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宣部竭力想將由三鹿引爆的在牛奶中摻毒事件的負面影響控制在最小的範圍之內，並運用其一貫的宣傳技術，想將人們受到毒奶傷害的壞事，轉變為黨和政府對受害者親切關懷的好事，但這一事件在億萬普通國民心靈深處造成的傷害和震撼，依然遠遠超過了四個月前發生的汶川大地震。在數以萬計的結石寶寶撕心裂肺的痛哭面前，連有著最為精湛的文宣技藝的党國總理的歉意和眼淚也顯得如此的無力和蒼白。
三鹿毒奶事件的影響還正在擴展之中，現在不僅僅是嬰幼兒奶粉，還有成人奶粉，不僅僅是奶粉，還有液態奶，接著在奶糖、糕餅、霜淇淋、巧克力、三合一咖啡……幾乎所有含有乳製品的食物中，都被陸續檢測出了含量不等的三聚氰氨，世界各國都在對從中國進口的乳製品進行緊急檢測，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禁止中國乳製品進口的行列，中國食品製造業在世界範圍內的信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
然而，和億萬民眾在心理上受到的巨大衝擊相比，上述經濟上的損失還遠不是這一事件最為嚴重的後果。人們發現牛奶中摻有三聚氰氨的遠不止三鹿一家，幾乎所有奶業和乳製品業的大型企業都牽涉其中，這些企業的市場佔有率超過了60%。也就是說為了對付蛋白質含量檢測，而在牛奶中摻入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氨，絕不僅僅只是少數原奶提供者的偶然行為，而已成為全行業默認的潛規則。
誰沒有喝過牛奶或吃過含有乳製品的食物呢？也就是說，多年來，十多億中國人已從牛奶中飲入了數以百噸計的三聚氰氨。由於成年人的抵抗力較強，這種慢性中毒過程，難以被發現，更因為成年人的飲食結構複雜，即便是腎結石、不育症等疾病的發病率上升，也難以證明一定是由毒奶引起的，所以，這一事件最後在身體最為嬌弱，飲食結構也最為單一的嬰幼兒身上爆發出來。
牛奶生產業，就如這一行業的寡頭在其廣告中宣稱的那樣，本來應該是強壯一個民族身體的產業，現在竟然變成了集體地對整個民族秘密地進行施毒，特別是對民族下一代的健康加以摧殘的產業，這個驚人的轉變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為什麼不僅僅只是非法生產的小作坊，而且有頭上戴滿了國家贈予的所有“名牌”、“免檢”桂冠的大企業；為什麼不僅僅只是個別企業，而是囊括了全行業所有的寡頭？這一可怕的秘密究竟如何可能被集體地守住，它為什麼能夠遮蔽該行業無數知情的從業者的內在良知的呼聲，能夠在一個資訊時代成功地逃避社會輿論的監督和國家法律的制裁，而成為一種長期存在的全行業的潛規則？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發現，不管是政治上最黑暗的專制極權時代，還是禮崩樂壞的道德徹底崩潰的社會中；不管是在秦皇漢武的傳統的專制君主的統治下，還是希特勒、史達林治下的現代極權社會中；不管是在長期戰亂的春秋戰國時期，道德崩潰的魏晉南北朝時代，還是清末民初的社會大動盪中，我們都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令人驚悚的“奇觀”：一個社會的某個最重要的食品行業，會集體性地在明知某種物質對人有毒而無任何益處的情況下，出於欺詐性地賺取利潤的目的，故意將其摻入食品之中，並且，能夠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成功地將這種有毒的食品輸送到全社會幾乎所有人[1]的口中，從而使整個民族處在某種慢性中毒的狀態。[2]
即便是在最酷烈的民族國家間的生死決戰中，我們也很少看到有對異族的敵人，不分男女老少集體性地全部進行投毒的現象。而現在，這樣的“超限戰”竟發生在一個國家的某個食品行業和它的全體國民之間。顯然，這樣複雜的系統工程絕不是僅靠少數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全行業各個環節上眾多的生產、管理和技術人員，需要國家的安全生產督察人員，相關的政府官員，党的領導者，媒體的管理者和記者等等，在有意無意之間，或者在某種外部壓力之下，完成某種合謀。
在筆者看來，在“舉國辦奧運”的背景下發生的禍害了全體中國人的毒奶事件，就像“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和“文革”導致的社會大崩潰一樣，註定了要被永久性地載入史冊。假如說，後者是理解什麼是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的典型案例的話，那麼，前者則為我們考察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特徵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視窗。這一的令人驚悚的反人類反道德的合謀，正是在新極權主義竭力營造的制度環境和人文道德環境下滋生出來的一隻色彩斑斕的毒蘑菇。三鹿毒奶事件為我們剖析新極權主義的本質提供了一個寶貴的經典案例。它必將在未來的世代裏，成為無數的法學家、道德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反復分析和研究的物件。
在本文中，我們運用了和以往常用的後極權主義有所區別的新極權主義的概念。和毛澤東時代的典型的共產主義的極權主義相比，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起至今的30年都可以被稱為後極權時代。所謂的新極權主義是在這一後極權時代裏，近年來在執政黨內興起的政治上的一股新思潮。
主要是在鄧小平的主導下，中國走了一條具有自己特色的體制轉型的道路，那就是一方面積極推動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則依然依靠一個列寧主義政黨的一黨專政來維持整個社會的政治秩序。這一鄧小平主義的改革路線，一方面使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驕人的成就[3]，另一方面，則由於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之間的裂隙不斷加大，而引發出越來越尖銳的各種社會矛盾。
在如何對待鄧小平的遺產和處理目前中國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的問題上，中國社會中的各種政治思潮給出了不同的答案，這些答案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憲政民主主義的回答，它認為解決問題的最終辦法是，在最高權力分解制衡和民主選舉的基礎上，對政治體制進行改造，使其和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社會相適應；二是威權主義的回答，它認為為了經濟急速發展中的社會秩序的穩定，不要急於引入政黨輪替和民主選舉，而應由執政黨壟斷政治權力，但是，必須建立嚴格的法治秩序，對政治權力的邊界進行規範和限制，將黨從一個極權主義的專政黨，改造為威權體制下的執政黨，而這往往被看作是最後通向憲政民主政體的一個代價最小和比較可行的過渡方案；三是新極權主義的回答，它認為解決一切矛盾的唯一真實可行的辦法，就是加強黨對整個社會的全面“統籌”，也就是使黨的權力觸角，非但不受任何外部強制性規則的限制，而是更加深入細緻，不留任何死角地伸到社會生活的全部領域[4]，與此同時，則不斷地通過組織建設和思想教育使黨本身變得更加強大和英明。
由於種種傳統和現實的因素的交織，直接地看最主要是由於主政的党國領袖的全力推動，近五、六年來，新極權主義逐漸成為執政黨內的主流思潮，並且，以自己的邏輯一步一步，雖然緩慢卻堅定不移地改造著整個中國社會的面貌。經濟領域的政企不分；法治領域的以黨代法；外交上狂熱的民族主義；對輿論和思想的嚴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偽善，這些構成了新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
下面，我們將對三鹿毒奶事件，究竟是如何在新極權主義營造的整體社會環境下，以帶有必然性的特徵發生的加以分析，從而以抛磚引玉的方式，為以後的研究者考察這一新極權主義的經典案例，匆匆勾勒出一個當代觀察者眼中的草圖。
一、經濟領域的政（黨）企不分
“政企分開”曾經是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十分響亮的口號，中國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從放鬆政府對企業的直接控制，將企業拋入市場開始的。“政府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是趙紫陽主政時期就已確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理想目標，可以說正是這一市場化導向的改革，為之後中國經濟奇跡的發生，打下了體制方面的基礎。
為了解決党對企業管得過多的問題，1980年代中期，在趙紫陽主導下，曾經在國有企業中搞過“廠長負責制” 試點，（相應地在學校中是“校長負責制”），試圖終結黨委在企業（學校）中的最高決策權。趙紫陽曾認真地思考過要不要在企業和學校中撤銷黨組織的問題。[5]“六四” 事件之後，“廠（校）長負責制” 重又變為“黨委領導下的廠（校）長負責制”，而近年來，新極權主義興起後，黨對企業的控制更是大大強化，從而使“政企不分”現象變得愈益嚴重。
和計劃經濟時代相比，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新極權主義對企業的控制方式有了重要“創新”。黨控制下的政府，不再像在計畫體制下那樣，直接命令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包銷它的產品，控制企業怎麼花錢：“打醬油的錢不許買醋，買醋的錢不許打醬油。”而是主要通過由黨組織任命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的方式對企業實行組織上的嚴密控制，再通過要求其上繳利稅的方式對企業實行經濟上的控制。
在這種新的控制方式下，黨除了通過牢牢控制企業的人事權，要求企業多上繳稅收外，對其具體的經營過程則不加干涉，給予完全的自由。這種控制方式，使國有企業擁有了計畫體制下沒有的“活力”，同時又擁有了種種規範的市場體制下所沒有的“特權”，從而成為官商合謀，與民爭利，導致種種腐敗和社會不公的溫床。
在新極權主義使得黨和政府對企業的直接控制成為政治正確的情形下，從中央開始的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都致力於將擁有最重要的資源和能提供最多稅收的企業置於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對於處在自己直接控制之下，成為財稅收入主要來源的企業，政府就將其看作自己的親生兒子[6]，千方百計地給予它各種特權和照顧，以增強它在市場中的“競爭力”，而企業則通過形形色色的“上貢”方式交結權力，再借用權力之劍賦予它的種種特權去“開拓”市場，擊敗其他的競爭者。[7]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在這兒所說的權力與企業合謀，不是指企業的老總私下賄賂當權者以謀求某種特殊利益的行賄受賄行為，這種行為雖然也普遍存在，但畢竟是法律禁止的犯罪行為。這兒所說的是，各級黨的組織和政府，跟被它們置於直接控制之下，作為親生兒子的利稅大戶之間的利益合謀關係，真正可怕的是，在党國體制下，經由種種意識形態話語的喬裝打扮，這種合謀被看作是完全合法和天經地義的。
事實上，正是這種披著意識形態外衣的公開的大規模的官商合謀，極大地破壞和扭曲了公正的市場秩序，損害了建立在公正的法治秩序上的市場效率，在這種合謀中所取得的每一分利益都是建立在對其他相關的市場主體利益的剝奪和損害的基礎上的。同時，也正是在這種合謀中，產生出了當下中國最強勢的分利集團。
三鹿毒奶事件的典型意義在於，它以一種再也無法掩飾的明確性，撕裂了所有意識形態的偽裝，將這一合謀廣泛地損害其他利益主體的不義性和危險性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這一事件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田文華集三鹿集團的黨委書記、董事長和總經理于一身，（這說明三鹿處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這三個職務意味著要向截然不同的組織和人群負責，它們如何可能集於一身呢？也就是說，這三個職位之間發生利益衝突時，她會怎麼辦呢？我們看到，8月2日，當她發現毒奶事件再也掩蓋不住時，她不是以總經理的身份向董事會彙報，也不是以董事長的身份向股東代表大會或股東大會彙報，而是以黨委書記的身份向上級黨組織和政府彙報。
