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坍塌中的1976年
中國沒有死
1976年是個多事而紛繁的年頭。為了有個頭緒，擬將中共自己編篡的當年大事記摘錄於後（在括弧中的附注或點評屬筆者所加，以求還原歷史，至少擠掉一些水份）。與之有關的親身見聞，稍後將從賤民視角逐一擇要展開。
１月８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逝世。１５日，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致悼詞。當周恩來遺體送八寶山火化時，上百萬人佇立在十裏長街默哀送靈。周恩來的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沉痛哀悼。
１月１４日 在周恩來追悼大會的前一天，《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大辯論帶來大變化》一文，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２月１３日，《光明日報》在頭版刊登《孔丘之憂》一文，把悼念周恩來的人民群眾污蔑為“哭喪婦”，說：“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號地吧。”
１月２１日和２８日 毛澤東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２月２日，中央就此正式發出檔。
２月２５日 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傳達《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自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多次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講話。這份《毛主席重要指示》說：“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的？是階級鬥爭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會上，華國鋒代表中央講話，指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在這個總目標下把廣大幹部、群眾團結起來”，“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３月２日，江青在中央會議期間，私自召集12個省、自治區的負責人開會並發表長篇講話，污蔑我國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漢奸行為”，攻擊搞四個現代化是“為資本主義準備物質基礎”，攻擊合理的規章制度是“修正主義王法”，是“搞管、卡、壓”，攻擊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的政策和措施是“強化資產階級法權”等。攻擊鄧小平是“大漢奸”，“國際資本家的代理人”。毛澤東發現後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但這並不等於毛澤東不支持江青像瘋狗亂咬，只認為她越權而已，擔心對他的戰略佈署有干擾）。
３月下旬－４月５日 全國各大城市的群眾,紛紛自發進行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篡黨奪權陰謀的活動。南京市的學生、工人首先揭露和聲討上海《文匯報》於３月５日和２５日，先後在報紙上刪去周恩來（學雷鋒）題詞和出現影射攻擊周恩來的語句的事件，貼出“打倒張春橋”的大標語，並到梅園新村和雨花臺悼念周恩來和革命烈士。他們的活動受到無理壓制。北京市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四人幫”對群眾的革命行動極端仇視。他們採取卑劣手段，隱瞞事實真相，欺騙黨中央和毛澤東（這是為毛開脫），為鎮壓群眾製造藉口。