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長水河農場二分場和六分場
10.1.軍管會主任金參謀的訓話. 我對“文革”發生的初步思考
我們這個興凱湖勞改農場碼頭監獄嚴管隊的犯人首先被送到了長水河農場二分場。這裏的二分場也和興凱湖農場二分場一樣，關押的基本上全是一些“歷史反革命”，而我們這個嚴管隊，雖然人數僅有百人左右，卻是五花八門，犯什麼罪的都有。為了不讓我們跟原來的犯人混雜，單獨給我們騰出了一排監舍，並嚴令我們不許串監。
兩、三天后，軍管會招集二分場的全體犯人訓話，訓話的是長水河農場軍管會主任金參謀（朝鮮族人）。他開口就說：“反革命們！壞蛋們！文化大革命沒有你們的事，也沒有你們的份！只許你們老老實實，不許你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聽清了沒有？！”全體犯人一致大聲喊：“聽清了！”金參謀這幾句簡短的訓話就象刻在了我腦子裏一樣，我敢保證，以上寫的與他當年講的一字不差。
由於“文化大革命”沒有我們的事，也沒有我們的份，這倒也好，大家吃完了飯就在監舍裏下棋、打撲克，有些刑事犯就圍在一起講一些下流故事，而我就整天看報紙。幹部們偶而來看一看，囑咐一下犯人中的“積極分子”，發現什麼情況及時向政府彙報，不多會就走了。這兩個來月的時間是我自被捕以來感到最輕鬆、最“自由”、心情最舒暢的一段時間，既不用出工幹活，也沒有管教幹部整天盯著你，找你的麻煩，除了肚子仍然吃不飽以外，那簡直過的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因為有了充裕的時間，我對每天的報紙是逐字逐句的細讀，邊讀邊琢磨。我開始思考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這一場“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經他這麼一號召，全國人民一下子就起來了，而且矛頭直指各地的黨政機關。我的初步結論是，“文革”所以能發動起來，除了毛澤東本人在人民群眾中的巨大威望（這是多年來由他的同輩們宣傳對他的個人崇拜的結果）外，是有兩個矛盾作基礎的。第一個矛盾是共產黨上層派別鬥爭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他與劉少奇的矛盾，這一矛盾在整個“文革”期間始終占著主導地位。第二個矛盾是幹群之間的矛盾。就第一個矛盾而言，因為我非常注意看報，從六二年開始我早就覺察到了，特別是在六三年看了有一天的“黑龍江日報”上並排登了毛、劉二人一樣大的照片，下面還有伊春市人民在喊“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我就預感到毛、劉二人的矛盾遲早要激化。事實上，六二年以後，各大局的黨委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劉少奇的人，在政治局裏，劉的人已占了上風，毛知道要想單純利用黨內鬥爭，舉手表決的辦法，恐怕難以將劉少奇整倒，因此他利用自己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借助於發動群眾這種非法手段把劉少奇打垮。至於第二個矛盾，毛澤東在六二年早就說過：“黨內已經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這個說法不一定正確，但自從共產黨掌權以來，各級黨政幹部已慢慢變成了一個欺壓老百姓的官僚特權階層，這恐怕是事實。這個官僚特權階層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矛盾，即幹群之間的矛盾在“文革”前只是潛伏著，“文革”一開始，這個矛盾立刻爆發出來，各地的群眾造反運動把矛頭首先指向了各級黨政領導幹部，這一點就是證明。
毛澤東的個人性格是很複雜的，一方面他具有濃厚的封建帝王的專制主義思想，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也很重。他看問題應該說還是比較敏銳和深遠的。對於共產黨最初為窮人打天下，到取得政權後慢慢變成了統治人民的官僚特權階層，這一點恐怕他早就覺察到了，他想利用發動群眾的形式來解決這兩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好象是解決了，劉少奇被打倒了，但第二個矛盾非但沒有解決（在共產黨一黨專政下也不可能解決），卻給整個國家造成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大混亂。但有一點他卻萬萬沒有料到，那就是正是他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最後徹底摧毀了人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摧毀了人們過去對共產黨的信任和對任何一位共產黨領導人的崇拜。這場“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達到他自己說的“反修”、“防修”的目的，恰恰相反，卻給我國後來的改革開放（用“文革”時的說法就是全面變修）打下了思想基礎，今後中國誰要想讓人們再回到他那個年代的思想精神狀態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10.2.兇神惡煞黃管教.一張文革小報引起的風波
