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家們積極回應胡錦濤的號召：做人類靈魂工程師
北京剛剛召開了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大會堂裏，華服袞袞，冠蓋如雲，隆重而熱烈。參加這個兩代會的代表都是中國文藝界的精英俊傑。11月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文聯八大、作協七大上作了長篇講話，對中國的文學家藝術家諄諄告誡，勳勉有加。他四次向“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文藝工作者”發出號召。他說：“ 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文藝工作者，都要……積極履行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職責。”
中共文藝政策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現在不強調文藝的政治工具性，文藝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不強調作家的階級性，如無產階級作家，而是對文藝工作者戴上一頂高帽子――從“馬列主義”的祖師爺史達林的武器庫裏挖掘出一頂鏽跡斑斑的高帽子――“作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把它擦拭得鋥亮鋥亮的，扣在作家頭上，充分滿足了作家們隱秘的“勞心者治人”的虛榮心自尊心，感到趾高氣揚，自命不凡，再也不會覺得自己成了卑微的低三下四為政治服務的“婢女”、“御用文人”。
這是一著妙棋，高，高，高！這是用金光閃閃的外衣包裝的、百發百中的“糖衣炮彈”！
中國的知識份子，作家，已經習慣于一種思維模式、表達方式：永遠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何況舒舒服服地戴上這麼一頂高帽子何樂而不為呢！總書記的號召，成了眾作家的靈感源泉、語言範式，於是紛紛響應，以最精闢的最生動的最哲理的語言，來展示自己最深刻的思想和最崇高的理想抱負：決不辜負黨的期望和重托！
（二）張抗抗表態：做人類靈魂工程師
打開CCTV的新聞，我無意間看到我熟悉的美女作家張抗抗的尊容。她和另外幾位代表表態：要做一名優秀的人類靈魂工程師。
聽到這個表態，我倒感到難受起來。張抗抗呀張抗抗，你怎麼會作出這樣可悲的表態！一個中國作家，經歷過文革的血雨腥風，又經歷了二十幾年來的腥風血雨，再拿做靈魂工程師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未免叫人感到可悲！這不是認識的前進，而是認識的躍退。
我在電視上看到她，好像還是第一次。這位出生于盛產美女的西子湖邊、當年風采照人才華洋溢的知青作家，如今已經是五十有六快要珠黃的半老徐娘，所以她不是我曾經在照片中看到的那個漂亮的風采照人的美女了。我稱張抗抗為“美女作家”絲毫不含有如今指以身體寫作的“美女作家”的意思。我只是根據曾經看到的照片形象，覺得在女作家中，張抗抗是很漂亮的很有風姿氣質的那種女性。在想像中，我覺得也只有這樣的美女，才能寫出如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這樣的美文。
我不是張抗抗的“粉絲”，因為記憶中僅僅讀過《淡淡的晨霧》還有另外兩三篇，但因此對她的名字印象深刻。她寫的《淡淡的晨霧》，太好了，真是引人入勝，但也許更吸引我的地方是因為它寫了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寫的是反右造成的一個重大的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
故事既簡單，又複雜：羅阡的丈夫筆名荊原者，因為一篇文章觀點不合時宜而打了右派。她逼於形勢，帶著兩個兒子離婚，隨後又和一個因為妻子不育而離婚了的一位老八路、省商業局副局長郭自彬結婚，她的兩個兒子並隨著改姓，名為郭立檉、郭立樞。羅阡和郭自彬婚後生育一子，名郭立楠。郭自彬兩年後因冠心病發作病故。
故事發生於1979年的哈爾濱，大規模的右派改正之後。中心人物是某大學的團委副書記、30歲的郭立樞和他的妻子、校黨委機關的工作人員梅枚。他們曾經是工農兵學員的同學。來自工廠、“喝狼奶長大”的郭立樞，本來就是一個善於跟風、善於鑽營、善於溜須的極左人物，因為在每一次政治風浪中，都能步步緊跟，所以入了党，保送大學，畢業留校，甚至於談戀愛也是為了高攀這個地委副書記的女兒梅枚。他因此深得繼父的青睞喜歡。相反，思想解放追慕陽光生氣勃勃的郭立楠，卻和思想極端古板、保守、固執、僵硬的生父郭自彬格格不入。“郭立楠是這個家庭中第一個走向新時代的春天的人”。至於郭立樞的妻子梅枚，是一個思想單純、健康，因此婚後備受壓抑的婦女。她慢慢發現他的丈夫竟然是一個思想極端左傾的偽君子、兩面派。