４月４日晚，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天安門前群眾活動的情況。在江青等人的擺佈下，會議認為，這“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華國鋒說：“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吳德說：“看來這次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７４年至７５年他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 “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遠新關於這次會議向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政治局分析了當時北京的情況，認為多數人是悼念總理，少部分有影射攻擊中央的，個別是非常惡毒的。政治局認定，“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並且決定，從當晚（４日）開始，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這個報告得到毛澤東的批准。５日，天安門廣場上的廣大群眾，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採取抗議行動，被錯誤地宣佈為“反革命事件”，遭到殘酷鎮壓。但是，這種殘酷鎮壓卻進一步激起了廣大群眾對“四人幫”的憤怒。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強大抗議運動，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
４月７日 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６月１４日 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報送《關於上半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和下半年安排意見的報告》說，經濟戰線上問題比較突出的是鐵路運輸，許多地區產品運不出來，燃料、原材料運不進去。１月至５月，鋼欠產123萬噸，鋼材欠產86萬噸，化肥欠產58萬噸，棉紗欠產57萬件。同期，輕工業生產減少供應商品14億元，財政減收20億元。
７月６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逝世。１１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華國鋒致悼詞。
７月６日－８月１日 中央召開全國計畫工作座談會。“四人幫”指使他們在上海、遼寧的幾個黨羽發難，誣衊１９７５年的國務院務虛會是“經濟領域裏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向華國鋒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發動攻擊。
７月２８日 河北省唐山、豐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並波及天津、北京。當天，中共中央向災區人民發出慰問電。８月４日，派出以華國鋒為總團長的中央慰問團慰問受災群眾，轉達黨中央、毛澤東對災區人民的關懷。這次地震累計死亡242000多人，重傷164000多人，損失重大。在全國人民和解放軍的大力支援下，災區人民奮起抗災，重建家園。但“四人幫”卻認為“抹掉個唐山算得了什麼”，攻擊黨中央抓抗震救災是“以救災壓批鄧”。（當時是在打腫臉充胖子，不僅縮小災情，而且拒絕一切國際援助。在閉關鎖國中，生靈塗炭是一道常見的風景景觀。）
８月 江青等人擅自決定印發《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等三個文件，並誣之為“三株大毒草”，是所謂“鄧小平修正主義綱領的產物”，橫加罪名，發動批判。但他們發動的批判受到幹部群眾的廣泛抵制。（芸芸眾生真是煩透了！）