我們在長水河農場二分場，實際上是一種暫時性寄押，到了三月底，天氣漸漸緩和了，便被調到了總場場部所在地六分場，在這裏就沒有象在二分場那樣自在了。首先，必須每天出工勞動，其次，派了四位幹部來管理我們這個嚴管隊。一位是姓張的指導員，五十來歲，此人還比較和善，很少跟犯人吹鬍子瞪眼。聽六分場的老犯人講，張過去當過劉少奇的警衛員，“文革”一開始他就被下放勞動過，不久又回來了。第二個是黃管教，這個傢伙簡直是一個兇神惡煞，見了犯人就恨的咬牙切齒，尤其是對“現反”，他一開口就先背幾句毛主席語錄，什麼“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許你們（原話應該是‘他們’）規規距距，不許你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願意帶著花崗岩的腦袋去見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也無關大局”等等。而且也象那位金參謀一樣，給犯人訓話，一開口就是“反革命們！壞蛋們！”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被他用小繩勒過。另外還有一位姓劉的隊長，三十來歲，也很凶，一位姓杜的小青年幹事（勞改幹部子弟，十八、九歲）。
我們這個嚴管隊裏有一個叫馬維智的“現反”，收到他北京家寄來的一些日用品，這些日用品是用一張紅衛兵辦的小報包著寄來的。年輕的杜隊長因為剛參加對犯人的管理工作，缺乏經驗，大概“警惕性”也不高，他打開包看一看，沒發現什麼違禁物品，就用原來的那張小報把東西包起來給了馬維智。就因為這張小報，鬧了一場風波。
原來那張小報上登著一條驚人的消息：劉、鄧路線的二號頭子鄧小平刨腹自殺、陶鑄自殺、羅瑞卿跳樓摔斷了腿、王光美跳樓自殺未遂、楊尚昆自殺未遂等等。顯然登的這些東西真假難辯，現在知道只有陶鑄自殺和羅瑞卿跳樓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那時紅衛兵辦的各種各樣的小報全國到處都是，就連犯人出工幹活有時都能揀到。人被關在監獄、勞改隊裏，對小報登的這些內容的真假，當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就越感興趣，於是犯人們將這張小報紛紛傳著看，結果不知被哪個想爭取“立功減刑”的犯人彙報了黃管教。
黃管教這傢伙他不去批評杜幹事，卻把全隊的犯人召集起來追查都有誰看過這張小報，硬說犯人想借著看這張小報的機會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組織“暴動”，並且要追查“黑後臺”。那年頭不論社會上還是勞改隊，只要發生一件屁大的事，都要追查“黑後臺”。一追查“黑後臺”我就首當其衝，這是由我的那張倒楣的判決書決定的。可是自從我僥倖躲過了因寫日記而可能帶來的殺頭之禍後，我變的非常老實，言行非常謹慎。從報紙上我看到象中央領導那樣的人物說被打倒就被打倒、說被整死就被整死，從陸續進來的犯人那裏也知道，目前社會上武鬥成風，每天被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全國實際上處於一中無政府的瘋狂狀態。在這種時候，整死一個犯人不跟撚死一個螞蟻一樣！所以我特別小心，一天除了吃飯、幹活、看報紙以外，很少說話。別的犯人在幹活休息時或是在飯餘之後，經常聚在一起閒聊，我都躲的遠遠的，這張小報也是在別的犯人傳著看時，我從旁邊瞧了幾眼，我並沒有拿到手裏看，也正因為如此，姓黃的這傢伙想借機把我打成“黑後臺”的企圖沒有得逞。不過許多人卻遭了殃，讓他用小繩勒起來、吊起來的犯人有十來個。
黃管教為什麼要這樣幹呢？這傢伙原來只是一個小幹事，“文革”一開始他成了一個造反派的小頭頭，為了表現自己“階級覺悟高”，“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跟的緊”，因此他總想能從犯人當中挖出一個什麼“反革命集團”來，這樣他不就立了大功了嗎？有了“功勞”才能往上爬呀！後來還是那位張指導員比較通情達理，從中作了工作，把這件事壓了下去。因為這件本來沒有的事如果鬧大了恐怕連小杜幹事也要受到軍管會的批評和處分，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姓黃的這傢伙看起來很凶，見了犯人咬牙切齒，口口聲聲說什麼“我們共產黨員是不怕死的，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甘願拋頭顱撒熱血”，其實這傢伙是一個說大話的怕死鬼。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天兩個犯人金寶祥和王宗昌在工地幹活時打架動了鐵鍬，晚上他主持開這兩個犯人的批鬥會。會開了不一會，他剛講完了一些共產黨員不怕死的大話，突然停電，監舍裏一片漆黑，這傢伙“蹭”的一下就從窗戶跳了出去，因為他知道我們這些犯人都是興凱湖勞改農場嚴管隊來的，他怕萬一這裏面有哪個被他收拾過的不怕死的亡命徒，趁著斷電看不見的機會對他下黑手。
10.3.“文革”中對犯人的加刑風