故事的焦點就是郭立楠以學生會的名義出面，邀請改正右派荊原來校作報告。郭立樞在上下其手阻擾荊原作報告不成之後，先是要梅枚為他坐在台下作記錄，而後又要梅枚為他借答錄機，被梅枚一一拒絕之後，他自己借了答錄機，偷著錄音，偷著整理，想要把荊原打倒。
其實，荊原講的不過是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人才培養問題，遠不是現在大家普遍關注的敏感問題如民主、自由、憲政等等。要知道，在當時，在1979年底，右派改正工作還在進行的時候，張抗抗作為一個“而立”之年的知青作家，就敏銳地捕捉到這麼一個尖銳的題材與主題，對於那些守著極左路線的頑固派凡是派作了深刻的揭露，通過典型代表人物郭立樞的醜惡形象，作了狠狠的鞭撻，表現了作家對國家命運的休戚與共的關心和極左路線的憎惡。
筆者，我，有著親身的經歷與難忘的印象。當中央“55”號檔下發到縣裏的時候，一位堅決給我再次戴上帽子的領導，在縣城的大街上冷冷地高聲喊道：“給右派翻案！”我所在的中學，一天晚會上，黨支部書紀念完給我的“改正”通知後，馬上召開黨支部會議，告誡黨員道：“右派改正了也是右派。他們的立場思想改不了的，大家還要劃清界限！”
因此，張抗抗對荊原勇敢無畏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胸懷，作了極為熱情的肯定與稱讚，對郭立樞為了往上爬，妄圖給“改正”右派荊原栽贓，對其陰暗的心理，無恥的手段，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在當時，是非常不合時宜的。小說在結尾處，寫到郭立樞知道站在面前的荊原就是自己的生父之後，竟然如此冷酷無情地說道：“父親？不要弄錯，我從來也沒有承認過這樣一個父親！無論是戴帽的或是改正的！……党一時的錯誤並不能完全證明你們正確。少用父子之情這種東西來感化我。”這個郭立樞已經掉進極左路線的深淵，完全喪失了起碼的人性！
我對於張抗抗的作家勇氣，表示深深的敬意。
但是，這樣的作品，今天還能在中國的文學園地中立足嗎？
小說中，作為“左派”的代表人物郭立樞說的話，恐怕至今仍然被中宣部奉為圭臬。他說：“就說我前幾天剛看過的一個內部片《脖子上的安娜》吧，那叫什麼玩意兒！剛才我已經聲明，我並不一律反對這種片子上映。但他到底有多大的教育意義呢？安娜婚後把她的父親和弟弟都忘了跟人家跳舞調情，這到底有什麼教育意義？”這是對於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極好詮釋。
要求作家做“人類靈魂工程師”，就必須寫出有“教育意義”的作品。《脖子上的安娜》當然不合格，還有小說中提到的《簡•愛》，更得槍斃。
按照“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要求，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雨果、羅曼•羅蘭以及曹雪芹等等所有中外歷史上的著名作家，都不能及格。
如今張抗抗發福了，就像許多中年婦女年過中年都會發福一樣。與眾不同的是她仍然有風度，有自信，仍然富有魅力。面對鏡頭，她極為興奮地表示：要做一個優秀的靈魂工程師！那麼，假若張抗抗再寫出《淡淡的晨霧》還能發表，還能獲獎嗎？這是不必說的了。現在，張抗抗晉身為新一屆的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我設想，假若張抗抗作品中的人物做到“與時俱進”，那麼，郭立樞，現在56歲，又是“團派”，應該是省部級幹部了吧？至於，荊原，他能成為共產黨喜歡的幹部嗎？首先是，在隨後的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動亂，反邪教這些運動中，他能成為“立場堅定”的好黨員好幹部嗎？根據我們見到的情況推想，郭立樞絕對不會站錯隊，而荊原恐怕很難，因此，他還得邊緣化另類化，但是，二十幾年來的事實證明，對中國社會向何處去的問題，能夠作出理性的思考，在中國思想界最前沿最活躍並成為領軍人物的 人，主要是一批“改正右派”，如李慎之、胡積偉、李銳、劉賓雁等。他們雖然受到當局的嚴密監控、排斥和打壓，但始終堅定地不屈不擾地進行思考。對於他們的意見，當局雖然採取不承認不接受的態度，但是事實上他們是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社會進步的先鋒前驅。他們的思考其深刻廣闊的程度遠遠超過了荊原。和提出“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兩位總書記相比，他們才是中國的大腦，中國的脊樑。
