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馬遷與司馬光的歧離
司馬遷、司馬光並稱我國古代的兩位最偉大的史學巨匠。他們各自撰寫的《史記》和《資治通鑒》更是前後相映的兩部不朽史學巨著。雖然他們都以詳核史料著稱於世，但二人的治史觀點卻相異趣。司馬遷自稱：他研究歷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用現代語言說就是：探索歷史發展規律。但是司馬光以其大半生精力編撰的《資治通鑒》──從書名就可以看出──卻是本著「以史為鑒，可以正得失」的指導思想，為皇帝、大臣們編寫的治世教科書，用毛澤東的語言，要算是一部大型的古為今用的正面教材吧！
司馬光這個指導思想繼承了孔門的治史原則。孔子刪《春秋》就是為了古為今用地教育當政者。一個誠實的史學家，首先要尊重客觀史實，力求全面準確地認識歷史實際，雖然難於完全作到，但總應力求作好。司馬光是這樣做了。當然一位近千年前的史學家，不懂得歷史唯物主義，所以論斷多有失誤。可是在史實方面，基本上是信得過的。不過孔子刪《春秋》卻並未樹立起好榜樣。相反是按照自己的倫理道德理念來剪裁歷史。抱著以史為鑒的治史觀點雖也可以像司馬光那樣嚴謹，但也可以出現憑主觀好惡和臆造的所謂歷史經驗構造歷史呢！
研究歷史自然可以給後人以啟迪，提供歷史經驗。但是在今天如果偏離了歷史實際，偏離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就不可能正確理解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更無從獲得真正有益的歷史啟迪。至於歷史經驗能不能發揮其教育功能，那還得由社會歷史條件所制約。其實還沒有聽到哪位「亂臣賊子」被《春秋》嚇倒；也沒有哪位昏君、佞臣讀了《資治通鑒》會改邪歸正、重做好人哩！
儘管毛澤東本人並沒從《甲申三百年祭》中吸取由驕傲到失敗的教訓，可是他還是十分欣賞古為今用，特別是以古喻今的觀點，並不斷變換題目，說三道四，又不斷把現代的觀念塗到古人、古事的身上。作為農民意識的代表人物，他把古代農民戰爭誇大為「農民革命」，甚至「富有民主傳統」和「有社會主義作風（性質）」（參見《毛澤東讀古書實錄》94、156、256、258諸頁）就是突出之例。
以現代人眼睛看古人、古事，以現代人觀念評論古人、古事，那就是從根本上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而繼承孔門的治史原則，拋棄司馬遷尋求歷史內在規律的傳統，並把「古為今用」推向「以古喻今」，這就是毛澤東治史的道路。更惡性發展則為「影射史學」，使治史竟成為空前規模和嚴酷的新文字獄之工具。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批《海瑞罷官》為始。一場以古喻今的影射史學的鬧劇一發而不可止。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以及由他們操縱控制的梁效、羅思鼎、唐效文等寫作班子炮製了大批以總結歷史經驗為名、含沙射影攻擊正派人士的講話、文章，以為文字獄的起訴書。這些充滿了毒素的垃圾髒貨又深深地侮辱了有偉大史學傳統的華夏文化。
司馬光當然不能承擔影射史學的罪責。他仍然是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但也應看到「以史為鑒」的狹隘性和主觀性。更要看到「古為今用」和「以古喻今」所內涵的危險性。由此還可以看到，毛澤東所提倡的史學觀點，不僅繼承了孔門謬誤，也不僅反歷史唯物主義，並且還直接服務於他的獨裁專制統治。
（未完待續）
（《自由聖火》首發 轉載請注明出處並保持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