需要指出的是，從產權上看，三鹿集團並非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它的占股權56%的大股東石家莊乳業有限公司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從理論上說，它的產權歸該企業的老職工集體所有。所以，在撇清政府和三鹿的關係時，副省長楊崇勇大聲宣稱河北省政府和石家莊市政府在企業中沒有股份。然而，有趣的是，當毒奶事件爆發之後，卻是由在企業中沒有任何股份的石家莊市委，報同樣沒有一股股份的河北省委批准之後，作出決定，在撤銷田文華黨委書記職務的同時，還罷免了她的董事長和總經理職務[8]，而且，立刻任命了新的董事長和總經理。[9]
在正常的市場體制下，支配企業的最高權力來自於產權，但是，我們看到，在“中國特色”的市場體制下，所謂的“集體產權”完全是虛設的，支配企業的最終權力不是產權，而是党權。這就決定了，在這樣的體制下的身兼黨委書記和董事長的企業最高決策者的特殊的行為方式。
在法治秩序健全的市場體制下，一個企業的最高決策者遇到類似情形時，出於對消費者負責，也是對股東負責，最理性的選擇就是在危機開始出現的第一時間裏，就立即公開收回問題產品，同時，對問題產生的根源進行認真的調查、反省和改進，因為，假如背後沒有一個絕對權力在為其撐腰的情況下，這是企業想要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市場體制決定了一個企業只有對消費者的訴求，誠惶誠恐，無比敏感才可能生存下去。
但是，在三鹿事件中，我們看到，早在2007年底就有人對奶粉品質進行投訴，為什麼三鹿集團有可能在投訴者越來越多的情況下，硬是能夠將如此人命關天的大事壓下來八、九個月呢？因為，三鹿作為石家莊市和河北省的財稅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是地方政府的“長子”，因此，在党權一手遮天的體制下，它對河北省境內的投訴者和媒體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10]；同時，作為行業的老大，它早已“搞定”了國家質檢部門和央視這樣的國家級媒體。和黨的一元化統治權力的這種緊密結合，使三鹿對一般的品質問題根本不加重視，採取能拖就拖，能捂就捂的策略，（以往就有將重大品質問題掩蓋過去的先例）；而等到八月初，事件的嚴重性暴露出來之後，這時，田文華就是想要公開召回也早已作不了主，因為，當事情嚴重到會導致三鹿倒閉，對河北的地方經濟造成巨大衝擊，特別是在奧運背景下，會嚴重損害整個党國的臉面時，在是否公開召回的問題上，田文華和一個正常的市場體制下，擁有企業行為最後決策權的董事長完全不同，她只能向石家莊市委彙報，由市委或党國的更高決策機構做出決斷。[11]
不管這個最後的決斷是由石家莊市委，還是由地位比它更高的機構或個人做出的，它的內容我們已經知道，它決定捂住此事不加公開。我們看到，在三鹿毒奶事件中，在8月2日之前，是企業假借權力自己加以掩蓋，8月2日後是政府直接對此加以掩蓋。在這種掩蓋中，企業和政府形成了明顯的合謀。
新極權主義在企業中，將党權置於產權之上的理由是，資本是自私的，而黨是“無私”的，而三鹿事件告訴我們，恰恰是在黨的一元化統治體制下，企業和政府權力之間才可能達成這樣的，在一個正常的法治市場下無法想像的，劫掠整個社會，欺瞞和傷害全體人民的驚人合謀。
因此，為了正常的市場秩序的恢復，整個中國思想界，包括執政黨的決策層，都應該認真思考趙紫陽20年前曾嚴肅地考慮過的問題，即如何使企業擺脫黨和政府的直接支配，恢復產權在企業中的最高決策地位。這樣的黨企分開，政企分開是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的一個必要條件。
二、法治領域的以黨代法
整個現代市場體制是建立在市場主體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 的假設上的，市場主體在沒有有效的外部監管的情況下，可能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一點也不奇怪。市場秩序的維繫，不能依靠市場主體的道德自覺，而必須依靠法治。所以，三鹿事件發生後，那些對摻毒者的“道德血液”進行譴責的議論，都完全沒有切中問題的要害。摻毒之所以會變成整個行業的潛規則，對摻毒行為的掩蓋之所以會成為企業、政府和輿論界之間的合謀，最根本的原因是，國家維繫市場秩序的法治職能，不僅僅是嚴重缺位的問題，而且是在權力的扭曲之下發生了根本性的畸變。
在政治上一黨制的前提下搞法制建設，如何使法律擁有超越于党權之上的獨立性和公正性，本來就是一個接近無解的難題。然而，我們也要看到，是否尊重法律，是一個追求良治的威權政府（如新加坡政府和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政府）和一個極權政府的核心區別之所在。前者雖然也由一個政黨壟斷全部的政治權力，但是，它相信在人與人之間依然存在著超驗的法理，因此，當國家需要動用暴力對公民加以懲戒時，應該由一個中立和公正的司法機構來執行。而後者則相信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不受任何外部規則約束地使用暴力。這也就是威權主義的法治框架下的一黨執政，和極權主義的一黨專政之間的區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治領域，從總體上看，是處在後者向前者的轉變之中，然而，近年來由於新極權主義的興起，和在執政黨內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衝擊和擾亂了這一進程。對司法的獨立性的強調，被對司法過程必須完全體現黨的意志的強調所替代；對法治的強調被對以“人民”的名義實行“專政”的強調所替代。這一方面的最新例子就是，2007年12月24日，在党國領袖同出席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的代表和大法官、大檢察官座談時提出：“大法官、大檢察官要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之後，全國的法院、檢察院系統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學習、大討論”活動，要求全國的法官和檢察官在司法活動中貫徹落實“三個至上”。學習中公開強調，法官不僅僅要懂法律，而且要懂政治。讓人覺得離“文化大革命”時宣稱的審判工作要“政治掛帥”已經只有一步之遙。
極權政治和憲政政治的核心區別在於，它不是僅僅在校正公民侵犯他人權利的違法行為的消極意義上動用暴力，而且在驅使人們去實現黨的事業和價值目標的積極意義上動用國家暴力。眾所周知，“三個至高無上”，（就如賀衛方先生已撰文指出的，）在邏輯上就是不通的。所謂“三個至上”，實質上就是“一個至上”，那就是排在第一位的“黨的事業至上”，神聖而又抽象的“人民利益”這個極權主義的最大法寶之所以被抬出來，是為了要說明：黨之所以“至高無上”是因為它先天地不可質疑地代表著“人民利益”。[12]而“憲法法律至上”則是一塊遮羞布，因為，在當今時代，新極權主義已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公然宣稱要“無法無天”，而這個排在第三位的“至上”，事實上已將法律降到，體現黨的意志，為黨的利益服務的工具性地位。
因此，關於“三個至上”的“大學習、大討論”活動，就是“教育”全國的法官，在辦案時一定要把“黨的事業”和“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党國動用暴力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實現黨的意志，追求黨的利益。那麼，誰在現實地領導和推動著黨的事業，誰最知道黨的利益（在新極權主義的邏輯中也就是人民的利益）何在呢？自然是黨的各級組織的書記。所以“三個至上”的學習活動，就是從根本上否定法律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否定司法的獨立法，要求各級法官在判案時完全順服黨的意志的“以黨代法”的運動。這場運動搞亂了法官的思想，摧殘了在中國本已十分脆弱的法治的根基，是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推進的法治化進程中的一股十分危險的逆流。
當所有法官和各種執法監管人員被不斷地“教育”，在辦案時一定要“懂政治”，一定要以党的利益為重時，各種監管執法部門對作為各級黨和政府最寵愛的“親生兒子”：上交稅收最多的大企業的監管形同虛設也就不足為奇了。獨立的法治機關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當本來就十分有限的中國法治機構的獨立性在新極權主義緊鑼密鼓的黨化教育下徹底淪陷之後，權錢結合劫掠整個社會的合謀就進入了不受任何約束的“無法無天”的境地。
從三鹿事件暴露出來的情況看，國家質檢、衛生等部門對大企業的監管完全形同虛設，所謂檢查都是事先通知企業，讓企業自己提供檢查的樣本，企業對這樣的檢查本身“胸有成竹”，完全無所畏懼，害怕的只是這些部門借檢查騙吃、騙喝，勒索企業。最後，通過向企業發放名優和免檢證書等方式，這些部門本身也順利地加入到了這一利益合謀之中，使這一合謀結構變得更加堅固。
党國的各級政府自然而然地會將其能夠通過黨組織加以直接控制，在政治上最聽話，又上交稅收最多的企業，當作自己最寵愛的嫡子。但是，它如何才能對這些嫡子加以關照呢？假如，政府只是將自己已經收到的財政收入補貼給這些企業，那麼，這些企業就成了不再值得寵愛的敗家子。政府希望的是，這些嫡子能夠向它上交更多的錢，而使企業擁有這樣的能力的辦法就是，用各種公開的或私下默許的方式賦予這些嫡子大量的特權。
當一個企業在社會中生存時，它會和包括消費者、員工、競爭者、合作者、媒體等無數的利益主體發生利害關係，這些嫡子的特權就表現在，每當它和其他的利益主體發生利益衝突時，它都會受到特殊的優待，通過犧牲其他主體的利益的方式來增進它的利益。總有一隻權力之手在幫它擺平消費者的投訴、員工的維權、媒體的監督[13]、受害者的索賠，使企業對自己的違約乃至違法行為無須承擔任何責任，或者大大地減輕這種責任。
在一個有著健全的法治秩序的社會中，這是無法想像的，但是，在一個黨控制一切的党國體制下，一個企業只要和党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輕而易舉地就可以獲得這些特權。
我們看到，即便是在毒奶事件已經完全暴露的今天，依然有一隻權力之手在強有力地保護著這些摻假售毒的企業，使它們無須完全擔當起向受害者賠償的責任。當律師們自動組織成律師團想為受害者索賠時，他們受到了來自司法部門的阻撓，顯然，在司法部門的背後是黨的意志。党認定任如此大規模的索賠案件自然發生，不管是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看，都會嚴重損害黨的利益。
既然經過“三個至上”的學習之後，將黨的利益放在首位，已經成為党國的司法運作的不許質疑的最高原則，那麼，黨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用權力的巨手使司法的天秤發生傾斜，一邊儘量讓自己的“嫡子”們免於巨額索賠的困擾，另一邊則努力讓無告的受害者們像接受天災一樣，默默地接受這次人禍的傷害，就成為党國體制下十分自然的事情。[14]
另外，在政府的操控下，收購和合併三鹿的談判，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三鹿在被免去（或大大減輕了）了巨額賠償的責任後，只要換一塊牌子，又將一切正常地運作起來。在這兒，我們不得不驚歎党權的點石成金，化腐惡為神奇的偉大的“拯救”力量。
有許多論者說，毒奶事件的爆發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好事，可以促成中國建立更完善的食品監管制度。然而，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發現，從法治建設的角度來看，它不可能成為任何意義上的好事。因為，從三鹿毒奶事件的爆發到處理的全過程，讓全社會的每一個人（他們或多或少地都是這一事件的受害者），特別是企業的經營者深刻地認識到，在我們的社會中，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党權，只要和党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哪怕犯下了向整個民族下毒的傷天害理的大罪，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後輕鬆地逃避責任，相反，只要忤逆了黨的意志，哪怕是一個最誠實的經營者，也難逃牢獄之災。[15]