９月９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全國政協名譽主席毛澤東在北京逝世。全國人民極為悲痛（此語極為誇張，因不哭不悲就被會拉去遊街，或打成“現行反革命”）。１８日，追悼大會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華國鋒致悼詞。（災星的殞落是中國命運的轉捩點，凡堅持不哭不悲乃至喝酒談笑的人們，都被不斷地抓去遊街示眾。成都街上天天都是卡車一長串，每車都是塞得滿滿的，有的被皮鞭抽打時還在笑。這是憧憬中國明天的笑，人心向背的笑。）
毛澤東逝世前後，“四人幫”加緊陰謀活動。８月，“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突擊發放武器，裝備上海民兵。９月１１日，王洪文撇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設“值班室”，並通知各省、市、自治區及時向他們請示報告，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１０月４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文章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影射攻擊華國鋒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是所謂“修正主義頭子”。文章表明，“四人幫”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
１０月６日 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採取斷然措施，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實行隔離審查。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全國億萬群眾衷心擁護，隨即舉行盛大的集會遊行，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勝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至此結束。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還有汪東興）起了重要作用。（確實深得人心。因人們對“五人幫”尤其對毛、江兩口子恨之入骨！筆者對民心將作具體描述。）
讓我們重新回到“四.五”前後的成都吧。歷史當年把主要舞臺搭設在春熙路，以孫中山銅像為中心。
“四大”中的大字報確乎給人們的意願表達提供了極大方便——這是毛澤東自已搬起的石頭。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在“萬歲館”～鹽市口～春熙路一帶流覽大字報的，從密密麻麻良莠不齊的文字表述中，或從讀者用圓珠筆在某些大字報上的評點中，質疑、忿懣、憂憤、抗議乃至辛辣的影射等等，已是躍然紙上了；對周恩來總理的尊敬、懷念與不平，即使在一篇篇飽含深情的魂兮歸來的優美詩詞中，也不乏醉翁之意，把矛頭指向了秦皇與呂後。這令我震奮不已，天天擠在人堆中進行筆錄，而且意識到我抄下的幾大冊將是一份珍貴史料（無奈霎眼之間到來的“鎮反”中與我本人的膽怯中，竟把它們燒毀在望帝墓旁了）。現僅就記憶所及，有不少令我刻骨銘心的話語還是記得清楚的，尤其是落款“敢言者” 投向暴君的那柄匕首——《怒吼》：
“請問，是不是舉起你的紅寶書就打得下敵人的轟炸機？
請問，是不是有了你的思想武裝就可拿天靈蓋撞戰車？
啊，獨夫呀民賊！
你是不是要把國家毀滅才甘心？！
啊，我苦難的祖國呀，我的億萬同胞呀！
醒醒吧，都醒來吧！
不僅僅用我們的呐喊，
不僅僅用我們的頭顱！！！……”
這顯然是一個提著腦袋的英雄，面對他在孫中山銅像前發出的《怒吼》，人們的感言已經擠不下了，立即接貼了一張白紙，這可叫人聽得見大江的咆哮和地火的奔突：
