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湖勞改農場
6.1.建場血淚史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我又被押送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
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省東南角的密山縣。那裏有大、小兩個興凱湖，小興凱湖完全在中國境內，大興凱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國境內，三分之二在蘇聯（俄羅斯）境內。兩湖之間有一條不太寬的土崗子將兩湖隔開，這條土崗子叫大湖崗，它是由密山縣城到興凱湖勞改農場唯一的陸上通道，長約五十公里。由大湖崗進到裏面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沼澤地，到了雨季，這一片沼澤地跟小興凱湖連成一片。密山縣的北面是虎林縣，那裏有部隊開墾的十個農場：八五零農場至八五九農場。當年的大“右派”丁玲、吳祖光等人就在這裏勞動改造過。據說是在建這十個軍墾農場時發現了這片沼澤地，如果在這裏開墾，條件實在太困難，所以就選擇了虎林縣。這一情況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後，組織人去進行了實地勘察，發現如果圍著小興凱湖修一條堤壩將水攔住，然後將沼澤地的水排掉，開墾出來，那將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於是通過跟黑龍江省協商，征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這一片沼澤地要了下來，打算組織勞改犯去開墾。
五一年鎮反、五五年肅反、五七年反右、五七到五八年之間的第二次肅反，全國抓了幾百萬、上千萬的人，這麼多的犯人關裏各地方的監獄是絕對容納不下的，怎麼辦？毛澤東決定利用這批無償的勞動力到邊疆去開荒，美其名曰“勞動改造”。
一九六四年之前，關裏的山東、河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龍江省發配。山西、陝西、四川等省的犯人大都往新疆、青海省發配。人們常說的“北大荒”（興凱湖農場還不屬北大荒）基本上都是勞改犯開墾出來的。我估計光勞改農場就不下一百個，因為六七年我從興凱湖農場調到北安縣的長水河農場時，長水河農場就叫第四十九勞改支隊。除了幾個大城市的監獄外，基本上一個支隊就是一個大農場，支隊下面又分大隊，每個大隊又是一個分場，因此我估計黑龍江省光勞改農場就絕不止一百個。可能是因為荒地開墾的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因為黑龍江省的荒地靠蘇聯太近，六十年代中、蘇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從六四年開始，關裏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龍江省發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發配。聽說一九六四年山東省和黑龍江省還打過一場官司，山東省想把四十萬在黑龍江省勞改刑滿後就業的人員要回去，結果沒有成功，原因是經中央調解說，山東人多地少，黑龍江地廣人稀，還是將這些人留在黑龍江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從這點就可以想像到全國究竟有多少勞改犯發配到了黑龍江省了。
興凱湖勞改農場始建於一九五五年。第一批發配來的犯人都是青壯年勞動力。椐一個叫王世祿的犯人（回民，原是國民黨兵，他是第一批發配來的）告訴我，他們是冬天發配來的，為什麼選擇冬天來呢？因為冬天沼澤地裏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結了冰，人們可以用鎬頭刨開凍土挖土修堤。他們那一次就來了一萬多犯人，解放軍用機槍押著，經過大湖崗進到裏面。車停下後，北京市公安局五處的一位處長下來用喇叭筒子對大家說：“我們到家了！”犯人們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連一間房子都沒有，怎麼說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體槍斃？開始有點騷動。那位處長可能早就料到了這一點，馬上大聲喊話：“你們不要胡思亂想，你們看前面地上的煙筒不是在冒煙嗎？那是地窖，裏面生著爐子，很暖和，鋪著厚厚的草，一點也不潮濕，這是早就給大家預備好了的。目前條件暫時艱苦一點，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們還要蓋磚瓦房，蓋樓房，把興凱湖農場建設成一個魚米之鄉！”
犯人們隨著他指的方嚮往前看，果然在不遠處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豎著一根根煙筒在冒煙，這時大家才放心了。下車後，根據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組，一組一個地窖進到裏面。外面的溫度是零下三十多度，可地窖裏的確很暖和。離犯人居住區大約五、六十米遠的另一個高包地上是管教幹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軍住的地方，他們住的也是地窖，條件當然比犯人住的要好的多。這裏既然沒有圍牆，難道不怕犯人逃跑嗎？不怕。這裏除了大湖崗唯一一條旱路外，周圍全是一片沼澤地，而大湖崗上設了好幾道卡子，連幹部進出興凱湖農場都要有證件，犯人要想從這裏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周圍方圓幾百里沒有人煙，你怎麼跑？這片沼澤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爛泥塘，誰要冒險逃跑，非掉進爛泥塘淹死不可。冬天結了冰也不行，小湖裏有的地方冰凍的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車和拖拉機，可有的地方不結冰，湖裏到處是蘆葦，人要進去連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凍死不可。我在興凱湖勞改八年，還沒有聽說有一個犯人活著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蘇聯跑的話，那很容易，因為興凱湖一分場與蘇聯毗鄰，中間僅有一條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相隔，可那時中、蘇友好，往蘇聯跑等於送死。六三、六四年中蘇大論戰期間，確實有犯人和刑滿就業人員跑到蘇聯去過，結果都被送回來槍斃了。
在我被押送去興凱湖農場之前，已經押送去過好幾批犯人，這些早去的犯人的主要任務有四項。一是圍著小興凱湖修了一條長一百多裏的大堤，取名叫“導流堤”。導流堤底寬五十多米，高十多米，頂上兩輛汽車對開富富有餘，最初的規劃是修好後在上面鋪鐵軌，直達密山縣城。二是修了一條寬幾十米寬的瀉洪道，因為小興凱湖的水位比大興凱湖的水位高，夏天漲水時可向大興凱湖瀉洪。三是修了兩條大排水渠，取名叫“雙排幹”，直通蘇爾察河，將沼澤地的水排下去後好開墾。四是修了一條七、八十米寬，一百里左右長的大幹渠，好引小興凱湖的水灌溉種水稻。五九年我去時，從興凱湖總場印的一份小報上看到過介紹，僅這四項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來，可以繞地球三圈半！有個叫盧俞飛的犯人是總場的技術員，此人當過國民黨上將衛立煌的秘書，他給犯人作報告時也談過。這樣大的土方量全是犯人用鐵鍬和鎬頭一鍬鍬的挖、一鎬鎬的刨，然後用肩膀抬出來的，這跟歷史上秦始皇修長城又有何異！這樣大的工程如果是部隊或老百姓幹的，報紙、廣播電臺早就大量宣傳了，可犯人的勞動是不能宣傳的，外人哪里知道其中的內情和犯人的苦難！
我去時各個分場已成雛形，我們的任務是種水稻，我只在農閒時參加過這些土方工程的維修工作。
6.2.押往興凱湖勞改農場. 在密山劇院的一次未遂逃跑案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號被押送到興凱湖農場的，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還有一部分勞動教養的（後來譚天榮告訴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過因為他是勞動教養，我是犯人，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碰過面）。臨走時一人發了一身勞改棉衣、一兜子饅頭和幾個蘿蔔鹹菜。管教幹部囑咐說“這是路上的口糧，要節約著吃，誰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發了。”悶罐車裏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擠的滿滿的，中間放著一個大尿桶，讓犯人拉屎撒尿用。每個悶罐車頂上有解放軍架著機槍看押，每到一個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時，車站上都佈滿了菏槍實彈的解放軍。
四、五月份正是黑龍江省東部的連陰天季節，五九年這一年的雨水又特別多，一連下了一個多月的雨，火車到了密山，大雨下個不停，汽車根本走不了，這麼多犯人怎麼辦？車站上有一些破倉庫，就把犯人暫時關在這些破倉庫裏，解放軍穿著雨衣日夜持槍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劇院裏。密山劇院是興凱湖農場蓋的，平時給密山縣當電影院、劇院用，當北京押送犯人來時作為臨時落腳的地方，面積很大，樓上樓下能容納兩、三千人。為穩定犯人情緒，預防犯人鬧事，天天演戲，這倒不錯。演戲的是興凱湖農場的一個犯人京劇團。這個犯人京劇團大有來頭。解放初，中國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先生因干涉他兒子尚長春的婚姻（尚長春因此自殺）曾被判過三年勞改，是他在北京監獄創建了這個犯人京劇團。五七年以前，政府對犯人還比較好，北京的各勞改單位為了活躍犯人的文娛生活，每兩個禮拜還演一次電影，過年過節還組織犯人自編自演節目。後來聽說梅葆玖先生也曾參與過這個犯人京劇團的創建工作。
勞改隊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這裏面什麼樣的人才都有。北京監獄犯人京劇團的水準還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縣城的劇團的水準要高的多。興凱湖犯人京劇團就是由北京監獄京劇團分出去的。在這裏困了四天，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覺，醒了就看戲，與在悶罐車裏相比，簡直是進了天堂了。解放軍看的非常嚴，每隔五六米遠就有一名解放軍持衝鋒槍日夜監視，想逃跑比登天還難。
