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知識份子”les philosophes或republique des lettres，是個西方的概念。從它最初的意義而言，是指在啟蒙時代那些追求知識與理性的人。他們所起的，是在大眾中進行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還有開啟大眾用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態度。
那些西方最初的知識份子，最初的建樹是在自然科學裏，他們首先在觀察大自然的時候，確立起一種理性的科學態度，從而脫離了盲目信仰的神學蒙昧。這是以洛克的經驗主義與笛卡爾的理性主義為標誌。而在社會科學裏，他們也採取同樣的方式，確立了新的社會學學說與政治學學說，有了否定王權神授的社會契約說，還有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等等。那個時代的人，不僅僅是書齋學者，他們也是公眾人物，並通過公眾行為影響國民思想，規範政治領袖的行為，甚至直接干預政治過程。對於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這些是他們的道德責任和權利。
然而在今天，在這個知識指數性增長，資訊高速流動的網路化世界裏，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專業領域都越來越細，人們所更重視的是專業領域裏的專家，而不是什麼“門門通，門門松”的學者。當各種不同的專業和各種不同的學科間森嚴壁壘，“知識份子”這個稱呼也變得可疑而曖昧。人們寧願被稱作本專業的專家，也不願被模糊地叫作“知識份子”。這種世界性的“知識份子”曖昧化，在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
那種曾經回蕩著在歷史中的聲音，那種對於實踐真善美的召喚，那種一個追求知識的人，一定要在真理、道德律和和審美觀間完美和諧的訴求，變得遙遠甚至沒有人再提及。
上個世紀，當知識份子們深深捲入社會思潮，參與社會運動時，他們便是響應著如上的召喚。從身為知識份子的權利及責任，而去建設一個新的，理想的，完美的然而卻是烏托邦一樣的世界。如今回顧起來，現實對於這些充滿著熱情與渴望的人，給予的是一種黑色的嘲諷。
當他們立志著手改變一個舊社會，創造一個新世界的時候，在他們的熱望之外，知識份子並沒有反省過自己的方法。因為他們還不習慣用科學定量或理性實驗的眼光爬行他們自己本身，還有他們的活動。
身為一個知識份子，究竟意味著什麼？怎樣才能在現實主義性分析的基礎上，確立起行動的目的和手段？特別是當知識份子不再以個人的身份，而以某種團體的形式而發出自己的聲音時。如果沒有那種對於自身及自身所處的世界真實運作的周密而客觀的理解，單憑自己的想像行事，可能付出極大的代價，結果卻只是行進在某種烏托邦的道路上。
在一個日益多樣化的世界上，便能容忍越來越多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價值觀。而知識份子的學說與論題也時常這樣彼此矛盾。這時常是一種分裂性的存在，一種會在內心造成撕裂的狀態。許多問題，必須通過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純粹書齋式的思考才能達到，但就常常是在寧靜的書齋研究中，一個人痛切地感覺到自己遠離了真實的生活，而渴望走進某種現實活動，渴望實踐，渴望投入到現實的運動或鬥爭中去。而一旦他投入到某種運動或鬥爭，便時常走向他自己初衷的反面，走向他獨自在書齋時清醒理智時的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知識份子的身份，便是一種悖謬性的存在paradoxical beings。
這是一種認知與實踐的對立。一種二元性的存在。身為知識份子，他首先必須是一個人格獨立，自由思考的人。在知識方面獨立自主，獨立於社會風尚與流行思想。也獨立於宗教、政治、經濟或其他特定的影響。從這一角度，獨立的知識份子，就常常在不經意間，成為了對於政府組織，宗教信仰或經濟政策的批評者。但在這樣的批評中，又顯露出他那悖謬性的存在。他所依據的時常只是基於人道主義的正義感或終極關懷，而不能以被他所批判的領域的專門知識，以某種權威的角度，提供能夠實證的駁論。
因此在這個角度，知識份子所採用的獨立性的立場，永遠以某種批評者的面目出來，對於現存權力始終保持著相當的戒心。這樣，他便以某種符號化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正如左拉那著名的“我控訴”，還有諸如請願這樣的政治行動，他便堅持了自己的人道與正義。以理想主義的態度，從某種特定的獨立的正義觀出發，他們所參與的社會生活或政治生活本身，乃是為了最終反對這種行為本身。於是政治變成了反政治。這便又是一種知識份子的悖謬性存在。
悖謬性存甚至體現在他自己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中，在他自己的人生態度裏。在一個講究實利的全球市場化的世界裏，一個人活著的姿態卻是拒絕。以某種在旁人看來抽象的“正義”或“義憤”的理由而拒絕經濟與政治上的好處。拒絕金錢、權力、榮譽這些被他人熱衷的人生目標和價值。總之，拒絕某種為了高高在上的追求。在今天，這便讓一個仍舊以知識份子自居的人，變成“不合時宜”。
這裏依舊以左拉為例。當左拉在介入德雷福斯事件時，當他清楚地表明立場時，他便把自己與世俗世界對立起來。對於他而言，正義或人道，從他個人的獨立角度，就足以支持他表明這個立場。這個時刻，他從某種為了維護在他心目中的“真正的”道德，倫理與正義時，便在日常生活裏，從倫理與政治的角度，申明著自己與傳統或時尚的相反價值觀這又是一種悖謬性存在。
他們在捍衛著價值，然而從衛道士的眼光看，這卻是大逆不道。正如當統治者高興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大旗時，他們卻從更普世的價值觀出發，從普世價值觀和普世科學觀的角度，推進了一種比統治者所能容忍的更廣大的價值座標。也因為這個原因，在左拉的時代，便有了作為團體行動的知識份子的請願。著名的人那如波德賴爾、福樓拜還有左拉還先後入獄，而這種牢獄生活，反而給他們增加了榮譽。而那些代代延續，薪火相傳的獨立的知識份子的精神，也被繼承下來。左拉的時代也因此而延續到了今天，在全球各地那些追求自由與正義的人中，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包括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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