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榮舉老師、張倫博士、張國聖博士、蘇瑞鏘老師，大家好。今天剛好我們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行座談，我曾經針對臺大的校園政治事件，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初期做了一些研究，相關的研究還在持續當中。最近我的研究方向更細緻朝向個人的生命歷程，由小看大來看那個時代。今天正好逃出中國大陸的張倫教授也在這邊，在此也跟他分享我的一些研究心得。
第一，我要跟各位簡短報告一下我寫給大家的東西。第二，我要從世界史或兩岸史的角度，來評價在臺灣所發生的這些政治案件。第三，在臺灣史上，我們又該如何去定位這些事件。我也要來談史料的狀況，和我其他的一些想法。
我今天先整理了三個小傳記給大家，這三個人物其實跟臺大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第一位是陳炳基，他在二二八前考入臺灣省立法商學院，後來學校改制併入臺大法學院，他則擔任了首屆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比較特殊的是，這個學生自治會並不是按照當時教育部〈學生自治會規則〉成立的，而是學生自主成立的組織。陳先生目前仍然在世。後來他在四六時逃往中國大陸去，投向他理想中的祖國，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典禮。
第二位是張璧坤，曾經擔任過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副主席，正式名稱叫做副常務理事。主席是葉城松。他們兩個人是在二二八之後校園活動復甦的階段，於學生自治會和社團中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因為葉城松當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李登輝介紹的，所以在討論李登輝跟共產黨的關係時，常常會聽到葉城松的名字。我這次也嘗試把葉城松的資料做個整理，但是比較困難的，是在於史料方面的問題，國史館的《戰後台灣政治事件──學生工作委員會案史料彙編》檔案裡，找不到張璧坤和葉城松的資料。
第三位是鄭文峰，鄭文峰雖然不是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的重要幹部，但是也扮演了關鍵角色。葉城松是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的主席，又兼中國共產黨地下黨部臺大法學院支部的書記，鄭文峰則是葉城松的工作夥伴，擔任委員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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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以這三位學生作為代表，是因為他們具有下列特點，他們都是臺大法學院學生，都是學生領袖，都是臺灣人，而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張璧坤：獻身祖國，死前覺悟
先敘述張璧坤的故事。他這個人有著非常特殊的人生經歷，他在臺大參與了很多學生自治和學生社團、還有地下黨的工作，而這則很大部份是延續他在中國大陸上海參加學生運動的經驗。他是嘉義朴子人，考上公費留考，到上海的國立暨南大學留學。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在上海組織了臺灣留學生來聲討政府。當時在上海和南京的學生運動，已經一發不可收拾，而張璧坤和臺灣留學生們則在當地學生界相當活躍，留下了不少的身影。在一九四七年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遊行所導致軍警鎮壓學生的五二零血案發生之前，上海學生於五月十八日發動反內戰、反飢餓大遊行，當時的上海市長是吳國楨，後來的臺灣省政府主席，在蘇州河邊河南路天后宮橋用軍警來阻擋學生前進，張璧坤率先攔阻警騎，讓學生衝過防線。這一幕剛好被媒體用鏡頭拍下來，當地的報紙都對此事有相關報導。此後他們還在暨南大學中，成立了一個社團，叫做雷社。雷社不僅出版刊物，還下鄉到江蘇省的農村從事農民啟蒙運動和社會工作。雖然他們是臺灣人，但是他們在暨南大學的學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張璧坤為何會回來臺灣呢？