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誰是文革大災難的最大承受者
文革是一場大浩劫、大災難，這是已故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提出來的論斷；其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這是中共領導人和它的正式會議上首次公開對文革的結論，儘管這是“事後諸葛亮”，某些結論也不準確但畢竟是有了認識，也是一大進步。
其實反對文革，認為文革是大浩劫、大災難，早在文革初期民間即有人提出來了。如遼寧的女共產黨員張志新、北京的女大學生王容芬、上海青年工人劉文輝、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青年思想家王申西等人，文革一開始他們就是極力的反對者，陸洪恩和王申西兩人在文革初期即明確而大膽地指出“文革是暴虐，是災難，是浩劫”，義正詞嚴地宣稱自己“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偷生”，表現了中華民族大無畏的英勇氣概，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先知先覺者。
在文革浩劫中，中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藝術……等等各個方面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和損失，這是誰也無可否定的事實。而最大的受難者是普通民眾，是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生命的消失。因為生命屬於一個人只有一次，對一個人來說最寶貴的東西就是生命。在文革浩劫中，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廣大民眾，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災難。據有關資料統計，文革中有近億人被整，死傷上千萬人，這是有史以來少有的大災難。就領導幹部和各界名人來說，國家主席劉少奇，開國元勳彭德懷，賀龍，陶鑄；黨政軍高級幹部李立三、張霖之、田家英、鄧拓、閻紅彥、張學思、陶勇等等；著名作家老舍、趙樹理、楊朔、聞捷、李廣田；學界名流吳晗夫婦、翦伯贊夫婦、傅雷夫婦；文藝界名人嚴鳳英、舒秀文、上官雲珠等等。他們的被迫害至死或含冤自殺，都是值得人們同情和惋惜的，是令人憤恨的。這些領導人和各界名人的悲慘遭遇，在以往官方的媒體和出版物中多有報導，公開為他們平反昭雪，這當然是正確的，是必須的。然而對於在文革中受難最為深重的普通民眾，特別是其中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和參加過造反派的民眾，他們所受到的則是血腥的屠殺，比起各級幹部和各界名人所遭受的災難要深重多了，他們是文革大災難中最大的犧牲者和承受者，但卻從未見官方傳媒和出版物中有他們遭受殺戮的事實報導，更未見為他們公開的平反昭雪，這是極不公正的，也是令人難以容忍和理解的。
關於民眾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除文革初期的1966年6、7月間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反革命”，1967年2、3月間文革鎮反時又再次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鎮壓而外，更有多起血腥鎮壓和屠殺事件，最典型的如：
1、1968年的廣西大屠殺事件：在當時的廣西區“革籌”及其領導人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的組織策劃下，他們先是在群眾組織中支一派，壓一派，而後轉變成公開調動部隊幫助一派去圍剿另一派。1968年6月17日，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聯名發出了《關於破獲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事件的公告》，（習稱《6.17公告》），這是政治陷害，是彌天大謊，目的在於配合廣西各地對造反派的圍剿。他們同時向中央謊報軍情，騙取了中央下達《七.三佈告》和“七·二五”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矛頭全都是對著造反派。1968年7、8、9三個月，他們在廣西各地大刮“十二級颱風”，把造反派當成“反共救國團”和“反革命”、“土匪”來圍剿，有近十萬人慘遭殺害，不少是全家被殺絕。殺人數量之多和手段之殘忍堪稱全國之最，也是歷史罕見的。
2、1967年的湖南大屠殺事件：主要發生在道縣，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全縣非法殺害的有4193人，被逼自殺的326人。受其影響，在湖南的江華縣、寧遠縣、江永縣、雙牌縣、淩陵縣（現為永州市）、南山縣、祁陽縣、東安縣、以及邵陽地區等地都相繼出現了大屠殺事件，被殺害的主要是“地、富、反、壞、右”及參加造反派的幹部和群眾，受難者在一萬人以上。這完全是當地軍分區、人武部和革委會不作為、亂作為的結果。
3、1966年的北京大屠殺事件：據統計，1966年的8、9月間，北京市區和郊縣共有1772人慘遭殺害，其中以大興縣的殺人事件最為慘烈，有數百人被打死，僅8月27日至9月1日的數天時間就打死了325人。這完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在江青、謝富治的言論鼓動下造成的，是當地政府和公檢法部門不作為的結果。不但草菅人命，隨意打死人，還把近十萬人趕出北京城，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所謂“紅色恐怖”。