因此，在新極權主義的法制環境下，一個企業的經營者遵守法律，誠實經營並不足以逃避牢獄之災，相反，他的經營之路會越走越窄，而和党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去弄虛作假，則成了最現實有效的生存之道。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有毒食品被不斷發現，卻始終沒有壞事變成好事，反而越來越嚴重的制度性根源。
通過對從三鹿事件的形成到被處理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新極權主義的經濟理念和司法理念的分析，我們不難斷言，中華民族飲用有毒食品的歷史，絕不會因為三鹿事件而終結。只要以黨治企、以黨代法的新極權主義的理念，在中華大地上不斷地生長發展，那麼，中華民族的有毒食品史也必將隨之處在方興未艾的發展之中。
三、外交領域狂熱的民族主義
在新極權主義竭力用党權來控制社會生活的一切最細微的領域之後，它也就將社會中的一切問題都轉變成了政治問題，轉變成了究竟是積極緊跟党的領導，被動接受党的領導，還是膽敢反對黨的領導的問題。這麼一種新極權主義的政治理念，在組織路線上，必然體現為將幹部對党是否忠誠的問題，置於一切政績、經驗、才幹等其他的因素之上；在外交上則推行一條隨時可能使對抗升級的狂熱的民族主義路線。
本來在一個黨控制所有媒體的後極權社會中，社會內部的輿論對黨幾乎已失去了任何監督作用，只有自由的國外的輿論才可能起到一點使黨保持清醒的約束作用。然而，當新極權主義用一種充滿敵對意識的狂熱的民族主義來指導外交政策時，党國的政府也就失去了最後一面可以照見自己行為的真實後果的鏡子。
我們看到，早在2007年3月，出口到美國的寵物食品中摻有三聚氰氨的事件就已引爆，經過國外媒體的報導，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這本來為國家質檢部門對食品中的三聚氰氨問題進行全面檢查提供了一個良機。但是，我們的質檢總局是如何應對這一危機的呢？
下面，是國家質檢總局局長兼黨組書記李長江2007年7月17日的講話：“今年3月份以來，美國寵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發了境外媒體對中國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品品質安全問題的炒作，製造中國商品威脅論，把中國商品妖魔化……先後炒作鯰魚藥物殘留事件、冷凍魚致人中毒事件、巴拿馬藥物中毒事件、二甘醇牙膏事件等等……一些國外媒體……把個別食品問題說成是整個中國食品的問題，把個別不法企業的問題說成是中國政府監管體制的問題……惡意炒作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敵對勢力根本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中國的崛起……其用心之險惡，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在毒奶事件爆發後的今天，我們再來重溫李長江先生的這段經典的講話，不禁有啼笑皆非，時光倒流之感。誰會想到，在改革開放30之後，這位中國質檢的總掌門人還在用“文革”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思維方式在統領中國的品質檢查工作呢？
我們之所以將李先生的這段話稱之為經典的，是因為它為我們分析新極權主義的思維方式，提供了一個經典的文本。眾所周知，流通中的有毒食品會危害健康乃至生命，它在消費者中引起某種恐慌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在一個新聞自由的社會中，它必然會引起媒體的關注，並進行大量的報導。我們看到，當西方國家自己在食品生產方面，出現象瘋牛病、二惡英等問題時，有關的報導真是鋪天蓋地。正是這樣強有力的輿論監督為這些社會的食品安全構築了一道有效的防線。
李先生長期生活在党國體制下，國內的媒體在黨的管制下，早已變為只報喜不報憂的馴服工具，因此，一看到對自己不利的“負面新聞”被大量報導，立即本能地暴跳如雷，恨不得馬上讓中宣部去將它們都“和諧”掉。我們看到，李先生一一列舉了鯰魚藥物殘留、冷凍魚致人中毒等事件，但是，不是將這些事件當作沉痛的教訓，立刻抓緊相關的檢查和監管，而是當作“敵對勢力”的一次又一次“惡意炒作”的鐵證，並用誅心之論，將其提高到“敵對勢力”妄圖阻止中華民族崛起的“險惡用心”的“政治高度”。
其實，這麼一種思維方式，中國大陸50歲以上的人都非常熟悉，“文革” 中，任何一個企業由於自己管理不善出了生產事故，馬上認定是“萬惡的階級敵人”在搞破壞，於是，在大批特批“階級敵人”的過程中，推脫和逃避了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樣一種思維方式曾把中國搞到崩潰的邊緣，而現在整個中國的質檢工作卻正是在這樣一種理念指導下進行的，因此，中國有毒產品層出不窮乃至最終釀成毒奶慘禍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值得人深思和警惕的是，李長江式的思維方式絕不僅僅只是個案，它是一股強大的新極權主義思潮，在質檢領域的反映。今年以來就有“駐藏大臣”將達賴喇嘛稱為“披著袈裟的豺狼”，稱和達賴集團之間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更有党國元首將西藏事件後，世界各國的抗議，稱作是一個意圖阻止中國崛起的有計劃的陰謀，從而一時間掀起了一股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16] 在党國體制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們看到，“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論”的論調之所以甚囂塵上，事實上，不過是党國領袖頭腦中的思維模型，在一級又一級的緊跟領袖的党的幹部嘴巴上的迴響罷了，新極權主義的將緊跟和忠誠置於政績和才幹之上的幹部路線，則更是將這種“迴響”放大了。
然而，畢竟已經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不管是社會上，還是黨內幹部中，真正抱有文革式的思維方式的人已經並不太多。對党國領袖的“陰謀論”僅僅只是口頭上附和，還是在行為上積極緊跟，二者之間在最終結果上還是有著重要的區別。我們看到，凡是積極緊跟新極權主義路線的党國官員，除了大喊口號，不幹實事之外，還都把自己負責的工作，搞得雞飛狗跳，天怒人怨。主管質檢的李長江和主管西藏的張慶黎，只不過是為我們提供了新極權主義的危害性的二個典型例證罷了。[17]
假如說，在西藏問題上，對國外的批評者產生敵意還算容易理解的話，那麼，在最需要科學和理性，關係到自身健康的食品檢測領域，用如此非理性的敵對意識對待他人的批評，則說明了新極權主義由於將一切問題泛政治化而助長起來的反智主義傾向，已經在我們的社會中和執政黨內發展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究竟誰是敵對勢力？新極權主義者到處尋找，想要用專政手段來對付的那個惡魔究竟身藏何處？任何一個擁有最基本的道德哲學教養的公民都不難發現，這個惡魔就深藏在新極權主義者的心中。任何一個個人，和由這樣的個人組成的政治集團，假如真誠地相信自己的政治意志，由於天然地代表著“神聖的人民”，因而散發著不容質疑的道德的聖光，那麼，他就會自然而然地在一切自己政治行為的批評者和反對者那兒，源源不斷地發現和塑造出死敵和惡魔，用“文革” 語言來說，也就是各種“牛鬼蛇神”。
四、對輿論和思想的嚴密操控
新極權主義和鄧江時代帶有威權主義傾向的統治方式相比，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渴望對輿論和思想進行更加嚴密的操控。雖然，由於改革開放改變了整個社會存在的基礎，使這種操控不可能達到毛澤東時代的水準，但是，新極權主義的信奉者時時刻刻將其當作不可須臾放鬆的核心工作。
威權主義者也強調對輿論的控制，但這種控制主要是消極意義上的，即使用強制性手段壓制和消除對自己的公開的反對意見；而新極權主義對輿論的操控則不僅僅是消極意義上的，更是積極意義上的，它不僅僅想乾淨徹底地清除一切反對的聲音，更熱衷於製造沒有一絲雜音的對黨的歌頌讚美之聲，所以，它不僅僅是在自己直接操控的主流媒體上製造，而且，到最邊緣的網路媒體上去製造。[18]
對威權主義者而言，重要的是壓制反對的聲音，他對輿論的控制基本遵循外部性原則，他對改造他人的內在思想，提高他人的道德情操沒有興趣。[19] 而新極權主義者則自欺地認為自己真的是無私的和神聖的，熱衷於運用手中的權力去克服他人的私心，純潔他人的思想，去樹立各種“道德模範”。[20] 也正是在將權力的觸角深深地伸向完全不應該由它管轄的個人的內在精神領域的過程中，新極權主義顯示出了它最令人憎惡和鄙視的蠻橫性和荒謬性。
假如說，威權主義者希望社會平靜和穩定的話，那麼，新極權主義的信奉者則熱衷於製造各種主題活動，他希望將全社會都吸納到某種轟轟烈烈的主旋律之中，營造萬眾一心的廣場效應。為此，他必須竭盡全力地清除一切雜音和培植配合主旋律的和聲。
我們看到，近年來，新極權主義為了加強對輿論和思想的操控，作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竭力打壓原先在社會中已有相當影響力的民間思想庫和非政府組織；讓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甚至只是威權主義傾向）的輿論領袖失去話語權和影響力；整肅各種媒體，讓有“出格”言論的編輯和記者失去飯碗；雇傭“五毛黨” 在網路上攻擊“異端”，擁護主旋律；打造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生命工程，增加學校的政治理論課的課時；不斷地樹立各種道德模範和典型，讓他們不停地說教……
這些鉗制輿論和思想的行為，看上去似乎都沒有“反右”和“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那麼血腥和激烈，但是，在讓人們失去自由言論的空間、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自主行為的勇氣方面所產生的功效則是一樣的。假如說，新極權主義在整肅異端言論和思想的手法上和毛澤東時代有什麼不同的話，它採取的不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鬥爭的手段，而是，一系列順序漸進，而又堅定不移的行政控制措施。新極權主義者在整肅自由思想時，就像一個精於計算的麻醉師，儘量以讓整個社會不感到有劇烈的痛感的方式，向其分批量地逐步注入足以麻醉其清醒和敏銳的理性思維能力的藥劑。
經過這個麻醉師炮製的社會，表面上看上去，依然多姿多彩，甚至還依然存在著不少充滿道德義憤的時評家，對各種社會現象乃至政府的某些行為進行火爆的批評。但是，事實上，在這個社會中，所有公共領域中的行為，都失去了真正的基於自由的自發性和本真性，失去了自己的靈魂和價值。所有的公共行為，不管行為者自身是否自覺到，都被黨的無處不在的巨手撥弄過，被擺弄成黨所喜歡的，至少是黨所能夠容忍的樣子。
我們看到，經過新極權主義者多年的經營，終於構成了毒奶事件能夠得以發生的輿論和精神環境。這個社會在對言論表達的操控上，已經達到了這樣的水準，只要是黨喜歡的東西，不管它在審美上多麼令人厭惡，都充斥在媒體中，通過一遍又一遍的重複播放和刺激，直到人們的嘔吐和厭惡的感覺變得麻木為止；相反，只要是黨不喜歡的聲音，那麼，哪怕這個聲音是個體遭遇危險時的救命的呐喊，哪怕它緊急地關涉到全體公民的利益和安危，它也無力穿透黨為它設置的重重屏障，進入公共的視聽。
在新極權主義所構建的這個輿論和精神環境中生活得久了，人們的本真的良知的呼聲，和審美能力一起，都會變得徹底地麻木不仁，人們為了避免和主流衝突導致的痛苦和絕望，漸漸開始本能地覺得，凡是黨主張的都是善的，黨反對的都是惡的；黨喜歡的就是美的，黨厭惡的就是醜的。在這樣的精神環境中，你的行為和黨的關係，（究竟是積極和黨保持一致，消極對待黨的號召，還是斗膽反對黨的意志）才是唯一重要和有意義的事，其他一切的先天的道德法則、法理邏輯、自然規律和審美趣味等等，都被這一咄咄逼人的極權政治的邏輯消解和吞沒了。