“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不是王者的一家之土！”
“人民不是阿斗，更不是任人宰殺的羔羊！”
“可愛的中國，不錯，本來是可愛的中國，但如今已被糟蹋得不像樣子了！”
“我們還能忍受嗎？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
我含著熱淚紀錄著一篇篇和一句句英雄誓言，有時是淑芬報一句，我寫一句。當擠到孫中山銅像背面時，淑芬報出的“鬼見愁”則令我猛然一驚，從字跡與文風，尤其從其中一篇的內容看，我心中斷定是溫江才女蘇丕瑛寫的。她貼了兩篇，題目分別是：《問蒼天》和《我們都是大寫的人》。前一篇還加了一個副標題：從一個血腥的故事談起。談的就是亁柴棍兒無端的慘死，和大憨妹、小憨妹的陰道和肛門被戳進紅蘿蔔取樂的故事，斷言並怒斥當下的人間種種醜惡與暴行無一不是“文革”結出的惡果，無一不是人為製造“階級鬥爭” 導致的滔天罪行！還怒問這是為什麼？一小撮野心家究竟還要幹什麼？……此文末句我記得特別清楚，高喊“揪出罪魁禍首！”。第二篇的破題我也記得特別清楚：“人類是高等動物，不是一般的動物。正因為如此，人類才在自已前進的路上創造了文明、友愛與尊嚴。但是，看看‘文革’以來的中國吧，哪里還剩下了一點文明古國的影子？哪里不是充滿仇恨與野蠻？一個家庭中的夫與妻、父與子、母與子和兄弟姊妹之間也是用路線劃線，用立場觀點分親疏，用忠字為準繩，充斥著猜忌和陰謀，比群居動物都不如。這是人類亙古未有的悲哀。我們不能再忍受這樣的悲哀。因為，我們是人！是人！！是人！！！” 文章在展開中著重問了誰知罪，特別告誡不可盲從，並表示願用生命擔起一份責任。所以，她用了裴多芬的詩作為結束：
生命誠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
二者皆可拋
我當即有個不祥的預感，決定代表她失蹤的摯友揚小俐繞道溫江去看望她，怕她犯糊塗。但是晚了。在全國統一“鎮反”即4月5日的前夜，又一位中華民族的巾幗英雄，帶著極為清醒的認識和極度的絕望，吞食了過多的安眠藥後，靜靜地走了。她的芳齡三旬有二，始終守護著一顆高貴的靈魂與信念，獨善其身。
回到望帝墓旁的小屋後，蘇丕瑛的高傲模樣總是令我揮之不去。我覺得五七年招罪的《草木篇》正是提前獻給這位巾幗英雄的：
她像一柄綠光閃閃的寶劍，孤伶伶地站立在平原上，高指藍天……
還好，蘇丕瑛還是比馮元春幸運，畢竟保住了一具全屍。她十分看重靈與肉的完美和愛情的自由選擇。對於楊小俐的叛逆精神，她始終讚賞有嘉，並對我們最終的結局深表悲傷和同情，而且還向蒼天怒問了“誰之罪”！
我從認識蘇丕瑛的第一天算起，花季中的她，就一刻未曾中止這樣的天問。在我心中，她還活著。她仍然像一顆高傲的白楊，即使被風暴折斷也不會死去的。我聽得見她的陰靈還在歌唱著一支歌：若為自由故……
所幸者，大地上的白楊不都是孤伶伶地站立著，已有不少中國人的熱血開始沸騰了。我聽見了古蜀國都的呐喊與怒吼。
英雄頌
劊子手們高興得太早了，行將就木的暴君也完全誤估了天下蒼生對他的崇拜與追隨，正是在那篇歪曲事實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報導文章中，列舉“暴徒們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毒語言”不知激發了天下蒼生的多大共鳴！
好呀，“秦皇的封建社會已經一去不返了”！
好呀，“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撒血（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好呀好呀！一時間，人們除了對奸臣的咒駡就是在咒暴君快死！心中的憤怒就像嘶嘶的引信，隨時都會引燃炸藥桶。甚至，人們還在暗中婉惜“571”的驚天烈焰成了泡影。
但，時勢總會造英雄。何況中國在非常時刻總會湧現孤膽英雄的，就像“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譚嗣同！