不過在這四天當中也發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監獄的幾個犯人想組織逃跑，由於解放軍看的太嚴，他們沒敢行動。這幾個犯人的刑期都是無期、死緩，只有兩個年青的，一個叫閆長河，一個叫趙得亮，刑期是十五年。這件事差一點把我牽連上，如果被牽連上，我早就沒命了。趙得亮原是一名中學生，因參加流氓盜竊集團並且是一名小頭頭，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劇院他曾幾次跑到我跟前來跟我聊天，但卻一點也沒有向我透露他們想逃跑的問題。這種事情是極其秘密的，他們絕不會向一個他們不十分瞭解的人透露他們的計畫，更不可能隨便拉一個不可靠的人加入他們的團夥。他們既然要策劃逃跑，當然免不了要來回串動，這一點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積極靠近政府的犯人盯上了，彙報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幹部，可是他們沒有付諸行動，幹部也沒有驚動他們，因為怕驚動其他犯人。要知道，幾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險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車向興凱湖農場進發。每兩輛大卡車之間有一輛中吉普，上面有解放軍架著機槍看押，車隊兩邊還有騎兵，這種威嚴的陣勢我是第一次經歷。如果有哪個犯人企圖跳車逃跑，立即擊斃。
到了農場後立即把趙得亮他們抓了起來，經審訊破了案。突破口是從一個叫牛連鄉的犯人打開的。牛連鄉此人大有來頭，他是山東濟寧人，五十歲左右，從小跟著傅作義將軍，當過北京市昌平縣的縣長和傅作義部隊的軍法處處長。一九五一年鎮反時，他被抓起來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個山溝裏準備槍斃，可是臨行刑前，一輛吉普車飛速趕到刑場，將他押了回去，後改判無期，是傅作義向中共領導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來，大鐐子往地下一摔說：“牛連鄉！你是一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這條命是怎麼留下來的。你們在密山劇院策劃的陰謀我們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問題徹底交待清楚，否則後果怎樣，你自己也會知道！”這老傢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後首犯鐘殿馨（此人是國民黨空降特務）、主犯李學謙、王海洲、劉全忠四人被槍斃了，從犯趙得亮、閆長河被加刑到死緩，牛連鄉因為已經是無期，又檢舉有功，沒再加刑。
6.3.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 農場的勞動
到了興凱湖農場後，我被分到四分場一中隊七班（勞改隊對犯人的管理完全是採取軍事化的辦法）。那時興凱湖農場共有總場、八個分場和一個造紙場共十個單位，另外還有一個碼頭監獄（也叫“嚴管隊”），是專門關押重新犯罪準備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編制相當於一個中隊。總場是團級，分場是營級，每個分場又分若干中隊，中隊是連級，中隊下面又分若干小隊，小隊是排級。
我在的四分場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大約二百到二百五十個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隊種水田，四中隊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殘，種旱田和菜園。犯人住的房子是從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壘高一米左右，頂上搭上木杆子，鋪上草，抹上泥，因為是鹼土，下雨一般不漏。監舍裏有對面兩盤大土炕，每個監舍住七、八十個犯人。早、晚出工到地裏幹活都要站隊點名。勞動是安班分配任務，班長都是一些身強力壯的刑事犯，實際就是牢頭，專門負責在地裏監督本班犯人的勞動。班裏領到任務後再分到每個犯人，如果整個班完不成任務，班長要受批評，如果長年都能超額完成任務，班長首先要受到獎勵，有的給予減刑。這樣一來，有哪個犯人幹活不賣力，完不成任務，不用幹部說話，犯人班長就對你不客氣，回去以後還要開你的批鬥會。有哪個犯人如果長年完不成任務，會以“消極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勞改隊後，首先一條，你必須拚命幹活，這一關如果你過不了，勞動中拉班裏的後腿，不要說會受到加刑處分，犯人這一關你就過不了。知識份子出身的犯人在勞改隊裏受犯人的欺負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興凱湖農場進入春播大忙季節，我們這批犯人就是為趕春播，勞動力不夠調來的。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種著近一萬畝水田，全是人工勞動，其勞動強度可想而知。種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這裏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國南方農民打的那種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擋住水就行。這裏由於是新開荒的地，地勢不平，面積又大，每個池子就有三、五畝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寬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計算的，每個人每天的定額是十方。
黑龍江地處我國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別長，早晨三點鐘左右太陽就出來了，晚上八點鐘左右才落下去。為了搶種搶播，早上三點多鐘就下地，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到了播種時，甚至到晚上九點也收不了工。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參加過體力勞動，打池埂時，我的兩隻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來，腰疼的象斷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後，就慢慢適應了，“勞動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準地。黑龍江的氣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經化開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凍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裏仍然結冰。早上三點多鐘犯人到了水池子裏，光腳下去將一層薄冰踩碎，腳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凍土上，凍的腳疼的受不了，幹一小會趕緊就得跳到池埂上讓腳暖和暖和再下去，這樣來回折騰五六回，腳慢慢適應了（實際是凍麻木了）才能幹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時間不能太長，因為幹部和犯人大組長看到你在池埂上會催你趕快下去。我的腳脖子被冰碴子劃的滿是小血口子。這樣幹不行，後來就乾脆穿著鞋下去，這樣好多了，起碼腳不至於直接踩到凍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脫下來曬一曬，晚上收工時再穿。到中午開飯時，犯人伙房把窩窩頭和菜湯送到工地，吃完飯休息一小會，馬上起來再幹。每一批新調來的犯人，在來農場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個幻想，認為到了農場後就能吃飽飯了，也不至於天天被鎖在監號裏了，到農場一看，一切幻想都破滅了。農場不但依然吃不飽，而且勞動強度之高、勞動時間之長、氣候條件之惡劣比在北京監獄及北京附近的勞改單位要壞的多。我的情緒更加低沉，懷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6.4.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第一次被關小號
春播過後到中耕除草，大約有半個月的時間，農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較早，吃過晚飯以後，犯人可以在院子裏溜達溜達，下下象棋什麼的。這時有幾個同中隊但不同組的犯人經常來找我聊天，一個是北京鐵道學院的蔣明欣，一個是北師大的閆景旭和清華大學的智淼源，這幾個人都是由“右派”升級為“現反”的。有人向幹部作了彙報。管教幹部找我說：“監規紀律規定犯人不許串隊、串班組，你知道不知道？”我說：“報告管教，我知道，我沒有串隊、串班組。”“那你為什麼經常和蔣明欣等幾個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們打算搞什麼名堂？”我說：“又不是我找的他們，是他們來找的我，不過是閒聊天罷了！”他又說：“陳奉孝，我警告你！我們知道你原本就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如果你膽敢在勞改期間繼續搞什麼名堂，絕沒有好下場！”本來我的情緒就很低落，一聽這話我就火了，我說：“監規上沒有規定犯人不許互相聊天呀，國民黨監獄裏關了那麼多共產黨員，還允許互相聊天呢，難道共產黨的監獄裏犯人連聊天都不允許嗎？聊聊天就是企圖搞什麼名堂？”這下把他惹火了，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哪個犯人敢如此頂撞管教幹部的，他下令：“把他關起來！打打他的反動氣焰！”於是給我戴上手銬，關進了小號。這是我到興凱湖農場後第一次，也是入監後的第二次被關小號。實際上這次我和蔣明欣等人都犯了一個大忌，前面我交待過，在犯人當中，“現行反革命”犯，被認為是犯人中的“危險分子”，因為這些人的罪名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因此是被嚴格監視的。如果幾個“現行反革命”犯經常在一起湊堆子，勢必引起管教幹部的懷疑。
