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中不再稱呼敵人這種政治身份？
就是在執行了人權高於主權國權和法權意義上的民主國家。
這裏的敵人只是個例個案，沒有所謂階級敵人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說法。於是，民主國家之敵就是外部因素造成的類似美國之敵本拉登這樣一種類型。冷戰時期，蘇聯是美國敵人，也是因為外部因素出現麥卡錫時期；雖然人們對此說法不一，也成為美國內部抓壞蛋和共党之民主制度偶然現象。當然，小規模間諜和特務還是國家敵人，自不贅言。這是一個基本判斷。這個階級無敵說很重要。因為他代表所有國民不管屬於何種財產身份和信仰，都可以融合相處，沒有了階級之間的敵對法律，只有階級許可權和階級鬥爭——如，罷工，遊行，批判等等——各階級利用獨立工會和媒介自然不在話下。這些成果卻並非自古已然。宗教盛衰和人文鵲起，是一個轉機。一般而言，這個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伴隨著對於宗教的批判和矯正。因為，無論是新舊約，可蘭經和其他除去佛教以外的宗教，一直以來是打打殺殺，排除異端，燒死巫女，破害無辜——卻又伴隨著對於人類大愛，愛敵人，不能殺人偷竊這樣的天然教義。正是因為這樣的宗教打殺和宗教博愛，不能在世俗世界規定其實現地上天堂之實踐及其準則，人類秉承希臘羅馬的政治學資源，在中世紀以後不久隨即開創了系列的政治學創造。完善了宗教不能和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的那些非邏輯判斷和信仰直覺。所以，西方人掰開政教倆端，也是煞費苦心，銳意求變，只是我們中國學人少有梳理和廓清。這樣的自由主義，其實也是開始於中世紀。人們看不到中世紀宗教一元主義之外的多種文化和精神建設。這些內容可以成書陳篇，此節。
敵人，就是在歷史中逐漸消亡的——這是對於宗教異端和反革命分子而言——這樣的敵人，在中世紀是上帝的稗子和教皇的木柴；在馬列毛那裏是階級敵人；加上馬克斯和希特勒主張的民族敵人（馬克思說要把波蘭人從地圖上去掉，等等。）所以，自從馬列竊取了宗教信仰的某種極權方式以後（見T.S.愛略特與白璧德的爭論），人們開始關注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敵人大出現大興盛的悲劇；這個悲劇首先是馬列主義信仰。這個悲劇消滅階級和種族——因為某一個階級被消滅意味著一切階級之被消滅；一個種族被清洗，意味著所有的民族遭殃——德國人清洗猶太人就是毀滅日爾曼人自己。所以，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不同之處在於，專制主義可以在發生造反革命時期互相製造敵人；又往往是戰爭和非常時期。在非非常時期，則有些壓迫，有些剝削，有些蒙昧，有些迷信，但是生活還在繼續，文化和資本還在繼續，階級融合還在繼續。極權主義建制以後，就完全不能重複專制時期和一切老舊時期基本上階級調和的社會政治狀況，其需要不斷革命造反和專政（繼續專政等等），不斷製造敵人，清洗思維，施行剝奪和塗炭生靈。於是，敵人概念，準確講，對於現代人類，基本上就是言說和指涉極權主義社會之所為。在毛主義和鄧主義社會，此中“敵人”的出現，對於國人是司空見慣的，因為這是對敵鬥爭的“天然”“繼續”。當然，區分鄧之與毛不同，即示他們的政治概念義含相反：一個是革命，一個是統治；統治不要革命；革命卻又要革命，又要統治——而此革命統治論，就是殺二十萬之敵人論。無須贅言。於是，敵人論，現在輪到生活在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下之人們，如何定義自身是不是政權的敵人之提問。
從普遍的意義上說，極權主義是人民公敵，因為即便是專制皇室和封建藩邑，也並非在政治社會生活常態中樹敵於民；敵人往往是外部侵入者；如果外域無擾，則天下無事（災變和末日除外）。極權主義不行。他不可一日無敵。運動了！這就是毛主義七八年來一次之國人聽慣的緊箍咒（阿倫特以另外一種背景也提到“運動”）。但是，這個運動論是毛的革命論的翻版；其兩面性之統治和鎮壓論，尚為補充。此中文革研究中人皆知，鄧的改革論和後來的和諧論則取締了造反論。為什麼？難道不是太明顯不過的道理。他們成為坐天下者和財富佔有者（所謂“點四”說法——見網路，即是）。這時候，他們反對文革的造反。鄧更是把六四看成造反派鬧事。而和諧，是此反對革命論的持續。所以，取消階級鬥爭的，不是毛，是鄧。這是“和諧”中心說——要維護他們若干家庭的財產穩固權。這裏不存在什麼進步論，上帝說。