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人民的咆哮與抱怨
在本系列的3.4〈人性加民主：李耳的宗教革命〉一節中，涉及到了《詩經》裏兩首批判性作品，即出自西周貴族之手的《板》與《蕩》兩詩。由於此兩詩的經典性，“板”與“蕩”組合成的詞語也成了中國傳統政治中一個重要的描述性辭彙，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是也。
用現代話語來講，這個古典經驗是屬於體制內的。而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經典文獻之一的《詩經》，在更大程度上是一部平民作品，甚至有奴隸們的自由表達。
西周及稍前的商夏社會政治結構中，“平民”一詞多指既非奴隸又非貴族的自由民階層——城市的手工業者、農村有相當經濟權力的勞動者，以及因世襲制度而被邊緣化的貴族。代表性的人物有孔夫子與墨子，前者是邊緣化為平民的原貴族（周前之殷商封國宋的武士家庭）；後者是自食其力的手工業者，因收入頗豐乃可研讀書籍並創建自己的思想體系。
《詩經》中平民的批判性言論比比皆是，分散在《國風》部分，如人們所熟知的《碩鼠》一詩，在《國風•魏風》。另一首借老鼠形象來表達政治觀念的詩在《國風•鄘風》，稱曰《相鼠》。詩中憤怒情緒一看便知，其吼道：“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這樣大膽的言論，在今天言論自由大為稀缺的時代裏，多少有“污蔑、漫駡党和國家領導人”的嫌疑，或許是被定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的證據之一。不過，在先民時代裏，這樣的言論不但被允許，而且還被官方派出的采鐸之人（收集民間言論者）如實地記錄下來，成為官制經典《詩》（《詩》之為“經” 是後來漢代的事情）的一部分。“風俗”一詞出現，也是緣于《國風》採集中的觀察結果“風”之含義。
《詩經》裏散佈著人民的咆哮與抱怨，奴隸的聲音有幸納入其中，比如《式微》一詩載於《邶風》，其曰：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故，
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躬，
胡為乎泥中。
詩中的“式”是助詞，沒實際意義；“式微”之“微”是說日光衰微，天要黑的意思。“微君”之“微”，是“非”的意思，有今語“要不是……而如何”之意。全詩現代文譯如下：
天黑，天將黑，
有家何以不能歸？
是為君主故，
夜間沾露水！
天黑，天將黑，
有家何以不能還？
是為君主故，
爛泥滿身沾。
此等簡短而重複的咆哮，出自無休止地為君主從事無償勞動的奴隸之口，遠不像平民階層的批判那樣要講一些策略。當然，奴隸階層中的表達並不完全是激憤的，比方說女性的不滿則是以低聲的抱怨為情緒宣洩方式。《魏風•葛屐》一詩，即是如此。葛屐（音“巨”），是用葛繩編成了涼鞋。作者是貴族家裏的縫衣女奴，她以天冷了自己仍腳穿涼鞋與給女主人做成華衣為對比，表達了自己的不滿，今譯為：
一雙破舊的葛涼鞋，
你要陪我迎來滿地的寒霜。
纖細的弱手，
還要縫製衣裳。
提著衣領和衣帶，
等女主人試穿身上。
衣服得體她高興，
翩然向左轉，
隨手又戴上象牙簪。
此人心真窄，
我寫詩來批判。
《詩經》中所具有的言論自由特質對後世的影響十分重大，就《葛屐》一詩來講，人們不難聯想到後世的成語“為人作嫁衣”。它出自晚唐詩人秦韜玉《貧女》，該詩後半闕雲：“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畫鬥長。苦恨年年壓金錢，為他人做嫁衣裳。”
至於說到《式微》一詩，且不論“式微”一詞已經固化為今用古語（如“板蕩”之用），就看它對後世恤民文人、官員的影響都十分大，比如晚唐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秦國滅亡的原因就是不愛惜歸降的人民，民力浪費到了極端：“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再比如元代的張養浩在《潼關懷古》一曲中，面對“萬間宮闕都做了土”的舊時秦墟，悲歎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詩經》裏人民的咆哮與抱怨遠不止于對後世文人的影響，因其相對通俗之故，大大地影響了平民中低知識水準但個體閱歷豐富的人物。西漢的創立者劉邦是為顯明的一例，儘管現有歷史文獻尚不能直接證明此中的邏輯結果，但可供觀察的鏈結點至少有兩點：