新極權主義者最大的心願就是要發起一波又一波的舉國動員的主旋律活動，只有在這樣的萬眾一心的狂熱的群眾運動中，一個極權主義者才可能真正享受到權力的快感，但在一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消解的後極權時代，要找到一個對全體人民進行煽情和動員的主題並非易事。而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則正好為新極權主義進行這種煽情和動員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理由。
我們看到，整個北京奧運會的籌備和運作的過程，就是一個新極權主義展示自己的權威和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無微不至的控制力的工程。通過北京奧運會，新極權主義希望向全世界顯示，在它操控下的整個中國不僅僅是強大的，能夠在各種競技比賽中取得勝利，而且人民是和諧的、歡樂的和幸福的。京奧的開幕式則成為表達這種意願的核心象徵，在這兒，我們不僅看到了象徵極權權力對群眾的精確有效的控制力的，動作整齊劃一、孔武有力的大型團體操，而且，看到了各種人工製造出來的歡樂、天真和感動：從全球各地搜集來的不同膚色和民族的兒童的“笑臉”；被精心挑選出來的白衣美少女長達幾個小時的重複不停的跳躍、歡呼和微笑；堆滿了典型的中國式的假天真笑容的美麗女童，用甜美的聲音，“充滿深情”地歌唱祖國……[21]
然而，這麼一幅用權力之手製作的舉國歡樂、人民幸福的人工畫卷，幾乎就在當時，它上面的斑斕的油彩就開始剝落下來，這不僅僅在於人們發現了，對祖國的“深情”歌唱原來是假唱；煙火是假煙火；運動員的年齡也有造假，更是因為人們知道，為了製作這麼一幅向全世界顯示中國人民的幸福歡樂的“畫卷”，[22]萬能的權力之手，通過強制拆遷、逮捕異議者、驅逐在京的上訪者和外來人口……已經讓許多個體陷入絕境，流出了無助和悲傷的眼淚。但是，只是在毒奶事件被揭露之後，這幅不久前還縈繞在人們腦海中的煙花連天、彩旗飛舞的人工製作的歡樂景象，才真正徹底地崩塌了。
大量事件表明，患兒的家長、為患兒治病的醫生、某些媒體的記者和高層的決策者等許多人早已知道毒奶粉的存在，[23] 但是，當整個極權體制被動員起來，開足馬力去製造萬眾一心、舉國歡騰的喜慶場面時，任何和党立意想要製造的歡樂氣氛不和諧的聲音[24]，都不可能被允許發出來，進入公共領域，進入人們的視聽。
當黨用它萬能的權力之手，用美少女的歡呼跳躍；用世界各地採集來的兒童的“笑臉”；用假焰火和假唱；用數以百萬計的員警和保安人員和數以百億計的人民幣；來人工構建“中國人民”幸福歡樂的場景時，數以萬計的結石寶寶正在發出撕心裂肺的痛哭；數以百萬計的真正的中國兒童正在毫無防範地飲入毒奶；每一個中國公民都在事關自己切身安全的緊急事件上被粗暴地剝奪了知情權。
一邊是一片人工製造出來的“歡樂的海洋”；與此同時，另一邊則是每一個被剝奪了知情權的中國人都在不幸地遭受著毒奶的禍害，是無數患兒的家長、知情的醫生和有良知的記者的無告的眼淚、沮喪和絕望。有什麼能夠比這一驚心動魄，而又充滿反諷的場面，更能揭露新極權主義的自欺和偽善，揭示出新極權主義所理解的“幸福生活”和“和諧社會”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
當毒奶事件在外國政府和海外輿論的推動下曝光後，党國元首在訓話中，將事件歸因於某些党國官員缺乏“政治意識”和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典型地反映了新極權主義的思維方式，它先驗地將黨看作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終極法寶，一旦出現問題就拼命強調党的組織建設、組織紀律和對黨員進行“思想教育”。然而，我們看到，這次毒奶事件雖然在最後結果上給黨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傷害，但是，從其發生的原因來看，非但不是由於相關的党國官員“政治意識淡薄”，而正是因為其“政治意識”“過強”造成的。不管是河北省和石家莊的官員，還是國家質檢和衛生系統的官員，絕不僅僅是由於簡單的麻木不仁，而恰恰是由於對党國體制下的政治生態有著極其敏銳的洞察力，才做出堅決壓制一切負面信息，來確保作為政治主旋律的北京奧運會順利進行的決策的。
當然，我們這樣說，並非是指相關的党國官員已經邪惡和荒謬到這種地步，明明確定地知道摻了三聚氰氨的奶粉的危害有多大，故意讓它去毒死人而隱瞞不報。實際的情形應該是這樣的，當一個相關的官員接到問題奶粉的彙報，要他決定是否要公開召回時，他自然會衡量公開召回、加以隱瞞和問題上交三者之間的利害得失。
首先，他立刻就會拒絕由他來做出公開召回的決定，因為，在党國體制下，這意味著壞了黨中央的大事，假如他自作主張這麼做的話，無疑就是宣判了自己政治上的死刑，因此，這時他會判斷毒奶粉的危害程度自己有沒有能力控制住，假如他認為問題不太嚴重，自己有能力控制住的話，那麼，他肯定會採取隱瞞不報，讓手下暗中收回奶粉的決定，相反，假如他認為問題已嚴重到自己控制不住的地步，他就只能承擔在政績上失分的後果，通過彙報將問題上交。
這樣層層上報，問題最終肯定會被交到地位如此之高的一個或一群決策者的手中，由於他所處地位，他對這一負面事件的公開，對黨辛辛苦苦經營多年的奧運必然會造成的巨大衝擊，（因為，馬上就要請世界各國的客人來了，這時假如出現如此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輿論肯定會一片譁然，黨的面子肯定會受到嚴重的損傷）瞭解得十分清楚，但對毒奶對消費者究竟會導致怎樣的傷害則知道得十分模糊，同時，他的地位之高和與事件離得如此之遠，可使其免於被追究毒奶問題的具體責任。在這樣的情形下，他肯定會做作這樣的決策，一方面捂住這一事件，不讓它進入公共輿論；另一方面，要求下面的人暗底裏儘快妥善處理此事。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一事件不通過公開召回和公開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檢查的方式，是不可能解決的。但是，當時，我們設身處地站在相關決策者的立場上來思考的話，就會發現，在他所獲得的有限資訊中，公開這一事件，對黨的事業和聲譽造成的傷害，同時也是對自己的政治利益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和確定的，這一事件究竟對消費者構成多大的傷害則是模糊的和不確定的。所以，根據自由主義對人的行為模式的解釋：人總是在有限資訊的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麼，他做出這樣的決策是自然而然的，是在這一體制中生活的任何一個常人都會做出的，他首先要本能地逃避對他來說，是巨大的和確定的傷害。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想要指出的是，導致這一悲劇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極權制度本身，而不在於相關官員的個人品質。（相反，一有問題發生，就將其歸罪於相關人員的個人道德，對他人的品德加以憤怒譴責，則是典型的極權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極權主義的制度安排下，所有的決策權都被集中到黨的手中，在黨內又被集中到少數領袖手中，這種高度集權的制度安排的理由是，黨和党的領袖被看作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
但是，毒奶事件的發生告訴我們，黨和党的領袖能夠獲得的資訊和資訊和我們常人一樣也是有限的，同時，他們也是十分自然地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行事的。党要追求永久的執政權，領袖則在竭力維繫和擴大自己權力的同時，還要盡力保護作為權力基礎的自己派系的官員。
在這兒，我們看到了自由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中的真理性，和對人性的洞察的深邃性，正是因為深刻認識到每個個體、每個組織的利益都是分立的，因此，為了保護每個人的幸福，必須從制度上保證每個人自己親自掌握追求自身幸福所必需的那些基本權利。在憲政民主主義的制度安排中，之所以將言論自由規定為個體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並且用國家的強制力來保護這一權利免受任何他者，特別是行政權的損害，就是因為認識到，權力（事實上包括我們每一個人）在積極追求實現某種目標時，本能地會去壓制一切妨礙自己的聲音。
毒奶事件以一種驚心動魄的方式，向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昭示：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中國公民還缺乏最起碼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在這兒，我們所說的，還不是參政議政，批評政府這樣的言論自由方面的高端的權利，而是，當我們受到傷害，感到痛苦時，素樸地向整個社會公開地說出我們的痛苦，這樣的最最基本的言說的權利。
在一片人工製作的歡樂的海洋中被徹底遮罩了的撕心裂肺的嬰兒的哭聲，這一場景，讓我們聯想到50年前，由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事件，當3000多萬人在倉庫裏明明堆滿糧食的情況下被活活餓死時，在公共輿論的空間中，人們聽不到一點點憤怒、悲哀和絕望的聲音，相反，全都是跑步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激情和歡樂。
毒奶事件提醒我們每一個公民，我們目前生活其中的這個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高度的危險性，它和50年前活活餓死3000萬人的制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新極權主義的領袖正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在內心深處，充滿了對毛的崇拜和敬仰，時時刻刻渴望著回歸到毛時代的真正舉國歡騰、萬眾一心的政治場景。
因此，不難想像，在未來的歲月裏，當已經成為執政黨主流的新極權主義，不斷地熱衷於一個又一個的主旋律活動，為了達到萬眾一心的“和諧”效果，不遺餘力地去控制每一個雜音，去控制每一個人的表情時，在一片“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一個個真實的個體在瀕臨死亡的絕境中都不准哭出聲來的悲劇，將不可避免地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五、道德上的自欺和偽善
和威權主義相比，新極權主義的一個核心特徵就是，它更強調和關注所謂“道德”問題。正是對“道德”問題的強調，賦予了新權權主義者一種強悍和蠻橫的進攻性，他認為自己在一個極權主義體制中的較高的地位，就賦予了他去克服地位較低的人的私心，去改造和純潔他人思想的天然權力。
就如筆者在《災難在何種意義上才會促成國家的進步——對舉國動員體制和抗災文化的反思》一文中所說的那樣，政治道德的精髓在於掌權者“自知其有私”，自知權力的危險性。而一個新極權主義者，在政治道德上，正處在文中所說的最危險的第四種狀態：“他堅信自己真的是全然無私的；堅信自己對一種不受約束的權力的不擇手段的追求是為了推動歷史前進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信自己由於職權而享受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堅信反對和批評自己的人都是惡魔般的敵人，和自己不屬於同一個族類；堅信他人的自私真的是可以通過鬥爭和教育的方式被徹底地加以克服的。這樣的人就是真正的共產黨員，陷入了徹底的自欺中的‘真誠的’極權主義者。”
然而，我們畢竟處在一個私有制和市場經濟已經全面恢復的社會中，在党國體制中處於高位的新極權主義者，他們非但自己因為職位而享受著物質上的好處，而且，他們的子女和家屬也全都因為受惠於他們的權力而積累了大量的私人財產和資本。有趣的是，他們自己對這一現象似乎完全熟視無睹，當筆者看到新極權主義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依憑權力積聚著巨額私產；一方面卻“語重心長” 地“真誠”教導億萬人民要發揚無私奉獻的共產主義道德時，實在是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弄不清這種“真誠”究竟是自欺到了對現實完全無視的程度後的麻木不仁，還是在殘酷的党國體制中歷練出來的，將無恥昇華到感人地步的，今人驚歎的厚黑學。