儘管在“群專大軍”刺刀與皮鞭不懈的威懾下，蓉城陷入了天安門鎮壓後的萬馬齊喑，但，某日子夜時分，鹽市口一帶又突然變得水泄不通了。人們井然有序地挪動著，依次靠近刷滿一垛壁頭的十多張大字報。由於街燈昏暗，凡帶手電筒的人們都表現出了空前的慷慨，自始至終向壁頭投射著上十束光柱，讓人們默默地專注地流覽著。按自左而右，由上而下的閱讀習慣，赫然再度張貼于左上角的詩歌《怒吼》顯然是全文的導言，尤其令我眼睛一亮的是落款的“敢言者”已換成了真名，他是重慶鋼鐵公司的技術員 白智清。他顯然就是民族英雄譚嗣同的雄魂轉世，在本可脫身的非常時刻，他卻執意獻上自已的頭顱，以求用鮮血換醒國人。所以人們靜得出奇，偶爾只聽得見抽噎聲。我是在撕裂般的痛苦與敬佩之中讀完《揭批奸臣張春橋的反動謬論》一文的。此文頗有理論深度，筆鋒犀利，從痛斥鼓吹大鍋飯、恢復戰時供給制開始，指出所謂癈除資產階級法權僅僅是個障眼法，其真實用意就是在全面專政即全面壓迫剝削中，全面恢復封建帝制——“歷次政治運動，尤其自1957年之後，其真實用意莫不以此為歸宿。用一個人的思想來消滅一切人的思想，就正是在為皇權和王位奠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順民，也正是所謂天下大治的目的。”——論及青年一代時，他尖銳指出：“利用一代年輕人的無知為自已殺出一條血路後，竟把嚴重的失業危機轉嫁到極端貧困的農村，還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屬荒唐之至！試問，把所謂祖國的未來交給一個最落後的階級‘再教育’可在邏輯上成立嗎？‘四化’還有接班人嗎？何況一代代知識份子早就被你們整得七零八落，欽定成了‘臭老九’！”
上述引號中的原文是靠記憶複製的。對文章的首尾我記得比較清楚，開頭是：“張春橋這個奸臣是靠一篇批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發家的，因為正中孤意。”結尾是：“獨夫呀民賊，你是不是要把國家毀滅才心甘？！”
很顯然，在這份轟動蓉城的長篇大字報中，一臉奸相的張春橋僅僅是個符號而已，作者是在直接“炮打紅太陽”！
英雄白智清當然知道後果是什麼，他在某個“信箱”的家中從容等待著。捕後不久，他即被判處死刑。在例行提前遊街示眾那天，我有幸看見了他。
1976年盛夏某日，烈日當空，我在北門剛下火車，就被湧入了站前沒一朵鮮花的大花壇的人海中，有八輛死囚遊街卡車正被人流和車流堵塞著，每輛卡車上皆有一挺機槍正對前方，兩側分別端有三支衝鋒槍，人犯皆被五花綁，一律剃了光頭（興許發亮的砂罐更好敲），頸項上都掛有打了紅叉的罪名牌子。在人犯分配上，為首的刑車只有“反革命刑事犯白智清” 一人，其餘每輛有三人，多屬搶劫殺人犯。我擠近了白智清，像絕大多數人一樣，向這位中等個頭貌不驚人的孤膽雄傑投去了同情和敬佩的目光。他已頻於虛脫，汗流如注，滿面通紅，但臉上卻是掛著微笑，十分吃力地向著人們張望著，仿佛在作著最後的呼喚：
“醒醒吧，都醒醒吧，我的同胞啊！
不僅僅用我們的呐喊，
不僅僅用我們的頭顱！……”
在數日後張貼的一大排執行告示中，對白智清的死刑判決卻改成了“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凡有良知的人們無不為之慶倖。我和淑芬都落淚了。後來才知道，這是善良的趙紫陽涉險救下的一條人命。趙是在鄧小平第一次複出後，從廣東入川上任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政委的。江青等人安插在省、市的爪牙正在策動打倒他，街上還刷有“堅決打倒鄧小平在四川的代理人——趙紫陽！”等巨幅標語。
後在持續不斷的哀樂聲充斥著1979年的時候，繼人民日報發表《為真理而鬥爭》、光明日報發表《一顆劃破夜空的流星》之後，成都日報發表了《閃爍在黎明前的星光》。這三篇長篇報導分別記述並謳歌了張志新（女）、遇羅克和白智清三位民族英雄的鬥爭精神和感人事蹟。前兩人都被殘酷殺害了，惟黎明前提著腦袋拚死一搏的白智清還活著。成都日報的這篇報導是中共地方報刊上難得一見的好文章，不僅情感飽滿，筆觸有力，而且還披露了新的資料，尤其是白智清在“四五”前後寫給葉劍英元帥的三封長信的主要內容（這可反證提供信件的葉帥是支援發表該文的，故四川日報也作了轉載）。
白智清一審被判死刑後，他在獄中與宣判者的一段對話十分感人，一直銘刻在心：
“你還有什麼話要留下？可以講。”
“……”白智清沉默著，若有所思。
“快講，時間不多了，否則就沒有機會了。”
“……”白智清抬起頭來，比出了四個指頭。
“啥？你還有四點要求！——”
“——不！我只要四個現代化！～～”
“這不用你擔心——”