他們要的就是反過來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秩序論”。這一點務必要給予說明。這樣一來，他們利用宗教和孔子的全部可能性，就產生於此。那麼，他們是不是變成“我沒有敵人”的真正和諧主義了呢？他們的五百個家庭佔有國家財富百分之八九十的盜掠行為，是不是國人之敵之行為呢？是不是他們封鎖網路，以全民為防範，就不是敵對策略了呢？他們對於一個童工三百元、六百元一個月的月薪，是不是以童為友的做法和特雷薩主義呢？他們對於世界公敵的朝鮮伊朗蘇丹政權的沆瀣，是不是以普世價值為基準，以一般性國家化敵為友呢？他們對於號稱沒有敵人的敵人的抓捕和鎮壓，是不是瓦解了他們的和諧和取消（階級鬥爭）論呢？這一點十分清楚，亦無須贅言。
於是，剩下來的敍述就是，誰是這樣的敵人的定義劃定者。這樣的劃定者，正好是取消敵人的一種和諧論說法。他們的行為之所以虛以委蛇，就是因為他們像歷代統治者一樣，需要圓融造反派和革命者於正統（政統）。他們說，敵人是存在的，就是顛覆國家者。而國家，其實，根本就不存在——他們的國家，即為家國（七千萬普通黨員與此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直接好處可言。）在另外一個層面，號稱沒有敵人的和諧社會，是其改造了運動型極權主義社會，變民粹主義為官僚主義。這是一種嬗變。這個內容，就是他們反對了任何異議和維權運動，搞成不要一切運動。因為在它們看來，這是對於整體和諧的破壞。所以，以往西方意義的“階級鬥爭”，罷工，遊行，抗爭（幾乎每時每刻在西方都有發生），都是破壞統治秩序的非法行為，要予取締。所以，和民粹主義不同，腰纏億萬資財者，不需要群眾運動。於是，這個後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之分野，遂即出現。這個分野就是，在他們失去了領袖魅力的個人迷信和（偽）宗教信仰（毛主義）以後，運動，成為他們的不可能性——這個不可能性，在文革中，毛，周的表演和鄧的表演迥異——在是否接近學生上事成對比。而無魅力型領袖的、一般而言的行為準則，就是不能以利用群眾運動來代替鎮壓和取締之。這是毛，鄧最大不同。極權主義於是產生了毛和鄧兩種看似對立，實際上完全同構的統治方式——因為，在極權主義政治裏，鎮壓，比起造反，更加具備絕對性，而不是相對性。
之所以言此，是要說明，極權主義政權確立敵人的做法，雖有很多很大殊異，但是，他的本質雖變幻一百零八變，其確認敵人的政治觀念沒有變。所以，在此意義上說，是政權確立了敵人，而非其他。反之，被確立者，是不是可以說，“我沒有敵人”呢？要從幾個方向予以說明。1，他可以這樣說。但是他要補充說明，他這樣說的意義對於統治者言，即為無意義。因為確立敵人的權力柄杖，並不在他的手裏。2，宗教意義上的沒有敵人，是一種不分具體時空的總體論呼籲——雖然，其與耶穌懲罰猶太人，完全對立——和中世紀，加爾文燒死塞爾維特，完全對立。3，即便你不把對方看作敵人，對方卻確定把你看作敵人。於是，敵人之間性關係，確定了你就是他們的敵人。4，如果翻轉這個說法，你是不是可以採納可以有效影響這個剛性政權的任何做法，使得敵人化為烏有？是不是可以在你宣稱他們不是敵人以後，改變其看法，做法，把“你就是敵人”說，加以推翻呢？這個期待，等於0。5，最為可笑的是，在所謂“我們”內部爭執此論的時候，對於我們反對方的“敵對”意識，業已高漲；他們無敵人派，似乎要把有敵人派，打倒在地，完全壓倒，再踏上一隻腳；於是，在此層面，他們的無敵人派，只是在重複敵人說——請注意：其敵對意識，業已高漲到無以復加程度；卻依然宣稱：沒有敵人。等等。
這裏需要重新加以確立的基本觀點是，要施行某種沒有敵人說法，其可行性就是用司法和民主程序取代敵人說——雖然，敵人，這個辭藻發明以來，不是因為其發明而有敵人，是因為有了敵人，才有了這個辭藻之發明——這是一般意義上的語言學互證說和互文說——最為極端主義的語言學立論是，敵人，不是敵人——就像玫瑰，不是玫瑰（也是玫瑰），一樣。此略。所以，此敍說分析，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在極權主義掌權當道的政治體制裏面，如何界定一般意義上（甚至在法制和民主政權裏不曾應用的）敵人說，即成當務之急。這個任務就是，如何啟動所有政權防範和監視，敵對和控制的全民運動。這個改革說和革命說，是不是可以認為，只要你不把對方看作敵人，就可以一蹴而就。歷史上，不久前之布拉格運動，七七運動，絲絨革命，雖然本質尚異，但是，其出現，就是一個顯證：只要蘇聯經濟模式崩解，握緊的拳頭就會鬆開。所以，所有看似有效的龐氏效應，其實就是一句話，蘇聯沒錢了；沒錢，就沒有出兵鎮壓和維護其東歐殖民地位之可能。