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幾點，第一點，四六事件對國立臺灣大學或者是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校風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傅斯年挺了過來，從此建立起臺大的自由學風，謝東閔無力阻止臺灣省主席陳誠整頓學風，結果臺師大日後成為保守主義的大本營。事件的起因要放在歷史的格局來看，當時整個華北已經為中國共產黨所佔領，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共準備展開和平談判，事實上是下一階段全面開戰前的實力盤整期，當蔣中正總統與引退前任命陳誠接掌東南行政和臺灣省時，早顯示中國國民黨已經準備把東南和臺灣作為其最重要的反攻根據地，所以中華民國政府要整頓校園，從他們對於中國大陸遍地左傾學生運動的忌憚和敵視可知，這是遲早的事。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臺大與師院學生單車雙載不服警察取締而釀成臺北市中上學生包圍臺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的示威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線，真正讓國民黨政府當局感到威脅的，實際上應當是臺北市中上學校學生自治會三月二十九日在臺大法學院操場舉行的青年節聯歡營火晚會，在臺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葉城松的主持下，各個中上學校學生代表決議要成立臺灣學生聯盟與臺北市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這會使國民黨政府在校園完全失去公信力和影響力。臺灣的學生運動當時是和全中國的學運聯成一氣的，而其中重要的媒介，主要還是外省籍的左翼學生將在中國大陸的見聞帶進臺灣來而感染了臺灣本地的學生。舉例而言，臺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周自強就是外省籍，一九四七年一月抗議美國軍人強暴國立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的臺北一九學運，就是由周自強領導的，抗議單車雙載事件的學生示威，也是出自周自強的領導。周自強主修政治學，極為熱情，充分融入臺灣學生社群。儘管陳英泰先生曾經舉證，他的臺大法學院同學林從周說過立場傾向臺灣獨立的人已經滲透進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組織，暗指黃雨生以及他本人，師院學生劉新吾也曾私下對他談論過臺灣地位未定論，但臺灣的進步學生普遍對於中共還是具有好感的，所以說當時臺灣本地學生的臺灣人意識對於其從事抗爭的影響，仍是需要查證的。那時的留臺大陸學生非常活躍，其中的左傾者，自然會把臺灣的學運放在全中國學運的脈絡下去詮釋，可是多數的學生群眾，或是莫名其妙受到牽連的受害學生，可能只是出於樸素的反權威、反專制甚至反對外來統治的心態就衝出去了，對於運動的精神和性質未必有深刻的認識與理解。學生領袖的視野和一般學生群眾有所不同，本來就不意外。但我基本上是同意將四六事件放在整個中國內戰的背景下去觀察的。四六之後，整個大陸形勢急轉直下，國共和平談判破裂，隔一個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舉橫渡長江，連陷南京、上海，江南震動，臺灣宣告戒嚴，竟從此而延續了近半世紀。臺灣人意識是在二二八之後被喚醒，而在漫長的戒嚴時期醞釀，於民主化後全面爆發。我懷疑一九五零年代初期的臺灣人意識是否有現在這麼強烈，如果不是後來中共亂搞，否則臺灣人一定還是會對中共充滿期待的。臺灣人的民族意識發生問題應該被思考，但運用在歷史的解釋則要嚴謹與小心求證。
第二點，有關未出土資料檔案的問題。二次政黨輪替後，國防部把借給國史館的檔案全部要了回去，也未解交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國家檔案局，戒嚴就是軍事管治的意思，可以想見，國防部基於維護過去長官部屬的私情，多麼地抗拒面對白色恐怖特別是軍事枉法審判的歷史，國防部銷毀國家檔案的前科歷歷，像雷震的獄中回憶錄就是一例，真令人擔心。張炎憲前館長對這一情形知之甚詳，他在任期間盡力整理出版檔案，但數量龐大，終究未畢其功，繼任的林滿紅館長則顯然對這一問題漠不關心，馬英九總統也放任國防部惡搞，令人憂心臺灣歷史的許多真相今後反而會遭到滅失。張炎憲前館長曾經電話中對我談起他的憂慮，我認為必要的時候，我們學界應該聯合幾個關心本土歷史文化的社團去向總統府陳情和提出抗議。除了臺灣所藏的檔案資料，進一步的研究，我認為要考慮到中國大陸，特別是逃亡到當地的當年學生，以及中國共產黨手上的資料。