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六二——六五年的興凱湖農場的黃金時期
8.1.對“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初步反思
六二年以後我的情緒開始慢慢穩定下來，我開始進行反思。對五七年那場所謂的“資產階級向共產黨的倡狂進攻”為什麼在共產黨“反右”的號召下，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迅速垮掉了呢？經過長時間的反思，當時我是這樣認識的（現在看來，這種認識還有些膚淺）。我認為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右派”在當時缺乏真正的群眾基礎。當時的情況是，只有少數知識份子看到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弊端，而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工人、農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時還是建國初期，共產黨剛從國民黨手中奪得政權不久，人們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腐敗記憶猶新，共產黨官員們的專橫跋扈、官僚作風雖然引起了人們的不滿，但相比之下，絕大多數人民還是覺得共產黨比國民黨好。特別是工人，新中國建立後成了國家的“領導階級”（在共產黨宣傳教育的影響下，大多數工人恐怕是這樣認識的）。因此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在反右運動中表現特別積極。農民雖然對共產黨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不滿，但從整體上來說，農民的生活水準比國民黨統治時期還是提高了。當時共產黨又不在農村中搞反右運動，因此農民在這場運動中表現比較平靜。由於沒有廣大工人和農民的回應和支持，僅僅少數知識份子站出來說話，共產黨利用它手中掌握的宣傳工具，勿需動用軍隊，很快就把這些敢於起來說話的“右派分子”鎮壓下去了。
第二，從“右派陣營”這方面看，由於這場運動完全是自發的，不論是社會上的大“右派”，還是大學生中的“右派”，基本上是處於一種一盤散沙的狀態，既沒有什麼組織領導，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各說各的話。特別是社會上的那些“大右派”和文藝界的“大右派”，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多半是針對某個人、某件事提的，有些問題還涉及到個人恩怨和個人利益，對產生“三害”的制度性原因幾乎一點都沒有涉及到。只有北大的青年學生中的“右派”所寫的大字報公開提到了“三害的根源在於制度”，因為他們年輕，無私、無畏，敢於講話，問題提的比較深刻。他們提出了“五.一九”運動是繼“五四”運動後的一場民主運動，但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和“無產階級專政”本身的不合理性並沒有觸及。儲安平提到過“黨天下”的問題，似乎涉及到了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不滿，但也不過是發發牢騷而已。至於所謂的“章、羅聯盟”、“輪流座莊”之類的說法，完全是毛澤東為了整人而憑空臆造出來的罪名罷了。也就是說，當年的“右派”一無組織領導，二無自己的政治綱領，這樣一群人要想向共產黨挑戰，不失敗那才`怪呢。可悲的是這些人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在向共產黨挑戰，從他們的內心來講，是想幫助共產黨整風，改正缺點，但毛澤東卻把它看作是對共產黨的挑戰。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給人們在思想上留下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天下誰打下來的誰就應該坐天下”。今天的天下既然是共產黨打下來的，當然就應該由共產黨來坐，這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了。因此“右派”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當時的報紙就是這樣向廣大人民群眾宣傳的），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是不會同意的。
第三， 中國的知識份子從來就不是一支真正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封建時期，絕大多數知識份子走的都是“仕途”這條道路，“十年寒窗，一舉成名”，然後投靠皇權，為帝王效力，靠從皇家那裏拿俸祿為生。由於經濟上的不獨立，因此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獨立。至於歷史上的“竹林七賢”那樣的知識份子只不過是極個別的為了逃避現實的現象，對整個社會起不到什麼影響。實際上封建統治者利用科舉制度這一辦法，把廣大知識份子拉到了自己一邊。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對知識份子實行的辦法，跟歷史上的封建統治者完全一樣，甚至比封建帝王對知識份子的控制還嚴的多。知識份子是靠共產黨給你提供工作才能生活下去，否則便沒有生活出路。封建時代，那些不願意為帝王效力的知識份子，還可以回家種地，過田園生活，而共產黨掌權以後，一個知識份子如果共產黨不用你，或者被某個單位開除了，其他單位便不敢再用你，你就沒有了生活出路。也就是說，共產黨控制了你的經濟，卡住了你的脖子，你怎麼能夠跟共產黨相對抗呢！正如毛澤東所說，中國的知識份子只不過是附在統治者這張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應該說這些話是對中國知識份子處境十分深刻的寫照，這也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句老話所以能成立的根本原因。正因為如此，一旦壓力來了，不少人便紛紛倒戈，舉起白旗，自己檢討不算，還檢舉揭發別人以求自保。更有甚者，像吳晗之流，是專門靠在反胡風和反右派運動中充當打手，投機鑽營爬上去的（因此我對後來吳晗之流的一些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不抱任何同情心）。當年我看了不少“右派分子”紛紛在報紙上作檢討，檢舉揭發別人的文章，心裏十分反感，儘管這是在壓力下不得已而為的，但中國的知識份子大多數患有“軟骨症”，這恐怕是事實。