我們可以列舉這一體制的代表人物胡溫的二件小事，來看一下，這種自欺和偽善已經如何發展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一件事是2008年5月9日，胡錦濤在日本訪問，參觀橫濱山手中華學校時，一位八歲男孩松田浩季站起來天真地問道：“胡爺爺，您為什麼想當主席？”，胡一板一眼地回答到：“我要告訴你，我本人沒有想當主席，是全國人民選了我，讓我當主席。我不應該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
每個稍具常識的成年人都不難發現，這段嚴肅認真的回答中，有二個地方嚴重違反了最基本的事實：一是“我本人沒有想當主席”；二是“全國人民選了我當主席”。對於第一點，眾所周知，一個極權主義政黨的權力高層的生存環境是極其嚴酷的，沒有追求和保住權力的超常意志，幾乎一天也難以在這體制的上層立足。對於胡且不說其幾十年來，為了追求權力所進行的不懈努力和經營，單看其10年間在“皇儲”的位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審慎，誰還會看不出，他為了獲取最高權力而願意忍人所不能忍的超常意志呢？對於第二點，誰都知道，他之所以能夠獲得最高權力，是鄧小平看中和選拔了他。黨代會和人代會上的選舉純粹是事後追認的儀式，至於由全國人民進行的普選，則連一個純粹的儀式也從來沒有進行過。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一個人想當總統，並獲得了成功，這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並沒有任何需要遮遮掩掩的地方。那麼，胡為什麼對自己想當主席這件事諱莫如深加以否認呢？所有生活在党國體制中，熟悉党文化的人都知道，在這樣的體制中，權力就是一切，因此，所有想在體制中要求“上進”的人，都將自己的核心精力用來追求權力，但是，這樣的前憲政的權力，同時，又是人們忌恨和厭惡的焦點。因此，在這一體制中，只有那些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來經營權力，同時，又要努力讓人們覺得其並不想追求權力的人，才有可能克服體制內外普遍存在的忌妒和怨恨的阻力，最後，登上權力的頂峰。
同時，由党文化所宣導的所謂“無私的共產主義道德”來看，一個人宣稱自己想要追求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是一件狂妄和不得體的事。所以，哪怕這是一個八歲小孩都知道的簡單事實也必須堅決地加以否認，否認自己在“想當主席” 中體現出來的“野心”和“私心”。 所以，我們看到，党國體制一方面將權力設置得不受任何限制，引得人們都想不顧一切地去追求權力，但是，另一方面，又在道德上否定個人對權力的追求。而只有將党國體制製造出來的這一悖論，徹底地內化於心，將自欺變為一種本能的人，才可能在這一體制內如魚得水般地生存。
既然自己不想當主席，那麼，如何來解釋自己當了主席這一事實呢？最令自己感到愉快的解釋自然是，全國人民一定要選我當主席，我為了不辜負人民的期望，所以不得不當了主席。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一解釋除了自欺之外，同時，也讓所有心智被長期以來的党化教育幼兒化了的民眾聽起來感到順耳。與一個一心想追求最高權力最後獲得成功的人相比，一個一點也不想追求權力，最後只是為了答應人民的請求，不得不執掌最高權力的人，自然使他們感到更為安全和放心。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初步地看到新極權主義的所謂道德究竟是怎麼回事，簡而言之，就是對自己行為的無私化、純潔化的解釋和對他人行為的無私化、純潔化的要求。胡對松田浩季的回答，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對自身行為進行無私化和純潔化解釋的經典案例。我們看到，這種對自身行為的無私化的解釋，竭力追求的是一種党文化意義上的“得體”，為此，可以完全無視最基本的真實。同時，這一案例也告訴我們，新權極主義所竭力營造的統治者的“道德幻相”，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樣，只有依靠對輿論的嚴密控制，和臣民們諂媚的應和才能維繫，而在自由主義的文化語境中，真的只需一個八歲男孩天真地一問，運用權力人為營建起來的“道德幻相”傾刻間就崩潰雲散了。[25]
另一個反映這一體制代表人物的道德情操的典型事件就是溫家寶2008年9月23日在紐約出席美國友好團體午宴時發表的演講。當時，毒奶事件剛被揭露出來，人們對政府在這一事件中的麻木失職，特別是為了“和諧奧運”而故意壓制相關資訊的做法十分憤怒。而作為政府總理的溫，沒有對導致這一不幸事件的制度性原因和政府的責任，進行任何深刻的反思和道歉。卻通過“十分痛心” 地去考量“企業家身上的道德血液”的方式，在話語間，輕鬆地就將政府和他本人，本來應該是這一事件的道德責任的承擔者，不露痕跡地轉變成了他人所犯的道德罪錯的義正辭嚴（同時還是溫文爾雅）的譴責者和追究者。[26]
然而，溫的表演還遠不止於此，他進一步高調地宣稱：“我希望留給後人兩點精神遺產：第一，當遇到災難時不要退縮，要勇於面對，並且帶領人民去克服，這需要堅定、勇氣和信心；第二，一個政府，除了對人民的負責、服務、獻身和廉潔以外，不應該有任何特權。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一切權力都要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離開人世之後，人們能記住這位總理，確實是按照這兩點來做的。”
假如你是一個沒有任何現實政治認知的幼稚的學生，完全抽象地來看這些話，似乎這些話作為理想並沒有錯；但是，當你將溫個人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團的實際政治行為，和其高調標榜自己具有的精神德性相對照，那麼，你簡直會驚訝得合不攏嘴來，感歎其政治演技已經達到了完全超離現實的夢幻境地。
對於他所說的第二點“遺產”，特權問題，我們且不說當權者的子女親屬利用其權力經商謀官早已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只要看看當權者本人的生活，在其衣、食、住、行、醫療、保健等任何一個環節上，真可以說是，一步也離不開特權。就像葉利欽在蘇聯瓦解後指出的，整個極權體制就是按照權力來分配的，生活在權力中心的一小部分人，享受著一種無微不至的特供制度，他們生活在一種金錢對其不起作用的“共產主義制度”之中。[27]
就是這麼一個生活在極權權力中心，一刻也離不開特供制度的人，卻希望後人記住，他從來沒有享受過任何特權。同時，作為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大國中，惟一一個沒有實行民主選舉制度，所有重要的權力崗位都是私相授受的党國體制下的政府總理，卻“熱誠地”想要給世界、給後人，留下“民主化”的“遺產”， 他“熱誠地”希望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乃至他們的“後人”都相信，他手中握有的，在一小個權力集團內部私相授受，全體中國公民無法通過選舉制度對其加以任何影響的“權力”，是完全“屬於人民”和“為了人民”的。
至於溫想要留給後人的第一點“精神遺產”：面對真實問題的政治勇氣，率領人民克服政治困難的堅定意志和信念。同樣，也是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權力集團最為匱乏的精神特質。當然，我們在這麼說的時候，並非沒有意識到胡溫的某些精神特質，比如審慎、溫和、文雅、勤政等，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正面價值：審慎使其許多落伍的政治理念和不合時宜的政策，往往執行到一半，就虎頭蛇尾、無疾而終，因此，沒有像毛澤東時代那些錯誤理念和政策那樣，造成如此巨大的災難和不幸；而一種溫和、文雅，時時以一些親和的姿態討好人民的偽善的極權權力，和一種傲慢、自負，粗魯、蠻橫的權力相比，假如人民不得不忍受一種極權權力的話，大多數人可能都會覺得前者更容易忍受一些。
至於勤政，對公務員來說，是一種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品質，但是，對政治家來說，卻並非如此，對後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見識、信念和政治勇氣。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從鄧小平、趙紫陽、朱熔基，一直到胡溫，這種政治家的見識和勇氣，處在一種持續的遞減和衰竭之中，在鄧、趙、朱那兒，還有著一種反思和改造自己身處其中的制度的見識和勇氣。到了胡溫這一代政治領袖，則完全成了體制的俘虜，在其執政的6年多時間裏，除了將各種空洞的政治口號喊得震天響之外，沒有做出任何有利於這個體制朝現代性邁進的重大改革舉措，相反，出於自身權力操控的需要，在許多方面都大踏步倒退到了毛式極權主義。在這一代政治領袖身上，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帶有超越性的政治信念，有的只是不擇一切手段守住已經到手的權力的平庸的謹慎和勤勉。
在溫的講話中，我們看到了，什麼是新極權主義的政治作秀的本質，凡是其聲嘶力竭，高調地自我標榜的那些價值，恰恰是其實際上最缺乏的東西，正是由於其沒有勇氣和力量真正地去追求這些最重要的價值，因此，天天熱熱鬧鬧地開動宣傳機器，宣稱自己比別人擁有更多的道德和民主的價值。
和毛澤東時代的傳統極權主義相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滋生出來的新極權主義，無可避免地更深地陷入了名實分離的窘迫處境之中。新極權主義者一方面竭力追求獨佔一種不受制衡的極權權力，並且在市場條件下，將這種權力轉化為自己家族的赤裸裸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毫無反思地以一種無私和高尚的“共產主義道德”自我標榜，而且，還要高調地動用國家強制力去整治和純潔他人的道德。這就使得一種自欺和偽善的精神充斥在整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之中。
從上面的二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人想在這樣的體制中安全地生存，必須假裝相信，那些花費畢生精力追求、經營和擴展極權權力的人，事實上對權力一點興趣也沒有，只是由於人民因為他們的美德硬要選舉他們來撐控絕對權力，所以才不得不握有了權力；假裝相信那些生活在以權力分配資源的制度頂端的人，從來沒有享受過半點特權；那些戰戰兢兢、墨守陳規，閉眼不看體制的弊端和體制賴以存在的意識形態中的巨大荒謬，一切以保守住自己在體制中的權位為目標的平庸官員，具有著率領人民走向政治文明的非凡勇氣；相信一種人民的選票不起任何作用的政治權力，是完全屬於人民和為了人民的。
假如你不僅僅是尋求政治安全，還想在體制中不斷地要求進步，那麼，你必須忘記你的相信是假裝的，必須以一種持續的“真誠”和熱情去高聲讚美當權者淡泊權力和名利的無私，與勇於直面困難的偉大的道德勇氣，並且感恩自己在這一體制下所享受到的種種權利。這就是在党國體制下生存的基本遊戲規則。
在這兒，我們看到了在一種政教不分的党國體制下，道德所面臨的具有必然性的處境，在不受限制的極權權力的控制和扭曲之下，道德喪失了其本真的價值，而淪為一種追求單邊主義利益的偽善的用具。在党國體制所造成的生存處境中，“道德”這一用具，只有三種基本用法，一是用來自我標榜；二是將“道德”用作棍子來打擊自己的敵人，包括在他人和自己發生利益衝突時，以道德的名義強制性地要求他人犧牲自己的利益；三是用作諂媚能夠影響自己利益的權力者的用具。所以，在党文化的語境中，一旦強調道德，我們立刻就能聽到，到處都在響起對權力者的道德頌揚之聲，自我標榜之聲，以及憤怒和刻毒的相互間的道德抹黑和道德譴責之聲。而這恰恰是真正的道德精神的根基被徹底遮蔽和催殘的時候，也是一般人從內心深處，對“道德”二字深感噁心和反胃的時候。
