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敵人——這句話在語義上產生矛盾，就是排他律指涉的內涵對峙——因為有幾點可以捋清。
首先，敵人，是一個語義明確的指稱；就是說，在語義範圍內，敵人和所有所謂客觀存在是存在的，比如，太陽，地球，花朵，人類，畜生，都是一種語義指涉；至於其能指是否合理可釋，則為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所有這些語詞的規定定義和內涵，只能是所指意義上的規定。也就是說，敵人和太陽只能是所指意義上的規定，不能是能指意義上的規定。因為如果按照施泰格繆勒一類維也納學派的說法，比如，太陽東升，也不是語義確切的判斷——因為北極的人們，就不認為太陽是從東邊升起來的。再比如，說所有的天鵝是白天鵝，就被澳洲有黑天鵝取代了——這就是最為著名的證偽的例子（卡爾.波普）。所以，我們不能在能指範圍證明或者證偽這個或者那個判斷的正偽，只能退卻到常識範圍。因為，如果像維特根斯坦那樣，企圖製造一種可以超越之之句法和涉指，就會動搖上帝不能證明的前提。上帝是沒有前提或者數位的（無人能夠指出其單數還是複數，過去現在未來中其所在之時間性和其道德類思維和行止的人類判斷範圍等等）。所以，明確以上前提和條件，就會對敵人，我，等等辭藻進行所謂的分析和分析哲學的研判。
其二，敵人這個詞，不是按照邏輯實政論的定義規定的，而是按照普通語義學的定義規定的——因為，如果按照解構主義說法，任何玫瑰的定義就是羅馬，非玫瑰，其他辭藻，所以，我們拉回到“玫瑰就是玫瑰”之定義（見德理達），即可說明之。在這個前提下說，敵人，就是一種類似太陽和其他物質精神類東西一樣的東西。說，敵人是不存在的——唯一的例外，就是宗教無前提和非理性說明）——在一般性考量裏，敵人和太陽是一類存在，常識存在和語言交流、理性交流領域的存在。所以，規定了敵人的所謂客觀存在以後——其存在了五千年——抑或是文明史的與之俱來的存在；說，敵人不存在，不符合歷史。所謂政治學意義之沒有敵人，也不能取消語義學“敵人”這個客觀主觀存在（從精神現象學角度詮釋主客觀）。所以，說，敵人，不存在，是毫無意義的指稱。其唯一存在空間是超脫歷史的抽象維也納學派指稱所有語義辭彙皆非客觀之說——這個東西，天才怪誕，但是，很快式微，轉換到一般性政治學和宗教學研判上，施行理性和信仰剝離。雖然，這個剝離的影子事實，其實是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邏輯實證主義譬如，聖安塞倫的上帝存在說的論證（邏輯主義之一種：因為一切無與倫比的東西是存在的；上帝是無與倫比的；所以上帝必然是存在的——這個名句的缺憾也是明顯的：為什麼這樣說，因為誰能證明和證偽“上帝是無與倫比”的？所以，上帝和無與倫比就是無須證明的——一
一旦證明之，就會產生類似保爾.策蘭式的絕望。請看關於保爾《死亡賦格》的詮釋；簡單說，就是保.策蘭對於聖經和奧斯威維辛的悲觀論：所有經典和出處，來源於上帝之默許？此略。）
故此，三，說敵人是存在的，就和說人類是存在的一樣，是一種歷史學追認和現實判斷（雖然我們發現在民主社會這個指稱有所改變，消滅了群體階級和社團敵人存在的諸多可能性；但是，語義學上的敵人仍舊存在。於是，我們這些歷史學派的擁護者，就會判斷敵人解構的任何可能性。這個解構主義因為牽涉到對於前結構的批判而帶來疑點。但是，解構主義之本質就是消解對於前結構的認同，也消解對於前結構的完全消滅——解構主義不是消滅，是改造。在此意義上說，對於敵人之解構，必然不是消滅敵人，而是回到耶穌認可我有敵人而愛之之意思。所以，所有狂妄宣稱我沒有敵人的人，是在對人類之敵人概念和整部人類歷史挑戰。其類似毛主義或者希特勒主義的妄人語釋。他，沒有資格說，人類是沒有敵人的——就如同他沒有資格說，世界上沒有太陽（只有維也納學派中人才會說，太陽系，只是一個邏輯判斷（見《當代哲學主潮》）。為什麼一個號稱自由主義妥協主義者類，會變成一個狂妄宣稱且敵對所有普通史和一半常識之“敵人”說，就是因為這個人的內心的虛妄和過大過高估計了自身的判斷和價值。於是，我們接下來宣示這個“我”的意義和無意義。因為是他（這個我），宣佈他、沒有敵人。這是一個可怕的尼采式反論，因為尼采還是說，……上帝，是殺不死的——但是他，這個我，說，我，沒有敵人。於是，最為滑稽的語式判斷完全出現了錯誤。1，你既然宣稱了敵人，就是自定了敵人存在的前提；2，你又說，我沒有敵人；於是犯下自我矛盾、排他律矛盾類錯誤：因為，你業已認可了“敵人”這個無形中的前提，你就勢必不能說，你沒有敵人——除非你可以將敵人這個人類辭藻抹去。所以，你說，你沒有敵人，正是犯下一切“同語反復”的錯誤。說，我看不見太陽的人，只要他說出太陽，他就自認了曲解和失誤；說敵人者，只要他的語義中包含敵人，敵人，就不可抹去。