第四， 關於毛澤東當年為什麼要發動這樣一場幫助共產黨的整風運動，至今說法不一。近來看了李志綏醫生的回憶錄，說當年毛澤東發動那場運動的最初目的是想聯合民主黨派來整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其根據是在五六年的“八大”決議中取消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並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但是後來意見竟然提到他本人頭上來了，他震怒了，因此才聯合黨內的反對派發動了那場反右運動。李志綏是毛澤東的私人保健醫生，時刻不離毛澤東的左右，因此他對毛澤東的瞭解當然要比一般人（包括中共的高層領導）深刻的多，他的話有可信之處。
不過按毛澤東自己的話說，他發動那場運動是為了“引蛇出洞”，是“陽謀”。至今絕大多數中國人也認為當年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毛澤東設下的一個圈套，可我當時並不這樣認為 。我當時認為，毛澤東最初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能包含著一定的善意。理由是，第一，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蘇聯的崇拜者，從來也不願意按史達林領導的的“第三國際”的指示（實際就是史達林的指示）行事。史達林死後，蘇聯的問題暴露出來了，而當年中國的口號是一切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因此他想利用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辦法避免中國共產黨重犯蘇共當年所犯的錯誤。第二，共產黨執政八年後，黨內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的現象已嚴重出現，幹群之間的矛盾，工農之間的矛盾已日趨表面化，這一點他早已覺查到了，因此他想利用動員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辦法，克服這些毛病，以免中國出現“匈牙利事件”。但是後來知識份子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甚至提到了“中國有沒有個人崇拜”問題，這一下觸到了他的痛處，因此他一改自己的初衷，發動了那場反右運動。
中蘇兩黨由分歧到決裂，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如何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雖然對史達林的跋扈和“第三國際”的指手畫腳極為不滿，但因為“個人崇拜”而反對史達林，這卻觸到了他那根過敏的神經。毛澤東是一個帝王思想非常嚴重的人，這一點從他寫的“沁圓春”那首詞可以完全看的出來。另外，“國際歌”的歌辭裏寫的很清楚，“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而“東方紅”的歌辭裏，“呼爾嗨喲”就出了個“人民的大救星”，從此人們對他山呼萬歲，他非但不制止，反而在跟斯諾的談話裏說“中國是需要有一點個人崇拜的”。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對他有絲毫一點的冒犯。史達林在世時，由於史達林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威望，使他無法與之相比，讓他屈居第二，他還勉強可以接受。史達林死後，蘇聯仍然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赫魯雪夫要想靠反史達林樹立自己的威信，當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仍然讓他屈居第二，無論如何他是不甘心的。
以上是我當年的一些看法，究竟那種看法正確，恐怕只有當中國實行了民主政治，共產黨以及毛澤東個人的檔案公開以後，歷史學家對這個問題才可能得出正確的答案。
8.2.在勞改隊學習馬、列著作.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產生懷疑
我想看書學習。監舍裏的電燈夜裏是不能關的，這是監獄和勞改隊的規矩。可是我的書全部被沒收了，我被捕時，唯一留下的東西就是一條破線毯子和書，當年是李旺堯同學用這條線毯子包著書，在公安人員的帶領下給我送到草嵐子看守所的。這些書大部分是英、俄文的數學書，另外還有大學的課本和幾部外國古典名著。後來這些書乾脆被當作“封、資、修”的東西全部給燒了，因此我沒有可能在勞改期間繼續鑽研我的數學專業。
在勞改隊裏唯一被允許看的是“毛選”和馬、恩、列、斯的著作。說老實話，在學校裏這些書我不願意看，現在我倒想好好讀一讀，不過我首先感興趣的是報紙。六二年以後，興凱湖勞改農場，犯人每個組給定了一份“人民日報”，讓犯人通過學習，改造思想。報紙要首先通過管教幹部的檢查才發給犯人，只要報紙上有一點對犯人改造不利的內容，就扣下不發。