在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叛亂團體後，在學生運動中活躍的張璧坤以及他的同學們被上海特別刑事法庭通緝，所以張從上海逃回到臺灣。因為戰亂之故，通緝的消息並沒有傳送到臺灣來，所以他很順利地轉學進入到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就讀。他反而是在臺灣，才由於同班同學鄭文峰的邀請才加入了共產黨。鄭文峰加入共產黨是因為跟陳炳基是同個時間進入臺大就讀，所以在陳的介紹下集體加入了地下黨，鄭文峰又找了張璧坤加入。張璧坤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就讀臺大，十二月整個臺大的學生活動即因學校重新辦理社團登記而又開始起來，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緣故，有一段時間學運是沉寂下來的。張璧坤和葉城松串聯成立了許多社團，包括臺大法學院合唱團、時事研究會、臺大壁報會、流動圖書館等，還有三二九青年節營火晚會、救援四六事件學生運動等。追溯歷史來看，今天臺大的許多社團活動最早都是張璧坤和葉城松他們在推動的。至今臺大的社團在臺灣的各大學院校中，仍然扮演著先驅者，我們不要忘記他們的貢獻。比如我們在欣賞臺大合唱團的演出時，稍微具有歷史意識的人，應該要回想到一九四八、四九年那個場景，當時校內最活躍的黃河合唱團、麥浪歌詠隊、海天合唱團等，通通在後來被認為是共產黨學生社團，好不容易是在友愛合唱團和法學院合唱團的基礎上，才慢慢發展成今天的規模的，這樣就更能了解臺大學生社團發展的歷程。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地下黨報《光明報》的發行系統被破壞，參與發行印製的成員幾乎都是臺大法學院和臺北立成功中學的學生。這個系統被破獲之後，臺大法學院很多的學生地下活動和社團也隨之被破獲。張璧坤只好逃回嘉義，在葉城松的父親葉火生安排下，葉、張兩人還有其他三位同學胡滄霖、賴正亮、吳玉成被藏匿在嘉義山區。到了一九五四年，張璧坤下山到嘉義東市場吃麵，被線民張敏子發現，通報刑事警察隊當場逮捕。那時〈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已經通過了，有檢舉獎金等制度。這個年輕人以為自新無罪，所以把所知狀況和牽涉在內的關係人等都供了出來。刑警隊找了葉火生把葉城松和剩下的同學都一一找出來，所以這些人都通通出來投案。但是最後這些人都被判處死刑。張璧坤在獄中碰到家鄉的朋友蔡德本，遞了紙條給他，可算是最後遺言，他說：「我感到真可恥，在我體內留著漢民族的血。」因為當初政府欺騙他們自首無罪，但是當他們全盤供出時，卻通通被判死刑。張璧坤這個案件是非常典型的，戰後臺灣的年輕人基於愛國、救國的熱情和理念，跨過臺灣海峽，使臺灣與上海的學運聯成一氣。
鄭文峰：堅持信念，誓死不屈
鄭文峰當時年紀很輕，也是充滿熱情，他跟張璧坤和蔡德本最著稱的事情，就是在一九四八年暑假改編話劇，到臺北、嘉義朴子各地去演出，這話劇是以臺語演出的。我曾經詢問過蔡德本為何以臺語演出，他回答説，因為他們年輕人接受日本教育，連臺語都不太流利，想要藉此機會來熟悉跟認識自己的文化。
他們選擇的戲劇都是當時中國左傾作家如曹禺、田漢的作品，都是反映社會現狀的寫實主義作品，由此可以看出鄭文峰、張璧坤和蔡德本他們的活動，乃反映了臺灣年輕人對社會的關心。那時的社會狀況是相當悲慘的，中國正處於內戰狀況，貧苦的人民更受到資產階級的壓榨，他們心中對政府的憤怒是可以想見的。鄭文峰也因《光明報》事件曝光，被迫休學離開臺大，有一度曾經跑到烏來的福山想組織游擊隊，但最後放棄這一構想而回到朴子。後來跟著葉城松、張璧坤兩人組織地下黨嘉義支部，也構想成立地下的農民小組，最後都沒有成功。據鄭的說法，是因為三七五減租使農民有了利益，所以農民反政府的意識就不大。我也發現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事件，農民階級跟知識份子的觀點是不一樣的。比如農民普遍很感激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的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但是陳誠卻是鎮壓臺大與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的四六事件的劊子手。所以這些知識份子在嘉義組織農民武裝運動便產生困難。我們必須承認，三七五減租對政府在鞏固其在臺灣的統治上，是相當有幫助的。鄭文峰後來被捕，他的鄰居黃師廉、張碧江、陳清度等人也同時被抓。鄭文峰具有一些傳奇色彩，如他拒絕供出其他相關當事人、審訊期間曾對國防部保密局官員讚揚馬克思主義的優點以及堅決不跪，是站著被槍決的。
