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值得同情和肯定的造反派
造反派中有紅衛兵，但就整體而言，造反派與紅衛兵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開始時雖然他們都曾受到過毛主席的支持，但從他們的產生、發展和演變，他們的所作所為，尤其是他們不同的結局，那是根本不同的。
前已述及，老紅衛兵及其後來的“聯動”，他們不但成了“保爹保媽派”而反對江青，尤其他們在前期的一系列胡作非為，成了對文化和文明的反動，成了“義和團”一樣的打砸搶燒殺的可恥之徒，那是民族罪人幹的勾當，與造反派是根本不能同一而語的。全國各地的造反派情況雖不盡相同，但他們的革命造反精神則是可貴的。雖然他們都聲稱“忠於毛澤東思想”，他們的所為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但他們自始至終表現出來的“反官僚、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的革命精神是始終如一的，是難能可貴的。他們的組織和他們的一些人在文革的初期曾兩次受到打壓乃至抓捕關押，尤其是後來受到的鎮壓和屠殺，悲慘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痛心的。
在漢語詞典裏，對“造反”一詞解析是：發動叛亂；採取反抗行為。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造反”一詞歷來是被統治者視為犯上作亂的代名詞，是要殺頭的。共產黨是靠造反起家，但當它奪得政權後，“造反”一詞也在他們的嘴上消失了。然而到了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後，“造反”一詞卻突然成了最時髦、最響亮的革命口號和行動的座佑銘，一時間“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響徹神州大地，從1966年的夏秋季節開始至1967年的全年，人們都爭先恐後地往自己頭上戴上“造反派”的桂冠，聲稱自己的行動是“造反有理”，自己一派是“響噹噹的造反派”。雖然在此期間這些造反派們也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和鎮壓，如文革初期一些人被單位領導、工作組和老紅衛兵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翻天”，曾被抓捕和關押；1967年的2、3月間所謂“鎮反”期間，一些造反派組織被砸，負責人被抓捕。但這兩次鎮壓後來都得到了毛澤東和江青等為他們平反，使造反派們更堅定了執行毛澤東路線的決心，更忠實於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之所以兩次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其目的是為了把文革運動按他的意圖深入下去，通過此舉來更好地運動群眾，以造成一種他所需要的政治環境，造成一種社會氣氛，觸及人們的靈魂來形成一種社會心理和思想習慣，使他在位時鞏固自己的獨裁統治地位，即使在自己死後也無人敢於反對他。他為造反派平反的舉動確實一時間得到了造反派的稱讚，誓死要捍衛他的思想和路線。然而到了1968年事情發生變化了。此時的毛澤東認為他的絕對權威已經樹立起來了，他信口開河地隨便一句話就會被當作“最高、最新”指示號令全國，他的思想被吹捧成“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他的話是“一句頂一萬句”，全國人民都要“時時照辦，句句照辦”，人人都在祝福他“萬歲”，“萬壽無疆”，他也順口一句“人民萬歲”，使他飄飄然起來了。正是由於這樣，他要丟掉造反派了，認為他們“走過頭”了，特別是1968年的“七三”、“七二四”佈告發出後，緊接著毛澤東下令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學校，造反派不吃香了，各地造反派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鎮壓，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大屠殺。到了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10月“四人幫”倒臺，造反派又再次受到清算，一些人被抓、被判刑，當政者們更是開動宣傳機器，把“流氓、地痞、打、砸、搶”等等罪名往造反派頭上套，這前後的反差頗令人深思。
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到底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呢？他們的功、過是非如何評說呢？這是文革研究者們關心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