4、軍人首次開槍打死人事件：1967年2月5日，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大院門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計畫，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了內蒙古師範學院學生韓桐，製造了文革以來全國首次開槍打死人事件。
5、青海省的屠殺事件：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在當時的中央軍委某負責人的批准下，調動了13個連隊的軍人向佔領《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當場打死174人，打傷204人，是全國首起大規模開槍殺人的驚天血案。
6、寧夏開槍殺人事件：1967年8月28日，經中央文革顧問康生的批准，駐寧夏的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青銅峽縣的一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打死107人，打傷132人，是又一起開槍殺人血案。
7、內蒙古屠殺慘案：1967年10月3日，“內蒙揪叛徒集團聯絡站”頭頭，原內蒙古自治區文聯副主席烏蘭巴幹，向自治區“革籌小組”和軍區領導人滕海清等人遞送了“烏蘭夫黑幫包庇大叛徒集團罪行的簡要報告”，報告中提出了所謂“內人党”的材料。正是這份報告而引發了一傷血腥屠殺。
1968年2月開始，以滕海清為首的自治區革委會，在江青、康生等人的支持下，開展了一場挖肅“內人党”運動，使內蒙古346000多人遭到誣陷和迫害，其中有16222人被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是又一起驚天大案。
8、雲南“滇挺”事件：1968年1月初，由山東來雲南支援邊疆建設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團600多人，本來是等待退役回山東的，1月14日他們抵達下關後，由於捲入了當地兩派的武鬥，當地駐軍黨委給工八團扣上“滇西挺進縱隊”（簡稱“滇挺”）的政治帽子，強加一些莫須有的罪名，上報給昆明軍區黨委，昆明軍區黨委未經核實即上報中央。不久，康生、謝富治在北京接見昆明軍區領導幹部時說：“滇挺是造無產階級的反……走到反面了，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的行為”。據此，昆明軍區對“滇挺”及其它所支持的另一派群眾組織進行武力鎮壓。1月27日，部隊圍剿工八團和工八團支持的當地群眾組織“炮兵團”，工八團有184人被打死，當地群眾有59人被打死，480人被抓。
2月13日，康生、江青在北京接見雲南赴京代表時，在講話中公然宣稱工八團是“反革命匪幫”。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中，一大批當地幹部、群眾慘遭迫害，被打死、逼死200多人，被打傷致殘兩千多人，受株連者達十萬之眾。
以上都是文革中典型的屠殺事件。而這些史料在官方的傳媒中卻是極少涉及的，幾乎還是一個空白。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歷來所修的官史，基本上都是帝王將相和其他各方面的名人，即向來是所謂“眼皮向上”的，而對於發生在平民百姓中的事件是極為少見，就是在一些民間的所謂野史中，也仍然是以所謂“英雄”人物為主，成了中國人記述歷史的一個傳統。這種傳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使之成了轉化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這是我輩同仁應該引為深思的大問題。
研究文革的歷史，我們除了應關注上層人物的遭遇而外，更應該把眼光注視平民百姓。文革中對平民百姓的鎮壓、迫害乃至屠殺，都應成為我們研究的重點。為什麼會產生屠殺，它是如何發展演變的，它的災難性後果及歷史教訓是什麼……等等，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談得上是一部完整的文革史。
紅衛兵這一組織最初起源於清華大學附中和北京大學附中，是由一些高幹家庭出身的中學生在一九六六年五、六月間秘密組織的。這些中學生由於他們特殊的家庭背景，可以從他們父母輩那裏知道許多常人所不可能瞭解的髙層鬥爭內幕及毛澤東未曾公開的講話，他們可以早于許多人先知道了。如毛澤東不久前說的“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還有毛澤東1939年在延安各界慶祝史達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要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1949年12月20日， 慶祝史達林七十壽辰，新華社又重新發表了這段講話，但此後由於共產黨“坐江山”了，這段講話就再不見宣傳了，一般的人當然就不得而知了。
文革開始後，這些不為人知的講話被高幹子弟們搬了出來 ，他們在“造反有理”的激勵下，成立秘密的組織——紅衛兵。他們聲稱自己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後來的一切事實說明，這是多年來在狼奶哺育下，在那個特殊背景下而產生的義和團那樣的組織，它一出現就震驚了神州震撼著全世界。