六七年在長水河六分場，犯人的勞動主要是修一條戰備公路，因為那時已把“蘇修”當成了頭號敵人，美帝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戰備公路據說是從滿洲里直到南方的廣州。在關內實際上許多主要公路（國道）早已有了，而黑龍江的公路卻非常落後，絕大多數是一些土路。這條戰備公路有一小段正好穿過長水河農場六分場，我們的任務就是修這一小段。路正好穿過一個小山包，因此我們幹的活就是用打眼放炮的辦法把山包上的土和石頭炸開，然後用小車推、肩膀抬的辦法將土和碎石頭運出去，墊低窪的地方。活雖然很累，但犯人們卻得益非淺，因為開山時挖出許多黨參，犯人就用水洗洗，回監舍後用飯盒煮煮吃。有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我每天中午在工地休息時就揀許多黨參，用一個勞改褂子包起來帶回去煮著吃。落實政策後，談到這一情況，許多同學和朋友都說：怪不得你雖然受了那麼多折磨，但身體依然這麼好，原來是吃黨參吃的。我說“我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煉出來的”
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我卻看到了不少新聞。因為六分場是總場場部所在地，幹部特別多，經常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隊伍遊行，有的打著這個“戰鬥隊”的旗子，有的打著那個“戰鬥隊”的旗子，還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隊伍互相對持、辯論的場面。後來聽說他們之間還爆發過武鬥，但我沒有親眼看見。
這一年對犯人來說有個好處，因為全國亂成一鍋粥，勞改單位也不例外，幹部們都在打“內戰”，沒有更多的精力來管犯人，對犯人只是加強了警戒，以防發生暴動之類的事情，至於犯人內部的一些事情也就無暇多管了，出工、收工完全由看押的解放軍說了算。在野地裏站崗看押犯人實際上是一件苦差事，因此出工一般比過去晚，而收工一般比過去早。過去解放軍看押一般都是四個人，拿的都是衝鋒槍，而現在增加到六至八個人，而且還增加了機槍。
從勞動方面來說，這一年可說是最輕的，但從精神方面來說，壓力卻感到特別大，我要處處加小心，以免被人抓住把柄。我知道自己不同于一般犯人，由於我的判決書的關係，我一直是被管教幹部“另眼看待”的。這一年被加刑的犯人特別多，因為到處是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口號和標語，而且天天要背語錄，大唱革命歌曲（主要是語錄歌），有人因為不小心把標語寫錯了一個字，口號喊錯了一句話而被加刑的人很多。我舉幾個例子 。
有個叫張耀臣的犯人，在站隊喊“打倒劉少奇！擁護毛主席！”的口號時，有人檢舉他說，他喊的是“擁護劉少奇！打倒毛主席！”，這還了得！他不承認，說檢舉人聽錯了，報復他。說實在話，這樣的口號因為要連著喊幾十遍，而且是一句連著一句的喊，究竟是喊錯了還是聽錯了，很難搞清楚，即便是真的喊錯了，恐怕也是無心的。張耀臣是犯人中的一條癩皮狗，人人都討厭他，現在既然有人證著他，他再辯解也不行，用舊社會一句話來說，叫作“好漢死在證人手裏”。幸虧他是一個一般的刑事犯，要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象我這樣的“現反”身上，腦袋非搬家不可，對他只加了十年刑。
再一個就是有個叫羅景玉的犯人，因為鋪板底下有一些大縫子，他就用一張報紙墊在褥子底下，被別的犯人檢舉了，結果被加刑六年。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報紙上有毛澤東的大幅照片，但是在“文革”期間，尤其是在六七年，哪天的報紙上沒有毛澤東的照片？誰能料到會因為這種事情遭到加刑呢？
再一個例子是有一個叫宋英超的犯人，他不是我們嚴管隊的，他是原六分場的老犯人，雲南人，字寫的很好。有一天場部革委會張主任（此人原來也是牡丹江哈達農場的一個小小的管教幹事，在“文革”中靠造反一直爬到了農場革委會主任的位置）叫他用銀粉模仿林彪的筆跡寫一個大宣傳牌“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林彪的語錄），用玻璃框鑲起來掛在一進六分場的大門的牆上。他在用鉛筆打底稿時，不知是一時思想溜號還是什麼別的原因，他把“舵手”的“舵”寫成了華佗的“佗”，在旁邊看他寫字的人發現了，對他說這個字寫錯了，他嚇的夠嗆，趕緊用橡皮擦掉改過來。等他寫好，塗上銀粉，用玻璃框鑲好掛起來，看的人沒有一個不說好的。可是有人彙報了革委會張主任，說他在打底稿時故意將“舵手”寫成“佗手”。宋英超想否認也否認不了，因為有好幾個人都看見了。於是立刻將他帶上手銬腳鐐關進了小號，最後被加刑十年。這算怎麼一回事呢？你向誰去伸冤說理呢？幸虧“佗”字與林彪語錄的原意無什麼抵觸的意思，如果是將“舵手”寫成了“他手”，說不定他連腦袋都保不住。在那個年頭，因為寫錯一個字，說錯一句話，用帶有毛澤東的照片的報紙糊鋪板、糊牆、包東西、裁成紙條捲煙抽、解手擦屁股等被加刑的人舉不勝舉。
作家柏楊先生在他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談到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歡內鬥。柏楊先生對中國人人性的弱點的觀察和分析可以說是做到了入骨三分。不僅中國的上層政客們喜歡內鬥（毛澤東就是一個喜歡內鬥的最典型的例子，他自己說過：“與人鬥其樂無窮嘛！”），中國的知識份子喜歡內鬥，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也喜歡內鬥，甚至連被關進監獄和勞改隊的犯人也喜歡內鬥。中國人真是可悲啊!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