“——不！我擔心！……正因為擔心，我才會發出心中的怒吼，不顧一切！”
“行啦。你不必講了。”
“不，請你們讓我把話講完。我是臨死之人，只要還剩一口氣，我就不會拋開一個中國人的良知和責任。請看看我們的國家吧，請救救我們的國家吧！個人生死何足掛齒，只要國家還有希望，只要中國還能富強，就是把我拉去槍斃十次，我也死得心甘，死得瞑目呀……”白智清體質十分虛弱，哭昏倒地了。
一片沉默。但在場的人們都被感動了。
白智清寫給葉帥的信把希望與憤怒表露得十分坦率而大膽，尤其是第三封，其中的核心內容我記得非常清楚：
“葉帥，萬民期望的葉帥，十大元帥只剩您了。情況危急呀！葉帥！中國已是滿目瘡痍，河山破碎，哀鴻遍野，命懸一線了！為了您和您的戰友為之奮鬥的事業，為了黎民百姓，為了災難深重的祖國，您不能保持沉默了，只有您手中握有的軍權才能拯救國家了，天下蒼生都在望著您呀，葉帥！快舉起您手中的寶劍，剷除亂臣賊子，取下他們的狗頭，以謝天下吧！——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中國的生死存亡只看您了！葉帥，尊敬的葉帥，我是取下頭顱向您哀求的啊，只要您振臂一呼，定會風起雲湧，萬民擁戴，蒼生有救，國家有望。也許，我已經看不到這一天了，但，我的鬼魂會為我獲救的祖國舉杯暢飲，開懷大笑的！”
從上述文字的語氣看，此信是在鹽市口刷出大字報的前夕投寄的，估計還有更尖銳的內容未披露，諸如針對獨夫民賊的痛斥。
到了1986年有節制地紀念“文革”結束十周年時，四川電視臺製作了一部專題片，對重慶鋼鐵公司的中年工程師白智清進行了專訪，身著西服的他，在笑逐言開中一再比出了四頭指頭，慶倖國家與個人終於可以為之埋頭實幹了，而且縱論前程有望，來者可追，一代一代……他還特別感謝了葉劍英元帥和趙紫陽總理。
倖免於敲掉“砂罐”的白智清，和多數未能倖免被敲掉“砂罐”的英雄們，尤其是未能留下姓名的一具具無頭屍，例如“文革”初期為彭德懷翻案的那位紅衛兵，我認為後世都應當為他們舉行特殊的祭祀與默哀，因為，他們不僅僅是造神運動中的先知先覺者，而且還是偉大的叛逆者。“不僅是言者，還是行者。”（毛在五七年語）。當面對瘋狂濁浪和閃閃屠刀時，他們敢於首先發出驚天的怒吼，完全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獻上了被敲碎的頭顱，和暴政永遠敲不碎的思想時，乃是當下中國人應當仰望的壯烈和大勇。
生者應當為這些大徹大悟者，為這些最優秀最年輕的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即使憑籍他們的餘勇，也該挺起我們的胸膛！
帶淚的歡歌
在“四五”怒吼和唐山大地震的搖晃中，一個值得永久銘記的年頭、月份和日子終於到來了。1976年9月9日，毛死了，在妻妾們和搶權者們如喪考妣的忙亂中斷氣了，為後世留下了一具保鮮的臭肉和無盡的麻煩……
當第一時間播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主義者”嚥氣的長篇告示時，我正在三台縣招待所，擠在一間上十人的寢室裏。緊跟第一時間的電波，室內的哭泣場景是值得翔實記述的。哭者與我這位未哭者都是來參加“涪江會戰”的，系各有關單位的各類專業人員，有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有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他們在政治範疇都屬“臭老九”，按理應該高興才是。但與我交情不錯的來自院規劃處的蔡大漢卻像發了瘋，當他首先發出一聲黃牛似的嗥叫後，其餘人等的鼻孔也都跟隨抽噎起來了。由於我不願追趕這個時髦，但又不敢透露心中的極度喜悅，只好悄悄上了床，趕緊放下蚊帳，在刺耳的哭喪聲中偷著樂。我明白他們都是哭不由衷的，好人蔡大漢也不止一次地罵過“焚書坑儒”和那個爛婆娘。但“臭老九”們卻都學會了緊跟與自我保護，諳知犬儒主義的妙處，而此時的最好辦法就是哭，能哭出最深厚的感情就最保險，所以蔡大漢的黃牛嗥叫就久久未曾中止……很多年後，一見面我就會學學他的黃牛嗥叫，相互總是開心不已。人們都習慣了生活中的假面舞會。國人扭著屁股舉向暴君的忠字多半是假的。