從六二年開始，中、蘇兩黨的分歧已經公開化。我記得第一篇這樣的文章是批判意共總書記陶裏亞蒂的，題目叫作“陶裏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從這篇文章開始，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勞動再累，我每天也要看到深夜一、兩點鐘。在公開發表與意共的分歧以後，緊接著又公開發表了與法共的分歧，然後就進入了與蘇共的公開論戰階段。
勞改隊的犯人每天下午收工以後，晚上也組織犯人學習這些文章，而我成了小組的讀報員，這正好給我提供了一個好好學習的機會。每天晚上別的犯人睡了以後，我繼續看報並作一些摘要，第二天晚上學習發言時，我也裝模作樣地發言批判“修正主義”，實際上我每天晚上在偷偷寫日記（後來“文革”開始不久，日記在清監時被收去，為此我差一點掉了腦袋）。我不僅每天看報，而且從別的犯人那裏借了一些馬、列著作看。過去讀書時我從沒有認真讀過這些書，為了應付考試，不得不硬著頭皮死記硬背一些東西，考試過後不久就忘了。而現在我卻一字一句認真的讀，認真的思考。像“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文選”以及資本論的一些小冊子等，我都是在六二至六五年之間讀的。通過讀報和閱讀這些書籍，使我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說這是我思想變化的轉捩點。在這之前，我雖然被打成“右派”、“現行反革命”，但我對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產生懷疑。我認為不論怎麼說，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進步，僅就這一點來說，社會主義就比資本主義好。我所反對的是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不少共產黨員的趾高氣揚和跋扈作風。但通過看報和學習這些馬、列著作，卻使我對社會主義本身產生了懷疑。
第一， 通過看報，我首先得出來的一個結論是，報紙上說的大部分是騙人的假話。當時報紙是共產黨的主要輿論工具，共產黨是在利用報紙搞愚民政策。舉例來說，從新中國成立開始，我國的報紙就天天講什麼“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中、蘇友誼萬古長青”、“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堅如磐石，牢不可破”等等。為什麼現在就一下翻了臉，變成仇人了呢？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人民都在挨餓，而報紙上卻整天報導“形勢一片大好”？在反“右”期間，報紙上登的一些批判“右派”的文章，例如說“葛佩琦揚言要殺共產黨”，“大躍進放衛星，某縣放了一個畝產××萬斤的大衛星”等等。我不相信。葛佩琦是大學教師，又不是瘋子，除非瘋子才能公開喊出要殺共產黨。但究竟葛佩琦說沒說過這樣的話，我也不清楚。畝產××萬斤我雖然不相信，但我又沒到實地看過，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全國人民都在挨餓，勞改隊餓死那麼多犯人我可清楚。過去整天宣傳“中、蘇友誼牢不可破”，我可清楚。通過這些事實我得出了以上結論。不過報紙越是說假話，我越是願意看，我學會了用“透視”的眼光看報紙。
第二， 我對“修正主義”一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本來“修正主義”應該是一個褒義詞，因為人類社會就是通過對自身的錯誤進行不斷的修正而前進的，而現在卻恰恰相反，“修正主義”成了一個貶義詞，成了萬惡之源。中國的老百姓雖然也天天跟著喊反對“修正主義”、喊“打倒蘇修和美帝”，其實究竟什麼是“修正主義”，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中國人並不知道，甚至有相當多的知識份子在當時也並不十分清楚。
就其本源來講，修正主義者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主張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只不過他們不贊成當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後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所謂“修正主義”，修正的正是這一點。而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晚年總結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後才加進去的，而且說的很清楚，這只是一個短時期。而列寧卻把無產階級專政強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正應了那句名言“真理再往前推進一步就是謬誤”。史達林更進一步把無產階級專政發展成了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統治，這一點從赫魯雪夫當年的“秘密報告”中所揭露出來的史達林殺害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央委員和五百多萬蘇聯公民就得到了證實。這也正應了後來英國首相邱吉爾說的那句名言“俄國人有兩大悲劇，第一個悲劇是列寧的生，第二個悲劇是列寧的死。”中國的情況與當年蘇聯的情況相比，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赫魯雪夫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國家”，這是當年中共批判蘇共的核心問題，“蘇聯修正主義”這一名詞的來源也在於此。