文革期間的造反派組織可以說是派系林立，名目繁多，一個組織大的可達數百上千人，一個地區乃至一個省的造反派聯合起來則可達數萬、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而小的則僅有數十人或者幾個人乃至一人的，也可以稱之為一個“戰鬥隊”。當年的“造反總指揮”、“造反司令”就如同今天的“公司經理”、“董事長”一樣隨處可見，一個普通的百姓就可以成為“司令”、“總指揮”，那些平時作威作福的當權者此時見了就會點頭哈腰，甚至獻媚求饒，這似乎成了那一時期的顯著特徵之一。
這些造反組織中的成員也是複雜的，各色人等，懷著不同的目的來參加造反。有理想主義者，有文革初期受到過打擊的人，也是“四清”中受過打壓的人，還有長期以來受到各種不公正待遇的，對現實和單位領導不滿意的人，以及那些一心一意跟毛主席和共產黨的人，還有隨大流者，乃至趁火打劫者……等等。這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都彙集到造反派的隊伍中來了。形成了那個時代的洪流和最強音。
歸納起來，造反派中的人員組成，筆者認為可具體分為：
1、先知先覺的真正造反者，這部分人是極少數，但他們可稱得上是真正的民主鬥士，是反獨裁、反專制、爭人權、爭自由民主的時代英雄。他們對文革前17年的中國社會就極端不滿，特別是對毛澤東搞的一系列政治運動是極力反對的，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這些人的典型代表如湖南的報人劉鳳翔、北京大學新聞學系學生林昭，在毛發動的反右運動中都被打成右派；文革運動一開始林昭就成了文革運動的反對者，劉鳳翔則趁機組織“右派”們起來造反。此二人最後都在文革中慘遭殺害。另外的一些人，如遼寧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江西的中學生李九蓮、吳曉飛，女教師周海媛；湖南的中學生楊小凱，北京的青年工人遇羅克，女大學生王容芬；上海的青年工人劉文輝、王申酉，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吉林的史雲鋒……等等，他們都是因為反對文革，或者因為反對毛澤東、林彪、或者是因為寫了不同觀點的文章，都先後被捕入獄，除楊小凱、王容芬二人被判刑十年外，其他人都被殺害了。這些都是優秀的青年男女，是時代的先驅者，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人民是會永遠懷念他們的。
2、激進的造反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學生、青年教師、青年工人，也包括少數共產黨員和幹部。他們是造反派的領軍人物，是組織者和骨幹分子，在他們的領導下能彙集一大批造反者。這些人在文革前受過多年的“共產主義”和“世界革命”理想的教育，相信毛澤東“要警惕出修正主義”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論斷，認為中國已經面臨這兩大危險，如果這樣，中國就會出現“千百萬人頭落地”，工人和農民就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們同時相信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負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聖使命。正是在這種毛氏共產思想的教育下，使他們渴望在階級大搏鬥的風雨中建功立業，為共產主義而英勇奮鬥。現在文化革命爆發了，正是激發起他們革命熱情的時候。他們看到了這個時機，認為獻身革命的時機到了，因而勇敢地起來回應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走上了一條“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道路，終於成了被毛澤東、江青等人利用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這些激進的造反者在全國各地都有，下面有一大批追隨他們的積極份子。他們的典型代表人物，如北京的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韓愛珍、譚厚蘭、陳永康、李冬民、劉詩昆；上海的潘國平、王洪文；西安的李世英、姚連蔚；鄭州的黨言川、武漢的朱鴻霞；湖南的葉衛東、唐忠富；四川的廖伯康、鄧自力、張魯、周孜仁、董繼平；山西的陳永貴；廣東的武傳斌；廣西的劉振林、熊一軍、曹東鋒、朱仁、曾春生……等等。這許許多多的造反派領軍人物中，他們走上造反的道路雖然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都忠於毛澤東和共產黨，因而他們都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並力圖按毛澤東思想來改造世界，以建立他們所理想的“共產社會”。因而在文革運動的發展演變中，各地造反派的共同之處，都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按毛澤東的教導辦事，力圖打倒本單位，本系統乃至本地區那些“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建立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完成“鬥、批、改”的“偉大歷史任務”。