所以，我們看到, 正是在“狠鬥私字一閃念”,“塑造一代共產主義新人”,“八榮八恥”,“整治低俗文化”等,“道德呼聲”最喧鬧的時候, 也是各種侵犯人權的惡行最為盛行的時候。最後, 在後極權時代，不僅僅是党國體制內的官員, 包括社會中的全體成員, 都參透了極權主義道德的本質, 自覺不自覺地學會了將“道德”用作偽善地追求自己單邊主義利益的工具。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恰恰正是在各行各業爭相樹立“典型”，各種“道德模範”的頭像不斷在新聞聯播中放出光芒，“社會主義榮辱觀”成為各級官員口頭禪時，整個體制內權力的私相授受、貪污腐敗卻愈演愈烈，社會中坑蒙拐騙盛行，市場上偽劣產品充斥，最後，在制奶業，發展到了不僅僅是摻假、造假，乃至摻毒、售毒竟能在多年內成為全行業的潛規則的地步。
在一片喧囂甚上的道德口號聲中，全社會道德的徹底崩潰，這就是新極權主義為我們創造的人類精神現象史上的一項奇觀。
六、平庸的專制——新極權主義最核心的精神特質
從新極權主義所推行的各項政策的外在後果來看，它對整個社會以及個體人格的傷害是極其嚴重的。經濟領域的政企不分導致了資源的巨大浪費和效率的低下；司法領域的以黨代法，導致了紀委東廠般的專權，和對最基本的法治秩序的摧殘；外交領域狂熱的民族主義，導致了對普世價值的抵制，並挑動起各種無謂的國際間的爭端；對思想和輿論的嚴密操控，則動用國家強制力全面地鉗制每一個公民內在的良知自由；在毒奶事件中，為了營造奧運期間“萬眾一心”的“和諧”場景，強悍地遮罩了數以萬計的結石寶寶撕心裂肺的哭聲，更是將新極權主義的邪惡體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儘管外在地看新極權主義的邪惡是驚心動魄的，但一旦我們考察其內在的精神特質，卻會發現它平庸到令人掃興的地步。新極權主義者已經不再具有任何超越性的理想，他既不相信人權、法治、民主的普世價值，也不像毛時代的傳統極權主義者那樣，要用共產主義理念去改造世界。他所惟一關切的就是自己的“生存”和“吃飯”問題，他以一種完全無反思的平庸方式接納著自己正好遭遇的權力傳統，以便以最省勁和風險最小的方式使自己“吃飯”吃得更好些。
在這兒，我們發現，新極權主義者那種源於平庸的自欺和偽善，和往牛奶裏摻三聚氰氨的奶農的心態簡直如出一轍。三聚氰氨最後毒害嬰兒的後果是令人髮指的，但我們一旦去考察奶農摻毒時的心態，就會發現它平庸昏昧到簡直令人可憐的地步。
據一對現已被處重刑的奶農兄弟交待，他們是這樣走上摻毒之路的。他們辦著一個有100多頭奶牛的農場，這個農場養活著他們的家人和一些雇員，在摻三聚氰氨之前，他們生產的牛奶常常因為檢查不合格而被迫倒掉，一次檢查不合格，就有成噸的牛奶被浪費了。不難想像，這樣下去，這個小企業很快就要倒閉。正在他們由於生存壓力而萬分焦慮之際，看到了有人推銷“蛋白精” 的廣告，稍作試用之後就發現，用“蛋白精”可以成功地通過蛋白質含量檢查，並且使牛奶在稠度和色澤等外觀方面變得更佳，從此之後使企業隨時可能倒閉的巨大風險變得完全可控了。於是，就像共產黨認定“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 一樣，這對奶農兄弟得出了只有“蛋白精”才能救企業的結論，開始了長期穩定地往牛奶裏摻三聚氰氨的事業。
也許有人會問，那麼，他們是否知道三聚氰氨對人的害處呢？答案是並不十分清楚。首先他們並不知道什麼三聚氰氨，只知道自己摻的是高科技產品“蛋白精”，當然，他們實際上也知道這些所謂的“蛋白精”，其實是不可食用的，對人沒有任何功用和益處，所以，他們自己從不食用自己生產的牛奶。（在這一點上，也和那些目前掌權的共產黨員十分相似，他們向別人積極推銷共產主義道德，只要需要隨時準備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共別人的產，但是，他們自己卻竭力積累著私產，絕不真正消費自己向別人推銷的產品。）但是，他們並不十分清楚地知道“蛋白精”的化學成份和食用後果，因為，他們不想知道，不想探究，（他們恐懼地預感到，這種對真實的探究，將會引發巨大的內心矛盾和負罪感，最終將打碎自己的飯碗。）他們更願意自欺地相信“蛋白精”推銷者的廣告，相信自己所使用的是比一般的蛋白質更高級、更濃縮的東西。
當然，他們也知道這麼做，可能會給他人帶來某些損害，最終可能會招致某些懲罰，但是，他們一想到這是為了捍衛自己，不僅僅是自己，還有妻兒老小和雇員們的“生存權”[28] ，就開始橫下心來，挺而走險。而奶站和企業，知道奶農可能摻假後，假如認真地去檢測，不但會增加成本，還會斷了奶源，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機，相反，通過壓低價格的方式，無須自己摻假，就可分享摻假帶來的好處。為了捍衛更多人的“生存權”，奶站和企業就開始“理直氣壯”地成為這摻毒、售毒鏈條中的一個環節。
在党國體制中佔據高位的新極權主義者的心態，也與這些摻毒、售毒的奶農完全相似。假如你在一個黨的意識形態已經分崩離析的後極權時代，正好處在一個政治輔導員的位置上，要是你聽憑自己的理性活躍起來去探究真實，那麼，只會陷入越來越深的心理矛盾和負罪感中，最後丟掉自己的飯碗。只有你努力使自己相信，一種公民的選舉權對之完全不起作用的權力是真正屬於人民的權力，一切都由權力集團事先定好的儀式化選舉，是比“資產階級民主”水準更高的“社會主義民主”；相信通過樹立雷鋒式的道德典型，要求每個公民放棄自己的主體利益和獨立思考，將之馴化為權力集團，乃至最高領袖個人的馴服工具，是在建設人類有史以來最祟高的道德。你只有努力地使自己相信這些假民主和假道德都是真的，才會使自己“理直氣壯”地積極地向別人推銷這些“真理”，從而在體制中登上更高的位置。
等他在體制中登上一定的高位之後，就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當他通過這一體制獲得了建立在損害他人權利基礎上的單邊主義利益之後，他的理解開始發生變化，對於那些基於意識形態的理論，不再需要強迫自己相信，而是體會到了它隱藏在字面含義背後的“真理性”。就像一個長期往牛奶裏摻三聚氰氨的奶農，會愛上幫助他使整個牛奶生產過程變得可控的“蛋白精”一樣。在體制中登上高位的新極權主義者，真的體會到了假民主比真民主，假道德比真道德的無比優越性。和真民主相比，假民主大大降低了權力運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使權力意志的實現變得通暢無阻；和真道德相比，假道德大大降低了公民對於當權者的危險性，並使其淪為當權者可以免費使用的順手的工具。
要做到這一點，摻毒的奶農必須以一種堅定不移的麻木不仁，不去同情地理解食用自己生產的產品的消費者的處境；而運作極權權力的當權者，則必須以一種同樣的麻木不仁的心態，無視從肉身到精神，受假民主和假道德摧殘的公民的處境。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要完成欺人和自欺比前者更困難些，要知道“蛋白精”的成份和食用後果，必須要有專業化學家複雜的實驗和分析，而每個人依憑天賦的理性和良知，就可對假民主和假道德的實質有所領悟。所以，要心安理得地推銷假民主和假道德是一項比推銷假蛋白更艱難的事業，只有動用國家的強制力，全面操控一切思想和輿論陣地，直至徹底改造和扭曲了人性與常識之後，才會成為可能。
在一個對共產主義的信奉事實上已經崩潰的後極權社會中運作極權權力，當權者無法排除內心的惶恐、恐懼和荒謬感。所以，用哈威爾的話說：“無法無天已經裝出溫文爾雅的樣子，並且從拷打室搬到沒有個性的官僚們裝潢一新的辦公室。”（《故事與極權主義》）當新極權主義者，試圖用“溫文爾雅”來裝飾一種實際上依然“無法無天”的極權權力時，他希望向世人昭示的是：我和以往的那些血腥、暴力和罪惡沒有關係，我只是一個乖孩子，只是老老實實，分厘不差地繼承著一種我們都生活其中，無力改變的權力傳統。他希望能夠以一種循規蹈矩的平庸，和“溫文爾雅”的外表，既撇清和極權主義罪惡的關係，又繼續享受著這種權力帶給當權者的全部福祉。
人們往往習慣於將巨大的罪惡與狂熱的理想和狂妄的個性聯繫在一起，而新極權主義則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看上去似乎循規蹈矩，乃至溫文爾雅的邪惡的標本。事實上，這種平庸的邪惡，在人類的政治史上並不罕見，以死守“二個凡是”著稱的華國鋒，僅僅從個性上看，可以說是老實的，甚至憨厚的，當他在聽十七大報告時，終於堅持不住，流著口水當場睡著時，人們對這種憨厚的平庸充滿了善意的同情。
而且，就是這麼一種看上去十分憨厚的平庸，一旦由於某種機緣掌控了極權權力，又想緊緊抓住不放時，就會釀成驚心動魄的巨大罪惡。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還記得，就是這堅守毛澤東極左路線的“二個凡是”，殘酷地絞殺和摧殘了當時在中國各個領域中已經滋生出來的新事物，許多年輕優秀的生命，最富有創造力的理性思維的英雄，在改革開放的前夜被悲慘地殺害了。
為什麼極權權力會將一種憨厚老實的平庸變為血腥的罪惡呢？因為，平庸使一個人眼界狹窄，就像接受空氣和陽光一樣接受著自己正好生存其中的小傳統，而缺乏任何對其加以反思的能力；平庸使一個人無法洞察和把握變化事物中的規律（變中之不變者），因此，總是緊張地想通過刻板的因循守舊來防止局面的失控；平庸使一個個體喪失了和其他心靈進行自由對話的能力，因此，有一種本能地將他人也變得僵滯刻板，將他人的心智幼兒化的傾向，通過這種方式來降低他人政治上的危險性，並使其便於被自己操控；同時，平庸的人總是將偶爾踩了自己雞眼的人看作世界上最大的惡棍，而將給予自己恩惠的看作聖人，因而，特別容易將自己政治上的敵人妖魔化，和將自己認同的政治傳統神聖化。
平庸在政治關係上體現出來的這些特徵，使平庸者一旦進入極權政治的傳統後，為了守住自己的權位和飯碗，而摧殘他人的權利，向人性宣戰時，更加沒有反思的焦慮和良知的負擔，從而使各種固守和打壓的行為變得更加堅定不移。長期的極左思潮下的道德灌輸，總是將一種基於無反思的忠誠的隨大流的平庸宣傳為最大的善，而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看到了這種平庸中的邪惡。正是這種平庸的邪惡，構成了新極權主義思潮的精神基礎。
綜上所述，三鹿毒奶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案例，來分析一個侵害所有人權益的反社會的利益共同體，在當下的制度環境中，究竟是如何結成的。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推銷假民主、假道德的內在邏輯和推銷假蛋白是如出一轍的，極權主義就是當下中國精神領域中的三聚氰氨，同時，也正是它使得一切制度化的售假行為成為可能。
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告誡我們，每個個體的利益都是分立的，一個個體對自身的利益和他者的利益在價值排序上是不同的，（比如，在三鹿事件中，對隱瞞真相的官員來說，他十分自然地將自己政治利益上的得失這一價值，排在不相識的嬰兒的生命價值之前），再加上沒有人能夠比一個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自身本真的痛苦和快樂之所在。因此，一種合乎正義的政治制度，應該將一個個體追求自身幸福所必備的那些帶有普遍性的基本條件，看作是一種權利，由國家的強制力加以保護。而在這些權利中，最最基本的就是一個個體言論自由的權利，不受任何他人和組織的強制，自由地說出自己的痛癢、夢想和追求的權利。
三鹿毒奶事件的發生，再次反證了自由主義的這一核心真理：一旦個人的最基本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當一個個人或組織擁有了如此絕對的權力，可以遮罩所有自己不喜歡的聲音，甚至能夠強制他人眾口一詞地發出自己想聽的聲音時，嚴重的人權災難的發生，就變得不可避免了。這一事件，同時也向我們昭示了，當下中國社會中，新極權主義思潮已經升溫到了十分危險的地步。
在許多年的時間裏，數以億計的中國人都渾然無知地通過牛奶和乳製品大量地飲入了三聚氰氨，這一事實是令人驚恐的，但是，更為令人驚悚的是，全體中國人，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將極權主義的“狼奶”，當作精神文明的瓊漿，加以暢飲。
目前，對毒奶的檢測和整治工作早已告一段落，這一事實說明，一旦蓋子被揭開，讓輿論自由地發揮作用，毒奶檢測和治理的技術方面的問題很快就迎刃而解了，並不構成真正的障礙。但是，各種假民主和假道德的極權主義的精神毒素依然在媒體中，在教科書裏，在課堂上------廣為傳播，時時刻刻地損害和扭曲著每個公民最核心的人格。
