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治世主張“治亂世須用重典”在中國深入人心，但它實際上卻是徹頭徹尾的荒謬主張——因為人性的弱點，就如同“謊言重負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樣，謬論傳上千年也會成為真理。
“亂世”，也就是治安敗壞、犯罪頻發的社會，所謂“重典”，無非是動不動就將人處死，也就是濫用死刑。“治亂世須用重典”聽起來冠冕堂皇，說得通俗點就是，“治亂世須濫用死刑”。
中國社會施用“重典”以治“亂世”的歷史源遠流長，其死刑罪名之多、處決手段之殘忍，世界各國無能出其右者；單一個淩遲死刑（千刀萬剮）居然能夠列入國家明正典刑近千年之久；而坐上“大逆”（謀反）這條罪名的人，往往“滿門抄斬”、甚至“滅門九族”；滿清乾隆帝，不僅頻頻將文章含有 “敏感字”的作者及其家人淩遲抄斬，還把刻書、藏書的人一併殺掉…這些，足以讓西方歷史上最野蠻的暴政自愧弗如，直可以印尼叢林中的吃人部落一爭高下。
可見，中國治亂世之“典”，不可謂不重矣，可效果如何呢？中國歷史上農民農民造反次數之多、規模之大、週期性的大動亂破壞之烈…均高踞世界榜首，與漫長文明史不相稱的寥落古跡，就是最好的證明。一次次文明的積累在亂世中被推倒重來，諸多技藝學科湮滅失傳，近代以前，兩千年來社會在動亂的衝擊下不斷倒退，這在其他國家中絕無僅有…中國的“亂世”紀錄，堪稱世界之最。
歷史上，中國王朝的“重典”緣何治不了中國的亂世？因為在王朝暴政的逼迫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逼之？”所謂“重典”，大不了把人殘酷的處死，而人到了生不如死的時候，往往能夠豁出去：既然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會被逼死、餓死，乾脆造反而死，死個痛快；更何況，成功了就是將相王侯、失敗了可以自我了斷。
而自秦以後的中國王朝，因為其集權帝制的體制，要遠比歐洲國家的分封制的王朝更不穩固：由於專制，它逐步喪失糾錯能力、無能化解社會矛盾，因此它不能避免頻發的、週期性的社會大敗壞；因為集權，這些王朝武力贏弱，既難以鎮壓暴民、更難以抵禦新興北方蠻族的入侵…這些，都是民眾造反的大好條件。而且，傳統王朝也沒有如共產政權那樣嚴密的意識形態管控機制，它不可能如毛共、朝鮮當局那樣愚弄老百姓，讓他們餓死不造反。
因此，每當大的天災人禍降臨的時候，中國農民幾乎無一例外地揭竿而起，盜賊滿山、暴民遍地，哪管你皇帝老子的“重典”到底是淩遲，還是剝皮。
共產黨竊據中國後，在“重典”的傳統上再加上共產暴政，誠可謂雪上加霜，中國一躍而成為全世界死刑名目最多的幾個國家之一。但“重典”的效果（實際上至少有一半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洗腦的效果）只持續了二十多年，隨著毛始皇駕崩，意識形態衰頹，“亂世”迅即大回潮：君不見八十年代初，文革遺風大行其道，盜賊遍地、強姦頻發、哄搶公行、剪徑處處、各中小學淪為少年犯製造工廠…
對共產意識形態從不以為然的鄧小平，眼見政權失控危險，慌忙從毛共的垃圾筐中翻出了“亂世用重典”的祖傳方子，祭出“嚴打”的濫殺招數，“嚴打”之“重典”，重到什麼程度？重到偷看一眼女人洗澡就會被槍斃的程度！八三年的“嚴打”，導致數萬中國人被濫殺。“嚴打”完全是中國特色，因為這是同一階段所有西方前共產國家都沒有過的，即使暴如蘇聯，在史達林死後也再也沒有過濫殺本國公民的運動了
“嚴打”這樣的“重典”不可謂不重，但效果怎樣呢？不到十年就開始大反彈，“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共徹底拋棄胡耀邦、趙紫陽時期 “讓世界充滿愛”的人性化新政，重新強化專政和假大空，整個中國社會由是迅速敗壞：道德大滑坡、信仰缺失、理想泯滅、犯罪率高漲、假冒偽劣橫行…江澤民之後，在胡錦濤更加專制和假大空的統治下，如今的中國盜賊公行、黑社會猖獗、假冒偽劣毒產品空前氾濫成災、社會信用喪盡、見死不救盛行、冷漠成風、騙子成群、假幣處處、防不勝防…總之官是貪官、酷吏、左棍、商是官商、奸商、黑賈、民多愚民、刁民、賊民、暴民…實乃一幅典型的滑向社會整體崩潰的“亂世”圖像！
為什麼中共政權的“重典”仍然治不了中國的“亂世”？從技術上說，中共所施的“重典”本身就是助長“亂世”的推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濫用死刑。