不過這次被關小號並沒有給我施加什麼嚴重的刑罰，只不過戴了付前銬，小號也不是後來幾次被關的那種棺材式的小號。這次被關的小號是一間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兩八”，而是每天八兩，一共關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個“特殊人物”吧，在這期間分場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導員（即分場的副場長）找我談了一次話，對我進行教育，他說：“陳奉孝！你本來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人民培養你念了大學是很不容易的，你應該感激才是，而你卻犯了嚴重錯誤，成了右派反革命，你應該好好反省，吸取教訓，好好接受改造，可以爭取減刑嘛！你還年輕，初入監改造，不能自暴自棄。在改造期間頂撞幹部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你要好好寫個檢查，早點出去參加大幫的勞動。”
此人看來有點文化，說話態度也比較和善，我也沒再講什麼，只答應著就是了。最後我胡亂寫了份檢查承認自己頂撞了幹部，違犯了監規，就把我放出來了。其實我也很清楚，我又沒犯什麼大錯誤，他們也沒抓著我什麼把柄，現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節，將我關著也是白白浪費一個勞動力，所以才決定把我放出來的。
這次關小號認識了一個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歲，跟我關在一起。他有嚴重的抽羊角風病，一天抽好幾次，不能下地幹活，整天關在這裏。一抽起羊角風來就“樸通”倒在地下，滿嘴吐白沫，渾身抽搐，。有一次正吃著飯，犯了羊角風，菜湯也撒了，窩窩頭也掉在地上了，我給他檢起來用水洗了洗，等他醒過來再吃，醒來時他還從地上撿菜葉子吃，太可憐了。我出小號後，不久他就死了。
6.5.五八年犯人加刑風潮中的幾個案例
拔草這種活聽起來似乎是一種輕勞動，實際不然，一天十幾個小時泡在水裏，彎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說，因為頭老沖下，許多人的臉都倥腫了。這還是其次，如果幹部要找哪個犯人的麻煩，利用拔草這個機會是很容易的。稻田地裏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當時又是條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會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來。拔草的要求是每把草最多不許帶下三棵稻苗來，如果拔下稻苗多了會以破壞生產論處，輕者挨批評、關小號、記過，重者加刑。在興凱湖農場各分場年年都有為此而受到加刑處分的。按理說草拔下來應當塞進泥裏爛了當肥料，但幹部不讓，必須將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讓幹部和犯人組長檢查。我幹這種活時非常小心，因為我知道管教幹部時刻盯著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時候，在北京監獄K字樓就知道，那時凡是不服判決上訴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對勞改隊的情況並不瞭解，現在通過跟一些早來的犯人閒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風在監獄、勞改隊也很厲害。
我舉幾個例子。
有個叫孔慶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陽大學的學生（朝陽大學是專門學法律的，國民黨時期有一種說法，叫“無朝不成法”，意思是說，法院、檢察院如果沒有朝陽大學畢業的，你這法院、檢察院的牌子就掛不出去。當律師的也必須有朝陽大學的文憑，否則你這律師也當不成。解放後五二年北京各大學進行院系調整，原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大學都取消了，在朝陽大學的基礎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學院，即現在的北京政法大學）孔慶海在朝陽大學唯讀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歲，因為在讀大學時他參加過“三青團”，解放後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鳴、大放”，犯人雖然無權給共產黨提意見，可讀過兩天書的人有個壞毛病，總愛對時政發表言論。他老兄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根本沒有法，判刑多少完全憑審判員當時的心情而定。”他舉了個例子，北京市玄武區法院一位審判員判了一個偷自行車的小偷，因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這位審判員的自行車也被偷了，他火了，說：“偷到我頭上來了，再讓我判偷車賊，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個月又趕上他判一個偷自行車的，這次他一下就給判了十年。就這麼一句話不要緊，他老兄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躍進”，當時有一個口號叫做“爭分奪秒，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國）趕美（國）不困難”。有一個叫張亞介的犯人（刑事犯）說怪話：“爭分奪秒，累死拉倒”，結果以“惡毒攻擊大躍進”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個叫蘇振興的老犯人（姦污犯，文盲），在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時，他說：“社會主義好是好，就是吃不飽”，結果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糧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個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經六十多歲了，是個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莊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儉用買了二十畝地，解放後被劃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躍進”，農業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種了一輩子的地，種地對他來說當然是行家裏手，他看著村裏人這樣翻地，拄著根棍子，一邊搗著地，一邊說；“你們這是種莊稼嗎？你們這是糟蹋這快地！把冷土翻上來，莊稼還能長嗎？”這句話不要緊，以地主分子“惡毒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企圖破壞農業生產”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
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果讓我詳細列舉的話，憑我現在的記憶，至少可以舉出一百個。五七年毛澤東號召人們“大鳴大放”，報紙上出現了不少“右派分子向党發動倡狂進攻的反動言論”，有些在押的勞改犯也借機進行申訴，結果偷雞不著舍把米，不但沒有減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沒有申訴，也無緣無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肅反時，這些人作為歷史反革命被抓起來以後，判刑判的特別重，五六年實行“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寬鬆政策，對在押犯進行了甄別，不少人被減了刑，甚至被釋放了。可反右後，五八又給減過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還重。那些被甄別後釋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來，無怪乎人們常說，共產黨的政策朝令夕改。
6.6.被蚊子叮死的王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開始拔節揚花，拔草就停止了。從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這段時間是農閒期。所謂農閒是不會讓犯人閑著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導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場院和田間道路。
