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文革是一場發生在中國的世紀大災難，是中國現代史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文革的爆發至今已過去43年了，它的結束（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應為文革的結束）也已整整40周年。對於這樣一場發生在中國的世紀浩劫，作為中國人，特別是文革的親歷者，歷史學家們，應該深入地去研究它、反思它，搞清楚它產生的原因，發展演變的過程，它所帶來的大破壞、大迫害、大屠殺，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從文革中應該得到的教訓……等等一系列問題，都是值得去深入研究的。然而遺憾的是，對於這些問題的研究，迄今為止，在官方的傳媒中卻極少見到。他們要麼是採取禁錮的政策，封鎖史料，不讓人們去研究反思；要麼是任意杜撰、任意修改，使文革史成了一部根據官方需要的意志史，使許多人（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人）對文革的問題知之甚少，甚或根本不知，這實在是令人憂慮的大問題。
如此作法是有悖於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中華民族在史學研究上向有傳承千古的風格，在對歷史事件的記述上向來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鑒”、“熱血寫春秋”的，中國的史學家們從來就有忠於事實和敢言的傳統。但，自古以來史學家們寫史，大多也是只寫過往的歷史，少見有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這就會使所述之歷史往往由於史實之不清而引發不同觀點和派別的爭論，很難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以往記述歷史的不足之處。現在我們研究文革史，就應該走出過往史學家們研究的陳規，丟棄他們僅僅用“春秋筆法”褒貶益損的手法，現在就要大膽認真的研究文革史，反思文革，以免再過若干時日之後，文革的史料流失，或者被人篡改得面目全非，那時就會鑄成大錯，後悔莫及了。與其讓子孫後代為文革史的問題爭論不休，我們現在活著的人（特別是文革的親歷者）就有責任、有義務來研究它、反思它，即使有爭論，也容易通過交流探討弄清事實真相，取得共同的認識，其意義就非同小可了。
正是基於此種認識，筆者作為親歷過文革的人，才熱心于研究文革史，願意就文革史研究的若干問題發表自己的淺見，與關心此事的人們共同探討。
一、文革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儘管官方一直以來採取禁錮和變造歷史的兩種手法來對待文革史的研究，因而至今為止在中國尚無一部完整的文革史問世，也從未見有什麼官方機構組織的研究和紀念活動，從而淡化了這段歷史，使人們遺忘；但在民間，那些有良知的學者和歷史愛好者對文革史的研究卻一直在持續不斷。根據筆者現在所能看到的史料，我國最早研究文革的學者如許冠三、丁望等人，早在文革大動亂的1967年就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了。他們在當年香港的《明報月刊》上發表研究和評論文革的文章，許冠三的文章題目是《有關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幾點解釋》，從幾個方面論述，分三期連載；廣州的劉國凱先生在文革結束不久的1971年就完成了《文化革命簡析》一書的初稿，1980年12月載于作者自己主辦的廣州油印“民刊”《人民之聲》的特刊上，是一部長達十多萬字的文革論著，1986年由陳佩華翻譯為英文，在美國出版。許冠三、丁望、劉國凱等人可稱得上是中國研究文革的先驅者。
進入80年代以後，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在民間對文革的研究多起，一時間出現了許多的回憶錄和研究文章，如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高皋、嚴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我的造反生涯》，何蜀的《論造反派》，《“揪軍內一小撮”問題辨析》，王若水的《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等等，都是這一時期研究文革的重要文章。
在1996年和2006年文革運動發動30周年、40周年之際，中國的學者徐友漁、鄭仲兵、李宇鋒等人分別組織了關於文革的研討會，與會者們對文革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學術討論交流，並取得了可喜的收穫。進入21世紀後，近年來，關於文革的著作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如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周倫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周孜仁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筆者本人的《廣西文革痛史鉤沉》，《紅色暴政下的血淚與冤魂——廣西大屠殺四十周年祭》……等等—大批著作；特別是卜偉華先生所著的《“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周良霄與顧菊英夫婦的《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閻長貴與王廣宇先生的《問信文革史研究》，鄭仲兵的和李宇鋒先生創辦的網刊《往事》，何蜀與吳迪先生創辦的網刊《記憶》，都提供了寶貴而全面的文革史料，是文革史研究者不可不讀的重要論著。
在國外，許多華人學者對文革的研究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劉國凱先生的《廣州紅旗派的興衰》，《人民文革叢書》四卷；宋永毅先生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文革大屠殺》；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還有鄭義、王容芬、胡平、袁紅兵、陳奎德、孫大進……等等一大批專家學者，對文革史料都有自己的論著，從不同的側面論述了文革的歷史。外國的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也是很早就開始了的，早在1966年秋季，還是文革大動亂開始之時，西方學術界即有人開始對文革進行研究。如英文的《中國季刊》、《亞洲概覽》、《共產主義問題》等等學術刊物長期、系統地追蹤文革的重大事件，分析和評論文革的目的，意義、對中國未來和世界的影響等等。在此過程中，湧現了一批研究文革的優秀專家，如施拉姆（Stuart R·Schran）迪特默（LoweJI Dttmer）、李鴻永（Hong Yung Lee）、陳佩華（Michel Schenhais）等等，也出現了一些研究深入，具有原創性的優秀論著，如《學生和階級之戰：廣州紅衛兵衝突的社會根源》，《文化革命的起源》……等等，可以說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國外對中國文革的研究不論在廣度和深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稱讚的。
