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得知又有一批流亡者到達達然薩拉，我就乘機到中心接待站看了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採訪的物件。當我到了接待站二樓上自己也曾經呆過的最裏面的一間房子往裏探看時，見到一位面容安詳的小夥兒一個人坐在暗淡的屋子裏靠牆的一張床上看書。我便推門進去向他自我介紹後，提出是否可以問他一些問題時，他說要經過領導同意，我便到下面辦公室裏向一位元認識的老領導打招呼，經他同意後，我再次來到二樓上。當我向那位新來的說已經得到接待站領導同意後，他也就笑著讓我坐下，我倆便一同聊了起來。他說他叫洛桑土登，是西藏衛藏地區人，在西藏時沒有上過學，從小出家，於二零零五年才有機會到拉薩小昭寺內學習佛法知識五年有餘。當筆者問及他出逃的原因等西藏境內的情況時，洛桑土登便慢條斯理地向我敍述了以下他曾在家鄉遭遇過的個人經歷：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下午四點左右，在拉薩的藏人發起了群體反抗活動，當時我也和其他約三十人一道在拉薩八郭街參加了掀翻停放在街上的警車的活動。當時對面聚集著的員警揮動警棍時不時地跑來打我們，我們也撿起地上的石子向他們投擲進行反擊。武警用警棍打我們的時候，他們身後還有人緊跟著對我們進行攝影，可能是想要拍攝現場舉行反抗的藏人，然後他們就可以回去邀功請賞吧？！我們一群人將車子掀翻後很多人便各自逃散開來，我本人就直接跑回小昭寺方向。但後來又改變主意拐彎到了大昭寺前的伊斯蘭教堂旁邊，決意要逃回家鄉去。當時又在拉薩大橋邊碰到兩個同鄉。當我躲在伊斯蘭教堂旁的一側時，聽到幾聲嚓嚓的響聲，後來據同鄉說了才知道原來那是槍聲，同鄉還告訴我說要是沒有那一段小的間隔，我當時差一點兒就被飛來的子彈打中了。雖然當時在霧中看的不是特別清楚，但我還是隱約地發現前面並排放著很多警車，現場好像有很多的武警。這時，我順著大昭寺前面的牆角並經過拉薩大橋後向著家鄉方向逃跑。因為之前聽說途中也散佈了很多的武警和軍人，所以，我只有一個人就這樣沿著拉薩河畔和經過農田等比較狹窄的小道返回了家鄉。
幾天後就到了家裏，與朋友電話聯繫得知公安局已經下達通緝令緝拿我。我聽到這一消息便立即從家裏拿了點糌粑面並對家人謊稱我要回拉薩去。當時原來我認識的一位元好朋友得知我的處境後，就來找到我並對我說要我近期到山上去避險，並且他從知道我的情形後就早已準備好了到了山上需要用的灶台和睡覺用的被蓋等。就這樣，我只得在山上度過了漫長的一年多時間。在山上忍受了很多艱難困苦是不言而喻的， 而且心裏的恐懼感和難耐的寂寞等也是旁人無法想像的。在其間，我的朋友也是偶爾才能來看我幾次，那也要冒著很大的危險才能來。就這樣在杳無人煙的山頂實在是難以繼續呆下去，我實在忍不住，所以就有一次趁黑偷偷地跑回家去了。當我來到離家較遠的山坡上並向家的方向眺望時，我們家隔壁鄰居的房頂上都安裝著一種紅色電燈泡，我就質疑那是不是中共政府在各地安裝的那種監視器或是同樣性質的一些監測系統，因此，我不敢往家裏去，就在離家較近的山坡上向家望了一會兒然後返回山上去了。事後，我雖然在山上堅持了一年零六個多月，但最終實在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只有下定決心托人給了引路人一萬五千元人民幣，想著法子要逃亡印度。最後如願後，便開始做逃往途中所需食物和衣物等的準備。當我們被引路人招呼到一起的時候，和我一起的還有其他大約十幾個人，我們在途中步行了近三四天左右，但途中大多數都是坐車來的。就這樣，經過了一段時間後，到達西藏流亡政府接待站的第二天剛好就是藏曆降神節了（藏曆九月二十二日）。我們在尼泊爾西藏流亡藏人接待站待了九天后又開始上路，從家鄉到達達然薩拉中心接待站時，已經用了一個月還多的時間。”當筆者希望他能談談他在山上和逃亡途中的具體情形時，土登如常微微笑著說那已經是過去了的事情，而且逃亡出來的藏人都有同樣的經歷，對此不願再提及，我也不好勉強他。當問及他是否適應達然薩拉的食物和環境，將來有啥打算時，洛桑土登以他一貫的慢條斯理接著說他現在要按照中心接待站有關領導的安排，想要到流亡成人學校去學習些許文化知識，但是對於未來會怎樣，那還是要和其他同族同胞一樣，等學業完成後就在這裏找個工作做以外，現在還說不上來對未來有什麼特殊的計畫和打算。當筆者再次問及他到流亡社會是否適應時，洛桑說他剛到時，總是覺得這裏的飲水有一種說不出的異味，而且對當地的飲食稍有不適的感覺，但現在能夠慢慢習慣，就沒有太多困難了。
于印北達然薩拉
二月一日
（《自由聖火》首發 轉載請注明出處並保持完整）
-f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