這一個多月興凱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難以想像。每個在興凱湖農場呆過的人，不管是犯人、勞教人員還是幹部都知道這一點。在關裏，白天蚊子是不出來叮人的，興凱湖的蚊子可不一樣。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幹活時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變成”黑囚服，犯人幹活必須把袖口、褲腳紮死，用一塊布把臉包起來，光露著眼睛，手因為不停的幹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緊。這年八月份我參加了修場院。場院裏的雜草長的半人多高，裏面的蚊子滾成蛋。用鐵鍬一鏟，蚊子象一窩風一樣向你撲來。有一個叫王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綏遠省人，是傅作義部隊的一個連長，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和他手下的高級將領董其武等人都作為“功臣”受到了共產黨的優待，成了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部隊全部被整編了，而他的中、下級軍官大部分卻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鎮反”、“肅反”運動中被送進了監獄和勞改隊，前面寫的牛連鄉就是一個，王錦泉又是一個，我接觸過的傅作義部隊這樣的下級軍官不下十幾個。王錦泉經常發牢騷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傅作義把我們賣了”等等。在修場院時不知為什麼他跟帶工幹部頂起來了，幹部下令把他捆起來丟在場院邊的溝裏，蚊子叮的他一邊打滾，一邊象殺豬一樣的叫。等收工時叫幾個犯人把他拖出來，臉上全是血，腫的象個發麵饅頭，白囚衣也成了紅的了，這全是他打滾時壓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進小號，三天后就死了。興凱湖的蚊子能吃人，沒到過這個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過興凱湖的人都瞭解這一情況。那時晚上犯人都把勞改被子裏的棉絮抽出來，利用被面和被裏做成一個象棺材一樣的小蚊帳，鑽進裏面睡覺，屋地下還用蒿子點起來熏著，就連吃晚飯也要鑽進象棺材一樣的蚊帳裏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還有兩種咬人的東西最可惡，一種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麼厚，都被這小東西咬出血來，何況人，一叮就是一個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種就是“小咬”。小咬這種東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專門往人的眉毛、頭髮根裏鑽，人被他咬以後，腫起來好幾天下不去。過去民間有一種順口溜：“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可興凱湖的犯人也有一個順口溜：“興凱湖有三寶，瞎虻、蚊子和小咬”。
6.7第一次與死神握手
修完了場院我參加了打烏拉草。真正的烏拉草並不長在旱地裏，而是長在水泡子裏的草甸子上，草根連著草根織成一層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爛泥塘。用鐮刀割下來後，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來，小把連成大把，然後用草搓一根繩子，趟著水拖出來，最後背回去。老弱病殘犯人再用木棒子將每把烏拉草砸柔軟了，打成烏拉草繩，秋收時發給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墊在棉膠鞋裏，的確很保暖，冬天鞋裏如果不墊烏拉草，非把腳凍壞了不可。打烏拉草這個活按說不算累，可我差一點送了命。烏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爛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圍好幾米的地方都顫動。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塊腐爛了的草甸子上，一條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來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嚇壞了，我趕緊趴下以減輕壓力，同時用手抓住周圍的烏拉草大聲喊，幸虧組長楊奎離我不遠（實際上是管教幹部叫他時刻盯著我），趕緊過來把我拉上來了，不然的話，再晚一點我就全陷進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號前後開始收割水稻。水稻、穀子這類農作物跟小麥不一樣，小麥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穀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厲害。頭一回割水稻，我一點經驗沒有，拿鐮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個手指頭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訴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對，攥的太死，應當攥活把，後來我學會了，割的還比較快，為此還在黑板報上受過表揚，這是我二十二年勞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過的表揚，其他時間不是挨整，就是關禁閉、戴銬鐐蹲小號了。
收割完了是運輸脫谷，運輸全靠人背，最遠的地方離場院有十多裏路，二百人要把近萬畝的水稻背到場院，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脫穀的時間更長，從十月下旬一直幹到過了元旦，這種活又髒又累，犯人日夜兩班倒，每班十二小時。拖拉機發動起來帶著十個大脫粒滾子，每個滾子上四個犯人用手拿著一把把稻子在飛速旋轉的滾子上脫粒。每個滾子前面有一個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亂草挑出去，把脫下的穀粒用刮板刮出來，這項工作不僅又髒有累，而且很危險。按照操作規程，打料的人是不許背朝脫粒滾的，可是有一個犯人背對著脫粒滾往外推脫下來的穀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脫粒滾把腳絞了進去，兩條腿從膝蓋以下全絞爛了。
也是同年，種旱田的三分場在脫黃豆時，一個在脫穀機老虎口前管著喂機子的犯人，因為踩著黃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裏往裏撓豆秸的鐵爪子鉤住了他的包臉布拖了進去，兩邊的兩個犯人趕緊拽住他的兩隻腳，結果整個腦袋被打碎了。犯人脫谷，不論是在脫粒滾上脫水稻，還是在脫穀機上脫黃豆，年年都有傷亡。犯人工傷致殘不能下地幹活了，養好後在監舍裏幹輕活，例如坐著編筐，打草繩之類，不會讓你白吃飯。工傷死了的，挖個坑埋了拉倒，不論傷還是死都不會給你一分錢的扶恤金，死傷犯人的家屬沒有一個敢追問的。
黑龍江一年有五、六個月的時間，地裏被大雪覆蓋，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場以後基本上沒有多少活可幹了，進入了農閒時期，犯人是沒有什麼農閒的。脫完穀從一月到三月打凍方，每人一把鎬、一把鍬修排灌渠或馬路，零下三、四十度頂著大“湮泡”幹活。所謂“湮泡”就是暴風雪，黑龍江人管它叫“湮泡”。這一年快過春節時，一連幾天刮大湮泡，一天夜裏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監舍都埋起來了，我因為靠進一個窗戶口睡覺，窗戶口上有一條縫子，雪花直往裏鑽，我就把頭蒙起來睡，等睡醒後，被子上落滿了厚厚的一層雪，屋裏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來了，就從裏面往外掏雪洞，一個個象狗一樣爬出來，然後用鍬把堵住監舍的雪挖開。
6.8.跟死刑犯劉全忠一起關在小號裏
由於環境的惡劣，又累又餓，冬天又冷，我的情緒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後回來，吃過飯以後我就往被窩上一靠，開會學習我也不發言，有人向管教幹事彙報說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幹事找我談話，問我：“陳奉孝！你來興凱湖農場已經半年多了，通過半年多的勞動改造，你有什麼收穫和想法？”我心裏說，什麼勞動改造，純粹是拿人當奴隸使喚！於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勞動嗎？有什麼想法？我沒有什麼想法！”他聽我講話帶著不滿情緒，便說：“陳奉孝！我告訴你，我們對你的要求，不僅僅是勞動，而是要通過勞動改造你的反動思想。我們知道你不認罪，你開會學習不發言，你整天在想什麼？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麼名堂，那是死路一條！”
我本來情緒非常低落，思想苦悶的很，聽他這麼一講，立刻就火了。我也沒加“報告”倆字，就說：“王幹事！你根據什麼說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據什麼說我想搞什麼名堂？是那個混蛋向你做的彙報？學習不發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麼名堂？”一個犯人怎麼敢用這種口氣和管教幹部說話？這還了得！他立刻給我戴上了手銬，關進了小號。
這時興凱湖農場還沒有蓋起象棺材一樣的小號（這樣的小號是六零年蓋的）。可是小號裏已經關著一個犯人劉全忠，就是在密山劇院參與策劃逃跑的其中一個。他已經被判了死刑，等待開宣判大會槍斃。我一進去他就問我：“怎麼，你也被判死刑了？因為什麼？”我說：“沒有！我是因為頂撞幹部進來的。”他說：“那怎麼跟我關在一起？”我說：“不知道！”實際上我明白，他們是想給我施加思想壓力。我進來的頭幾天，劉全忠好象還跟常人一樣，可是當快臨近槍斃的時候，這傢伙精神開始崩潰了。劉全忠原來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後來又因為在監獄裏參與犯人打群架，死了一個犯人，結果他被加刑到死緩。象他這樣的流氓犯，在監獄和勞改隊裏，總喜歡表現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殺他的時候，精神就垮了，這就是所說的“假亡命徒”。臨槍斃前大約一個禮拜，這傢伙時哭時笑，我有點害怕，我怕他對我下手，因為這種傢伙臨死前什麼事都可能做出來。判了死刑等待槍斃的犯人，關在死刑號裏，拉屎撒尿都不許出來。號裏有一個破馬桶，專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這傢伙這時卻把屎尿到處拉，拉完屎還用根小木棍往牆上抹，這時我可不敢制止他。你想，跟這樣一個傢伙關在一起是個什麼滋味！
到了槍斃他的那一天，一早給他端來一碗餃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槍斃他了，他一邊吃一邊說：“餓了這麼多日子了，臨死做個飽死鬼！”看他吃完了，門外的看守讓他把手伸出來。他從觀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給他摘了手銬，然後開開小號的門，叫他出來，等他一邁出小號的門，事先藏在小號門口兩邊的看守人員一個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將他的兩隻胳膊擰到背後，五花大綁綁起來，押到汽車上拉走了。後來看小號的犯人告訴我，是在二分場開公判大會槍斃的，同時槍斃的還有鐘殿馨，李學謙和王海洲。