其一，劉邦晚年創作的《大風歌》，格式上與《召南•騶虞》、《王風•采葛》及《檜風•素冠》一致，即三句一段；在意境上引述的是《周頌•桓》的“保有厥土，于以四方”，此為“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原出處。
這點說明劉邦在少年和青年時代（生活在秦朝時），是很自然地從當地平民社會中習得了《詩經》之言論自由精神。
其二，劉邦本人雖然在執掌政權後沒能及時廢除秦朝惡法《禁書令》，但到了他兒子孝惠帝時，執政兩年多後即予廢除。
以上兩個歷史鏈結點有著它們的內在聯繫，即是說秦朝雖在禁書，但是無法消滅《詩經》內在的言論自由特質。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此做了總結：“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所帛故也。”即雲：秦可以燒掉竹書與帛書上書寫的詩篇，但卻燒不掉人們大腦中的記憶——詩篇容易背誦，就以口頭形式流傳下來。
劉邦，至少是言論自由口頭形式的受益者。
《詩經》作為經典文獻對既存體制的威脅性逐步被統治者們所認識，所以到東漢以後，政治人物的文獻如奏章、策論中對它的引述就變得很少。而兩漢此類文獻中所引頗多，比如西漢末期對王莽歌頌的奏章就多引《詩經》原句。在形式上，《詩經》在兩漢之後漸於湮滅，但精神脈流卻未曾中斷。明代中晚期的學術大家王世貞（1526-1590，約與海瑞同代）在《藝苑扈言》中說：“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而後有南曲。”[轉引自周良霄&顧菊英《元史》，P768，上海上民出版社2003年版]
在王世貞考察的文藝形式變化背後是《詩經》批判精神的不同形式的傳承，而之於本節開頭複引的《板》與《蕩》兩詩中的“罵（斥）天”之激憤表達，中國的女性話語權力亦得益於《詩經》自由精神。我們可以對兩位女性的言論進行比較：
其一是，東漢末的蔡文姬，她在《胡笳十八柏》裏斥問道：“為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為神有靈兮，何不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亟我越荒州？”
其二是，藝術經典裏的主人公，她是關漢卿在《竇娥冤》裏創作出來的人物。竇娥在被誣判罪處死前，怒駡道：“天呀，你不念賢愚枉為天！地呀，你不好歹何為地！辜負了這茫茫青山綠水。”
4.2強拆事件及後來的政變
《詩經》的自由表達本質不只是偏面的批評，對那些治國有方、與民為德的傑出統治者也是不吝讚賞的。而且，這類的讚賞不只是表現專門歌頌國家治德的《頌》類作品之中，在《國風》類中亦多見之，比如《周南》中有《甘棠》一詩，歌頌西周姬氏王朝家族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召公姬奭。姬奭與著名周公姬旦是同父異母弟兄，並與其兄姬分治國域，以輔佐幼侄成王。其治域之分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甘棠》之詩在西周歷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按《史記•燕召公世家》所記，雲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乃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詩。”詩的最後一闕（今譯）曰：
偉岸的甘棠呀，
你的風采依舊，
召伯曾在那裏逗留。
然而，召公在陝以西的治理並非如讚美詩篇所說的那樣好，在秩序化管理過程中出現了比較粗暴的行為。這類的情況被彙報到姬旦那裏，率軍東伐的姬旦在初步獲勝後，給侄子成王寫的彙報中附了一首詩，名曰《鴟鴞》（音“斥消”，貓頭鷹）。《史記•魯國公世家》稱為：“東土以集，周公歸報，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周公。”
