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台灣多元文化現象是經歷長達將近400年移民與殖民歷史演變的結果，演變過程涉及離散、族裔、認同生產及混雜過程，形塑了台灣多元文化的現況與問題。自日本殖民後(1895)，台灣的現代化進程隨著殖民政權與全球文化逐漸全面接軌，與本土文化產生了更劇烈的衝折、交融與合作現象，因此台灣的語言、宗教、族裔、社群、傳統文化及經濟活動等類目，呈現多元易變的不確定性質。在南部的高雄縣內，光是登記有案的宗教團體與場所就有1256處，平均每鄉鎮有40間，其中較為強勢的信仰為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貫道、巫宗信仰等等，各擁信眾卻缺乏交流與連結。
多元文化主義或文化多樣化肯定人類文明中各種群體、社會的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正如同自然界物種的多樣性，是人類共同的遺產，透過文化多元主義實踐，保障所有的公民平等參與，建構和平交往，凝聚認同與共識，使疆域內外的族群與文化能夠同時存在，進而達到群體信仰與平等尊重的文化，但多元文化主義在長期被殖民的空間，離散與混雜的社會，經常存在著一個強勢的主導文化，離散與混雜的結果仍傾向於肯定舊有的牢固的，先於多元而存在的「文化」，雖然霸權文化被稀釋，但也使它不可能被解構。
自1985年國民黨宣佈解嚴後，本土性自主與民主化運動產生了波瀾壯觀的社會能量，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巨變，民進黨自2000年到2008年成為第一個本土性政黨，2008卻又重回國民黨的執政，近十多年的政治輪迴，台灣社會仍處於殖民結構的國家機器體系中，不過主流優勢文化改變了他們操控及宰制的方法及位置，因此無法處理台灣文化中主/客體、高級/低級、優/劣、自我/他者的對立狀況，繼續殘存於台灣社會文化的不平等、階層與對立情境，造成文化差異平等性的困境，也妨礙了經由共識而產生的認同，雖然許多人肯定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化現象，肯定台灣現代化過程中的全球性接軌，但民主選舉不但沒有完全召喚多數人民在深根蒂固的殖民結構中的覺醒，並以絕對多數的社會行動消除殖民文化的掌握。同時，臺灣隨著殖民與全球化現象，全面接納現代化的影響，雖然在20世紀末本土政黨取得執政權，但在文化上仍缺乏自主的差異性主體，也無法生產具有本土經濟的抗衡力量，儼如資本主義消費市場型態與文化帝國的馴服疆域。因此台灣社會的權力結構呈現內部與外部的多元對立現象，臺灣的主體相對於中國的大一統思想與殖民勢力，再加上全球強勢文化的涵化作用，形成矛盾又複雜的多元。
國民黨執政後，台灣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提出批判的論述可分成不同階段和不同論點，以時間的順序來看其代表人物，有殷海光、柏楊、林濁水、黃文雄、李筱峰、李喬和曾貴海等人。殷海光和柏楊的批判論述文本在解嚴前完成，後五位則是本省籍的知識精英，其中黃文雄長期居留日本。殷海光和柏楊兩人對中國文化批判論述的焦點與論述主題有所區別。殷海光著重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解構及現代性的肯定，柏楊則以中國歷史的正相呈現作為反寫與顛覆的題材，殷海光強調個人自由主義與人權，柏楊則肯定中國文化中大一統的終極價值。殷海光與柏楊的論述不涉及台灣主體及對於中國文化殖民的抵制辯證，其餘的論述者皆站在台灣主體論述與文化歷史批判的雙重位置。