這不僅局限於四六事件，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是由中共中央上海局指導的，四六事件發生前後，省工委臺北市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書記徐懋德（李潔）就是在地下組織的安排逃回中國大陸，而我所知，產業支部和第五街頭支部的委員以及《光明報》的編輯高懷國（高懷），也是在四六爆發後逃出臺灣的，高懷國臨行前有一件公事包忘了拿，裡頭是重要的檔案文件，曝光了會死人的，還是他發現後，我當年只有二十二歲的年輕父親曾群芳騎著腳踏車，連跑帶爬地到他家去搶救出來，送去給他的。高懷國和徐懋德人都還在世，我去北京都還與他們聯絡過。此外，像師院的第一屆學生自治會會長鄭鴻溪、臺大法學院第一屆學生自治會主席陳炳基、延平學院畢業的葉崇培（紀東）等等，都是因為四六而被安排逃出臺灣的，最後都在上海集合，受到上海局副書記劉曉、上海臺灣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工作委員會祕書長吳學謙等人的照顧。上海算是中共的革命策源地之一，臺大法學院支部書記張璧坤回臺之前，就是跟著吳學謙在上海搞學運的，與張璧坤同一時期在上海的，還有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他是上海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的學生，劉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使、吳學謙日後官至國務院副總理，再加一個江澤民，這屬於中共建國的神話，我相信有關的檔案資料中共應當或儘量妥善蒐集、保藏或整理的。我不知道臺灣有多少學者去上海找出這些資料相互驗證與比對，或者看看怎麼進行兩岸的合作研究，當然，這要期待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論壇去做，我看國民黨應當是老大不願意，這和他們醜陋的歷史有關，否則國防部的資料不會急著收回去。這部份只能依賴我們本土派，可惜精力有限，還沒有能力進一步去完成，但真得要搶時間，因為要做口述歷史記錄的話，這些當事人還在世的年紀都很大了。
再一點，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應該更積極地發現議題，更積極地做委託研究，以及幫助受難人留下歷史記錄。有些史料以及回憶錄，也許會有保存的問題，也許會有觀點的差異，不要用純學術或所謂政治中立的觀點來作為資助當事人寫作或出版第一手歷史資料的審查標準，那是學者和史家事後的工作，基金會或後人要謙卑面對歷史，我們根本沒有權力去審查、審判倖存受難當事者的回憶。舉例而言，基金會曾經給已經獨力完成五部回憶錄初稿的陳英泰先生任何的資助嗎？全臺灣的人都知道他從頭到尾是一個人在做這些事，不像我們學者，多少還有學生可以幫忙，而我也好不容易在美國找到一點小錢放在臺灣北社，才能請工讀生幫他一點出版編輯上的小忙。基金會在這方面的工作太過消極。我相信經過這幾年，補償的工作應當已經到了尾聲，基金會應該要思考臺灣白色恐怖的經驗日後該如何對我們的公民和人權教育產生影響，所以應當在業務重點上嘗試轉型，這是我對補償基金會的期許。
最後，四六事件很重要的意義是學生史，在此之前臺大、師院的社團很活躍的，像臺大有麥浪歌詠隊、師院有龍安文藝社、臺語戲劇之友社，都因為四六被整肅而倒社，整頓學風之後社團才又慢慢活躍起來。臺大歷史學系的于凱、經濟學系的葉城松、張璧坤當時就在校內組織了許多社團，像劇團和合唱團，表面上就與讀書會無關，宗旨不一定是要發展共產主義或地下黨組織，學生參與社團的理由，很多是基於單純的動機，不是每一個人都很崇高、偉大，但這就是實在的大學生生活，特別是在那個欠缺電子娛樂資源的時代，最大的休閒就是參加社團，臺大的社團就是這樣慢慢成長過來的，現在成為臺大校園文化的重要成份。學生也是大學的構成員，可惜《國立臺灣大學校史稿：1928〜2004》的編寫，並沒有重視學生史或社團史的這個面向，日後有機會修訂的話，或者臺大有意願的話，應該納入這方面的題材與內容。
（本文原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假該所會議室舉辦《戰後臺灣政治案件專題──以轉型正義之落實為中心》系列第四場座談《台師大四六事件》之發言，感謝臺大法律學系博士班研究生李怡俐、中國文化大學勞動學研究所碩士李怡薇的整理）
民國九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午十二時一刻於嘉義市大學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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