但是當時我想，既然“共產黨宣言”裏提出將來要消滅黨、消滅國家，蘇共、中共也都是這樣講的，那時蘇聯建國已四十多年，階級早已被消滅，那麼由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全民党、全民國家”，這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有什麼不對呢？黨和國家的消亡應該是一個逐步弱化的過程，總不能越來越強化，突然有一天宣佈取消黨、取消國家吧？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口號之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誕生生地西歐得不到認同，而在俄國和中國不僅得到了認同，而且得到了強化，其根本原因是在於俄國和中國原來都是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與封建專制主義，就其實質而言是一脈相乘的，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延伸和變種。
第三，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核心內容，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的演變等都是經濟基礎改變的結果，那麼史達林的法西斯暴政、中共的封建專制以及蘇聯“修正主義”的產生，是不是也應該從其產生的經濟領域中去找呢？對這一點當時我只是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號，但還沒有完全否定公有制的優越性，只是近幾年，自從東歐遽變和蘇聯解體後，我才對這一問題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蘇聯解體後，中共的宣傳，特別是一些內部學習資料（政協委員都有，我本人也是濰坊市政協委員）都把罪責歸於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攪亂了人們的思想和葉利欽對共產黨的背叛，實際上這就完全違背了中共自己口口聲聲說仍然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歷史唯物主義，等於自打嘴巴。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要追究誰是促使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罪魁禍首的話，恐怕不是戈巴契夫和葉利欽，而是毛澤東。如果當年毛澤東不公開與蘇共決裂，中蘇兩個大國還像過去所說的那樣“堅如磐石的團結”的話，那麼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也不會那麼快。當然，這是從“某種意義”上說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和蘇聯的垮臺，其根本原因還應當從它的不合理的經濟制度中去找。我從分析人與財產的關係，得出如下認識。
人與財產的關係說到底就是人對財產有兩種權力，一種是人對財產的所有權，另一種是人對財產的支配權。支配權是所有權的體現，所有權是支配權的保障，兩種權力必須統一於一體，才有可能使財產最大限度的增值。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恰恰違背了這一點，一個企業名義上是全民所有，而全民又不可能都去對這個企業行使支配權，因此全民所有制實際上是空的，蘇聯之所以垮臺，其經濟領域裏的深層次原因恐怕就在這裏。另外，有了支配權，沒有所有權也不行。中國前一階段改革實行的承包制就是如此，企業的廠長經理有了財產支配權和人事權，但沒有財產所有權，因此在他任職期間必然產生短期行為，拼設備、按插親信、貪污揮霍、化公為私等現象迅速蔓延，因此中國前一階段實行的經濟改革承包制，只在短時間內起到了刺激經濟發展的作用，它產生的負面影響卻是巨大的，現在已證明是不成功的。
第四，我對馬克思揭示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也產生了懷疑。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要經過五個階段，即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而實際上除了西歐幾個早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是按照他揭示的規律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為止）的外，大部分國家的發展道路並非如此，例如俄國和中國基本上沒有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美國根本沒有經過封建主義社會階段，中國的西藏更是由奴隸社會一下子躍到了社會主義階段，究竟是什麼原因呢？我搞不清楚，因為我不是學社會科學的，但對這些重大問題，在我腦子裏卻產生了很大的問號。當時我得出的結論是恐怕馬克思主義並非什麼放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不就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等人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或者兩種情況都有。另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我覺得似乎也有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資本主義有四大矛盾自身無法解決，最後必然導至社會變革，進入共產主義。