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價值的選擇：面對現實的悖謬困境
關於自由文化運動的主旨，筆者始終試圖在倫理性精神的主題之下，以獨立思想與自由表達的形式，尋求一種關於人類倫理與道德的普遍性框架“結構”。在拙著前述的文章裏，筆者曾從不同角度分析過倫理性精神在現實世界中所遇到的種種悖謬性的兩難困境，在很多時候，這種兩難式的悖謬困境往往是個體性存在其所身處的現實環境中無法逃避又無法解決的，因此探尋一種能夠支撐人類普世化的倫理性精神的思想架構，就必須要面對現實世界客觀性的種種問題，倫理性精神首先是建立在價值多元論的基礎上，然而筆者始終強調著在這些多元價值的考量與選擇中，某些價值觀要遠遠高於另一些價值觀，為此筆者摒棄了相對主義的倫理學實踐，而將具有超越性的絕對精神置於倫理性取向的優先地位。
在一個社會中，個體性存在的倫理取向是與其社會風俗以及現實政治密不可分的。在這個多災多難的世界上，在十數億人依舊生活于後極權時代的陰影中的前提下，再抬出一種觀念性的規範性的倫理學教條或新觀點新概念，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影響力，對於倫理性精神的強調必須要考慮的是現實的原型在，而不是一種理想中的完美人性或完美社會的觀念。基於個體性存在的實存性，以一種實證性的精神在這個複雜而需要不斷抗爭的世界上，實踐某種倫理性精神，這從起單純的理論建樹來，有著更為重大的意義。唯有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有著不同思想觀念，不同社會與個體性追求的人才能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即承認在後現代後極權的社會中，有可能建立並實踐一種具有超越性的絕對真理的標準。這種“絕對”不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獨斷或專行，而是在語義學上的廣義“普適性”。
不管在不同的個體之間其各自的倫理性精神的追求有多麼大的差異，重要的是，在人們彼此之間具有著一個潛在的共識，即通過倫理性精神的作用，個體性存在能夠達成其內在的“良知”，而社會性存在則能達成其普遍共同的正義觀。雖然在怎麼定義內在的良知或社會正義方面，人們可能仍然有分歧，但至少在一點上，作為社會性存在的人類將認同一個普遍的道德立場，而且這種道德不是僅僅在口頭宣講，而是能夠以實證性的方式在現實世界中獲得實踐的驗證。
二、對思想的貶斥：歪曲現實的倫理學界
在急功近利的當代學術研究中，學者往往將倫理性精神的實踐性置於腦後，為了趕論文評職稱，而匆匆地把一大堆後現代科學的概念與精心偽造的事實包裝在一起，為後極權主義的既得利益集團辯護，一旦學者成為了不學無術的貪腐分子的附庸，倫理學就反而變成了證偽自身的一種諷刺，也就是通過否定倫理性精神而達到顛倒黑白的目的。本來是很嚴肅的針對現實世界的後現代倫理學體系，也就變成了體制內的所謂學者博求其私利的工具，在中國當代學術圈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已經庸俗化了，抄襲與虛假成了正常的風氣，如果用勒溫的術語來說，那麼這便是倫理性精神受到褻瀆的“形態發生場”。因此強調可實踐具有個體性選擇的倫理性精神變得更為迫切，而在整個社會受到實利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的影響的局勢下，強調超越性的絕對精神更是一種的挑戰性的事情。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強調整體的絕對倫理觀與強調部分之相對性的功利主義觀有著某種相互衝突的摩擦，而新的實踐性倫理範式，就是在這樣一種在現實世界中衝突著的迴圈模式而生髮出現的，所有的個體性存在都在具體的社會中有著相互依賴與相互包含的關係，這正是後現代倫理學的基本觀點之一。雖然類似的觀點並不能用傳統倫理學的規範性術語來定義，然而實踐著的個人與超越性的普遍真理間，卻能通過其自身的選擇與行動而達成溝通，這正是每個致力於自由文化運動的人所努力的方向。從倫理學方法論上說，“意指”與“所指”往往被體制內的所謂倫理學家刻意用語義學的術語弄得曖昧不明，單純的術語或觀點無助於解決實質性的問題。在現實世界的範圍內討論真理究竟是客觀存在還是主觀存在的，其實是一種無根據的遁辭性的爭論，這種爭論往往避開超越性真理不談，而是喋喋不休於倫理性精神在實踐中的那些常識性的弱點，其目的是想取消個體性存在的主觀，而取代以官方意志的意識形態。