聽早進監的犯人劉玉祥講（槍斃建國初期第一宗貪污案犯劉青山、張子善時，他是劊子手之一，後來也因為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鎮反”及其以前，槍斃犯人時，犯人不戴腳鐐，可鎮反時北京槍斃惡霸“南霸天”，將他拉到刑場，兩邊兩個解放軍押著他，讓他跪下，就在這時，他猛一回頭，一腳將一個押他的解放軍踢死了，這傢伙會武術。從那以後，凡是被槍斃的人，都戴腳鐐，槍斃後再摘下來。
因為是冬天，農活不緊，我就這樣無故被關了四十五天，這年的春節我就是在小號裏度過的。
（未完待續）
6.湖勞改農場
6.1.建場血淚史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我又被押送到了興凱湖勞改農場。
興凱湖勞改農場地處黑龍江省東南角的密山縣。那裏有大、小兩個興凱湖，小興凱湖完全在中國境內，大興凱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國境內，三分之二在蘇聯（俄羅斯）境內。兩湖之間有一條不太寬的土崗子將兩湖隔開，這條土崗子叫大湖崗，它是由密山縣城到興凱湖勞改農場唯一的陸上通道，長約五十公里。由大湖崗進到裏面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沼澤地，到了雨季，這一片沼澤地跟小興凱湖連成一片。密山縣的北面是虎林縣，那裏有部隊開墾的十個農場：八五零農場至八五九農場。當年的大“右派”丁玲、吳祖光等人就在這裏勞動改造過。據說是在建這十個軍墾農場時發現了這片沼澤地，如果在這裏開墾，條件實在太困難，所以就選擇了虎林縣。這一情況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後，組織人去進行了實地勘察，發現如果圍著小興凱湖修一條堤壩將水攔住，然後將沼澤地的水排掉，開墾出來，那將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於是通過跟黑龍江省協商，征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這一片沼澤地要了下來，打算組織勞改犯去開墾。
五一年鎮反、五五年肅反、五七年反右、五七到五八年之間的第二次肅反，全國抓了幾百萬、上千萬的人，這麼多的犯人關裏各地方的監獄是絕對容納不下的，怎麼辦？毛澤東決定利用這批無償的勞動力到邊疆去開荒，美其名曰“勞動改造”。
一九六四年之前，關裏的山東、河北、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龍江省發配。山西、陝西、四川等省的犯人大都往新疆、青海省發配。人們常說的“北大荒”（興凱湖農場還不屬北大荒）基本上都是勞改犯開墾出來的。我估計光勞改農場就不下一百個，因為六七年我從興凱湖農場調到北安縣的長水河農場時，長水河農場就叫第四十九勞改支隊。除了幾個大城市的監獄外，基本上一個支隊就是一個大農場，支隊下面又分大隊，每個大隊又是一個分場，因此我估計黑龍江省光勞改農場就絕不止一百個。可能是因為荒地開墾的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因為黑龍江省的荒地靠蘇聯太近，六十年代中、蘇處於敵對狀態，因此從六四年開始，關裏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龍江省發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發配。聽說一九六四年山東省和黑龍江省還打過一場官司，山東省想把四十萬在黑龍江省勞改刑滿後就業的人員要回去，結果沒有成功，原因是經中央調解說，山東人多地少，黑龍江地廣人稀，還是將這些人留在黑龍江吧，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從這點就可以想像到全國究竟有多少勞改犯發配到了黑龍江省了。
興凱湖勞改農場始建於一九五五年。第一批發配來的犯人都是青壯年勞動力。椐一個叫王世祿的犯人（回民，原是國民黨兵，他是第一批發配來的）告訴我，他們是冬天發配來的，為什麼選擇冬天來呢？因為冬天沼澤地裏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結了冰，人們可以用鎬頭刨開凍土挖土修堤。他們那一次就來了一萬多犯人，解放軍用機槍押著，經過大湖崗進到裏面。車停下後，北京市公安局五處的一位處長下來用喇叭筒子對大家說：“我們到家了！”犯人們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連一間房子都沒有，怎麼說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體槍斃？開始有點騷動。那位處長可能早就料到了這一點，馬上大聲喊話：“你們不要胡思亂想，你們看前面地上的煙筒不是在冒煙嗎？那是地窖，裏面生著爐子，很暖和，鋪著厚厚的草，一點也不潮濕，這是早就給大家預備好了的。目前條件暫時艱苦一點，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們還要蓋磚瓦房，蓋樓房，把興凱湖農場建設成一個魚米之鄉！”
犯人們隨著他指的方嚮往前看，果然在不遠處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豎著一根根煙筒在冒煙，這時大家才放心了。下車後，根據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組，一組一個地窖進到裏面。外面的溫度是零下三十多度，可地窖裏的確很暖和。離犯人居住區大約五、六十米遠的另一個高包地上是管教幹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軍住的地方，他們住的也是地窖，條件當然比犯人住的要好的多。這裏既然沒有圍牆，難道不怕犯人逃跑嗎？不怕。這裏除了大湖崗唯一一條旱路外，周圍全是一片沼澤地，而大湖崗上設了好幾道卡子，連幹部進出興凱湖農場都要有證件，犯人要想從這裏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周圍方圓幾百里沒有人煙，你怎麼跑？這片沼澤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爛泥塘，誰要冒險逃跑，非掉進爛泥塘淹死不可。冬天結了冰也不行，小湖裏有的地方冰凍的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車和拖拉機，可有的地方不結冰，湖裏到處是蘆葦，人要進去連東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凍死不可。我在興凱湖勞改八年，還沒有聽說有一個犯人活著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蘇聯跑的話，那很容易，因為興凱湖一分場與蘇聯毗鄰，中間僅有一條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相隔，可那時中、蘇友好，往蘇聯跑等於送死。六三、六四年中蘇大論戰期間，確實有犯人和刑滿就業人員跑到蘇聯去過，結果都被送回來槍斃了。
在我被押送去興凱湖農場之前，已經押送去過好幾批犯人，這些早去的犯人的主要任務有四項。一是圍著小興凱湖修了一條長一百多裏的大堤，取名叫“導流堤”。導流堤底寬五十多米，高十多米，頂上兩輛汽車對開富富有餘，最初的規劃是修好後在上面鋪鐵軌，直達密山縣城。二是修了一條寬幾十米寬的瀉洪道，因為小興凱湖的水位比大興凱湖的水位高，夏天漲水時可向大興凱湖瀉洪。三是修了兩條大排水渠，取名叫“雙排幹”，直通蘇爾察河，將沼澤地的水排下去後好開墾。四是修了一條七、八十米寬，一百里左右長的大幹渠，好引小興凱湖的水灌溉種水稻。五九年我去時，從興凱湖總場印的一份小報上看到過介紹，僅這四項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來，可以繞地球三圈半！有個叫盧俞飛的犯人是總場的技術員，此人當過國民黨上將衛立煌的秘書，他給犯人作報告時也談過。這樣大的土方量全是犯人用鐵鍬和鎬頭一鍬鍬的挖、一鎬鎬的刨，然後用肩膀抬出來的，這跟歷史上秦始皇修長城又有何異！這樣大的工程如果是部隊或老百姓幹的，報紙、廣播電臺早就大量宣傳了，可犯人的勞動是不能宣傳的，外人哪里知道其中的內情和犯人的苦難！
我去時各個分場已成雛形，我們的任務是種水稻，我只在農閒時參加過這些土方工程的維修工作。
6.2.押往興凱湖勞改農場. 在密山劇院的一次未遂逃跑案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號被押送到興凱湖農場的，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還有一部分勞動教養的（後來譚天榮告訴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過因為他是勞動教養，我是犯人，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碰過面）。臨走時一人發了一身勞改棉衣、一兜子饅頭和幾個蘿蔔鹹菜。管教幹部囑咐說“這是路上的口糧，要節約著吃，誰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發了。”悶罐車裏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擠的滿滿的，中間放著一個大尿桶，讓犯人拉屎撒尿用。每個悶罐車頂上有解放軍架著機槍看押，每到一個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時，車站上都佈滿了菏槍實彈的解放軍。
四、五月份正是黑龍江省東部的連陰天季節，五九年這一年的雨水又特別多，一連下了一個多月的雨，火車到了密山，大雨下個不停，汽車根本走不了，這麼多犯人怎麼辦？車站上有一些破倉庫，就把犯人暫時關在這些破倉庫裏，解放軍穿著雨衣日夜持槍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劇院裏。密山劇院是興凱湖農場蓋的，平時給密山縣當電影院、劇院用，當北京押送犯人來時作為臨時落腳的地方，面積很大，樓上樓下能容納兩、三千人。為穩定犯人情緒，預防犯人鬧事，天天演戲，這倒不錯。演戲的是興凱湖農場的一個犯人京劇團。這個犯人京劇團大有來頭。解放初，中國四大名旦之一尚小雲先生因干涉他兒子尚長春的婚姻（尚長春因此自殺）曾被判過三年勞改，是他在北京監獄創建了這個犯人京劇團。五七年以前，政府對犯人還比較好，北京的各勞改單位為了活躍犯人的文娛生活，每兩個禮拜還演一次電影，過年過節還組織犯人自編自演節目。後來聽說梅葆玖先生也曾參與過這個犯人京劇團的創建工作。
勞改隊是一個藏龍臥虎之地，這裏面什麼樣的人才都有。北京監獄犯人京劇團的水準還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縣城的劇團的水準要高的多。興凱湖犯人京劇團就是由北京監獄京劇團分出去的。在這裏困了四天，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覺，醒了就看戲，與在悶罐車裏相比，簡直是進了天堂了。解放軍看的非常嚴，每隔五六米遠就有一名解放軍持衝鋒槍日夜監視，想逃跑比登天還難。