正是由於他們忠於毛的思想，按毛的指示造反，在文革初期他們都曾受到毛澤東、江青等人的支持和利用，成了毛、江等人達到自己目的的先鋒力量，而幹出了不少錯事和蠢事。特別是其中的王洪文，後來成了江青集團的骨幹成員，受到了毛的重用，坐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寶座，成了造反派中最大的受益者。另外一些人，如北京的所謂造反派的“五大領袖”聶元梓、蒯大富、王大賓、韓愛珍、譚厚蘭等和其他各地類似的人，在文革初期的短時間內曾是風雲一時的人物，受過磨難，也出盡風頭，是響噹噹的造反派領軍人物。但隨著毛澤東對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在左右形勢，到了1968年夏季，造反派被他拋棄了，許多人都被貶到農場和邊疆勞動，從此銷聲匿跡；1976年10月“四人幫”倒臺後又有一些人〔當然王洪文是罪有應得〕受到查處判刑，這是一個頗令人質疑和深思的問題。
3、為自身權益的造反者：這類人也屬社會的弱勢群體，如各種類型的合同工、臨時工、輪換工、外包工、大饑荒時期被下放的職工，被遣送到農村的城鎮居民，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支邊青年，支援內地建設的沿海和大中城市職工等。在文革興起之時，這些人也起來造反，但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主要是進行經濟鬥爭，要求得到平等合理的經濟待遇，或者要求復工、複職，或者要求轉為正式職工，或者要求返回城裏……等等。這顯然都是合理的要求。但他們都沒有什麼政治上的目的，是弱勢群體爭取自身合法權益而起來造反的。
在這些造反的人群中，較有影響的，如在北京建立的臨時工、合同工組織“全國紅色造反兵團”（簡稱“全紅總”），上海的“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紅工司”），還有打著“全國”旗號的“全國上山下鄉革命知識青年紅色造反兵團”，“全國上山下鄉捍衛真理革命造反團”，“全國上山鄉知識青年紅色第一線戰鬥隊”等。這些造反組織起於1966年的冬季，在1967年的1月達到高潮。他的代表人物曾一度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接見和支援。但很快“無產階級司令部”就發現這是在搞“反革命經濟主義”，不能容許這樣的造反，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宣佈對這些“全國性組織”，“中央一律不承認，所有這些組織應當立即取消”，這些組織也很快被壓下去了。其實這些人的處境和遭遇是值得同情的，他們是弱勢群體，是好人在為自身權益而造反。
4、造反派中的隨大流者：這是一些容易隨風而變或是鬧著貪玩的人，文革之初，他們跟隨單位和地方領導轉，唯領導的命令是從；當工作組到來時，矛頭對著領導，或者是把那些不聽話者打成“反革命”、“右派”時，他們又是跟隨工作組的指揮棒轉。在地方當局和工作組打壓造反派時，他們是保守派的基本群眾。而當毛澤東支持造反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派得以翻身而興起之時，他們就反戈一擊，退出保守派而加入到造反派中來了，也稱自己是“響噹噹”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毛澤東和江青拋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受到鎮壓時，他們又會反戈一擊退出造反派，加入到得勢的一方去了。用“牆頭草，風吹兩邊倒”來形容這些人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這些人的本質並不壞，而是那個年代那種形勢造成的。這些人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政治理想和信仰的人，在那個所謂“革命年代”，社會生活的單調和枯燥乏味到了極點，這些人為了追求好玩，向得勢的一方靠近並投入其中，是十分自然的事。只不過他們在反戈一擊後，批鬥起原來的自己人時，那種積極的樣子，那股異常兇猛的勁頭則是不為人所取的。
5、趁火打劫者或者幹壞事的人：此種人是極少數，從來就不是造反派的主流，僅是造反過程中的某些個別現象吧了。
在任何一場大的社會動亂或政治運動中，此類人等都是不可避免會有的。就像魯迅筆下的阿Q，當聽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時，便會想跑到趙太爺等大戶人家裏去“革命”發財，搶一點“元寶”、洋錢、洋紗衫一類的東西。在上世紀的二十年代，當中國的共產革命初起之時，毛澤東也曾在講話、報告和文章中多次談到阿Q，認為阿Q的行為也叫“革命”，他多次提到的“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事，他要“教育全黨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幹部，要准許別人革命”。把阿Q的行為也稱之為“革命”，這與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中所充分肯定並熱情讚頌當年的湖南農民“痞子運動”是一樣的道理。