現在分析，此詩之所以歸入《豳風》，確定是指發生姬周傳統治域的事情，儘管全詩是比喻體。
豳（音“彬”）是今陝西旬邑、彬縣一帶。周公旦寫此詩時，奪取天下的姬周集團正大興土木，建造宮殿[參見楊寬《西周史》，P65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不可避免地要與民眾利益發生衝突。當時，周之故地居住水準相當低，是“一種半地穴式居處，其底部曾經用火燒硬，如同制陶器一樣”。[仍見楊著《西周史》，P658]。
負責京城擴建與宮殿工程的正是召公姬奭。所以，當周公姬旦提出批評意見後，成王夾在了兩個叔叔的矛盾之中，而由於周公權重大，他沒敢表示不滿，即“未敢誚”之狀。
《鴟鴞》一詩應當是周之舊地人民所作，由周公（或派特務人員偵知後）轉錄，給了成王。但無論如何，尖銳的批評意見還是得到了表達。詩中抵抗貓頭鷹侵襲的母鳥是被強行拆遷的人民的喻體。其詩（今譯）曰：
貓頭鷹呀貓頭鷹，
你已經把我兒子吃掉，
不能再毀我的居巢。
我辛辛苦苦，
為養雛子已經病倒。
天尚未下雨，
我要趕緊採集桑根，
把門戶捆緊。
樹下的強盜，
有誰敢來入侵？
我手彎握有力，
可采茅草花。
再續乾草鋪鍋，
不惜喙角受挫，
只為捍衛我的生活。
我的羽毛已經稀落，
我的尾巴蕭蕭。
我巢穴垂危，
風雨撼得它飄飄搖搖，
我只剩下憤怒的哀嚎！
召公姬奭的真實歷史地位實際上是由這首詩來校正的，即《甘棠》的誇獎只講了這位偉人光明的一面，有失公允。而無論是貴族體制內的言論還是民眾的言論，乃至於周公姬旦借民間言論來警告成王以及對弟弟姬奭表示批評，它們都說明言論自由是影響古代政治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言論自由程度高，社會就健康，政治體系的續存性就強。姬周王朝延續八百年為中國歷史上最長者，確實與言論自由程度有關係。孔夫子推崇西周，對周公姬旦本人更是崇拜有加（久不夢見周公竟是他抑鬱症的標誌），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詩經》自由精神的影響。不過，他對《詩經》原體進行過大量刪削，一說（如儒家本論）削一千一百首而為305首的樣子，一說（如清代趙翼）削五百餘首為305首的樣子。孔夫子的重新編輯行為給後世造成了巨大創傷，被刪削的那部分永遠無法復原，只有幾首古逸詩在後人的猜測中添補上來。可以相信，如果被刪的部分能夠找出，人們會發現其批判力度遠比現在《詩經》體系更大，所表現的自由程度也更高。
儘管我們沒法證明《詩經》的自由精神對周朝一個最重大事件有著什麼程度上的影響，但完全可以推知：反對言論自由的政治絕對會失去合法性基礎，曆王止謗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案例。
周厲王名叫姬胡，是西周第十位君主。到他這裏，西統治已經進入了倒計時，其後僅有兩位君主即宣王和幽王。而在姬胡喪國與宣幽二王之間，出現一個對中國歷史影響頗深的政治過渡期。這個期間僅有14年，被稱為“共和時代”。
何謂共和？姬周集團的兩大家族分支周公家族與召公家族暫時掌管無主的國家，等待新君主的產生。如果以此原則推理，以“共和”（英譯為Republic）命名的中國國家應當是過渡形態。
姬胡是位暴虐的君主，體制內諫議人士引用《詩經》文獻警告他要遵守祖宗傳下來的民本政治原則——《詩經•周頌•思文》有雲：“立我烝民，莫匪爾報。”但是，姬胡聽不進勸解。體制內的不滿很快與人民的不滿匯合。世襲的國家支柱政治家系的一位召公聽取了民間言論後，對厲王說：“民不堪命矣！”——老百姓的負擔太重，幾乎無法執行紛繁的政令。姬胡發怒，找來衛國的巫術專業人士到中央效力，專司監督人民言論的職責。在監督（偵聽）過程中殺了不少敢言的平民與奴隸。高壓導致了自由言論的消失（所謂“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但人民正在醞釀政變的機會。召公看出苗頭，再次警示姬胡，告訴他防民之口猶如堵山川那樣愚蠢。後來的局面證實了召公警示的正確性——人民隱忍了三年，發動首都暴動，“乃相與畔，共襲厲王”。
姬胡倉皇出逃，到彘地（今山西霍縣）隱藏起來。在那裏，他度過了14個春秋，死掉了。這14年，國政由周召二人共同主持，號曰“共和”。