而在這四大矛盾中占首要位置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社會化和私人佔有”的矛盾。不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不均，少數人佔有大量的社會財富，多數人貧困，但是一個億萬富翁並不能把他的財產全部用於個人消費，他所消費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財產還是用於擴大再生產。剝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使他的財富進一步積累，但積累完了幹什麼？還不是用於擴大再生產？這就要吸收更多的工人就業，這就是說，一個億萬富翁真正能夠佔有的財富只是他個人財產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財富，實際上變相的被社會所佔有了。
還有，馬克思曾經預言，資本主義社會中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和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除了極少數人進入大資產階級的行列外，絕大多數人將逐步淪為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階級（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指的是產業工人），無產階級的隊伍將逐步壯大，最後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事實並非如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隊伍並不是在日益壯大，而是在日益縮小。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白領階級在日益壯大，這就是說，科學技術的發展不僅提高了生產力，而且改變了社會階級結構，因此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的基礎發生了動搖。通過這三年的看書學習，對於諸如此類的重大問題，我雖然並沒有真正弄懂，但對他的“真理性”卻產生了很大的懷疑，再加上中、蘇兩黨互相漫駡揭老底以及我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對這種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再相信了。
六四年還發生了幾件大事。“九評”結束不久，中國又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彈，正在這時赫魯雪夫下了台，勞改隊的幹部就教育犯人說：“九評把赫禿子評下去了！中國爆炸原子彈使蘇共嚇破了膽”。我聽了後心裏直感到好笑，這些傢伙除了會對犯人橫鼻子豎眼外，簡直無知到了可憐的地步。赫魯雪夫下臺是蘇共內部爭權奪利以及他推行的錯誤的農業政策的結果，與“九評”何干？根據當時報紙的介紹，蘇、美兩家的核武器如果全部爆炸的話，可以毀滅地球好幾次，中國的核武器不過剛剛起步，就因為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就把蘇聯嚇壞了，純粹是無稽之談。
不過因為中、蘇關係的緊張，在一部分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當中產生了錯覺。興凱湖農場因為地理環境特殊，除了往蘇聯跑能跑得出去外，從任何地方都跑不出去，但中、蘇友好，跑到蘇聯肯定會被送回來，正因為如此，當初才選擇了這個地方建勞改農場。現在蘇聯成了我們的敵人，有些人就認為現在可以往蘇聯跑了。有位叫王宗友的現反，曾經向我透露過，他想往蘇聯跑。他原是一名中學生，對我很信任而且很欽佩，所以才敢把這種掉腦袋的想法向我透露。我當時就勸阻他：“你千萬不能這麼幹，你不瞭解，蘇聯是一個不講信義的國家，仍然是共產黨執政，你不過是一名中學生，又不是什麼大人物，你就是跑過去了，他們說不定會把你送了禮！”他聽了我的話，沒敢跑。可是有一名在一分場勞動教養的“右派”王行白，他原是一名俄語講師，跑了過去，因為他是大學講師，又會俄語，蘇聯對他還算“客氣”，把他弄到了莫斯科，交給了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結果被引渡回來後判了死緩，後來得了出血熱死在了勞改隊裏。至於後來跑過去的一些犯人和勞改釋放就業人員，被送回來後，絕大多數都被槍斃了。個別被判死緩、無期的，回來後都大罵蘇聯。蘇聯邊防軍做的很絕，凡是從興凱湖農場跑過去的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他們先用一根黑布條把你的眼睛蒙上，用吉普車把你拉到離國境線很遠的邊防站，審完了以後，把你放到一個枯井裏。枯井是用直徑兩米、長四、五米的水泥管子豎著埋在地下，用轆轆把你送下去，你根本無法爬上來。有些傢伙跑過去以後，把中國的情況胡說八道一通，人家根本不相信。至於蘇聯真正感興趣的問題，這寫傢伙根本不可能知道。因此把這些傢伙審訊完了以後，等跟興凱湖農場總場聯繫好了，用一條大麻袋把你裝在裏面送回來。被送回來的人，沒有一個不大罵蘇聯的。
8.3.一張“黑龍江日報”. 林彪的“十六字真言”
另外，在六三年我看到了一張“黑龍江日報”，上面有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兩幅一樣大的照片，下面的文字還寫著劉主席視察伊春林區，林業工人高喊“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我對這種政治問題很敏感，我想，這恐怕要壞事，因為這犯了大忌。中國只允許喊毛澤東一個人萬歲，喊別人萬歲是不允許的，中國的封建傳統叫作“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孟子上說的）毛澤東本人又是一個帝王思想很嚴重的人，毛、劉二人之間恐怕早晚要出問題。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文革”中，毛澤東終於把劉少奇整死。於是我又聯想到了那張報紙。
