放棄獨立思考，最終也就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當下中國知識界，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大部分知識者主動放棄了獨立思考能力，大部分知識者的“集體無意識”，從而導致了中國知識界的大面積“失語”。作為一個民族眼睛的知識者尚且如此，那麼這個民族到底還有沒有希望？當然是有的。康得認為作為一個整體的公共啟蒙運動，機會要多一點，因為只要公共氛圍是自由的氛圍，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公共啟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革命可以改朝換代，推翻專制壓迫，永遠不能產生思想方式上的真正變革。在我們這塊土地上，任何一個
生活在這裏的人就知道，公共氛圍是自由的嗎？連一本民間刊物都不允許長期存在，這能叫做“自由的公共氛圍”嗎？在中國，啟蒙的過程還是相當的任重道遠。所以，還是學者朱學勤說得好：中國是磨練一個人耐性最好的地方！
凡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稍有瞭解的人就知道，《今天》作為一本“純文學”刊物，對整個８０年代中國文學的走向，起了相當的作用。因為《今天》不僅僅是由精湛的文學技巧取得了可觀的地位，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它的創辦人劉念清為劉青的弟弟，即“四五論壇”的主編。因此，《今天》和“四五論壇”是真正的兄弟刊物，在辦刊宗旨上也有相互的滲透。在《今天》創刊號的首頁，他們就發出了以下的呐喊：“歷史終於給了我們機會，使我們這一代人能夠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聲唱出來，而不至再遭到雷霆的處罰。我們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為歷史已經前進了。”“四五”運動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一時代必將確立每個人生存的意義，並進一步加深人們對自由精神的理解……我們的文學藝術，則必須反映出這一深刻的本質。”由是觀之，《今天》並不是“為文學而文學”、“為藝術而藝術”的刊物，而是以文學為載體的、具有社會責任感和自由精神的一本民間刊物。
這就是《今天》與其他官方文學刊物的不同之處。從文學層面來看，《今天》以詩歌、小說、文學評論為主，如石默的《在廢墟上》，北島的《一切》，舒婷的《教堂的琴聲》，萬之的《瓷像》等。以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這些作品算是上乘之作。對此，香港《爭鳴》評論道：“由於他們富有才智，就編輯水準來說，它在民辦刊物中是第一流的。”（《爭鳴》１９７９第１９期）但是，《今天》又不僅僅拘泥于文學的技術層面停滯不前，因為《今天》還有更堅實的信念基點：“我們的今天，根植於過去古老的沃土裏，根植於為之而生，為之而死的信念中。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尚且遙遠，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講，今天，只有今天！”這種詩化哲學的語言處理方式，進一步折射出《今天》的辦刊宗旨。雖然這些是《今天》二十多年前的舊作，但它的思想卻是新的。它具有強烈的當下性：現在，我們必須確立一個基本的價值基點，承前啟後，拋棄腐朽的文化土壤，直接對抗傳統和過去的權威，從而產生“思想的致命撞擊”。對於我們當下來講，唯一的姿態就是行動起來。
高行健在《文學的理由》中指出：“這新世紀業已來臨，新不新先不去說，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隨同意識形態的崩潰大抵該結束了。籠罩了一個多世紀的社會烏托邦的幻影已煙消雲散，文學擺脫掉這樣或那樣的主義的束縛之後，還得回到人的生存困境上來，而人類生存的這基本困境並沒有多大改變，也依然是文學永恆的主題。”我對這段話的理解是：雖然從時間上說，新的世紀已經來到，但是中國文學界還是處於一片混亂。受意識形態籠罩的文學創作也快要結束了，即使文學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但是困擾整個人類的幾個基本問題仍然存在。所以，文學作品的思想起點應指向人，終端還是應指向人。說到底，文學就是“人學”。否則，文學何為？藝術何為？當然，這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各位讀者賢明，還望獨立思考。
在當年風起雲湧的民間刊物中，也有不少民主先賢參與其中。胡平先生當年是另一文藝民刊《沃土》的編輯，《沃土》的辦刊方針是“創辦一種研究生、大學生獨立的綜合性刊物，推進民主，繁榮學術。因為，８０年代的北大，必須有它第二個《新青年》”同時，胡平先生，袁紅冰先生，利用當時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參選“海澱區人民代表”，發表各自的主張，胡平先生要求言論自由，袁紅冰則強調法制。諸多事蹟，均被北大地下報刊《思緒》所報導。
現在，全球已進入了“時空壓縮”的階段。但是，我們仍然要使用代理伺服器才能流覽“另一個中文世界”，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誰，又沒有看過“地下刊物”呢？不過，我與作家康正果一樣深信：魔高一丈的日子拖不了多久了！
荷爾德林說過，我們只能為存在作證。我們只能為歷史、為我們自己作證——這就是文學，也是學術的德行。
楊雨：我們在這裏作證——讀《中國地下刊物研究——１９７８－１９８２》
(首發稿)
文章摘要: 我們只能為歷史、為我們自己作證——這就是文學，也是學術的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