4.3謠諺（上）：反抗者的暗器
中國古代的“謠”字與現代語中“謠言”的“謠”有很大區別，在前者，主要指不用樂器配合的歌唱。在後者，則是體制內言論鬥爭的手段，是借用前者之意的結果，如屈原在飽受自己與楚懷王之後鄭袖有曖昧關係傳言的困擾後，在《離騷》中寫下“謠諑謂餘善淫”句子。此為後世“謠言”之意的初始。
“謠”與“歌”相結合即比較中性化的“歌謠”則早出於《詩經》，《魏風•園有桃》有“我歌且謠”之句。
至於“諺”則是完全中性化的“謠言”，多與民俗有關。如《老子》中所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未”，又如《史記•李廣傳》有“桃李不意，下自成蹊”，均出自時代諺語。
謠諺合一，則具有相當的政治性。其政治性色彩很可能早於《詩經》之為“經”，或者說孔夫子在編纂《詩經》時，將“謠”部分給刪去了。如東漢王充在《論衡•感虛篇》中引述了堯帝時代的擊壤歌，對堯之功績表示輕蔑。
擊壤，是一種遠古遊戲：把一塊木片放在地上，在規定的距離外，用另一塊木片去投擲它，投中的得勝。不過，這種遊戲是否存在於是歷史，換言之，是否為王充為論述而編造了一歷史歌謠，也未為可知。但是，較于孔夫子重手刪削古詩，王充所引很可能出自某倖存的文獻。
《擊壤歌》曰：“日出而用，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最後一句說，“你堯帝的功德，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西晉時，皇甫謐將“堯何等力”改為“帝力于我何有哉”）
放下過於細緻的歷史考證暫且不論，透過謠諺的神秘性心理作用，歷史上的反抗者找到了有力的反抗武器。中國第一個強盛而統一的非家族政治王朝——秦朝的滅亡，兩則謠諺的衝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第一個衝擊是儒家學者兼官員發現或編造的“亡秦者胡也”的讖言“，第二個是農民反抗者陳勝吳廣的神秘化操作，即”大楚興，陳勝王“的口號散佈。
亡秦讖言之現是秦始皇統治第三十二年的事情，到此時，秦始皇還是一個文化相容者。秦時置博士官，能精通諸子百家（之一門）、詩賦、方技、術數的各類學者均可充任。這說明：一方面儒家之學並未被排斥，另一方面，《詩經》的影響仍然很大。但是，此時的入仕之儒已經墮落（如盧生“以鬼神事”），追逐名利，陷入權鬥漩渦。因此，由於後來的政治上無知（如淳於越諫言恢復分封制）與期詐（如盧生與侯生卷財而逃），導致了焚書與坑儒的兩個政治悲劇。
“亡秦者胡也”的讖言導致了秦始皇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以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帶）”。這為日後的匈奴與漢朝的緊張關係打下了伏筆。
總的來看，“亡秦者胡也”的謠言很可出自儒家一系對秦始皇政治的不滿，他們編造了這麼一個謠言，因為他們作為一個對古典文獻有深入研究並能利用發揮的學術體系，完全明白謠諺的政治作用。當然，重新揭示秦政與儒學的關係並不是為了給暴政“平反”，而是力圖說明儒家的墮落對歷史的影響。特別應當說明的是，秦朝預定的第一個接班人是反對鎮壓儒生政策的。扶蘇諫其父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扶蘇隨後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秦朝也中斷了一位明智接班人的前途。其實，在孔夫子的本意上，儒家是不能從事“鬼神事”之類活動的。因此說，盧生的入海求仙及奏聞“亡秦者胡也”的讖言，已經違背了其祖師的初衷。這一現象雖未被納入荀子後來批判的“賤儒”行為，但足以說明歷史上“儒分為八”的事實至少是“儒分為九”——有鬼神一派。
關於“大楚興，陳勝王”的歷史性影響，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民間秘密反抗的最偉大的基因。它的神秘性在歷史流變中又逐漸吸入了宗教因素。給東漢王朝造成致命打擊的黃巾軍的秘密反抗就帶有非常強烈的宗教色彩，他們散佈謠諺說：“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在中國以後的歷史中，這種反抗形式屢屢出現，可稍做俯拾者，如北宋方臘的“吃菜事魔教”、元末的紅巾軍、清晚期的太平天國。