什麼是濫用死刑？就是對沒有謀殺行為的犯罪者也動用死刑。眾所周知，中共國是全世界濫用死刑的頭號大國：謀殺固然要判死，即便不殺人，諸多罪行也會判死，如：搶銀行、搶計程車要判死、攜帶毒品超過八十克要判死、強姦多幾個人要判死、搶劫外加強姦要槍斃、偷得多了也會判死、甚至貪污、虛開增值稅發票達到一定數量也要處死…由於許多非殺人的行為都可以判處死刑，這就鼓勵犯事的人多犯罪、甚至殺人滅口，因為一樁罪行往往需要另一樁罪行來掩蓋，且殺害當事人，能夠大大增加警方破案的難度——反正殺不殺人都是死，不殺人反而更容易被抓住；反正犯下一樁罪是死、犯下三樁罪也是死，少犯罪反而死得更快。
因此，已經犯下這些事情的人，當然就“一不做、二不休”，繼續犯罪、連鎖犯罪、大開殺戒…總之把事做絕，反正橫豎也是死，而且不多犯罪、不把事做絕，自己更可能死、死得更快…於是搶銀行的，乾脆把員工殺掉；搶的士的，搶車殺人；搶劫強姦的，先奸後殺，總之來個不留活口、死無對證、大大增加你破案的難度。靠山不牢的貪官污吏，為保身家性命，索性殺人滅口，把秘密封鎖於墓穴；攜帶毒品超紅線的，被發現後往往殊死頑抗，殺一個夠本，殺兩個掙一個……
這樣的“重典”，不僅喪失了震懾作用，反倒成了激勵犯罪的興奮劑。這就是“物極必反”效應，就象用藥一樣，任何東西一旦被濫用，只會取得反效果。
“重典”之所以治不了中共國的亂世，更深的原因還在於：在如今極權回潮而極度敗壞的中國社會，殘酷的體制性壓迫把許多人逼到生不如死的境地，當人不想活了的時候，死刑還有什麼威懾力？
“六四”大屠殺後，共產黨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廣大普通民眾不僅仍然毫無政治權利和言論自由，連毛時代的生育自由和那點生存保障都沒有了。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共中央在全國掀起權貴私有化掠奪運動，在對民眾繼續專政的同時，中共政府在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責任領域全面賴賬，將廣大農民和被榨盡血汗的城市職工當包袱拋棄。胡錦濤上臺以來，中共厲行“國進民退”倒退經濟政策，堵塞民營經濟空間、鉗制市場；胡錦濤瘋狂擴編公安武警國保城管隊伍、瘋長軍費、大力提高公務員待遇，導致稅費沉重，老百姓生意越來越難做…種種倒行逆施，一步步地堵死了社會底層創業的管道，造成誠實勤奮的人日益勞無所獲，而中共貪官惡吏、爪牙、走狗卻披著公務員的黃馬褂，旱澇保收、快活滋潤、愈發趾高氣揚…
社會文化方面，胡錦濤高舉假大空左大旗，舉得比起前任更高，竭力向中國社會散播党文化、糟粕文化和法西斯民族主義搖頭丸；胡錦濤不僅橫蠻打壓普世價值觀念和一切“自由化”苗頭，而且鐵腕壓制社會正氣，胡錦濤發了瘋地整肅媒體、封鎖互聯網，其瞞報地震、掩蓋豆腐渣工程、打壓遇難者家屬、竭力包庇毒奶粉後臺老闆…其專政手段比前任更嚴密、更狡詐、更陰狠…
這樣的社會必然正氣淪喪、道德敗壞，充滿仇恨和衝突，這種社會是滋長犯罪的溫床。
中共專制政權最無可救藥的地方是：在加深舊恨的同時，它不斷地大力製造著新的社會仇恨，不斷地製造著新的敵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的縱容下，中共各級官僚虐民掠財越來越肆無忌憚，強迫拆遷、強迫征地這樣的犯罪全國範圍地大規模公行，真正到了“搶田奪地、上房揭瓦”這樣喪心病狂的程度，中國民眾的私產，在經歷毛共時代共產搶劫後，再次經歷大規模的制度性搶劫。張春橋曾說：鄧小平上臺，中國老百姓將會“吃二芿苦，受二荏罪”；張春橋滿口謊言，這句話卻是真話：現在的中國民眾，真真切切在“吃二芿苦，受二荏罪”。
毛共時代，只要不觸及政治，中國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還可保無虞；可如今，不管你問不問政治，你都可能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若無“准生證”，會橫遭重罰（只生一個都還不行）、若“超懷”“超生”你和你的妻子會被刮胎結紮、你會被罰得傾家蕩產；而老百姓現在又多了一種最新的危險：若政府看上了你住的那片地方，你的私房會被強迫拆遷、你多年耕耘的田地會被毀掉作物、強行徵用…
你流落異鄉打工，若無暫住證，會遭罰款關押、你進城叫賣、擺攤、乃至乞討，會遭城管收繳、驅逐甚至毆打…