既然毛澤東都認為像阿Q這樣的“搶點東西”也叫革命，這種人在文革中自然也不會缺少的了。造反派中確是有這樣的人，打、砸、搶、發不義之財，那是存在的。他們的所為給造反派的臉上抹了黑，有損於造反派的聲譽，但絕非造反派的主流，這是應區別清楚的。
綜上所述，文革中的造反派是在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社會現象。在文革中造反派們反官僚、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自由，為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而進行殊死的鬥爭，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在這場前所未有的運動中，他們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如缺乏法治觀念，懷疑一切，無政府主義，派性膨脹，唯我獨尊，以至出現武鬥、打人……都是客觀存在的。但這些問題的造成，也是那個歷史條件下所特有的，而且那也是由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援和影響所致，沒有他們的組織和指揮，沒有毛澤東隨心所欲和反復無常的胡說八道，這些問題絕不會出現的。因此，這個責任應該算到毛澤東、江青等人的頭上。造反派們的錯誤比起“聯動”和保守派們的“破四舊”，毀文物古跡乃至殺人放火來說，其性質是根本不同的，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在今天，“造反”和“造反派”也仍然是需要的。造錯誤的反，造獨裁專制的反，批判他們，任何時候都是需要的。當今的社會仍是獨裁專制的社會，貪污腐敗上軌道、成系統，貪富懸殊，各種社會矛盾層出不窮，弱勢群體權益受到侵害，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為了社會的和諧，為了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必定要改造這個社會，對社會上的腐敗和各種醜行進行揭露和批判，也可以說是一種造反，這是永遠需要的。當年造反派們的許多舉動，特別是他們的造反精神，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是值得今天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弱勢群體學習的。當然，今天社會條件下的這種“造反”應該是和平的、理性的，不能像文革期間那樣被人利用，或者變成派性之爭，更不能像過去農民起義和共產革命那變成為暴力和流血的殺戮。
六、關於文革中的保守派問題：
激進和保守，這是矛盾對立體中的兩個方面，是互為對立，又互為依存的。這激進與保守的兩派之爭，可以說是貫穿于文革的始終。
文革初起之時，當有人起來的批評單位黨委，造黨委的反，其後又造工作組反，一些所謂忠於黨，唯上級之命是從的人站出來，聲稱單位黨委就是黨，工作組是經黨中央批准派來的，反對黨委，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就是“右派翻天”，就是“反革命”，必須要堅決的“打擊和鎮壓”。結果一些帶頭造反的人受到打壓，輕則批判鬥爭，重則抓捕判刑。文革之初那種槍打出頭鳥的手法，那是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下所為的。
其後毛澤東、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支持造反派，為被抓捕的造反派平反，造反派很快得以翻身，到1966年底，“造反”成了最響亮的革命口號。從1967年1月開始，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出現了奪權鬥爭，造反派奪了權，他們“勝利”了，兩保守派垮臺了，其成員紛紛反戈一擊，投入到造反派的隊伍中去了。
到了1967年的2、3月間，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出現了“鎮反運動”，致使一些造反派組織被砸，負責人被抓捕。此時一些地方黨政軍負責人出於個人或集團的權益，他們不願失去自己的權力，再次扶持保守勢力來保護自己，打壓造反派，使造反派再次陷入困境之中。