對於暴君的死，我真想尋個地方立即發洩心中的極度喜悅。好了，機會來了，我次日即單獨出差去了附近的一個小鄉鎮，當夜用高價買了一斤燒臘豬頭和半斤白酒，在黴臭不堪的客店小屋裏閉門狂飲，第一杯是詛咒災星下地獄，第二杯是祭奠冤死的亡靈，第三杯是祝願華夏復蘇，第四杯是撒向大地並痛哭……想到天下蒼生的苦難與怯懦，想到各處流浪兒的蝶形圖案，想到水腫巨人捧著死去的么娃子，想到老槐樹和亁兒子趙登旺的吉星痣，想到天才少年胡聰投向星空的眼神，想到追求光明的彭定壽和他的無頭屍，想到亁柴棍兒仰望蒼天的死魚眼睛，想到大憝妹和小憨妹被插入的紅蘿蔔及淋漓鮮血，想到廖芳拒絕插入的黃膳與泥鰍，想到那朵凋零的茉莉花，想到生死不明的聖女揚小俐和我們死去的愛情，想到巾幗英雄蘇丕瑛，想到提著頭顱的白智清，想到古墓中的小草和小花，想到葬身魚腹的程康和投入老井的趙文玲，還有他倆定情的蘭鑽石，特別是程康向我留下的一句話：代我向富強起來的新中國問聲好……心緒頓時變得複雜極了，腦海中的意識流宛如一個個大漩渦，甚至不敢回望剛剛過去的一切，和一切的一切，那是一個民族，也是一個政黨的奇恥大辱啊，竟可任憑暴君蹂躪我煒煒中華長達二十七年（超過張獻忠短命的“大西帝國”的27倍）。在這二十七年裏，他毀滅了兩三代人的大好年華和聰明才智，尤其毀滅了民族復興的大好時機。一樁樁，一件件，那真是掬東海之波也洗不淨，罄南山之竹也寫不完……
我當即將這份心緒化作文字，寄給了淑芬，但她閱後十分生氣，立即來信問我：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她說，成都正在大肆抓捕罵了老毛子的“現行反革命”了，而且還從重從快地敲了幾個“砂罐”。
啊，暴君，暴君的鬼魂仍然籠罩著中國大地。不錯，為了淑芬，為了愛情，我的確應當保全自已的“砂罐”才是。這“砂罐”，曾被恩格斯縱情謳歌的人類大腦和思維——綻開在星球上的最高最美的花朵——竟被毛澤東治下的中國視為“砂罐”，故可毫不吝惜地敲得遍地都是，高達三、四千萬！足令張獻忠的屠城罪行和蓮花燈也變得暗然無光了。
從寫給淑芬的第一封情書開始，她都是保存了的，惟有缺失的就是這一封——既可招來殺身之禍也是最有史料價值的一封。現經共同回憶，信的開頭是這樣的：“親愛的淑芬：他死了，我醉了，天快亮了，中國有救了……”，核心內容就是以上意識流的高度概況，最末兩句是：“我深切渴望中國的明天有歡笑。我相信我們的愛情既有花也有果。”
按中央統一佈署， 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前，全國縣級以上的行政單元皆在17日分別舉行哀悼議式。從三台縣足球場上的浩大佈置看，九州方圓上的樹木尤其是柏樹又在遭受浩劫了。三台境內的柏樹是集中分佈在球場主席臺背面的翠屏山上的，很美，宛如橫空出世的綠色屏風，曾有李白、杜甫、陸游、陳子昂、杜牧、薛濤等歷代詩魂來此激揚才思，在“大躍進”中也未被嚴重糟蹋，但因此刻必須向駕崩的聖上表達深厚感情，翠屏山就很快變得滿目瘡痍了，砍下的柏枒與白布則在足球場圍成厚厚實實一大圈，還綴滿了白花和黃花。祭祀開始時，只見一片黑壓壓的人頭盡皆低垂在哀樂聲中。當蔡大漢又開始發出黃牛似的嗥叫時，我就悄悄溜走了，因為我很怕哭不出來。置此非常時刻，保住“砂罐”才是頭等大事。
次日北京的追悼畫面，人們是擠在各個十字口或丁字口看的黑白電視。我們在招待所有幸看了彩色。我著重關注江青，這個妖婆裹上了一身黑衣，惟露老臉，她的哭喪相顯得做作而討厭，大嘴巴不時蠕動著，仿佛在向她的天王夫君訴說著心中的恐懼。“我死了看你怎麼辦？”——這是毛澤東留給愛妻江青的深切擔憂。這倆口子的狼狽為奸與恩恩愛愛是絕對分不開的。分開了，歷史與邏輯都會留下一個大窟窿。
“那個女人的末日快到了。”哭出黃牛嗥叫聲的蔡大漢壓低噪門在寢室說。
“很難說——”有幾個異議者反駁道。
“——我們賭！”蔡大漢狠狠地吸了一口煙。
我始終保持沉默。因為我必須保全“砂罐”。所以就提前在蚊帳中合眼冥思了，好在明天中午就要見到淑芬了。我又在下意識地摸著自已的“砂罐”。
在松潘～平武斷裂地震尚未結束的搖晃中，我與淑芬仍然去了體育中心，坐在看臺上熱擁著，長吻著。這是亂世中的熱戀聖地。舉目環顧，大致有上百對戀人（估計還將繼續增加）。在這些戀人中，估計右派與紅衛兵的結對長吻乃是絕無僅有的，同時，像我們這一對這樣恪守規矩的戀人也是絕無僅有的。將毛死前與死後兩相比較，人們情感與本能的外露及其延展形態，正在迅速地發生著十分微妙的變化，有不少情侶正在或即將縱情交歡了——這在毛死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可能與不可能之間，淑芬與我決定在1977年春節前夕結婚了。