君不見多少農民因“超生”、“超懷”、未及時辦“准生證”等原因，被計生部門逼得傾家蕩產、流落異鄉異國、甚至家破人亡？幾多小商小販沿街叫賣者被城管毆傷打死？下鄉“執法”的“計生幹部”被農民打死？而被強拆征地搞到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者又何止千數計？如此之逼迫，足以令綿羊變猛虎：君不見農民怒殺“計生幹部”、小販抗殺城管？如今被強拆征地逼得自殺、殺人者，也在一天天多起來…中共國極端殘忍野蠻的強制計生“基本國策”、邪惡橫暴的城管制度和制度性的強拆、征地，正把越來越多老實本份的人逼成罪犯、逼成殺人兇手，因為他們被這個政權逼得不想活了。
如今的中共國社會，整一個逼良為娼、逼良為盜、誘民做賊的亂世，這樣的昏濁暴虐亂世若無革命的及時洗刷，必將於潰亂中整體崩潰。
綜上可見，為什麼中共政權的“重典”仍然治不了中國的“亂世”？其根本原因就在中共政權自身；因為中共政權本身就是“亂世”的製造者，中共就是滋長亂世的根子。
與“亂世”相反的是“治世”，所謂“治世”，是社會成員普遍安居樂業守法重德的社會，這種社會既需要一個公正的政府來影響、更需要宗教信仰來培育，它決不是嚴刑峻法的“重典”所能強塑得了的。
而中共政權卻把成就“治世”的兩大條件都破壞了：中共政權是一個罪行累累的犯罪政權，如今它已經蛻變為赤裸裸的中華民族的綁架者和掠食者，這種政權的政府根本談不上什麼公正，這種政府對社會的作用不是致愚，就是誘導民眾像自己一樣殘暴、虛偽、邪惡；中共一直壓制宗教信仰自由，這種壓制在胡錦濤上臺後更進一步加劇——對宗教信仰的打壓等於是剷除養育社會道德的土壤，這對於共產意識形態已經崩潰的中國社會，其敗壞作用尤為強烈：毛共雖然大搞無神論，但好歹推出 “毛澤東思想”作為宗教信仰的替代品（雖然這種替代是不可能長久的），毛澤東雖然殘暴，卻擅長舞文弄墨、深具個人魅力，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思想對凝聚人心短時期內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毛時代的社會犯罪率很低，餓死幾千萬人也沒有出大的亂子；但是現在，這種替代品在哪里？文學唯讀過卓婭蘇拉、象五十年代舊機床一樣僵硬的胡錦濤，他在拼老命壓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有什麼能力或個人魅力，能為中國人一絲一毫精神信仰的食糧？
若無根本性的政治改變，中國更大的“亂世”必將預期而至，中國社會將在日益惡化的亂世中全面崩潰。
綜上所述，“重典”是治不了“亂世”的，因為用“重典”治亂世，治標不治本，就象喝海水解渴，口渴必然反彈，結果越喝越渴。要想治療中國的亂世，治心才是根本；而“上樑不正下樑歪”要想救治中國的人心，非得去除中共政權這根七歪八邪的“上樑”不可——必須在中國創立三權分立的憲政政權，以實現宗教、新聞出版的充分自由，達成人權受到充分保障的目的，然後，隨著政府信用的影響、宗教和傳統精華文化的培育、社會風氣的好轉…社會道德才能重塑，中國歷史上如“文景”、“貞觀”那樣的治世才有望再現。
與中國“重典”治亂世相反的現實例子是北歐社會：北歐各國沒有死刑、刑罰很輕，甚至監獄裏的生活條件還很舒適，但北歐各國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北歐社會就是典型的“治世”。這是為什麼？因為北歐社會是一個人權受到充分保障的憲政民主社會、它是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有飯吃、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的真正“和諧社會”、它是一個宗教有自由，人心有依附、道德有承載的社會。
中國古話說“不患寡而患不均”，物質上的平均有助社會的安定。這個道理，已經為社民色彩較重的北歐社會印證，它對中國的啟迪是：因為治下中國社會的極度敗壞、以及傳統文化和宗教崩壞的現狀，中國在民主化轉型（如果有的話）中，必須實施社民主義色彩較重的政策，因為中國人信仰普遍缺失、只看重經濟利益，從民生著手，比較容易救治中國的亂世。
曾節明 成稿於2010年元月二十四日中午于泰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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