由於全國性的“鎮壓”，造成了文革將結束的局面，有恢復舊秩序的趨勢，這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從而引起了他的警覺。因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此時尚未達到，為了使文革能深入下去，他必須繼續“運動”群眾，才能使文革按他的要求繼續下去。於是他又發起了“反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鬥爭，並把前一段“鎮反”打擊造反派的罪責全部推到那些對文革不滿的幾個老幹部身上，指責他們是搞“二月逆流”，是“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為此毛澤東再次為被打壓和抓捕的造反派平反，使造反派再次翻身，聲威大震。由此，他們對毛澤東感恩戴德，也促使他們的造反精神更為激進。
然而此時的形勢已非1966年冬和1967年1月的形勢了，此時一些地方黨政軍幹部和原來的保守派骨幹成員，他們總結了文革以來的經驗教訓，此時的他們也敢於“造反”了。他們把鬥爭的矛頭對準那些站出來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對準造反派；他們誣指支持造反派的幹部是“牛鬼蛇神”的後臺，是支持“右派翻天”，是支援“反革命”。此時的保守派在各級執政者的操縱下，對造反派的打壓步步升級，從1967年夏天開始的用石頭木棍圍攻造反派，發展到用刀、槍，調動農民進城圍攻；到了1968年則變成了調動部隊與地方民兵，配合保守派聯合圍剿，把造反派當成“反革命”，“反共救國團”而大肆圍殲，隨意抓人、打人、殺人、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如1967年冬在湖南一些地方，對造反派的圍剿，1968年春夏在整個廣西對造反派的圍剿，大規模的殺人，這是全國最典型的案例，這種大屠殺完全是一種政府行為，是政府動用軍事力量支持壞人而發生的兇殺案。
如果說造反派有派性，他們也曾有過亂鬥人以至打人的情況， 但與保守派及文革初期北京那些老紅衛兵打死人、亂殺人來說，那是遠遠不能相比的。造反派們的所為僅僅是派性，是激進，是唯我獨尊的表現，僅是犯錯誤的問題，但老紅衛兵和保守派的胡作非為則是兇殺案，是刑事犯罪的問題了。
一個不容否定的基本事實是，所有的保守派都是官方組織的。如文革初期的1966年，這些保守派組織不論是紅衛兵還是工人赤衛隊，都是當時的地方黨委或工作組組織操縱的；隨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深入，特別是1967年的“一月革命”後，這些保守組織紛紛垮臺了，但到了1967年的4、5月份，隨著造反派等第二次被打壓，地方軍區和仍在掌權的黨政幹部重新支持保守派，稱他們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重新與造反派對抗，出現了異常複雜與殘酷的鬥爭形勢，這一切都是地方黨政軍掌權者和保守派中的少數壞人挑動起來的。此時保守派中的少數人隨意抓人、打人、關押人、殺人，已到了殘忍無比的地步，簡直是喪失了人性，成了狼奶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兇惡豺狼。
在整個文革運動中，起破壞作用最大，胡作非為最甚者乃是各地的保守派，他們所幹的一切壞事，如打、砸、搶、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破壞生產，隨意抓人、打人、殺人，都是有組織、有計劃進行的。體現了當權者的意志，體現了政府的行為，這是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
當然，就整體而言，保守派中好人也是大多數，壞人也只是極少數。它的基本組成人員是工人、農民、機關幹部，也有少量大、中學生，一些人還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有的還是各方面的積極分子。這些人向來是所謂“安分守己”的“老實人”，是唯上級之命是從的忠實執行者，是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正是這樣的人，在他們身上體現了多年來狼奶教育的成果，在那些打著“革命”旗號者的鼓動下，為了打擊“階級放人”，什麼壞事，乃至隨意殺人都成了他們的“革命行動”，這完全是狼奶教育的惡果。
文革期間筆者在廣西，耳聞和目睹了廣西保守派中少數壞人的滔天罪行，在他們身上完全暴露了中國人的劣根性與狼奶教育的典型特徵，什麼凶恨殘忍的壞亊這些人都幹得出來。他的典型代表人物，如桂林市的曹鐵軍、陳秉德，南寧市的顏景堂、廖煒雄，平樂縣的朱秋麟、林炳剛、莫世奏，臨桂縣的胥明徳、韋英豪，陽朔縣的蔣彬、黎鹹稱，全州縣的黃天輝，賓陽縣的王建勳、韋善強，蒙山縣的譚釗奇，武宣縣的黃堷剛、王春景，羅城縣的段志英、崔永祥，上思縣的段振邦，貴縣的覃錫明……等等一大批為非作歹之徒，這樣的人在廣西各地都普遍存在，全國各地也都會同樣存在，只是數量之多和殘忍之程度遠比不上廣西罷了。