我這次是帶著怒放的心花與淑芬吻別的。街上異常熱鬧。在去火車站的路上，遊街的卡車過了一串又一串，但與去夏白智清的死囚車隊相比，還是有了明顯的區別：第一、少了機槍與衝鋒槍；第二、皆以紅臂套“群專”鷹犬為主；第三、“人犯”眾多；第四、沒作五花大綁，只坐“噴氣式”。 凡堅持不哭不悲乃至喝酒談笑的人們，都會源源不斷地抓去遊街示眾的。自災星殞落以來，成都天天都在遊街，每車都是塞得滿滿當當的。我看見有人被皮鞭抽打時還在笑。他們面向人群、面向大地、面向天空，只有笑。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靈魂都在笑。
這樣的笑臉應當定格在中國歷史上。他/她們都笑得美極了。這是憧憬中國明天的笑，人心向背的笑，民族覺醒的笑。這笑，不僅是對災星殞落的由衷慶倖，而且是一抹提前升起的曙光……
這一幕幕熱鬧的遊街景觀是延至10月6日才告基本結束的。眨眼而起的是全省鞭炮的徹底脫銷。人們在震徹大地的鞭炮聲中通宵狂歡。它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完全自發的連續十餘天的晝夜大狂歡，舉國大狂歡，完全超過了我兒時記憶中歡慶八年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這是“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除了毛的忠實追隨者——“四人幫的殘渣餘孽”外，人們無不舉杯相慶。我在三台也徹底喝醉了。一月前哭如黃牛嗥叫的蔡大僅把酒碗也摔碎了好幾個，並非僅僅因為賭贏了。“臭老九”們盡都覺得獲得了難以言表的空前大解脫，已經不怕隔牆有耳了。每次飯後，人們都不會提前離開食堂，上百名“老九”們的自發議論為人人都帶來了巨大的快樂。議得最多的自然是白骨精江青，爭論得最多的是對她如何處死，尤其是處死的方式。有人提議先用直升飛吊著她在全國巡遊，最後在天安門上空當作活靶子，把她射得骨肉橫飛，直到只剩一條繩子為止。
“這恐怕不可行，射到飛機怎麼辦？”
“把吊繩放長呀——”
“可選神槍手呀——”
“但國際影響不好啊。”
“是不太好……”
“但痛快呀！”
“解恨呀！”
“算了吧，這是中央的事。還是把咱們自已的事情做好吧。我最高興的，真的，咱們設計的涪江大撟終於可以動工了！” 有一位公路交通設計院的專案負責人給我留下的印象極深，在獲知江青等人被抓的第一時間，他立即雀躍歡呼：“我們的大橋有救了！～～”旋即抱起身邊的愛妻打圈子，贏得一陣掌聲與喝彩，惹得頑皮的小兒子也上前去湊了熱鬧。這是一個十分標準的中青年知識份子的三口之家。男俊女秀，才華橫溢。他倆是我們這段時間飯後閒聊的中心人物。
“主要是沒有造反派搗亂了。這就好了。我看見縣委陳書記他們把高帽子、黑牌子都燒了，總算可以集中精力了。”他的妻子補充道。
“那當然！那幫王八蛋都該抓去槍斃！他媽的，我們每次同縣上頭頭彙報研究的時候，都被他們沖來攪了，抓去遊街，批他媽的什麼唯生產力論，真他媽的無聊透頂！尤其是鄧小平倒臺後，害得我們大橋擱淺至今！”丈夫講得怒不可遏。
“我們也一樣。我們的涪江流域規劃也可重新上路了。地委行署的頭頭也不必東躲西藏了。聽說過幾天我們就要遷回綿陽了。提前告個別吧，預祝你們大橋早日建成通車！”蔡大漢代表我們這路人馬同他們逐一握了手。
總之，在那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歡樂時辰裏，我們這一代報廢了青年時光的中年知識份子，即使懷揣一腔怨氣，也一刻未曾忘記自已身上的責任。
為了重新協調並理順流域內各行政單元和各用水用電部門之間的關係，領導小組決定租用一艘客輪，由德高望重的老紅軍楊月光副院長帶隊，從綿陽沿江而下。
啟程那天的天氣是個好兆頭，儘管霧靄籠江，但蒼白的日頭還是漸漸有了紅暈，也可漸漸見到前方的波光了，汽笛開始叫了，引擎也響了，船尾卷起了滾滾浪濤。人們情不自禁地含著熱淚。我又想起了古墓中的小草，和它不滅的生機，偷偷地哭了。
我們這一代人終於啟航了。
（上部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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