在臺灣許多對中國文化懷有孺慕與信仰情懷者，在西方或東方混融的論證中，出現了論述與行為的矛盾，他們的社會實踐成為自己論述的反證與逆寫，這是台灣某些文化知識份子的「體用」分裂現象，也是「不在場存在」的離散意識，不願承認自己在台灣的存在主體。殷海光(1919-1969 )在《中國文化的展望》這本著作中，對中國文化的基線與激辯提出精闢的反省與批判，他認為:1.儒家思想是統治基礎的父權意識2.以我族為中心的排外型天朝思想3.深根蒂固的階層與人的物化，而現代中國及台灣與古代中國的文化差異只是西裝與古裝的差別。柏楊(1920-2008)除了將《資治通鑑》文本譯成現代白話文外，也出版了《中國人史綱》，它對台灣知識分子極具影響力。白話資治通鑑映照了被乎略的中國歷史知識，而中國人史綱則對中國封建階級社會極權統治的蠻橫與殘酷提出了具有強度與深度的批判。林濁水在1991年10月出版五冊文本，收集了他在1990年代的論述、講稿與評論，分析國民黨所宣稱的台灣人為漢人的虛構血統，探討國民黨統治結構，進一步提出了共和制憲及獨立建國的主體論述，被公認為台獨理論大師，他的論述是從1979美麗島事件到解嚴前後，比較完整的台灣主體論述，其中涉及的文化論述比較薄弱，對政治與歷史的詮釋著墨較多。李筱峰的著作大都以歷史的重寫、逆寫和反寫為基論，提出了比台灣為主體的詮釋史觀，強化了抵抗運動的歷史視野和台灣意識，從歷史的微觀到大歷史的敘事，顛覆統治官方和殖民統治神話假相。
黃文雄以大量的文獻、資料，出版了大量及廣泛的中國文化及政經批判，呈現了台灣知識份子透過系譜學的建構，彰顯被壓制的知識，顛覆和抵抗霸權文化，是中國文化批判論述中，最具代表性的知識份子。在大量的文本中，他也以《臺灣人的價值觀》一書，針對台灣人種種精神內部的上層結構提出了自我的反省與批判，他認為台灣移民所承載的漢文化思想就是儒教體系，這種體系既矛盾又微妙的聯結了國民黨的統治思想。但他仍然對台灣人價值觀中的坦誠與直接的性格、為存活的打拼精神，充滿戰鬥性與開創性的冒險精神加以肯定，他對漂浮在台灣社會各種階層與角落的漢文化幽靈，充滿憂慮。李喬則以台灣歷史中的典範人物與抵抗敘述做為建構台灣主體的抵抗論述。曾貴海則探討殖民控機制的反饋輪迴狀況，對全景樓觀的宰制體系，提出更強烈的批判與論述。
臺灣在殖民與現代化過程中，被迫聯結了全球的空間，因此很快的融入全球化的體系內，在20世紀末全球的共同空間內，台灣毫無抵抗力的接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去除了本來就不是國家的「準國家疆界」，台灣的資本產業與文化被導向資本主義市場的獵場，連帶消除了台灣與中國的固定疆界，對文化多元性及主體性造成衝擊，甚至可能把疆域內的文化多元差異抹平，產生了台灣史上最嚴峻的挑戰和試煉。因此台灣內部與外部在21世紀初面臨了更複雜艱困的文化情境，認同的生產與共識必須更嚴酷的面對深根蒂固的殖民文化與全球化，外部也必須面對全球化與中國擴張的影響，因此臺灣做為東方「國家」的差異個體的存在，必須透過多元文化的平等尊重，凝聚主體與本土的認同，進而產生國家意識，才能抵抗逐漸失去疆域的邊緣化現象。相對的，文化的多元性也是台灣病症的病灶，在正向與逆向的衝突與合作過程，台灣仍然處於一種不確定的文化危機狀態。
台灣必須徹底解除殖民文化透過國家機器所建置的管控與文化複製，生產台灣認同的社會能量與實踐，逐步建構平等尊重的多元性文化，才能在歷史洪流中不被沖毀，因此，建構一個東方國家中的差異性存在，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範例，這種具有主體的差異性存在，才是台灣存在的真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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