檢別假民主和假道德的工作，和檢別假蛋白相比，要艱巨和複雜得多。然而，和毒奶事件一樣，這種困難並非是純技術性的，關鍵問題是一隻巨大的權力之手在背後的全面操控。我們可以通過想像來作這麼一個思想實驗：假如整個在毒奶的生產和銷售中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在某一天突然掌握了絕對權力，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握有軍隊和員警，而且控制了全部的媒體，以及社科院、中科院等，結果會變得怎樣呢？顯然，它掌控的科學院將會得出“蛋白精”比普通的蛋白質有著無比的優越性的“科學論斷”，人們將世世代代地喝著毒奶，而不知其毒性。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令人驚悚的景象正是當下中國的寫照，整個中國社會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正處在一個權力集團一元化的絕對控制之下。它通過所有的媒體向人們發出一個眾口一詞的聲音：假民主（人民民主專政政體）和假道德（將黨的馴服工具當作道德楷模）比真民主（憲政民主政體）和真道德（真正地將所有的他者看作是擁有和自己完全對等的權利），有著無以倫比的優越性。而生活在這個體制中的人們，由於人性的弱點，一方面都是極權主義“毒奶”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幾乎每一個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又都是它的生產者、推銷者和合作者，從而，使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變得晦暗不明和模糊不堪。
就像從牛奶中檢測出三聚氰氨是食品檢驗師的工作一樣，不斷地從假民主和假道德中檢測出極權主義的毒素，則是一個真正的人文知識份子的責任。通過堅持不懈地對假民主和假道德的各種表現形式進行現象學意義上的本真的描述，讓人們對這些精神上的“三聚氰氨”對自身內在人格與個性的摧殘和瓦解作用，產生一種靜默如雷的感悟，這是撥亮整個民族已經晦暗不明的良知和理性，最終積累起擺脫極權主義的強健的精神力量的必由之路。然而，對當下中國的自由思想界來說, 這依然還是一個難以擔起的使命。
2008年9～12月初稿，2009年4月12日修改定稿
[1] 當然，能夠享受全面的特供服務的一小部分人除外。這兒的全面特供是指，除了牛奶和乳製品之外，所有含有乳製品的食物都必須是特供的。
[2] 筆者發現有的論者將三鹿事件和1858在紐約發生的牛奶中毒事件混為一談，以證明這是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參見林桂明編譯的《毒牛奶——中國其實在走美國的老路》，2008年10月4日，多維新聞網。）眾所周知，巴氏殺菌法是1860年代中期發明的，在制奶業中的普遍運用是在20世紀初之後，而在1850年代，世界上最發達的英國的平均壽命不到30歲，根據《資本論》介紹，當時工人的平均壽命不到20歲。另外，150前的美國政府是一個十分簡陋的無為而治的廉價的小政府，而當下的中國政府則是一個世界上最龐大和昂貴的無所不管的全能政府。也就是說不管是從食品衛生技術，還是從政府監管能力來看，巴氏殺菌法發明之前的150前的美國和當下的中國，都有著天壤之別。因此，在截然不同的技術、資訊、和管理環境下，發生的這二件事，就有著不同的性質，前者是由於技術和監管能力的不足，而後者則是在新極權主義的普遍氛圍下所發生的制度性的畸變。
[3] 從過去30年的GDP平均增長速度來看，中國不僅僅在20多個前計劃經濟的轉軌國家中是最快的，同時，也超過了印度、巴西等增長迅速的非轉軌的發展中國家。
[4] 所謂新極權主義，從理念上看，並沒有提出任何新東西，假如一定要說它新在哪里的話，那麼，通過組織建設和思想教育使黨的權力進入一切以前遺漏的社會角落的細緻性和嚴密性，恐怕構成了它的一大特色。筆者在此僅舉兩例：一是在拾荒流浪人員中建立黨支部，使以往和黨失去聯繫的拾荒人員重新恢復組織生活；二是最近在全國各高校等科研教育單位中，專門針對無黨派人士進行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內容的主題思想教育活動，並成立黨控制下的無黨派人士聯誼會，引導無黨派人士正確地參政議政，配合黨的各項中心工作。在這兒，我們看到了新極權主義無分貴賤親疏，誓將全體社會成員納入它的統籌之下的堅定的政治意志。
[5] 趙紫陽設想將党的權威限制在政治領域內，並且，在政治領域與經濟、學術、文藝、教育等社會性領域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使黨的權力從各種社會性領域中逐漸退出。假如說趙紫陽所試圖推行的是一種法治下的講規則的威權主義的話，那麼，江澤民的威權主義則具有更多的實用主義和不講規則的特徵，他的核心目的是維繫黨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常常會超越法治的規則，借助於黨的極權主義的餘威，但是，歸根結蒂，他的統治的主要興趣依然是威權主義的而不是極權主義的，他對通過強制性的思想灌輸將党的幹部和億萬人民教育成無私奉獻的“道德模範”缺乏興趣，或者他在內心深處認為這是荒謬的和不可能的。而新極權主義的統治興趣，則和趙紫陽試圖推行的改革正好相反，是讓黨的權力觸角重新進入因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所退出的各種領域。正由於新極權主義目前佔據著執政黨的主流，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推行兩個“凡是”的華國鋒死後能倍享哀榮，而對改革開放作出重要貢獻的趙紫陽則始終被視為危險的異端。
[6] 據中新網消息：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國慶前的一次講話中，就明確地把國有企業稱作“共和國的長子”。（資料來源：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1002/17385354635.shtml ）
[7] 國有石油寡頭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這種特權的典型例子，它既用價高質差的服務損害消費者的利益，又運用壟斷特權打壓民營企業，同時，還從國家那兒拿到巨額的財政補貼。國有壟斷企業的特權，在新極權主義時代不斷鞏固和擴大，成為損害市場秩序和效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8] 該新聞的原文為：“河北省委常委擴大會昨天下午同意石家莊市委的決定，免去田文華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職務，按照董事會章程及程式罷免田文華董事長職務，並解聘其總經理職務。”（資料來源：2008-09-17，新華網）
[9] 不僅僅將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而且將包含有集體、外資、私營的成份複雜的股份制企業都置於黨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許稱得上是新極權主義的一種“制度創新”。
[10] 事實上，即使是在事件爆發後，河北省的媒體除了發幾條新華社的通稿之外，依然保持沉默。
[11] 根據前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的分析，只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書記處和中宣部四個機構，才有權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做出決斷。但官方公開宣稱的是，石家莊市委在8月2日接到三鹿彙報後，一直到9月8日才向河北省委報告，因此，9月8日之前，党國的省級以上的高層決策機構對此事都毫不知情。然而，根據党國官員一貫的行事方式，遇有自己沒有直接責任的重大事故，會立即向上彙報，以撇清責任，實在沒有任何理由相信石家莊市委遇到如此重大的事故之後，會不向就在同一城市裏的河北省委彙報，更何況石家莊市委書記，本身就是河北省委常委。同時，有證據表明衛生部和國家安檢總局也決非在9月8日之前對事件毫不知情（證據將在後文中分析）。因此，有理由推測對毒奶粉不公開召回的決定，可能是由比石家莊市委地位更高的某個機構或個人做出的。
[12]控辯雙方都是人民，之所以要打官司，就是因為人民的利益發生了分裂和衝突，在這兒，不存在什麼抽象的總體主義的人民利益，只有處於衝突狀態的分立的個人（或法人）利益，法官只有根據法理和事實才可能找到這種利益衝突中的均衡點——正義，所以，“人民利益至高無上”的說法，除了為黨的專政權力辯護的作用之外，在具體指導法官判案時，可以說，是一句毫無意義的徹頭徹尾的廢話。
[13] 三鹿8月2日在給石家莊市政府的報告中寫道：“請政府加強媒體的管控和協調，給企業召回存在問題產品創造一個良好環境，避免此時炒作給社會造成一系列負面影響。” （資料來源：BBC中文網，2008-10-01）我們看到，這不是一般的企業向政府寫報告的方式，而是“嫡子”向“父親”陳情的方式，同時，也是在一個反社會的合謀結構中的一個參與者向另一個參與者（自己同夥）的說話方式。當企業以這種口吻向政府講話時，可以想見這裏面的共犯關係已結得多麼堅固和深厚。而我們所看到的，還僅僅只是冰山一角。
[14] 雖然，事後政府主導了一次集體性的賠償，但是，據大量的法律專業人士評論，這次賠償不管是從受賠者的範圍，還是受賠數額來看，相關企業依然遠遠沒有擔當起完全的賠償責任。而許多受害者想組織起來，繼續索賠時，則成為政府打壓的對象。
[15] 從鐵本案開始，已有不少民營企業家，僅僅因為沒有緊跟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而這些政策不少本身就是為了擴張國有壟斷企業，打擊民營企業而制定的），就在主管宏觀經濟的党國官員的批示下，被抓進了監獄。
[16] 具體論述請參見筆者在《災難在何種意義上才會促成國家的進步——對舉國體制和抗災文化的反思》一文中分析。
[17] 值得一提的是李長江和張慶黎都有較長時間在團的系統工作的背景。關於“團派”與思想僵化和語言“八股”之間的關係，我們已經在私下聽到了許多非正式的議論，但還缺乏正式的研究。團的系統和組成党國這架機器的其他部分一樣，曾經在裏面工作過的人，並不擁有一致的思想觀念和政見，因此，認為曾經在團的系統工作過的人都是“團派”無疑是不對的，在團的系統中，也曾經出現過不少党國中最正派和能幹的官員，（如胡耀邦、胡啟立等）。但是，越是到改革開放的後期，特別是近年來，團的系統中出來的幹部，和新極權主義之間確實產生出了越來越大的相關性。
導致這種政治現象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概括起來說，這主要是由於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於改革開放後，執政黨在政治哲學上的名實分離（具體論述可參見筆者《正名》一文）；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團的工作本身的性質造成的。
眾所周知，執政黨在改革開放後，一方面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又想維持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對全社會的總體主義的控制，而維持這樣的統治，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他們實在又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的更好的理由，於是，只好暫時採取打著“左”燈向“右”拐的策略。在党國內部，不同機構在這一策略中承擔著不同的分工，像經濟管理部門承擔的是向“右”拐的職能；團的系統和中宣部等意識形態部門則專門負責打“左”燈的工作。在一個實際上持續不斷地“右”轉的社會中，卻必須以堅定不移的態度專職地從事打“左”燈的工作，一種如此悖謬的生存處境，究竟會在這些黨務工作者的心靈上打下怎樣的烙印呢？
我們看到，對改革開放的主導者來說，他知道在這種“左”“右”分離的遊戲中的，什麼是虛，什麼是實，打“左”燈的分寸是什麼，以及如何根據現實形勢的變化來不斷地調整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口號。顯然，這對專門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官員構成了嚴峻的挑戰，然而，久而久之，他們終於學會了在名實分離的狀態下，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生存術，這種生存術的要點就是：全心全意地去領會和貫徹黨的當下指示的精神，絕不要去反思黨的政策的現實後果是什麼；絕不要去反思黨的具體政策和它宣稱自己信奉的政治哲學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絕不要去反思黨的這一個政策，和它的前一個政策之間是否存在矛盾。