另外，這個“我”，也犯下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都試圖批判的誤導，因為，我——這個定義，在很多社會和哲學解釋中，也是屬於復述單位的說法，不是單述單位的說法——我們來解釋一下。我，首先代表一個人不是“我們”。這是否可以通解？也許可以，也許不行。可以的解釋是，我，是我個人行止思維。但是，他顯然不是純粹個人，是一個群體粉絲的代表，所以，他宣稱的我，就是我們。第二，如果這個“我們”就是否認敵人存在的群體，他們顯然犯下了和他們認定現實者的矛盾——他的業務就是批判釋義上的敵人說（無論其如何狡辯）。因為，儘管在詩人和哲學家眼睛裏，我，就是我們和他們（見拉康，米修等看法；略）。所以，我，其實就是我們。而我們的政治學指稱，就是人類關注——如同甘迺迪說的，我們今天是柏林人等等。我們說，我們是沒有沒有敵人的現實主義者，因為，正是因為我們都是楊佳，都是鄧玉嬌，都是林昭，都是遇羅克，我們的“我”才顯出價值。也就是我們所言，個人主義只能在組織和團契，反對黨和政“敵”（！）派之載體中，其你我他之訴求，才能表達和維護。這就是對於“我”的解構主義說法。所以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學上的“我”。政治學上的我，只能在克裏司馬極權主義時期才能凸現其存在。這個存在，基本上被敵人的敵人普通人的批判否定所消滅。個人偶像的政治學之我，被消滅，是20世紀重大要事之一——自此以後，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人——你可以是美國柏林人，也可以是其他，唯獨不可以是純粹的“我”。甚至在馬克思主義的語系中，所謂全人類解放前提是每個人解放，不存在誰先後解放之說。所以，我們強調的我，應該在文藝復興以來就，變成個人主義的“我們”——我，只有賴於我們才存在。所以，任何之我的強調，在我看來都是一個毫無道理的虛妄——這裏的例外是，文學和耶穌。耶穌是大寫的“他”；文學是個人主義觀看觀，風格觀，寫作觀等等。所以，我們說，我，在這個語境裏的說法，就是一種凸現某種克裏司馬的情結洩露，暴露了某種個人主義的非團契精神的缺憾。
整理以上說法是，我沒有敵人——是一句完全不能成立的陌生論——其最多剩下一點點詩歌的義含，除此，一無是處。所以，當我們（他們）全體或者多數為此歡呼鼓舞之時，就是我們取消真正自我義含的時候，因為，他導致我們匍匐在一個新的克裏司馬的腳下，跟隨一度早於他五十年鼓吹自由民主、卻導致極權主義之毛之我，之敵的歷史重複。是一個顯然的邏輯悖論和哲學妄誕。因為其中的關鍵是，一個走政治路徑的人，企望兩面討好於宗教語式和政治語釋。另外，他真正企望造成的是南非模式兩全其美的政治報償和政治代價。但是，他的“敵人”說和“我”之涵義——沒有能夠準確解讀中國模式對於南非模式的迥異。是的，圖圖等、曼德拉等，並不瞭解中國（看看曼德拉六四後對中國的造訪，姆貝基和共的關係，即可看出眉目）。所以，我們說，這回兩邊沒有敵人說的一般性效應業已發生，全世界人都認可了這個行為。但是，唯獨我們身在廬山者，方認廬山真面。我們說，南非事起，在於幾方的願景和意志之交叉。首相是英國出面；英國礦業公司中人從中起事，準備談判，認定民主和市場之關係學。二是，姆貝基等人在非洲其他國家支持下的武裝抗爭，是為談判另一個條件；三，南非當時的情報部門頭子認同，控制和施行與姆貝基曼德拉方面的談判，使得卡博總統地位發生動搖，且讓位於德克勒克；四，就是曼德拉巨大的影響力；德克勒克釋放曼德拉；五，最為重要的是，南非統治者的妥協和其經濟利益並不掛鈎。於是產生南非迄今黑白人種經濟貧富差距之問題，並未解決。長此以往，黑人窮，白人富的另外一種種族歧視，還是會導致動亂。這就是我們強調的南非雙面論的美感和中共一面論的不美感（豈止是不美！）——這個美感完成於南非，卻不能完成於中國。讀者諸君只要按圖索驥，就可以發現新大陸。這個新大陸，就是美中勾結，G2妄想，和眼下暫時出現的齟齬；都不能改變成為美國某個公司出面啟動中國各方進行政治談判。這簡直是天方夜談。其他語義和政治條件說（完全缺乏于中國現實），也該如此推演。
難道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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