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
2007年元月9日，星期二。
也許，明天，我就會成為一具僵冷的屍體，不知是世界拋棄了我，還是我摒棄了世界。
明天，是我人生的末日。赴死的可行性細節和步驟已深思熟慮，成竹在胸。起床後，心如死水，只等捱到放風時間，我就要實施我既定的死亡方案。
九點鐘，放風哨子和「傳103籠嚴正學！」同時傳來。協警將我銬上手銬牽出筒道，踏進審問室。
「我叫李建强。」站在鐵柵後的來人，伸過鐵柵和我握手。接着說：「受你妻子朱春柳委託，作你的辯護人。」噢！我想起來了，我覺得臉熟的李建强叫「劉路」，我們都是國際作家筆會獨立中文筆會會友。劉是中文筆會專聘的法律顧問，他說，此次是受獨立中文筆會獄委的委派，為我出庭辯護。
我被逮捕前，因維權曾找過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商議聘請組成「楊春紅官權毀容案」的律師團，準備前來台州為楊春紅維權。那一天劉路帶着上海的小喬和貴州的小戎都來亞運村。我們第一次在飯店見了面，劉拔高高智晟，不僅談得投機也很投緣。為了聲援山東濰坊盲人律師陳光誠，我和高律師都準備去山東為陳維權。高智晟律師去了山東即被警方逮捕。陳光誠案開庭前一天，代理陳光誠辯護的北京律師，被指控為「賊」遭警方拘留。穿着印有陳肖像文化衫的律師和維權人士都遭暴力驅趕，我也半途而返。維權運動受全球華人的聲援，但山羊被自稱為綿羊的推出，都成了出頭椽子。此時，立即有劉路的詩在網上出現，說「高智晟去了該去的地方！」讓人瞠目結舌。
随着郭飛雄、高智晟入獄，力虹和我前後被抓，胡佳亦相繼被逮捕。
我只想請滕彪做辯護律師，但辦案的台州市公安局國保支隊拒不批准。11月10日還書面下達「不批准聘請律師通知書」。不日，李建强來台州，說是筆會派出的專聘律師，未遭阻拒。
現在，我應稱劉路為李建强律師。因為李沒有介紹和他一起來的年輕女士，讓我錯認為是跟蹤監視的便衣警察。我想，我作為「顛覆國家政權」獲罪的政治犯和代理律師的交談，肯定全程被便衣警察監控攝像，所以就相對無言。接着，李律師先開了腔，他說出的第一句話是：
「嚴正學，沒想到你的事兒比誰都多。南京的楊天水判十二年，四川的許萬平判十二年，還有山西的師濤十年，你都六十三歲了……唉，警方現在羅織的罪狀，都是對應《刑法》105、106條的……」
我苦笑，但願這只是律師接案時的格式化語言。我暗示很想知道外界的情況，李律師沒談也許不便談。
我說，數月前，有個自稱李曉蓓發來E-mail，稱國外有維權小額資金提供，當時我為溫嶺農會（籌）尋找資助，就逐項填報涉及維權的詳盡專案，填寫包括方式、宗旨、近遠期目標的中英文調查表格。以為申請表發出後「天上掉下餡餅」，卻因表中的「衝破瓶頸，打開黨禁和報禁」，換來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逮捕。
我還說：「說是因為寫了農會報導，所以栽入了監獄，其實，公安早作了詳盡的調查。」
作為藝術家走到這地步，他流露着惋惜。不問政治，仍被政治所治，以莫須有的「顛覆國家政權」治罪，也屬司空見慣。實際上，作為社會的人，誰能擺脫政治。屈原和杜甫都被政治所治，李白的狂放，陶淵明的出世，其回避和疏離本就一種政治態度。
從臣民到公民，社會轉型必涉及民權，「行為藝術」凸顯現代公民的尊嚴和權利。抨擊批評强勢政府官場的黑腐惡，我是無罪的，受到懲處也是必然的。思辨即從務虛回到務實。
李建强律師開門見山詢問我和徐文立之間的交往。我說着，他做了筆錄，最後還讓我簽字。簽字時李律師指着讓我簽在筆錄紙的最後。我當時就有點猶豫，為尊重律師我照辦。如果是警察的筆錄，我一定要頂着筆錄內容簽字。律師是筆會派來的，是筆會讓他為自己作辯護，律師留下些空隙，就可以補充一時未顧及的內容。
另外，我拜託其立即更換的兩個已被警察掌控的郵箱密碼。李律師拿出一張稿紙，讓我用帶着手銬的手，寫上我郵箱的密碼，並囑他將新密碼告訴我妻。
現在，我想的是怎樣拜託律師帶出文稿，由他轉交筆會。我試探着先讓律師帶走我《胭脂中國》的第一篇文稿。如果，這一篇能順利帶出，再次接見時我就把撰寫已達20多萬字的文稿，全部託付李建强律師交到筆會，拜託我的朋友黃河清補寫我最後的人生，了卻我一生的最後心願。
我想，我和我的律師雖有過「綿羊和山羊」的論戰，如今山羊們一個個跌落法網，同屬羊，又同是筆會筆友的律師，會設法幫我帶出文稿。這樣，我就能毫無後顧之憂地駕黃鶴乘風而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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