如果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當代國內的倫理學界，那麼我們就能夠發現無論是在文本還是語詞中，流行的是語境式的方法論而不是依靠個體性存在之體悟的實證倫理觀。“後現代的倫理性”超越于所謂現代倫理觀的地方就在於脫離了那種不切實際的語詞與文本的考量，而是將絕對性的倫理再度置於實證的“求真”上。在此，倫理性精神的實踐之起點，就又回到了康得的那個命題：當我在種種相互矛盾與相對衝突的境遇面前，如何判斷那種選擇優於另外的選擇呢？或者，在判定可選擇性之前，作為個體性存在的自我如何判定命題的真與不真呢？顯然，倫理性精神的方法論必須得到現實世界的確證，而不是任何超自然的或超社會的極權教義或意識形態之類的東西作為根據。以獨立思想與自由表達為號召的自由文化運動的倫理性精神，也正體現在這個具有現實價值的命題之上。
三、倫理學的語境問題：文本還是現實？
脫離具體的語境而以統治集團的意志談論所謂倫理性的方法，這其實是對學術自由精神的背叛，倫理性精神其存在的依據在於實證的方法，而表述實境與語境的語詞與文本是不能脫離開現實世界的上下文而存在的。以實證論的倫理方法而言，對於倫理性精神的語義學研究，其重點不應該放在研究表達倫理性精神的詞語或文本身，而在於以實證的個體性存在的實踐，來體悟或驗證其在具體現實世界的準確含義。目前國內流行的倫理學研究方式則截然相反，他們往往是從失去了“意指”與“能指”的空泛語境出發，離開上下文來討論倫理性的語詞與文本，這樣以來就懸置了語詞與文本本身的實踐性，而將絕對性的倫理精神變成了相對性的政治宣傳的教條。
有關倫理學實踐的語境問題，必須要能夠有益於或促進於個體性存在的良知與社會性存在的正義，唯有這樣才能在道德實踐與倫理性的觀念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倫理性精神的實踐不僅可以表現為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下的行動，也同樣可以表現為經由文本或語詞所傳達的實證性的倫理思想或學說，可以說經由個體性存在所表達的那種道德實踐，特別是在種種相互矛盾的悖謬性境遇中的選擇，就是一種持續的探索性實驗語境。倫理性精神的語境可以是實踐中探索發現性的（Context of Dicovery），也同樣可以是基於良知與自由心證的可分析可確證的（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探索與確證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界限，就倫理性精神而言，這二者其實是可以轉換的。
這裏要提及的現實背景是，在當今的學術環境與時代精神的風尚中，倫理性精神及其實踐處於明顯而又荒謬的分裂狀態中，倫理學或道德教條被當作顯性的概念而納入官方的宣傳中，無論是教學者還是研究者都不能偏離這個潛規則的界限；而經由個人的探索與體悟所獲得的倫理性知識則往往被人們所忽略，或刻意地壓制起來。為了不讓自在自發的倫理性精神的實踐成為學說體系，作為學科的倫理學實際上在中國當代的學界環境下是受到嚴重壓制與嚴重歪曲的，因此倫理學的研究文本及語詞必須有助於消除模糊概念的歧義，針對理論術語的“非齊性指稱”（Heterogeneous Reference），必須要能夠結合具體的實境而求解價值選擇時的諸種困境，也就是說，在對倫理學文本與語詞的批判性研究中，必須將學術爭論重新放置在學術自由的語境中，正如將倫理性精神的實踐置於具體的現實世界中一樣，用語境的方法消除語詞的歧義，而不是強行統一在所謂官方指定的那種學說或意識形態之上。
四、作為指稱的“至善”vs. 作為實踐的“至善”
由上述分析我們就能得出初步的結論，絕對的倫理精神作為“真善之完全”並非是無意義的概念或不連貫的遁詞，也就是說在現實的價值抉擇與倫理性精神實踐過程中，所謂多元論的價值觀並不拒斥關於“道德理想”的完美觀念。至少在波普爾、穆勒，哈耶克、羅爾斯、布迪厄，以及柏林，喬姆斯基和杜克等人的著作中，我們總是能夠發現將多元論的價值選擇最終歸於人類向善的天性中。至善的倫理觀，提出的是一種絕對主義而不是相對主義的道德命題，這一道德命題首先指向個人在道德抉擇中的自由心證，其次指向一種在良知引導下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倫理學，這種理論的建構不承認現行中國學術圈的充當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宣傳之附庸的地位。在中國的學術環境中，無論是語義學，哲學還是倫理學的研究，都從屬於一種非正義也非真理性的既定的虛假價值“結構”，這個價值“結構”總是以科學的正義的真理的大詞而自稱，然而所謂真理化的基本原則卻在官方強迫的宣傳與現實世界的實際運用中產生了悖謬得近乎可笑的兩難困境，於是所謂的真理便走到了其假惡醜的反面。