對從事具體工作，特別是經濟管理工作的官員來說，對黨的政策的現實後果，不加考察和反思，幾乎就無法開展實際工作；而對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官員來說，幾乎只要進行一點獨立的理性思考，並將其體現在行為上，他就無法在党國體制內生存下來。在這兒，我們看到，即便是在中宣部和共青團之間，工作的特徵也有所不同。中宣部的任務是通過對外宣傳來維護黨的利益，因此，對從事這一工作的官員來說，他本身清醒地意識到什麼是事實，但對黨不利，所以必須加以掩蓋，什麼對党有利，因此，不存在也要將其創造出來，他身處在各種敏感的現實問題中，清醒地知道自己究竟出於什麼目的而必須系統地製造謊言和掩蓋真相。
而共青團的任務則是要系統地去塑造青年一代的價值觀，一邊是黨的名實分離的意識形態，另一邊則是資訊來源越來越多的青少年，任何一個自認為正派和有道德的人，如何可能在多年中，以一種嚴肅和積極的態度，去從事政治輔導員一類的工作，即用自相矛盾和變化不定的黨的觀念去塑造青年一代的思想呢？為了要使自己相信，這麼一種事實上純粹只是機械地服從黨的當下的政治意志的行為是莊嚴的和神聖的，惟一的辦法就是將黨徹底神化，將對党的信任和順服“昇華”為一種不受任何理性批判檢驗的，原教旨主義式的宗教信仰。
因此，我們看到，在黨的意識形態陷入嚴重分裂的狀態下，一個積極要求上進的團幹部，他在體制內的生存之道就是，始終以一種幼兒仰望父親的目光，仰望黨中央和党的領袖，他將自己的全部聰明才智，百分百地用在領會中央的精神和執行領袖的指示上，絕不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反思這些精神和指示中可能包含的疏漏，以及它們作用于現實時將會產生的真實後果。
一旦被党巨龍般控制著中國社會的力量所懾服，一旦對黨的崇拜“昇華”到無反思的原教旨主義狀態，他就再也看不到黨的矛盾、錯誤和罪惡，看到的只是党不斷地戰勝自己的敵人，從勝利走向勝利。這時，黨由於隨心所欲地改造中國社會所闖下的慘禍，反而變成了它具有偉大的能量，能夠從自己所犯下的任何最血腥的罪惡中擺脫出來，重新去創造歷史的證明。在這樣狀態下，這個團幹部所體會到的，就是作者在《在新的語境下重建我與党之間的孤兒母親關係——從“集結號” 看後極權主義的藝術創新》一文中所分析那樣，他感到主宰自己命運的最本質的關係，就是脆弱的個體和巨龍般強大的黨組織的關係，不管這條巨龍是對是錯，是向東還是向西，最重要的是要不惜一切代價，克服自我，投身到這條巨龍中去，和這條巨龍融為一體，分享它的權力和榮耀。
所以，這樣一個典型的在党國體制內積極要求上進的團幹部，面對一個日漸開放的社會中產生的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毫不動心，在無數青年才俊如饑似渴地學習各種新的思想，培養自己新的情操時，他堅定不移地將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一遍一遍地反復研讀《人民日報》社論和凝神貫注地體會中央文件的精神上。他堅信，各種時髦的思潮最終都會像浮萍一樣被風刮走，惟有党才是永恆地決定著中國命運的磐石般的力量，和學習各種時髦的思潮相比，學會如何在黨的組織中生存，學會如何去把握變化中的黨的路線和精神，才是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
20多年來中國所走過的歷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這個團幹部的信念，中華民族一直無力擺脫党國體制。而這樣的團幹部則依憑自己無反思的絕對忠誠，順理成章地升遷到了党國體制的頂端。這時，就像他自己長期以來一直用幼兒仰望父親的目光仰望自己的上司和領袖那樣，現在，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和人民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自己。長期從事青少年思想工作的習慣，使他本能將党的幹部和全體人民都當作完全沒有任何獨立的理性思維能力的幼兒一樣來加以“教育”。
對党的無反思的忠誠，給他自己所帶來的政治上的輝煌成功，使他進一步產生了這樣的信念：那就是整個民族，就像他個人一樣，一刻也不能夠離開黨。而對黨的無反思的忠誠，則是人類所有感情中最美好和最神聖的。相反，所有將黨看作只是一個平庸的世俗政治組織，冷靜地分析党的行為的逐利本質和現實後果的理性目光，本質上都是異己的和令人不快的。所有這樣的，擁有相似情懷的人開始集結起來，他們將對黨的非理性的認同，看作是識別自己這個集團的核心標誌。將自己小集團的利益，悄悄地躲藏在他們高高舉起的自以為金光閃閃、威猛無比的黨的旗幟之下。
他們深信黨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堅信只要將自己個人的意志、小集團的意志和黨的意志合二為一，自己的身上就會散發出神聖的道德光輝，並且變得所向無敵。而所有認為黨的權力應該受到約束和限制，並試圖批評黨的政策和忤逆黨的意志的人，則被他們理所當然地看作應該用專政手段加以對待的邪惡的敵對勢力。
通過上面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在党國體制內積極要求上進的正派和審慎的團幹部，在後極權主義的生存環境下，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煉成新極權主義者的。
[18] “五毛黨”就是新極權主義面對網路時代的特徵，在輿論操縱上進行創新的產物。
[19] 像鄧小平和江澤民基本上都對用某種神聖和無私的理念去改造人們的靈魂缺乏興趣，有時，在私下裏他們甚至並不諱言，自己手中並不掌握可以去改造他人靈魂的神聖的思想武器。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誰也說不清；江澤民在接受華萊士採訪時，也說他現在已不再相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見共產主義的實現。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向人們暗示，在打著“左”燈向“右”拐時，究竟什麼是虛，什麼是實，什麼是表，什麼是裏。
[20] 在這一點上，我們也看到了，新極權主義和團幹部之間的某種天然聯繫。團的工作決定了，在其他部門用產出了多少GDP等經濟資料來考核它們的業績時，它只能用樹立了多少“道德模範”和“典型”來證明自己的業績。
[21] 在這兒，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幸福觀上的核心差異生動地體現了出來。自由主義認為歡樂是一種個人的具有自發性的內在情感，幸福必須以個體的人格上的自由作為不可缺少的前提。而信奉徹底的唯物主義的極權主義者則相信，人的幸福感和歡樂感完全可以像製造飛機、坦克一樣，被標準化地批量生產出來，不存在什麼基於個體人格的自主活動而產生的相互間不可通約的個人幸福，只存在標準化的和集體性的“人民的幸福”。相信一種無所不能的總體主義的權力，可以穩妥高效地人工生產出這種標準化和集體性的“人民的幸福”，構成了極權主義信念的最強音。
[22] 叔本華在《人生的智慧》中寫道，對一個個體來說，他的人生包含著三個層面上的存在：我是什麼？；我有什麼？；我在他人的眼裏顯現為什麼？我們發現，極權主義者以一種近乎神徑質的敏感，關切著第三個層面上的存在，關切著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究其原因在於，極權主義者從根本上失去了從內在性中為自己確立本真的價值的能力，因而，他將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存在，看作是自我的終極本質之所在。因此，他對自己的權力能夠控制的人，就千方百計強制他歌頌自己；對權力無法控制的人，就想方設法討好他，希望他對自己加以好評；假如自己極盡全力加以討好的人，依然批評自己，那麼就立刻翻臉將其看作是死敵。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將自己的核心精力用來經營“我是什麼”是高貴的，而用來經營“我在他人眼裏的存在是什麼”則是卑賤的。而這種精神上的卑賤性正是新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
[23] 比如根據新華網甘肅頻道９月２１日消息，蘭州大學第二醫院從今年3月到7月收治了16名嬰幼兒腎結石患者後，7月16日向甘肅省衛生廳彙報，當天衛生廳派人調查核實後，就向衛生部報告，但是，衛生部卻遲至8月28日才派人下去調查，如此拖延的原因，自然是要等到奧運結束後，才來處理如此今人不快的負面事件。另外，《南方週末》編輯在編輯手記上指，在今年七月，《南方週末》記者禾風，已經接到投訴，指三鹿奶粉導致不少嬰孩患腎結石，要求跟進，但礙於奧運期間，中宣部禁止各地傳媒報導有問題食品，有關報導未能刊登。
[24]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新極權主義所提出的“和諧社會”的理想，那就是只聽得見黨宣導的“主旋律”的聲音，聽不見任何雜音的社會。
[25] 胡對日本小男孩的回答，從其內容和真實相違背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一種欺人（因為，人們要是簡單地相信他的話，就會認為中國的主席真的是全國人民普選出來的）和自欺（在他明知道自己講的話，即刻就會成為新聞傳遍世界的情況下，一慣審慎的他，依然坦然地說出這番話來，說明他相信自己說的就是真實）；但是，從另一種角度，從党文化所一直提倡的忠誠和老實的視角來看，胡的回答又顯示出了一種盡乎可愛的老實。因為，面對一個八歲男孩的提問，任何一個稍有機巧的人都可以隨便應對過去，但是，胡卻老老實實地用黨的意識形態所給定的標準答案給了其認真和完整的回答，而完全沒有意識到，在不同的語境下，說出這番話所導致的巨大的荒謬感。（我們順便聯想到作為荒誕派劇作家出身的哈威爾對社會存在中的各種荒謬的敏銳的洞察力，而無反思地進入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則使一個體徹底喪失了洞察荒謬的能力。）
這種老實正是一個個體完全被體制格式化的結果，他將黨的需要，黨的意識形態看作是最高的真實，從而徹底喪失了用真實存在去反思黨的觀念的能力。在這兒，我們看到，一個從基層上來的党國幹部，和有背景的所謂“太子党”相比，只有通過更徹底地放棄任何個性，在一切細節上都完全將自己體制化的方式，才可能生存下來；同時，也看到了，一個人對党的忠誠、老實，和對真實的忠誠完全是二回事，相反，要做到前者，必須從根本上放棄探究真實的興趣。
耶穌的教導是：假如你失去自己的靈魂，而獲得了世界，又有什麼意義呢？！什麼時候，我們的青年一代能夠普遍領悟到這種扭曲自身個性適應極權體制的行為的慘痛性，並對此感到一種深切的悲憫和同情，同時真切地認識到自我生命中那些不可扭曲、讓渡和自我貶損的基本價值時，中華民族在精神上成熟到足以掙脫極權體制的時刻才會來臨。
[26] 極權政治的本質，就是一場不遺餘力的，一邊自我道德標榜，一邊對政治對手和他人進行道德抹黑的惡俗遊戲，誰在這場搶佔道德制高點的遊戲中稍一鬆懈，就有可能陷入身敗名裂的悲慘處境。在後極權政治的處境下，政治家的所謂溫和與文雅只是對這一遊戲的外觀的一種包裝，而絲毫沒有改變其惡俗的本質。党國總理的講話，顯示了其諳熟這一遊戲，不動聲色地搶佔道德制高點的精湛技藝。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這不僅僅是個人品格問題，個人在這兒完全成了體制的人格化的化身。我們永遠不能希望一個極權政府會坦誠和懇切地承認自己的罪錯，相反，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會始終振振有詞地去譴責和追究他人的道德罪錯。
[27] 順便提一句，溫的講話一出，網上就有帖子披露了現存的特供制度，指出在全國人民都受到毒奶傷害時，中南海的一小部分人則享用著安全的特供奶。
[28] 在這一點上，他們對“生存權”的理解，也和將“人權”解釋為“生存權”的共產黨掌權者完全一樣。
【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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