不過在這四天當中也發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監獄的幾個犯人想組織逃跑，由於解放軍看的太嚴，他們沒敢行動。這幾個犯人的刑期都是無期、死緩，只有兩個年青的，一個叫閆長河，一個叫趙得亮，刑期是十五年。這件事差一點把我牽連上，如果被牽連上，我早就沒命了。趙得亮原是一名中學生，因參加流氓盜竊集團並且是一名小頭頭，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劇院他曾幾次跑到我跟前來跟我聊天，但卻一點也沒有向我透露他們想逃跑的問題。這種事情是極其秘密的，他們絕不會向一個他們不十分瞭解的人透露他們的計畫，更不可能隨便拉一個不可靠的人加入他們的團夥。他們既然要策劃逃跑，當然免不了要來回串動，這一點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積極靠近政府的犯人盯上了，彙報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幹部，可是他們沒有付諸行動，幹部也沒有驚動他們，因為怕驚動其他犯人。要知道，幾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險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車向興凱湖農場進發。每兩輛大卡車之間有一輛中吉普，上面有解放軍架著機槍看押，車隊兩邊還有騎兵，這種威嚴的陣勢我是第一次經歷。如果有哪個犯人企圖跳車逃跑，立即擊斃。
到了農場後立即把趙得亮他們抓了起來，經審訊破了案。突破口是從一個叫牛連鄉的犯人打開的。牛連鄉此人大有來頭，他是山東濟寧人，五十歲左右，從小跟著傅作義將軍，當過北京市昌平縣的縣長和傅作義部隊的軍法處處長。一九五一年鎮反時，他被抓起來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個山溝裏準備槍斃，可是臨行刑前，一輛吉普車飛速趕到刑場，將他押了回去，後改判無期，是傅作義向中共領導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來，大鐐子往地下一摔說：“牛連鄉！你是一個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這條命是怎麼留下來的。你們在密山劇院策劃的陰謀我們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問題徹底交待清楚，否則後果怎樣，你自己也會知道！”這老傢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後首犯鐘殿馨（此人是國民黨空降特務）、主犯李學謙、王海洲、劉全忠四人被槍斃了，從犯趙得亮、閆長河被加刑到死緩，牛連鄉因為已經是無期，又檢舉有功，沒再加刑。
6.3.興凱湖勞改農場四分場. 農場的勞動
到了興凱湖農場後，我被分到四分場一中隊七班（勞改隊對犯人的管理完全是採取軍事化的辦法）。那時興凱湖農場共有總場、八個分場和一個造紙場共十個單位，另外還有一個碼頭監獄（也叫“嚴管隊”），是專門關押重新犯罪準備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編制相當於一個中隊。總場是團級，分場是營級，每個分場又分若干中隊，中隊是連級，中隊下面又分若干小隊，小隊是排級。
我在的四分場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有大約二百到二百五十個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隊種水田，四中隊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殘，種旱田和菜園。犯人住的房子是從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壘高一米左右，頂上搭上木杆子，鋪上草，抹上泥，因為是鹼土，下雨一般不漏。監舍裏有對面兩盤大土炕，每個監舍住七、八十個犯人。早、晚出工到地裏幹活都要站隊點名。勞動是安班分配任務，班長都是一些身強力壯的刑事犯，實際就是牢頭，專門負責在地裏監督本班犯人的勞動。班裏領到任務後再分到每個犯人，如果整個班完不成任務，班長要受批評，如果長年都能超額完成任務，班長首先要受到獎勵，有的給予減刑。這樣一來，有哪個犯人幹活不賣力，完不成任務，不用幹部說話，犯人班長就對你不客氣，回去以後還要開你的批鬥會。有哪個犯人如果長年完不成任務，會以“消極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勞改隊後，首先一條，你必須拚命幹活，這一關如果你過不了，勞動中拉班裏的後腿，不要說會受到加刑處分，犯人這一關你就過不了。知識份子出身的犯人在勞改隊裏受犯人的欺負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興凱湖農場進入春播大忙季節，我們這批犯人就是為趕春播，勞動力不夠調來的。一個中隊二百多犯人種著近一萬畝水田，全是人工勞動，其勞動強度可想而知。種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這裏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國南方農民打的那種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擋住水就行。這裏由於是新開荒的地，地勢不平，面積又大，每個池子就有三、五畝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寬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計算的，每個人每天的定額是十方。
黑龍江地處我國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別長，早晨三點鐘左右太陽就出來了，晚上八點鐘左右才落下去。為了搶種搶播，早上三點多鐘就下地，晚上七、八點鐘才收工，到了播種時，甚至到晚上九點也收不了工。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參加過體力勞動，打池埂時，我的兩隻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來，腰疼的象斷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後，就慢慢適應了，“勞動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準地。黑龍江的氣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經化開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凍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裏仍然結冰。早上三點多鐘犯人到了水池子裏，光腳下去將一層薄冰踩碎，腳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凍土上，凍的腳疼的受不了，幹一小會趕緊就得跳到池埂上讓腳暖和暖和再下去，這樣來回折騰五六回，腳慢慢適應了（實際是凍麻木了）才能幹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時間不能太長，因為幹部和犯人大組長看到你在池埂上會催你趕快下去。我的腳脖子被冰碴子劃的滿是小血口子。這樣幹不行，後來就乾脆穿著鞋下去，這樣好多了，起碼腳不至於直接踩到凍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脫下來曬一曬，晚上收工時再穿。到中午開飯時，犯人伙房把窩窩頭和菜湯送到工地，吃完飯休息一小會，馬上起來再幹。每一批新調來的犯人，在來農場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個幻想，認為到了農場後就能吃飽飯了，也不至於天天被鎖在監號裏了，到農場一看，一切幻想都破滅了。農場不但依然吃不飽，而且勞動強度之高、勞動時間之長、氣候條件之惡劣比在北京監獄及北京附近的勞改單位要壞的多。我的情緒更加低沉，懷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6.4.在興凱湖勞改農場第一次被關小號
春播過後到中耕除草，大約有半個月的時間，農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較早，吃過晚飯以後，犯人可以在院子裏溜達溜達，下下象棋什麼的。這時有幾個同中隊但不同組的犯人經常來找我聊天，一個是北京鐵道學院的蔣明欣，一個是北師大的閆景旭和清華大學的智淼源，這幾個人都是由“右派”升級為“現反”的。有人向幹部作了彙報。管教幹部找我說：“監規紀律規定犯人不許串隊、串班組，你知道不知道？”我說：“報告管教，我知道，我沒有串隊、串班組。”“那你為什麼經常和蔣明欣等幾個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們打算搞什麼名堂？”我說：“又不是我找的他們，是他們來找的我，不過是閒聊天罷了！”他又說：“陳奉孝，我警告你！我們知道你原本就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如果你膽敢在勞改期間繼續搞什麼名堂，絕沒有好下場！”本來我的情緒就很低落，一聽這話我就火了，我說：“監規上沒有規定犯人不許互相聊天呀，國民黨監獄裏關了那麼多共產黨員，還允許互相聊天呢，難道共產黨的監獄裏犯人連聊天都不允許嗎？聊聊天就是企圖搞什麼名堂？”這下把他惹火了，因為過去從來沒有哪個犯人敢如此頂撞管教幹部的，他下令：“把他關起來！打打他的反動氣焰！”於是給我戴上手銬，關進了小號。這是我到興凱湖農場後第一次，也是入監後的第二次被關小號。實際上這次我和蔣明欣等人都犯了一個大忌，前面我交待過，在犯人當中，“現行反革命”犯，被認為是犯人中的“危險分子”，因為這些人的罪名是“企圖顛覆我人民民主政權”，因此是被嚴格監視的。如果幾個“現行反革命”犯經常在一起湊堆子，勢必引起管教幹部的懷疑。