七、文革時期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一定的歷史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是同一定的思想文化相關的，也總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和文化精神生活。文革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它的思想意識和文學藝術作品，表現了那一時期的特徵，是那一時期人們精神生活空虛與受毛思想的毒害而導致瘋狂的集中表現，也是頗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發動文革，是在他的思想指導之下所為的，是他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關於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修正主義”與“和平演變”在中國的發生等等的論斷，因而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被稱之為“毛澤東思想”，是他從列寧、史達林那裏批發來的，並且經過了他的創造與更新，使之成了更為荒唐與惡毒的封建法西斯桎梏。
毛的這些思想，被他的吹鼓手林彪、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大加吹捧，把它稱之為“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是馬列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為了獲取毛的信任，林彪更是對毛大表“忠心”，把毛澤東的話說成是“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在全國開展“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要“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彙編“毛主席語錄”，全國人手一冊，號稱“紅寶書”，加上大街上的紅色標語，成了壯觀的“紅海洋”，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絕後的。
文革中只有毛的思想，其他的任何思想都被視為異端邪說。必然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乃至尚失生命，遇羅克、陸洪恩、劉風翔等許多人的遭遇就說明了這一切。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一切醜事，壞事乃至隨意殺人都可以發生，並且都是打著“革命”的旗號，還要號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是古今中外從未有過的怪事。
在思想文化和人們的精神生活方面所遭受到的損失和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諸如文物古跡慘遭破壞，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和國外的優秀文學藝術作品，都被斥之為“封、資、修”的大毒草而遭到查禁或銷毀，一些優秀的傳統古典劇碼、民歌。抒情歌曲等等，都被禁演、禁唱。代之而起的則是什麼革命樣板戲、革命文藝、革命歌曲，乃至毛澤東語錄歌、林彪語錄歌、造反歌，更為可笑的是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等等都被強制成為那一時期人們唯一的精神文化生活；這一切都是在愚弄人民，進行奴化教育，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由此造成的結果，自然是會使人們的精神變成空虛而愚昧，一旦與某些國人的劣根性相結合，使之心靈扭曲而走向瘋狂，什麼樣人世間的壞事和蠢事、醜事都可以幹得出來就不足為奇了。這樣的事倒在文革中是太多、太多了。
結束語：
以上提出的七個方面的問題，只是筆者的一些淺見，是很不成熟的，目的在於抛磚引玉，引來各方人士的宏論以促進文革史的研究。當然，文革中值得研究的問題遠不止這些，如有人提出的“三年文革與十年文革”之分，“人民文革與官方文革”，“‘揪軍內一撮’的來源和影響問題”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派系之間的合作與鬥爭”，“文革時期的工農業生產”，“文革時期的文化教育、醫藥衛生”，“ 文革時期的對外關係” ，“文革時期的大民主”……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文革史的研究已成了當今社會一個重大的課題，是一門學問，國人只有認真深入地進行研究，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永遠不再被那些大大小小政治騙子的欺騙而上當，永遠不會再出現文革一類的事件，我們的國家才能邁向一個憲政民主的和諧社會，國人才能有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可言。
作於2009年10—11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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