4.4謠諺（下）：腐敗政治的速描
在中國歷史上，人民的言論自由其不易的表達工具是謠諺，儘管有些判斷有失準確。只要是一個統治秩序裏負向政治謠諺盛行，那麼它就離滅亡不遠了。或者說，這個統治體系基本上處於“活死人”狀態：其一，意識形態全面失效，公信力極低；其二，權力階層無恥亦無知，妄行窳政而不悟。面對此狀，人民也有無奈的心情：一方面，他們盼望重大的政治改革出現，以刷新政治；另一方面，腐敗擊碎了任何真正改革的可能，人民只有與腐敗集團一起捲入社會災難的洪流。後者是前揭所引張養潔所的“亡，也百姓苦”的可悲之狀。
為了反抗腐敗，表達內心不滿，人民對腐敗給出了最及時的語言勾畫。換言之，人民批判腐敗的謠諺就是對腐敗政治的速描。最好的速描當然是《詩經》中老鼠作為腐敗喻體的表達，如《碩鼠》與《相鼠》之說。就純謠諺化方向來看，兩漢時代是民眾表達的盛期。也正是體制內的頂尖級精英分子因此熟知民情，他們才以與腐敗劃清界限的方式來為自己積累無形資產，儘管他們被歷史描述為“篡弑者”。
前一個是王莽，他刻意簡約，以便與自己出身的王氏外戚勳貴集團實質分手；後一個是曹操，在東漢後期腐敗盛行之際，他敢於以殺威棒的形式在首都打擊宦官勢力。不過，在奪權者的道路上，前一個失敗了而後一個成功了。
王莽父輩們的腐敗引起了人民的高度不滿，首都長安的民謠說：“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台西白虎。”[參見班固著《漢書》卷八十九《元後傳》，P4018，中華書局1962年豎排繁體版]此中的“曲陽”是指王莽的叔叔、曲陽侯王根。“高都”是一條河名，流入長安，王根占水，引入新修建築群，是仿帝王之制。“外杜”是首都郊外的杜陵一帶的地皮，時價一畝一金，是最昂貴的土地。
憤怒而無奈的人民出了兩個細節上的錯誤：第一，王根並沒有“壞決高都”的非法引水行為，倒是王氏外戚家族的另一位顯赫人物、成都侯王商（王莽的另一個叔叔）鑿壞皇宮的大牆，將宮內河水引出來灌入私家花園；第二，杜陵地價雖貴，但因遠離長安城中心，無論王根還是王商還沒能力如秦始皇那樣建設綿延數十裏的宮殿群。不過，在長安城內大建宅第更要強拆人民居所，這種“貓頭鷹行為”遠無法與西周初年的召公姬奭的相應行為相比，畢竟姬奭修的是國家城池而非私人宅第。
腐敗集團的豪宅建成，國家的道德形象敗壞了；權貴集團為擁有氣派的私人宅第而沾沾自喜，草民百姓為受剝奪而咬牙切齒。
歷史到了東漢末年，又一次重寫——而且它在專制主義制度下一直如此！
在曹操即將興起的時候，腐敗集團掌握了國家最高權力，皇帝只不過是該集團的一個小小走卒。對於倒數第三位的皇帝桓帝的“當選”，人民予以諷刺並預言下一個“當選”者的背景更加腐敗。他們說：“城上鳥，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公卿怒。”[參見範曄著《後漢書》志十三《謠》，P1445，嶽麓書社1994年版]
範曄對這首有晦有明、曲折難懂的民謠解釋為“案此皆為貪政也”。尤其第一句，是為“人主多聚斂者”。對於後半部分的核心“河間姹女”，後來人才知道它是預測桓帝的接班人靈帝受控于腐敗分子、其母永樂太后。更為嚴重的是，對於靈帝的賣官斂錢行為，人們有怨氣，想擊鼓警示與朝臣一辯，但這樣的反腐敗行為被公卿重臣給打壓了。
腐敗越烈，政治鎮壓越強——人民謠諺的預測性竟然如此準確！
腐敗，必然產生政治上的不要臉，哪怕是異族統治滅亡了華夏漢緒而施以夷狄之治。元朝的人民沒有兩漢那麼嚴肅，他們對貪腐現象特別是亂收費現象，予以調侃。這樣的調侃實際上遠比元曲中竇娥“罵（斥）天”更有批判力量，民謠有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烏天黑地，官吏都卻歡天喜地，百姓去啼天哭地。”又有曰，“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參見前引《元史》，P611]
官的賊化，是腐敗的必然結局，也是政治高壓的內在動力，更亡國滅祚的前兆！
（《自由聖火》首發 轉載請注明出處並保持完整）
-f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