不過這次被關小號並沒有給我施加什麼嚴重的刑罰，只不過戴了付前銬，小號也不是後來幾次被關的那種棺材式的小號。這次被關的小號是一間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兩八”，而是每天八兩，一共關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個“特殊人物”吧，在這期間分場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導員（即分場的副場長）找我談了一次話，對我進行教育，他說：“陳奉孝！你本來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人民培養你念了大學是很不容易的，你應該感激才是，而你卻犯了嚴重錯誤，成了右派反革命，你應該好好反省，吸取教訓，好好接受改造，可以爭取減刑嘛！你還年輕，初入監改造，不能自暴自棄。在改造期間頂撞幹部的錯誤是很嚴重的，你要好好寫個檢查，早點出去參加大幫的勞動。”
此人看來有點文化，說話態度也比較和善，我也沒再講什麼，只答應著就是了。最後我胡亂寫了份檢查承認自己頂撞了幹部，違犯了監規，就把我放出來了。其實我也很清楚，我又沒犯什麼大錯誤，他們也沒抓著我什麼把柄，現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節，將我關著也是白白浪費一個勞動力，所以才決定把我放出來的。
這次關小號認識了一個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歲，跟我關在一起。他有嚴重的抽羊角風病，一天抽好幾次，不能下地幹活，整天關在這裏。一抽起羊角風來就“樸通”倒在地下，滿嘴吐白沫，渾身抽搐，。有一次正吃著飯，犯了羊角風，菜湯也撒了，窩窩頭也掉在地上了，我給他檢起來用水洗了洗，等他醒過來再吃，醒來時他還從地上撿菜葉子吃，太可憐了。我出小號後，不久他就死了。
6.5.五八年犯人加刑風潮中的幾個案例
拔草這種活聽起來似乎是一種輕勞動，實際不然，一天十幾個小時泡在水裏，彎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說，因為頭老沖下，許多人的臉都倥腫了。這還是其次，如果幹部要找哪個犯人的麻煩，利用拔草這個機會是很容易的。稻田地裏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當時又是條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會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來。拔草的要求是每把草最多不許帶下三棵稻苗來，如果拔下稻苗多了會以破壞生產論處，輕者挨批評、關小號、記過，重者加刑。在興凱湖農場各分場年年都有為此而受到加刑處分的。按理說草拔下來應當塞進泥裏爛了當肥料，但幹部不讓，必須將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讓幹部和犯人組長檢查。我幹這種活時非常小心，因為我知道管教幹部時刻盯著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時候，在北京監獄K字樓就知道，那時凡是不服判決上訴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對勞改隊的情況並不瞭解，現在通過跟一些早來的犯人閒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風在監獄、勞改隊也很厲害。
我舉幾個例子。
有個叫孔慶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陽大學的學生（朝陽大學是專門學法律的，國民黨時期有一種說法，叫“無朝不成法”，意思是說，法院、檢察院如果沒有朝陽大學畢業的，你這法院、檢察院的牌子就掛不出去。當律師的也必須有朝陽大學的文憑，否則你這律師也當不成。解放後五二年北京各大學進行院系調整，原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朝陽大學都取消了，在朝陽大學的基礎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學院，即現在的北京政法大學）孔慶海在朝陽大學唯讀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歲，因為在讀大學時他參加過“三青團”，解放後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鳴、大放”，犯人雖然無權給共產黨提意見，可讀過兩天書的人有個壞毛病，總愛對時政發表言論。他老兄說了這麼一句話：“中國根本沒有法，判刑多少完全憑審判員當時的心情而定。”他舉了個例子，北京市玄武區法院一位審判員判了一個偷自行車的小偷，因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這位審判員的自行車也被偷了，他火了，說：“偷到我頭上來了，再讓我判偷車賊，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個月又趕上他判一個偷自行車的，這次他一下就給判了十年。就這麼一句話不要緊，他老兄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躍進”，當時有一個口號叫做“爭分奪秒，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國）趕美（國）不困難”。有一個叫張亞介的犯人（刑事犯）說怪話：“爭分奪秒，累死拉倒”，結果以“惡毒攻擊大躍進”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個叫蘇振興的老犯人（姦污犯，文盲），在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時，他說：“社會主義好是好，就是吃不飽”，結果以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糧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個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經六十多歲了，是個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莊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儉用買了二十畝地，解放後被劃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躍進”，農業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種了一輩子的地，種地對他來說當然是行家裏手，他看著村裏人這樣翻地，拄著根棍子，一邊搗著地，一邊說；“你們這是種莊稼嗎？你們這是糟蹋這快地！把冷土翻上來，莊稼還能長嗎？”這句話不要緊，以地主分子“惡毒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企圖破壞農業生產”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
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如果讓我詳細列舉的話，憑我現在的記憶，至少可以舉出一百個。五七年毛澤東號召人們“大鳴大放”，報紙上出現了不少“右派分子向党發動倡狂進攻的反動言論”，有些在押的勞改犯也借機進行申訴，結果偷雞不著舍把米，不但沒有減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沒有申訴，也無緣無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肅反時，這些人作為歷史反革命被抓起來以後，判刑判的特別重，五六年實行“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寬鬆政策，對在押犯進行了甄別，不少人被減了刑，甚至被釋放了。可反右後，五八又給減過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還重。那些被甄別後釋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來，無怪乎人們常說，共產黨的政策朝令夕改。
6.6.被蚊子叮死的王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開始拔節揚花，拔草就停止了。從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這段時間是農閒期。所謂農閒是不會讓犯人閑著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導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場院和田間道路。
這一個多月興凱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難以想像。每個在興凱湖農場呆過的人，不管是犯人、勞教人員還是幹部都知道這一點。在關裏，白天蚊子是不出來叮人的，興凱湖的蚊子可不一樣。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幹活時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變成”黑囚服，犯人幹活必須把袖口、褲腳紮死，用一塊布把臉包起來，光露著眼睛，手因為不停的幹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緊。這年八月份我參加了修場院。場院裏的雜草長的半人多高，裏面的蚊子滾成蛋。用鐵鍬一鏟，蚊子象一窩風一樣向你撲來。有一個叫王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綏遠省人，是傅作義部隊的一個連長，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和他手下的高級將領董其武等人都作為“功臣”受到了共產黨的優待，成了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部隊全部被整編了，而他的中、下級軍官大部分卻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鎮反”、“肅反”運動中被送進了監獄和勞改隊，前面寫的牛連鄉就是一個，王錦泉又是一個，我接觸過的傅作義部隊這樣的下級軍官不下十幾個。王錦泉經常發牢騷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傅作義把我們賣了”等等。在修場院時不知為什麼他跟帶工幹部頂起來了，幹部下令把他捆起來丟在場院邊的溝裏，蚊子叮的他一邊打滾，一邊象殺豬一樣的叫。等收工時叫幾個犯人把他拖出來，臉上全是血，腫的象個發麵饅頭，白囚衣也成了紅的了，這全是他打滾時壓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進小號，三天后就死了。興凱湖的蚊子能吃人，沒到過這個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過興凱湖的人都瞭解這一情況。那時晚上犯人都把勞改被子裏的棉絮抽出來，利用被面和被裏做成一個象棺材一樣的小蚊帳，鑽進裏面睡覺，屋地下還用蒿子點起來熏著，就連吃晚飯也要鑽進象棺材一樣的蚊帳裏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還有兩種咬人的東西最可惡，一種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麼厚，都被這小東西咬出血來，何況人，一叮就是一個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種就是“小咬”。小咬這種東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專門往人的眉毛、頭髮根裏鑽，人被他咬以後，腫起來好幾天下不去。過去民間有一種順口溜：“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可興凱湖的犯人也有一個順口溜：“興凱湖有三寶，瞎虻、蚊子和小咬”。