可是最近的史料發現，使得這個傳奇失色了些。他在口供中事實上也完整地交代他所參與的活動，他跟組織的關係通通交代，只是他口供當中牽扯到的人，後來沒事或是懲罰沒那麼嚴重而已。許多被逮捕的人都清楚交代參與者、組織關係，因為他們相信政府所宣示的自首無罪，卻想不到他們的下場會如此慘烈。鄭文峰的悲劇色彩是，他原本被判無期徒刑，但是蔣中正總統認為參與組織工作、擔任幹部者應處極刑，而要求軍法處改判為死刑。他死時才二十二歲。可見政府有意藉此立威，製造白色恐怖的氣氛，讓校園活動得到整頓。
陳炳基：人間倖存，時間凍結
接著談陳炳基，他與上面所述兩位不同，他是倖存者，跟李登輝前總統是好朋友。他在逃出臺灣前一天，是躲在李前總統家裡的。徐宗懋曾經在香港《亞洲週刊》危言聳聽，說李前總統跟中共高幹關係匪淺，其實是在談他與陳炳基之間的關係。陳炳基在中國大陸有些爭議，他被認為是鬥爭謝雪紅的打手，因為謝雪紅被指控主張臺灣獨立，但詳細情形為何，值得我們日後研究。陳炳基和鄭文峰在二二八事件時都參與組織學生軍，想藉此解放臺北市，但由於沒有足夠的武力，以失敗告終。陳炳基在四六後跑到中國大陸去，還參加了開國典禮。這幾年他有回來過臺灣，我曾經訪問過他對於二二八的看法，他對楊渡的二二八論述非常不滿，楊渡說沒有查緝私煙這事，而是因為外省軍人與林江邁語言不通在買煙時起了誤會，陳炳基人正巧就在現場，他說就是查緝私煙，是查緝員態度惡劣引發眾怒的，可惜我一直沒把訪問紀要整理出來。
陳炳基認為當時的臺灣知識份子、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對祖國是抱有期待的，他們具有高度使命感，希望與政府合作來建設臺灣，但因希望落空，才造成他們和國民政府的決裂的。陳炳基因為存活下來，加上有在中國大陸的經驗，所以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跟張璧坤、鄭文峰的家人截然不同。張在臨死之前，才覺悟到臺灣與中國的差異，張、鄭的家人也是如此。陳炳基則是認為臺灣的前途在中國大陸，兩岸統一是陳炳基的心願。陳炳基和在臺灣的老同學見面時，在這點上是意見不合的。
由於兩岸分合，懷抱著社會主義理想的知識份子，便被凍結在那個時空環境下，也對統獨有了不同的主張。他們的想法或許與現在主流不和，但是他們是歷史的見證人，他們的證詞、說法，往往比政府的檔案更寶貴。但我覺得政府在口述歷史的記錄方面，給與研究者的協助太少，而太過重視政府的檔案整理。比如陳英泰、吳聲潤、郭振純等人，他們的傳記和親自整理出來的史料，都沒有受到政府的重視與資助，或許跟他們對歷史的詮釋與當道有所不同有關吧。但我認為歷史詮釋和史料應該分別來看，應該協助他們把留存在腦海中的記憶，用口述的方式記錄下來，許多倖存的政治受難者年紀都大了，這是當務之急。
臺灣歷史應給予正面評價
最後，我要說明，我為什麼要做這些研究呢？葉城松、鄭文峰、張璧坤，乃至於蔡德本、周慎源，我最近寫的這幾個人的小傳，都是嘉義朴子人。朴子在日治時期文風鼎盛，所以這些知識青年一考就考到臺大、師院唸書。我們之後看到政府在四六對臺大和師院的整肅，許多被害學生都是來自嘉義地區。這一波學風整頓對朴子地區的文風產生了傷害，這半個世紀以來，朴子當地的人士不敢談起他們，年輕一點就根本不知道。我因為跟著內人住在嘉義，所以就近鼓吹嘉義縣政府文化局的《嘉義縣文獻》做一些他們事蹟的整理。多虧老同學李登輝幫他們平反了，他們才有機會被嘉義的鄉親們想起，儘管如此，聽說之前嘉義縣文化局還一度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而有所擔心，不大敢放手做，因此我覺得對當時歷史的解讀和詮釋，我們還有很大努力的空間。我們不應該以他們是共產黨的理由，就把他們的理想和貢獻否定掉。在那個時代，只要是熱血青年，不是國民黨的話，那也只能參加共產黨了，我們應該就當時的時空環境去定位他們。值得欣慰的是，《嘉義縣文獻》第三十四期這次以《左派思潮在嘉義》作為專題，剛剛出版，這正代表他們的故鄉對他們的肯定。我希望以後《嘉義縣志》修訂時，這些人都能記載在地方志裡頭的《列傳》或《俠義》裡。我的報告到此。
（本文原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晚間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與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假臺大國發所會議室主辦之《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專題座談──以轉型正義之落實為中心》第二場《校園政治事件》座談會發言，感謝臺大政治學系博士班研究生葉紘麟的整理）
民國九十八年八月四日午四時於臺北晴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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