（三）六十年的文學創作實踐證明：這是一頂套牢作家的桂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論斷，雖然不很周延，但通常還是正確的命題。積六十年的文學創作實踐證明，共產黨給作家賦予的光榮使命，做人類靈魂工程師，是一頂套牢作家的桂冠。它首先是使作家作家畫地為牢，戴上緊箍咒，不可能寫出優秀的文學作品，反之又扼殺了文學的發展繁榮興盛。作家奉命寫作，遵命寫作，雖然是曾經和現在的時髦，但是這是一道緊箍咒。六十年來，中國文學沒有產生一部足以稱雄世界的作品就是鐵證。
中共對待作家，在毛澤東治下，有長達三十幾年的“棒殺”記錄。從延安時期的王實味開始，進入北京以後，經過反胡風、反右派，再到文革，作家幾乎是“全軍覆沒”。到了鄧小平以後，是“棒殺”和“捧殺”兼用。在“棒殺”方面，大要而言，包括“四項基本原則”、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直到八九六四，加上中宣部那些明裏暗裏的禁令，封閉出版物、出版社，下達禁止發表作品的黑名單等等，不過這28年來更多的是“捧殺”，既有經濟上的評級別，發獎金，又有政治上的評獎項，戴高帽子，封官晉爵以及各種名目的委員代表等等，不一而足。高帽子中，做人類靈魂工程師是最虛靈卻最非常富有魅力的桂冠，是最高級的“糖衣炮彈”。
其實，棒殺是摧殘文學的板斧，捧殺也是一把宰割文學的軟刀子。
把作家比作“人類靈魂工程師”，始于史達林。其本意就是要求作家要用馬列主義改造思想，用共產主義教育群眾，是一頂套牢作家的桂冠。史達林的比喻還有若干，在中國影響最為深遠久遠的是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1957年，許多人因為質疑這個比喻被打成右派。現在，這個比喻在中國已經羞於再說了，不是因為打錯了右派所有內疚，也不是共產黨員認為自己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而是共產黨的腐敗已經是舉國唾駡，臭不可聞。但是“人類靈魂工程師”這個比喻卻越來越走紅，不但用於作家，而且用於教師。為什麼中共欣賞於這個比喻呢？因為共產黨要通過教師，通過作家，對老百姓洗腦，喂“狼奶”。
這個比喻可謂一箭雙雕：首先是要求作家自己先自覺地服服帖帖地成為共產黨的不二信徒，進而成為光榮的“人類靈魂工程師”，然後對讀者對人民群眾進行灌輸共產文化，所謂“提高人民群眾的精神世界”，就是成為良民愚民。
由此可見，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鼓勵號召，是一頂套牢作家的桂冠。
粗粗一看，這個比喻是很生動形象的，可是，對人民群眾、對大中小學學生灌輸共產文化，怎麼能夠像“工程師”那樣設計施工呢？對“靈魂”實行精神灌輸，豈不是強制強迫嗎？尤其狂妄自大的是，中國作家憑什麼要成為“人類靈魂工程師”呢？果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如今“代表”了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因而使中國的作家可以充當“人類靈魂工程師”嗎？當今中國共產黨的一黨獨大的文化是世界上最落後的文化。
（四）一個沒有一流文學家和文學作品的大國強國
二十來年前，在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湧現出來了一批很有才華的作家，他們對文革作出了最初的也是非常富有啟蒙意義的反思。張抗抗即為其中之一，這個名單可以列出長長的一大串，比張抗抗優秀的還有很多。後來，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再到八九六四，再進入市場經濟大潮，這些作家身上的銳角蒺藜都一步一步的磨鈍。為了生存，有的轉業，有的下海，即使堅守文學陣地的，也只能在夾縫中掙扎，不敢再觸及任何可能給自身的利益帶來損害的題材和主體，或者跑到古城廢都，或者跑到溫柔鄉中，或者跑到帝王宮闈，去尋找靈魂的棲息地。
聰明如張藝謀者，從《紅高梁》《黃土地》逃跑到依靠高科技嘩眾取寵的《十面埋伏》《英雄》，倒是取得了“票房價值”，但是文學的思想價值何在？
照我看，本來很有才氣可以寫出一部二十世紀的《紅樓夢》的王蒙，卻反而成了破解曹雪芹的讖語“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的專家學者。是曹雪芹“癡”，還是王蒙“癡”，旁觀者的我們，難“解其中味”。
張抗抗在反映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巨變方面，本來也是應該大有作為的作家，也許他們寫了都藏在自己的硬碟裏了吧？
於是，文學離開了歷史，離開了現實，離開了生活，離開了人民，漸行漸遠……文學成了玩家的古董，古董的玩家。