6.7第一次與死神握手
修完了場院我參加了打烏拉草。真正的烏拉草並不長在旱地裏，而是長在水泡子裏的草甸子上，草根連著草根織成一層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爛泥塘。用鐮刀割下來後，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來，小把連成大把，然後用草搓一根繩子，趟著水拖出來，最後背回去。老弱病殘犯人再用木棒子將每把烏拉草砸柔軟了，打成烏拉草繩，秋收時發給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墊在棉膠鞋裏，的確很保暖，冬天鞋裏如果不墊烏拉草，非把腳凍壞了不可。打烏拉草這個活按說不算累，可我差一點送了命。烏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爛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圍好幾米的地方都顫動。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塊腐爛了的草甸子上，一條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來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嚇壞了，我趕緊趴下以減輕壓力，同時用手抓住周圍的烏拉草大聲喊，幸虧組長楊奎離我不遠（實際上是管教幹部叫他時刻盯著我），趕緊過來把我拉上來了，不然的話，再晚一點我就全陷進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號前後開始收割水稻。水稻、穀子這類農作物跟小麥不一樣，小麥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穀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厲害。頭一回割水稻，我一點經驗沒有，拿鐮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個手指頭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訴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對，攥的太死，應當攥活把，後來我學會了，割的還比較快，為此還在黑板報上受過表揚，這是我二十二年勞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過的表揚，其他時間不是挨整，就是關禁閉、戴銬鐐蹲小號了。
收割完了是運輸脫谷，運輸全靠人背，最遠的地方離場院有十多裏路，二百人要把近萬畝的水稻背到場院，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脫穀的時間更長，從十月下旬一直幹到過了元旦，這種活又髒又累，犯人日夜兩班倒，每班十二小時。拖拉機發動起來帶著十個大脫粒滾子，每個滾子上四個犯人用手拿著一把把稻子在飛速旋轉的滾子上脫粒。每個滾子前面有一個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亂草挑出去，把脫下的穀粒用刮板刮出來，這項工作不僅又髒有累，而且很危險。按照操作規程，打料的人是不許背朝脫粒滾的，可是有一個犯人背對著脫粒滾往外推脫下來的穀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脫粒滾把腳絞了進去，兩條腿從膝蓋以下全絞爛了。
也是同年，種旱田的三分場在脫黃豆時，一個在脫穀機老虎口前管著喂機子的犯人，因為踩著黃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裏往裏撓豆秸的鐵爪子鉤住了他的包臉布拖了進去，兩邊的兩個犯人趕緊拽住他的兩隻腳，結果整個腦袋被打碎了。犯人脫谷，不論是在脫粒滾上脫水稻，還是在脫穀機上脫黃豆，年年都有傷亡。犯人工傷致殘不能下地幹活了，養好後在監舍裏幹輕活，例如坐著編筐，打草繩之類，不會讓你白吃飯。工傷死了的，挖個坑埋了拉倒，不論傷還是死都不會給你一分錢的扶恤金，死傷犯人的家屬沒有一個敢追問的。
黑龍江一年有五、六個月的時間，地裏被大雪覆蓋，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場以後基本上沒有多少活可幹了，進入了農閒時期，犯人是沒有什麼農閒的。脫完穀從一月到三月打凍方，每人一把鎬、一把鍬修排灌渠或馬路，零下三、四十度頂著大“湮泡”幹活。所謂“湮泡”就是暴風雪，黑龍江人管它叫“湮泡”。這一年快過春節時，一連幾天刮大湮泡，一天夜裏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監舍都埋起來了，我因為靠進一個窗戶口睡覺，窗戶口上有一條縫子，雪花直往裏鑽，我就把頭蒙起來睡，等睡醒後，被子上落滿了厚厚的一層雪，屋裏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來了，就從裏面往外掏雪洞，一個個象狗一樣爬出來，然後用鍬把堵住監舍的雪挖開。
6.8.跟死刑犯劉全忠一起關在小號裏
由於環境的惡劣，又累又餓，冬天又冷，我的情緒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後回來，吃過飯以後我就往被窩上一靠，開會學習我也不發言，有人向管教幹事彙報說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幹事找我談話，問我：“陳奉孝！你來興凱湖農場已經半年多了，通過半年多的勞動改造，你有什麼收穫和想法？”我心裏說，什麼勞動改造，純粹是拿人當奴隸使喚！於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勞動嗎？有什麼想法？我沒有什麼想法！”他聽我講話帶著不滿情緒，便說：“陳奉孝！我告訴你，我們對你的要求，不僅僅是勞動，而是要通過勞動改造你的反動思想。我們知道你不認罪，你開會學習不發言，你整天在想什麼？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麼名堂，那是死路一條！”
我本來情緒非常低落，思想苦悶的很，聽他這麼一講，立刻就火了。我也沒加“報告”倆字，就說：“王幹事！你根據什麼說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據什麼說我想搞什麼名堂？是那個混蛋向你做的彙報？學習不發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麼名堂？”一個犯人怎麼敢用這種口氣和管教幹部說話？這還了得！他立刻給我戴上了手銬，關進了小號。
這時興凱湖農場還沒有蓋起象棺材一樣的小號（這樣的小號是六零年蓋的）。可是小號裏已經關著一個犯人劉全忠，就是在密山劇院參與策劃逃跑的其中一個。他已經被判了死刑，等待開宣判大會槍斃。我一進去他就問我：“怎麼，你也被判死刑了？因為什麼？”我說：“沒有！我是因為頂撞幹部進來的。”他說：“那怎麼跟我關在一起？”我說：“不知道！”實際上我明白，他們是想給我施加思想壓力。我進來的頭幾天，劉全忠好象還跟常人一樣，可是當快臨近槍斃的時候，這傢伙精神開始崩潰了。劉全忠原來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後來又因為在監獄裏參與犯人打群架，死了一個犯人，結果他被加刑到死緩。象他這樣的流氓犯，在監獄和勞改隊裏，總喜歡表現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殺他的時候，精神就垮了，這就是所說的“假亡命徒”。臨槍斃前大約一個禮拜，這傢伙時哭時笑，我有點害怕，我怕他對我下手，因為這種傢伙臨死前什麼事都可能做出來。判了死刑等待槍斃的犯人，關在死刑號裏，拉屎撒尿都不許出來。號裏有一個破馬桶，專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這傢伙這時卻把屎尿到處拉，拉完屎還用根小木棍往牆上抹，這時我可不敢制止他。你想，跟這樣一個傢伙關在一起是個什麼滋味！
到了槍斃他的那一天，一早給他端來一碗餃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槍斃他了，他一邊吃一邊說：“餓了這麼多日子了，臨死做個飽死鬼！”看他吃完了，門外的看守讓他把手伸出來。他從觀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給他摘了手銬，然後開開小號的門，叫他出來，等他一邁出小號的門，事先藏在小號門口兩邊的看守人員一個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將他的兩隻胳膊擰到背後，五花大綁綁起來，押到汽車上拉走了。後來看小號的犯人告訴我，是在二分場開公判大會槍斃的，同時槍斃的還有鐘殿馨，李學謙和王海洲。
聽早進監的犯人劉玉祥講（槍斃建國初期第一宗貪污案犯劉青山、張子善時，他是劊子手之一，後來也因為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鎮反”及其以前，槍斃犯人時，犯人不戴腳鐐，可鎮反時北京槍斃惡霸“南霸天”，將他拉到刑場，兩邊兩個解放軍押著他，讓他跪下，就在這時，他猛一回頭，一腳將一個押他的解放軍踢死了，這傢伙會武術。從那以後，凡是被槍斃的人，都戴腳鐐，槍斃後再摘下來。
因為是冬天，農活不緊，我就這樣無故被關了四十五天，這年的春節我就是在小號裏度過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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