這一極端組織的正式產生，是在1966年的7月中旬。在這前後，這一組織中的少數學生曾寫了三篇《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受到了工作組的批評，但卻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揚。當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時，經江青、康生等人的舉薦，使毛澤東發現了這一組織形成。8月1日，毛澤東與信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表示他對這一組織形式的肯定和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檢閱百萬師生和紅衛兵，並親自戴上女紅衛兵首領宋彬彬（高幹子女）送的紅衛兵袖章，同時叫“彬彬”改名“要武”，顯示了他對紅衛兵的特殊關注。從此次接見檢閱開始，至1966年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了上千萬的紅衛兵和師生，使紅衛兵這一組織在短期內就風靡全國，數十萬大學生和一千多萬中學生都成了紅衛兵，連小學生也成立了“紅小兵”一類的組織。由此一場大災難降臨神州大地。
紅衛兵產生于北京，紅衛兵運動所帶來的大災難也首先發自北京。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的支持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短短的數月內，他們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歷史慘劇，在人世間留下了斑斑的劣跡，成了中華民族永難磨滅的血腥記憶。
紅衛兵運動最主要的罪惡是：1、“破四舊”使大批的珍貴歷史文物和古跡遭到毀滅性破壞，許多所謂“封、資、修”的文藝作品、字畫等都被破壞或付之一炬，這是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2、大搞“紅海洋”，大搞“紅色恐怖”，破壞社會秩序，破壞人們的正常生活，是對文明的反動；3、隨意抓人，打人，以至把人活活打死，甚至連老人、小孩也不放過，有的人全家被殺絕。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僅北京市區和郊縣就有1772人被打死或迫害致死。此事發生在一個國家的首都，而且是一個有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古都，確是令人無法相信和無法理解的，但這卻是千真萬確的發生了。
文明的古都北京尚且如此，全國各地以北京為榜樣，都無一例外的處在浩劫之中。
隨著北京紅衛兵的出現，毛澤東等人支持北京的紅衛兵到全國各地串連，煽風點火，各地的紅衛兵也迅即興起。一個共同的現象是，各地紅衛兵的出現，都是官方組織的，大多數都是保護地方黨委領導的，而且在破四舊，抄家、抓人、打人、搞“紅海洋”等方面也都是共同的。各地紅衛兵也到北京和全國各地串連，都得到了毛澤東、江青、林彪、周恩來、康生……等人的全力支持，“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全國性的媒體紛紛發表社論和評倫文章，大加讚揚紅衛兵，使紅衛兵像一匹沒有了韁繩的烈馬，無法無天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罪惡累累。
關於紅衛兵的種種罪孽，許多學者的文章中都有詳盡的資料論述，在此筆者不再重複。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紅衛兵（尤以北京及各省直城市的高中幹部子弟）把自己的胡作非為稱之為“造反有理”，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全力支持和利用，到處衝殺，幹盡壞事；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到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此時毛澤東對文革運動要再發動，通過揭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來達到他的目的；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為文革初期受壓制打擊的人平反，造反派開始興起了，他們鬥爭的矛頭直指工作組和各級領導幹部，這時的紅衛兵則成了保爹保媽派，隨後又成立“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不但把矛頭指向此時興起的造反派，並且也指向文革派的領導人。此時他們的口號和大標語竟然出現“火燒江青”，“絞死蒯大富”，公然反對中央文革（不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其後，他們中的一些骨幹和頭目雖然被抓，有的關進了監獄，但很快就釋放了，直到“四人幫”垮臺後，清查“三種人”時，這些人中儘管有的血債累累，卻都相安無事；一些人後來則成了高官或者企業的領導人大發其財，至今也未見這些人中的任何人站出來反省他們當年的罪惡，實在是令人不解的一件怪事。
紅衛兵及其運動是毫無進步意義可言的，他們所做的一切，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劣恨性的醜惡表演，他們的斑斑劣跡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對它的產生、，發展演度的過程以及他的種種胡作非為，作為文革的研究者來說，實在是有研究的必要，以避免我們的國家再出現“義和團和“紅衛兵”一類的組織來危害國家和民族。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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