要說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希望出現能夠足以傳世的不朽的文學作品是錯誤的。每一代的中共領導人都希望在自己的手上產生文學的豐碑。因此，官方煞費心機，設立了諸如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等等。由官方親自出面，建立官辦作家協會，領導作家，獎勵作家，給作家發工資――從中央到省，到市，到縣，養活了一大批沒有版稅也能優遊生活的專業作家，把作家供奉到香桌上，尊之為“人類靈魂工程師”，這些舉措，在世界上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景觀，可能會使相當多的一批亞非作家羡慕得流口水，但是，如今誰能說出一兩個中國文壇上的領軍作家、一兩部中國的文學名著呢？現在幾乎是一無所有，沒有聲名顯赫的代表作家，沒有聲名顯赫的文學作品。這次作代會選出的新一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雖然年青，只有49歲，但實際上是屬於和張抗抗類似的作家。鐵凝的名字，大概只是在“圈子裏”才廣為人知。
在文學方面，中國政府的投入產出比，只能說大於零，因此，永遠都能評出獲獎作品，各領風騷三五年，卻永遠都沒有聲名顯赫、驚世駭俗的作品。所謂永遠，是從“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始，從來沒有產生紀念碑式的文學作品。
總之，中國是一個沒有一流文學家和一流文學作品的人口大國經濟強國。
（五）中國作家哪里有資格做“人類靈魂工程師”
這次兩會，包括了諸如“文學、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美術、攝影、書法、曲藝、雜技以及民間文藝、群眾文藝等各方面”的代表，其中，只有文學以及圍繞文學而產生的“戲劇、電影、電視”才是顯示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文學水準、文化水準的代表。
胡錦濤說道：“當今時代，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誰佔據了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能夠更好地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充分表明，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全民族創造精神的充分發揮，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這話說得多麼中肯！
中國的GDP如今乘著長征5號導彈節節上升，可是，中國在文化上，至今還沒有產生可以到世界上一比高低的文學作品，如胡錦濤所遺憾的，沒有“聞名於世的文藝大師，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有一個高行健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因為他是“法籍華人”，所以中國官方不予承認。那麼，文化傳統如此悠久，文化底蘊如此深厚，由國家全力供養的專業作家，數以千計，車可載，鬥可量的國家，可是卻怎麼也創作不出足以稱雄世界的文學作品。這就不能責怪諾獎評委們的偏愛偏心了。
令人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在國際競爭中，想要佔據“文化發展的制高點”，那還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今天的中國沒有一個被國人公認的聲名顯赫的文學家、思想家。重量級的沒有，連准重量級的也沒有。一個沒有一流思想家、沒有一流文學家的民族是一個可悲的民族，一個沒有希望的民族，一個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民族。這個判斷不是我說的，而是總書記胡錦濤自己說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作家哪里有資格做“人類靈魂工程師”啊！
我想，坐在人民大會堂裏的作家代表，個個都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文藝工作者。哪個作家不想創作出不朽的文學豐碑呢？那麼，延安文藝座談會至今已經六十幾年，建國至今已經五十幾年，為什麼創作不出文學傑作呢？經歷過1950年批判電影《武訓傳》，經歷過1951批判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的我們，不得不想起50年前，胡風為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而披肝瀝膽，向黨中央的慷慨陳言：這就是作家的頭上懸吊著“五把刀子”，什麼黨性原則，思想改造原則，寫工農兵原則，只能寫“光明”的原則等等。