一九六五年，林彪首先在軍隊裏大力宣導學習毛主席著作，並由軍隊發展到全國，還提出了什麼“四個第一”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十六字真言：“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勞改隊也不例外，每天晚上收工後，吃完飯就盤腿坐在炕上由學習組長領著大家學毛選，主要是學毛主席語錄。念完幾段後要討論。討論時要結合每個犯人自己的思想、勞動等情況進行對照檢查，互相展開批判（在這方面，北京所屬的監獄和勞改單位可能比地方所屬的監獄和勞改單位先行了一步）。
我們組的學習組長叫丁桐，此人原是“人民日報”社的一位編輯，建國前曾在北京師範大學讀過書並參加了地下黨，後被國民黨逮捕，但不久就被放了出來，其他人沒放。椐他本人說，這可能是國民黨耍的一個花招，在共產黨內製造懷疑情緒。他還說，他被捕後從來沒有出賣過組織，而且一出獄就設法逃到了解放區去。
共產黨內有一條規矩，凡是被捕後釋放出來的黨員，必須經過組織審查，查清他在被捕後有沒有變節行為。但對他的審查一直沒有結論，因此沒有恢復黨籍，雖然仍安排他在報社工作，但也被打入另冊。他心裏總有點耿耿於懷。五七年整風反右期間，他又發了不少牢騷，結果先被打成“右派”，後被打成反革命，而且是歷史加現行反革命。此人平時講話溫文爾雅，一派書生氣，我一直對他很尊重。可他這次在學毛選當中卻非常積極起來，批判起別人來句句上綱上線，與過去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我這人有個大毛病，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林彪自建國後基本上是處於消聲匿跡狀態，為什麼這幾年突然變的這樣活躍？我心裏一直有點懷疑。在學習他提出的學毛選“十六字真言”時，我半開玩笑的說了一句：“立竿見影這個說法好象不太恰當，下雨陰天怎麼辦？立起竿來可見不著影！”我還說：“人的因素只有在客觀條件具備了的情況下才會起到決定作用，如果不考慮客觀條件，片面強調人的因素第一，容易導至主觀唯心主義。”丁桐這位老兄彙報了管教幹部，這下我的麻煩就大了。對我進行了大會小會的批判，而我又不服氣，在大會上我還辯解說：“毛主席著作是指導我國和世界革命的偉大理論，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把它降低成為一本字典”。這句話又被丁桐抓住了，說我公開放毒，破壞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偉大運動。本來我就是一個不認罪的典型，這下管教幹部還能放過我嗎？先是把我捆起來，因為我掙扎反抗，丁桐還向我動了手，把我的嘴給打流了血，然後就把我關進了小號。
在小號裏我就想，丁桐為什麼突然變得這樣？平時我跟他半點矛盾也沒有，而且我一直很尊重他，他想在我身上撈稻草爭取立功減刑？他難道不知道他跟我是同類？而且他還是歷史加現行！“右派現行反革命”要想爭取立功減刑那幾乎是不可能的，難道這一點他不明白？那他為什麼突然變得這樣？答案恐怕只有一個：他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象他這樣的人雖然也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受了冤屈，但在心靈深處，這種人是屬於政治投機分子之類，只不過在五七年那場運動中作了錯誤的判斷，投機不著舍把米罷了。這種人在北大的整風反右運動中我遇到過，在監獄、勞改隊裏我也遇到過，儘管這種人是少數，但確實存在。坦白的說，我並不認為當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心靈全都是高尚的，儘管他們也受了委屈，也應該平反。
在七九年平反了的“右派”當中，流行過一種“娘打孩子論”，對此我不敢苟同。所謂“娘打孩子論”，就是說娘是共產黨，被錯劃為“右派”的人是孩子，既然娘承認把你打錯了，給你改正、平反了也就算了，孩子也不應該回過頭來再打“娘”。
這裏有兩個問題應當弄清楚，第一，據我所知，在被改正、平反的“右派”當中，並沒有誰要求再打“娘”一頓，相反的，都對鄧小平制定這一政策和胡耀邦主持這一工作表示感激。第二，從法律的角度來講，既然把人搞錯了，就應該向受害人陪禮道歉並作出經濟賠償。當時並沒有這麼做。所給的經濟賠償微乎其微，只從七八年十月份補的工資，那麼從五七年到七八年這一段時間呢？難道說在這一段時間打你“右派”就打對了嗎？這顯然說不通。再與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們比一比，他們被平反後，不僅全額補了工資，官複了原職，連他們的子女的工作也都作了安排。就這樣，這些人當中有的還不依不饒，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被錯劃成“右派”、錯打成“反革命”的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情況在“改正”、“平反”時考慮過嗎？這公平嗎？今天已經被改正、平反了的難友們，你們想過嗎？對那些受折磨慘死在勞改隊裏的人和那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的人，你們還記得他們嗎？“娘打孩子論者”，你們怎麼想呢？中國的知識份子可悲呵！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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