“七七”等，不過是一個巧合。這樣，在萬千因素中，捷克波蘭和東德，可以把政權中人，看成非敵人，而予以寬恕——雖然，東德施行了所謂“鏈條”罪治——就是最後，從士兵到昂納克，都要為在柏林牆邊開槍射殺越牆者負責。固然，這個鏈條罪，其實就是定義敵人之罪，定義開槍者之罪，定義社會主義政權之罪。在另外一個方面，在政權交出或者被迫下臺以後，人們，尤其是蘇東波的人們，開始實行真相和和解同構之民主程序。這個程式，規定了法律治罪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司法，要對曾經是敵人的前統治者，予以追究——無論是道德的，還是司法的。甚至，德克勒克這樣的前統治者，因為不牽涉任何非法佔有國家財產罪，雖有種族歧視政治，卻在曼德拉和解主義政治的改變下，可以施行融合和無敵人說，但是其種族歧視主義政治，卻被完全否定——這就是最近他們再三揭示於一部電影中的和解觀——不要忘記，在另外一個區域，姆貝基的幾乎是武裝甚至是恐怖主義抗爭，對於當局的有效抑或無效影響（這個因素，在歷史的南非，不能輕易抹去）。
於是，真相委員會如果在中國成立，其不同於南非者，首先就是確立人們所謂“點四”財產非法性問題追究——這個問題對於南非和東歐統治者幾乎並不存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和諧們和所有的金的物件，德克勒克，甘地的物件等等，迥然不同。“點四”問題，不是政治課體，而是經濟問題。反對派如果施行真相調查，將會如何？如果你不進行調查，說，那些點四們，不是敵人，財富可以拿去，又會如何？不要說其無政治觀點的政治觀點了——他們是一群無觀點者，從普世價值，到極權價值，都可以一度宣揚；他們是一些不同於所有的雅魯澤爾斯基，德克勒克甚至戈巴契夫的、億萬財富佔有者。這才是中國特色的關鍵。你說，要追究這些財富的來源真相嗎？要對真相追清以後，施行法律制裁嗎？那時，你是不是說，被清算者就是人民公敵呢？他們在財富上的佔有是不是某種剛性結構之敵！難道世界上有這樣的道理嗎：這些佔有者可以因為你不追究財富就認同民主？如此，你的真相，法治，民主，程式，耶穌精神，佛陀主義，就都會丟到垃圾堆裏去了。所以，這個東西的剛性結構恰好在此。人們所說“要記變天帳”（胡平言），就是這個道理。如果你表達了這個“經濟敵人”的概念，說明，你還是可以區分蘇東波問題性質中人——如果你認為他們就是沒有多少錢財的前東歐共產黨人，你就是在行騙。而問題的性質，就是這樣劃定的。這樣，就產生如何對待這個政權的抗爭策略之方法論課題。我們在此方面是悲觀主義者。改革已死，期憲法也亡，革命有救乎？革命課題，我們前有論述（劉自立《革命源流譾論》）。這個說法的啟示者是托克維爾。他的話是天才的，因為，他說出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和背景——革命，是在舊制度裏孕育而成的——這個話轉移到中國，毛革命，孫文革命（本質異），都是專制主義舊制度的產物——不是極權主義的產物。極權主義根絕革命和改革的資源。人們嘲笑中國起義論，確實有著某種哭笑不得的“正確性”。因為，改革和革命，都是舊制度給予空間和條件之可能性，不是極權主義之不可能性。
那麼，中國模式的前途何在？
就在於中國模式的經濟是否可持續發展。
我們前此論述蘇聯、中國模式同歸路，就是說，蘇聯沒有錢了——而中國有錢，卻沒有了一切，生態，資源，人力，投資，外貿——這一天，是不是會災難性降臨，諸多細節，有待諸公討論；也是我們或許續論之所在。
一句話，有，或者沒有敵人，不是一個真命題；真命題是，我們如何繼成孫文所謂“十月圍成”以來之社會崩解時期的實際和組織行為。如果說，反袁世凱，是一個正確的敵對行為，那麼，袁世凱成托北洋政府，則是一種治亂之道；雖然他本身悖離，破壞之。
孫文，也是這個崩解社會的依託。南方南京政府，完成了這樣的真空填補而對應北方。雖然劃江而治，卻不無政治控制和免亂之治；他對於北面段政府的和解和尊重，乃為應有之義；等等。
所以，就看當今中國人有沒有這樣一種胸懷來施行這種和解，這種填補，這種組織，這種準備了。這才是一個務實和跳脫的真課題。我們難道可以期待存在于華沙－羅馬，而根本不存在於北京的任何保羅二世之夢幻再出現，來為我們規定上帝之“愛敵人”操作嗎？
我們但願可以在人類字典上抹去“敵人”此詞——但是，我們抹去這個詞，和動物莊園裏宣傳部的做法，難道可以有任何區別嗎？
上帝未造八別塔，願他造一座乎？
上帝保佑！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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