胡風說：“在這五道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麼創作實踐可言？”（見《三十萬言書》）現在，對作家提出的語言變了，但範式依舊，諸如“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響時代進步號角”、“ 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主旋律”、“ 升起更加昂揚的理想風帆，描繪更加美好的生活藍圖，激勵更加堅定的奮進信心，滿腔熱情地謳歌時代主旋律，努力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功立業”等等，含義是一樣的。而且，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說辭後面，是中宣部的十道二十道禁令 ：土改、鎮反、反右、文革等等，等等，都是文藝創作的禁區，作家必須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閉上眼睛”，不許直面中國人民的“精神奴役創傷”（胡風語）。概括而言，毛澤東主政的28年，文學不能涉足。毛澤東打天下的28年，只能照著中宣部定下的調子演譯。再往前的歷史，連《走向共和》都封殺，還可以寫什麼呢？試想，世界上可有這種背離現實主義、背離人道主義、背離自己國家歷史，而“聞名於世的文藝大師，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一個禁絕思想自由、創作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度，卻能夠產生“聞名於世的文藝大師，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嗎？！
不過，對於胡錦濤發出的“做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號召，引起了作家藝術家的熱烈響應。這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劣根性。可憐的中國知識份子啊，既自卑，又自大，追慕虛榮，自視清高，自命不凡，自以為自己可以成為塑造芸芸眾生靈魂的“工程師”，而且竟然狂妄地要做“人類的靈魂工程師”。頭上戴了這頂高帽子，真是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不過，在這裏，真正妄自尊大的是胡錦濤總書記。他犯了一個邏輯上的小錯誤。他憑什麼號召中國的作家去做“人類”靈魂工程師！
戴上了做“人類的靈魂工程師”的高帽子，你就得亦步亦趨地按照中宣部的規範寫作，不准越雷池一步。這樣，你永遠成就不了“聞名於世的文藝大師”，寫不出“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
所以說，做人類靈魂工程師，是一頂套牢作家的桂冠。誰願意戴上這頂桂冠，這頂高帽子，誰就永遠成就不了“聞名於世的文藝大師”，寫不出“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
像張抗抗，年過五十，像王蒙，年過七十，都是具有文學才華，而且生活積累豐盛的作家。他們本來是可能創作出無愧於時代、具有詩史般文學巨著的作家，如果一門心思去追求“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桂冠，那麼，可以斷定，文學祭壇上的光榮將會失之交臂！
（六）我們呼籲：給作家創作自由
發展文學藝術的根本途徑就是自由，給作家創作自由。
不過，共產黨對“自由”兩個字怕得要死，就像見了“薩斯”一樣，避之猶恐不及，哪里敢正面使用啊！
怎樣繁榮發展中國的文學藝術？這讓人倒是想起了毛澤東的名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關於正確處理人民矛盾問題》）
50年前，當聽到毛澤東的這個高見的時候，知識份子們是歡欣欲狂，奔相走告。按照大家的理解，這是一個解凍的方針，是一個給作家自由創作的方針，可是誰也沒有想到，這是偉大領袖引蛇出洞的誘餌――“陽謀”。但是，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回到毛澤東的這個命題上來，只要不把“百花”變成“一花”，把“百家”變成“兩家”，在這樣一個範疇內理解，我看比給作家戴上“人類靈魂工程師”的高帽子要好。要知道，胡錦濤的講話中，連這樣一類的意思都找不到。這像是給文藝家講話嗎？
在文學的旗幟上，只需要兩個字：自由！思想自由，題材自由，創作方法自由……
（200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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