從以上的記述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論在國外還是國內，對文革史的研究〔在國內主要是民間〕是廣泛和深入的，所取得的成績也是可喜的。然而，由於官方的禁忌和封鎖，這種研究還僅僅停留在部分學者和專家們之中，民眾們也只有少數的人在關心此事或從事某些研究，廣大的民眾、特別是年青一代他們還不知道文革，許多人還不相信文革中有那麼多的荒唐與悲慘之事，更不懂得什麼文革的歷史和反思反革。可見要使中國的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都充分瞭解文革，認識文革，並能對文革進行深入的反思，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還要靠史學家們做大量的工作，這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重大歷史任務。
二、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的發生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特別是像文革這樣一場殃及全民的運動，絕不會是毛澤東一時的心血來潮所致，而是由國際、國內諸多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共同促成的。分析清楚這些因素，對研究文革是大為有益的。
從國際的因素看，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共產陣營已經形成，它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民主國家處於冷戰的對峙狀態。1953年3月5日蘇共獨裁者史達林去世，1956年5月14日至24日蘇共召開22大，赫魯雪夫當選為蘇共新的總書記，就在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赫魯雪夫召開了一次秘密會議，在會上作了一個長達7個小時的報告，大反獨裁者史達林；其後不久，共產陣營內部又發生了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這一切都是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極大挑戰，使國際共運面臨著巨大的困難。面對如此的國際形勢，此時的毛澤東坐立不安了，他時刻關注著蘇聯，關注著東歐共產國家的形勢變化。他認為這一切都是赫魯雪夫大反史達林所帶來的結果，因此他極力反對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反對大反史達林。他立即利用他的宣傳機構發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長篇文章，反駁蘇共和赫魯雪夫，此舉後來終於演變成了中蘇兩個共產黨及其他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長期公開論戰。
毛指責蘇共和赫魯雪夫的所為是“背叛了馬列主義”，是“現代修正主義”的表現。毛澤東趁機要爭奪國際共運領袖的地位，因此他要大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中共與蘇共先是以公開信的形式互相指責對方，而後演變成公開的論戰。從1963年開始中共連續發表了九篇他們認為有份量的文章來討伐蘇共，從此中蘇兩黨關係破裂，此後並導致兩國關係惡化，出現邊境戰爭。
在國內，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奪權成功建立新政權，但他未能實現此前他與蔣介石爭鬥時許下的諾言，建立憲政民主的社會，給人民以充分的人權、民主和自由，也未能順應歷史潮流，醫治戰爭創傷，領導中國人民發展經濟；而是進行了一系列有悖於中華民族傳統的胡作非為，是逆歷史潮流的倒行逆施，把個中國推向了比國民黨時代更為苦難的深淵。如從新政權建立之初開始的暴力土改、反霸、鎮反，到其後的統購統銷、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農業合作化、肅反等一系列的所謂政治運動，都是阻礙社會進步的禍國殃民之舉。特別是從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大煉鋼鐵，1959年的反右傾、反瞞產，這一切的結果終於造成了中國的大饑荒，1960年至1962年使近四千萬的中國人餓死，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少有的大悲劇。
面對毛的這些倒行逆施及其所造成的惡果，必然會遭到有良知的中共官員和廣大民眾的抵制和反對，他們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開展反對毛的獨裁專制的鬥爭。首先是中共開國元勳之一的彭德懷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上萬言書，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提出善意的批評。另一個開國元勳劉少奇，早在新政權建立之初，他就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在毛發動大躍進造成全國大饑荒的時候，劉少奇又明確指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死人是要寫進歷史的”。劉的這些主張顯然是與毛澤東不同的，是對毛的批評和指責。就是向來緊跟毛的周恩來，早年他曾與王明一起反對過毛的路線，1956年又曾提出過反冒進，此時對毛的大躍進也提出了某些異議。另外一些中共的高官，如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大饑荒之後曾提出“包產到戶”，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的主張；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提出的爭取對外關係相對緩和的建議；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提出關於統戰工作的許多主張，等等。都是針對毛的善意批評。
除了這些高幹們的批評以外，在社會上也出現了要求“退田”單幹，要求“平冤獄”的呼聲。尤以這一時期的文學藝術作品和哲學、史學等社會科學所出現的有關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反映現實生活的某些文藝作品，針砭時弊的雜文和某些新的論點，如“合二而一論、“中間人物論”、“現實主義道路廣闊論”、“時代精神匯合論”，文藝作品中的《海瑞罷官》、《李慧娘》、《劉志丹》、《三家巷》、《藝海拾貝》、《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等等一大批作品， 都是很有社會影響的東西。這些都是這一時期出現對毛的思想和做法不滿的主要表現手段和形式。
在這種形勢下，1962年中共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曾受到了一些與會者的公開批評，毛本人也被迫作了自我批評。毛說：“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大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並明確表態說：“凡是中央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第—負責的應該是我”。