筆者反復重申，倫理性精神必須要經由個體性存在的自我體悟面達成，這一體悟的過程還要結合道德實踐者所身處的具體情境，在語義學的研究中通常以語境來強調這種具體的情境，因此，某些人故意用政治宣傳取代了對於倫理觀念的考量，從而以缺乏“意指”的“所指”來指稱真理的不變性與意義的可變性之間的矛盾。於是，無論是在現實政治中，還是在個人性的道德生活中，那些所謂真理的宣講者往往是一些“將靈魂賣給魔鬼”的人，也就是說在譬喻的角度上，倫理學的研究者與宣講者卻在善和惡的衝突中出賣真理的忠貞，將它與權錢色進行交易，這樣以來就以一種偽最高原則的方式，貶低並蒙蔽了具有超越性的真理的既定價值。然而，具有超越性的真善或真理性卻是無法用交易或金錢利益來衡量的，在種種善與惡，真與假的衝突之間，個體性存在必須做出抉擇。所謂倫理性的存在就是在人類行為的未知領域進行持續的探索與冒險，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關於價值觀，人無法以精確的公式或權力或金錢來求解，生命的超越性必須要返回到人性的良知內核。
因此，後現代或後極權時代的語境倫理學是倫理性精神在現實世界的實證性證悟，而這一證悟只能通過個體性存在的良知而達成。倫理性精神實踐的第一個問題是“求善”，而這第一個問題的元問題是通過實證而“求真”。也就是說，在在後現代的倫理學語境中，測量道德語詞或倫理文本的語境結構存在於實在性的問題中。倫理性的語境結構不光表現為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上內的具體化個體性存在與實存性的關係，也體現在道德語詞在其語境上下文中所獲得的存在性。在面對多元化的價值觀抉擇的時候，個人往往燕不依靠研究某個表達道德或價值的“語詞”或“文本”而達成對倫理性精神的把握，他她是通過其本身的行動所表達的立場而達成倫理性精神的實現的，也就是說道德本身是經由人達成的，而不是通過書本或教條而習得的。
五、後情境倫理學的元倫理分析
從上述分析我們證明，道德抉擇時的兩難情境並不能僅僅歸於語境結構或某種空洞的語詞概念，道德或倫理抉擇首先是作為行動而表達其在現實世界中的實在性，這是具體情境中的個體性存在與社會性存在的整個系統整合的實在性本身。在筆者關於語義學的系列文章中已經詮解過作為語詞與文本的倫理性概念所包含的物件與能指間的實體性和關係性的論題。在人生的每個時間點，在表達倫理性精神的每個語詞或文本是，都存在著經由概念化語詞所構成的這種整合性。在現實世界中，關係與實體可能有不同的表達，個體性存在與社會性存在中的倫理性精神可能是分離的，也可能是隱性的，但卻絕不是僅僅能夠通過詞語所達成的。在多元化的彼此衝突的價值觀的抉擇中，對於面臨選擇的個體性存在而言，可能並不存在著某種經由外部力量作用的權威，甚至也不存在那種內在的根據性或標準，在這種情況下，充滿著未知性與不可通約性的各個價值之間的抉擇，其所表達的社會性存在的意義，往往比個體性存在所自我感知的那部分要多得多。人之為人的社會屬於，往往正是在個體無意識的社會生活和政治決斷的選擇中所體現出來的。人生佈滿了種種兩難困境，有時求生的苟且讓我們棄真理而不顧，有時實踐著的倫理性又會將真理置於有限的生命之上，很多時候，往往除了在此時此刻的決斷之外，一個人再也沒有其他的任何選擇。
在上述這種趨於極端下的倫理抉擇，往往也反映著作為個體性存在的人之本性的多元性。倫理性精神在這樣一種抉擇的過程中，不僅體現著價值的選擇，同樣也反映著自在自為的精神創造。倫理精神通過抉擇而創造自身，這不僅發生在個體性存在之中，也同樣存在於社會性存在之中。人類在達成倫理性精神的行動中，將自身的多元性表達在具有這種多元性的現實世界中。這也就是說尼采所說的，人通過賦予自己價值而成為道德的人。倫理性精神的這種自我判斷也因此成為了一個客觀性的存在標準。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中國傳統倫理性精神的“良知”可以用後現代倫理學的“內在實在論”來表述。將倫理性精神由相對主義再度置於絕對實在的地位，也是將精神價值再度提升於人性或人類社會性存在的重要位置，道德價值或倫理觀，並非是博求私利的工具，它是獨立於存在而具有超越性的永恆性的一個實在。也就是說，倫理性精神往往最終歸於一種信念，通過實證的方式經由個體化的表達而成為公共普遍的意志。
六、結語：重申自由文化，作為系統性道德重建的運動
也正是出於這一點，筆者在闡述實證的倫理性精神之前，先是著文由語義學角度解析道德“大詞”本身的曖昧性，區別其“所指”與“能指”的關係，將種種被後極權主義社會所扭曲的道德大詞再度置於上下文的語境中，探討其作為觀念之真與作為行動指向之真。道德的實踐者除了其道德熱忱與不屈的行動性之外，還必須要能夠以理性的力量區別其倫理觀念中的真與不真。因此，僅就倫理性精神而論，基於“獨立思想與自由表達”的自由文化運動是一個系統性的道德工程，它不僅要以普世性的道德真理取代那種扭曲的強調其特殊性的後極權主義的價值體系，而且這一倫理性精神的實現，還必須通過實證的經驗性的語境，即通過在具體世界的具有兩難抉擇的情境下得以形成和重構，只有這樣才有助於對人性良知或道德真理性的把握，才能夠消除人心與行動的種種軟弱與不確定性，以一種溫和而理性，但卻堅持不懈的演進，重塑絕對真理在人心與社會中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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