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認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是以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雜誌為起點的。
那時候，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當校長，提倡學術自由，相容並包，得天獨厚的人文環境和地理條件使北京大學成為了這場運動的發動基地。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它高高地舉起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反對舊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社會提倡新社會。
於是引來了許多諸如魯迅、胡適、李大釗、毛澤東、郭沫若、徐志摩等積極參與者。
而他們中的不少人，日後都成了中國現代歷史上的風流人物。
在這場運動中誕生的白話文、新詩、新歌、新的道德標準，甚至新的服飾等等新的東西大大的方便和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 至今天，它的靈魂已經融入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具體人生中… …
新文化運動，就其對中國現代文化的影響和貢獻而言是偉大的。
但就對國家發展進步的貢獻來說，則難以定論。
如果深入觀察，我們會發現這場運動其實是一群自由主義者和左派激進文人之間的不穩定組合，主要成員都相信必需用新文化替代舊文化，但彼此對新文化的理解大相徑庭。
所以這個運動迅速分解並依照各種政治意識形態重新組合。
中國現代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都可以在這個運動中找到源頭。
而歷史最終是成就了後者。這就說明了一個問題：
文化的旗幟，思想解放的旗幟，你不抓住，共產黨人就抓了去了。
新文化運動，就是共產黨的創始人搞起來的。
如果讓孫中山來搞新文化運動，那會怎樣呢?
毫無疑問，那國民黨的歷史肯定就要改寫了。
辛亥革命的缺點在於：
利益涉及面不廣，受眾不寬，宣傳工作不到位。
那時政治還是貴族消費。民國後，選個議員還要看學歷看財產，限得太死。人民大眾無利可圖，於是就反響不大。
若當時能顧及全面，讓工農兵學商各個階層的精英都有機會跳上臺來，談一談，情況就會大不相同。
另外就是許多公文告示，廣大人民群眾看不懂。也就是說沒有廣泛的文化運動做鋪墊。
我們現在應該考慮的是：如果新文化運動爆發在辛亥革命前而不是辛亥革命後，那中國的現代歷史是怎樣的改寫呢?
如果歷史可以重來，新文化運動早於辛亥革命爆發了，而領袖者又是孫中山。
那麼至少參加武昌起義和各地起義的士兵們手上舉起的旗幟，就不單是大漢民國了，還要加上民主，科學和社會主義的了。
督軍大人旁邊恐怕也要加上幾個黨代表或者政治委員了。大總統也許得天天到國民議會做報告了。
那麼以後復辟醜劇也許不會有了。後來的共產黨也大約會心悅誠服地走進議會，真正地為人民服務了。
這就叫三民主義一起上，不是先民族後民生，再後民權。也不是先民族後民權，再民生。
官賈巨富自可以高談闊論他們的民族主義去；知識份子和貧下中農，他們是一個要人權，一個要吃飯的。
如果等不及就是要再造反就是要再亂就是要再打仗的。
新文化運動之意義，貴就貴在拓展平民文化，普及民主思想。
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廣泛參與性，使得政治已不僅僅是大儒或公子爺們的禁臠。
新文化運動完全是三民主義的大鼓風。
在多數壓倒少數的形勢下貴族階層完全被平民思想牽著鼻子走。
下里巴人也可以竄上講臺放一通響屁，名正言順地登上大雅之堂，和所謂高級文化挑戰。
而辛亥以前的革命文化大抵就只是民族主義老式思維的照搬照套，一些反清複明啦，報仇雪恨啦，弔民伐罪啦之類的呐喊。 處於單一片面的階段，論來論去就是那麼幾件事，幾個人，發展空間不大，造成影響不廣。
由於空間狹小群眾基礎差就造成了社會現實資訊來源有限， 新青年之前的舊青年其認識範圍也往往流於片面。激情有餘而謀慮不足，所以失敗也就在所難免了。
其實是不能老是言必稱反滿興漢的。
中國未來的事情還很多的， 比如怎樣遍地開花團結大多數；怎樣鞏固成果；怎樣持續發等等都要未雨綢繆，早做鋪墊。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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