當時毛的自我批評講話確是感染了許多人，會上甚至有人對毛指名批評，這在中共建政後的黨內生活中是不曾有過的。然而事實證明毛的這種自我批評是假的，是他極不情願的。毛的權力和地位是絕不容挑戰的。早在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他就立志要做最高統治者。當年他寫的詞中就說“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抗戰勝利後他又明確表達了他的帝王欲，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不在話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當年他的這些慷慨激昂的說詞曾被一些歌德文人大加讚賞，然而後來的無數事實說明，這些豪言壯語絕不是代表人民在說話，而是他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現。而今已經登上最高統治者權位的他豈能容忍別人來挑戰嗎？
其實毛澤東是從不認為自己錯的，早在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就曾說，“過去幾年，包括‘大躍進’三年，總的來說，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到了1961年9月的中共廬山會議時，毛又明確表示，“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大饑荒使近四千萬人被餓死，在他眼中是不值一提的“那麼一點錯誤”，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人們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因此可以說毛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的所謂檢討完全是假的，這從江青在文革初期所說的“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這口氣”，更是完全可以看清毛澤東的為人了。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表面上作了檢討，但當1月29日下午，林彪發表講話後，毛立即稱讚林彪的話講得好。原來林彪的講話與眾不同，他說現在的困難，“恰恰是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就會小得多，彎路也會變得少一些”。“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毛主席的優點總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是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林彪在講話中還大罵彭德懷，說他走的是一條“反動軍事路線”，是“大軍閥”、“大党閥”，從來不把毛主席放在眼裏。
林彪如此的假話，如此吹捧毛澤東的講話，深得毛的賞識。林講完後，毛立即誇他講得好，並要求林彪把講話整理出來印發全黨。從這裏更可以看清毛的假檢討了。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不能容忍了，他要立即組織反擊。他向全國發出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各級黨委“把階級鬥爭作為一門主課來抓”，聲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警惕“階級敵人的反攻倒算”。
也就是從此時起，毛澤東與劉少奇的不同思想分歧加劇了。在其後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毛、劉之間的矛盾上升並逐步公開化。
對於“四清運動”，劉少奇指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而毛澤東則認為“地、富、反、壞”是後臺老闆，“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毛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說他對這個“派”總是理解不了……，資產階級都要消滅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脫口而出：“張霖之（時任煤炭部部長，1967年1月22日被鬥爭毆打致死）就是！”
1964年12月26日，毛在自己的壽宴上曾對人說：“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12月2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又說：“我們黨內至少有兩派，一個是社會主義派，一個是資本主義派”，“從秦始皇開始，帝王就世襲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我不說，你們去研究”。
從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講話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分歧是越來越明顯了，毛對劉的不滿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當時甚至曾在劉面前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正是在這種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背景下，毛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被激化了。他一方面為了做國際共運的領袖，要使北京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使他的思想成為“當代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峰”，由他來主宰世界，他必須高舉“反帝、反修”的大旗，大搞輸出革命。在國內，他要清除“帝、修、反的代理人”，清除不忠於他的各級黨政幹部，以免在他死後有人會像赫魯雪夫大反史達林那樣來反對他，來挖他的墳，鞭他的屍；在位時他要做可以號令一切的獨裁者，就是在死後也要使所有的人對他仍要愚忠，不敢反對他。因此他要趁在世的時候做好這一切，這些都使他苦苦地在尋找一種方式來達到他的目的。經過長期觀察和思考，他終於找到了，那就是以大規模的運動群眾方式，用他的思想去佔領一切，要全國人民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鬥私批修，”使人民成為他永遠忠實的奴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文革運動在毛澤東思想的統領下終於爆發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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