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孟子
孟子有著比孔子更強烈的幹政意識。孔子說過，“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含蓄地表達了幹政的決心；孟子更不客氣，他乾脆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言外之意是，議政、參政才是知識份子的正業，不介入政治，那還叫什麼知識份子？他堅信為政是知識份子的本行，並認為“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萬章下》）
他比孔子更為強調國家良心對於政治的影響，他說“春秋無義戰”，儘管他所依據的理由還是孔子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儘管商帝國名義上的天子是紂王，但在孔子看來，“真命天子”是周武王，因為他“順乎天而應乎人”，代表了正義。孔子一向是比較含蓄的，他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因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是因為“天下無道”，但有時候“無道”也是一種無奈，周武王也是諸侯，但他“非法”的“禮樂征伐”就是對“天下無道”的一種必然、正確的反應，所以，作為一方諸侯的周武王聯合其他諸侯伐紂就是義戰。這裏的“天子”就是正義化身，正義的戰爭當然應該由此而產生。
此外，孟子進一步明確了君王權力的相對合法性，即“貶天子”，“致良知”的精神。介入政治更為主動和睿智，具有更頑強的進取心。在孟子看來，君臣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以道義合的關係，如果君主無道，臣應當為道而抗爭。道尊於君，臣在君面前應當為道而自尊，保持自己獨立自由之人格。正如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用荀子的話來說就是“從道不從君”。
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孟子進一步強調了一國最高決策者的良心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孟子說的那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但具備這樣強的道德自律意識的君王在中國是很罕見的。常常會有人調侃道：良心值多少錢一斤，言外之意就是良心到底是什麼？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孟子卻把這個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醜上》）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惻隱之心。如果你真的沒有，用孟子的話來說只能歸結為“非人也”。在他看來，這就是人和草木禽獸最重要的區別。
如果國家的最高領導沒有“不忍人之心”，對老百姓施暴，那問題就嚴重了，在孟子看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尚書·周書·太〔泰〕誓》）孔子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也。”其言外之意就是，老百姓怨聲載道是“天下無道”造成的，這不是他們的錯，這是他們的正常反應，“天下無道”應該由掌管天下的“天子”負責，正如孔子所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他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基本思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上樑不正下樑歪”。
因此，孟子嚴正警告當政者：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為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賢孫，百世不能改也。（《孟子·離婁章句上》）
孟子的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領導不行仁政的後果嚴重，不僅自己小命難保，還會貽害後代。孟子在恐嚇君王時顯然考慮得很全面：你不是不怕死嗎，哪你總該珍惜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啊；就算你不為江山社稷著想，那你怎麼也要為兒孫們留條後路吧。當初周武王之所以贏得天下，是因為“仁”，而周幽王和周厲王則是因為“不仁”葬送了天下。老人家在最後還引用了《詩經》裏的一句來警告天下大大小小的暴君們——“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但中國歷史上還真就有這樣 “三不怕”（即不怕丟江山，不怕死，不怕禍及子孫）的“主”，最典型的就是集荒淫、殘暴于一身的隋煬帝楊廣，他跟前任大暴君秦始皇的情況還不大一樣，秦始皇一直都打算將皇位傳萬世的來著，只可惜不懂政治的藝術和技巧，上了韓非的當。但到楊廣那會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中國的皇權制度已經積累了很多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了，早就印證了孟子“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的亡國定律，楊廣本人也很清楚自己的下場，據說有次他顧鏡自憐道：“好頭頸，誰當斬之”。明知自己將來的下場，但他偏就要放縱一把，大有 “在我死後那管洪水滔天” （法國暴君路易十四語）的勁頭。正如孟子所指出的那樣——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離婁章句上》）
孟子這段話道出了中國人普遍缺乏自律意識的毛病及其可怕後果，而在這方面，中國的君王們尤甚。
在孟子看來，即便再偉大的君王，哪怕做了一件“非仁”的事也不行。孟子說：“殺一無罪非仁也”（《孟子·盡心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孟子·公孫醜上》）如果縱容這種行為，其結果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下面有樣學樣，甚至變本加厲。
孟子相信人是有基本的良知底線的，他說：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逾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孟子·告子下》）
但在孟子看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在後世的帝王之家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最應該起表率作用的帝王之家，扮演的卻是一個教唆犯的角色，中國歷史上號稱最“開明”的皇帝李世民就是一個“好榜樣”，玄武門之變成全了李世民的皇帝夢，但為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大唐王朝必然會亡於臣民的不忠和不義。
朱熹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說他“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朱文公文集》36卷）他還駁斥了許多目光短淺者的無恥——
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也，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擒獲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
同為宋代大儒的張載也說：“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因為以這樣一個不義的手段起家的，必然會有人效仿。安史之亂就是這樣，你李世民為了奪權，殺兄弟，軟禁老父都可以，我安祿山、史思明跟你非親非故，為什麼不能“取而代之”？
楊廣的篡權、暴虐及其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悲下場留給唐初皇帝們的震懾是巨大的，當年殺兄篡權的唐太宗李世民，即便是在取得貞觀之治這樣的政績之後也無法自負起來，這種巨大的成就感與昌隆之極的奢華永遠也無法抹去他內心深處的良心譴責，孟子的質問終日縈繞在這個偽君子的心頭，那種惶惶不安與來自良心的譴責無疑伴隨了他的一生。
在這種強烈畏罪感的壓力下，唐初三省制初行時（貞觀時期）的政事堂破天荒地對君權有了明文限定。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李華·《中書政事堂記》）
孟子曾當著梁惠王的面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雖然政事堂不敢像孟子那樣提“易”君，但唐初的“政事堂”旗幟鮮明地提出的這個“四項基本原則”無疑是秦以後最具有孟子精神的一個文獻，而且對唐初皇帝的言行起到了一定的監督、規範作用。
但問題是，如果皇帝“鐵了心”地要違背上述“四項基本原則”怎麼辦？由誰來制裁他們？在中國歷史上，非法上臺的帝王最容易走上兩個極端，要麼自暴自棄，放縱一把；要麼勵精圖治，沽名釣譽。不是真小人，便是偽君子。至於那些名正言順坐流水皇帝的，多半沒什麼出息。所以，怎樣把做到“唯仁者宜在高位”，將“非仁”的君王和平易位，沒有形成制度和民意的強大壓力，終究是一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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